二 社会融合的中观理论（群体层面）

社会融合的中观理论直接来源于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现实民族融合经验的研究，关注点是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社会融合的中观理论主要关注移民与本地居民（群体层面）现实的互动经验，并探讨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根据移民的融合结果可以将社会融合的中观理论分为两种模式：同化模式和多元化模式。其中前者认为，移民在迁入地将以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为目标而融入迁入地社会中去，而后者则强调各种族群体或移民群体可以保持自身的文化特征，因而不必以主流社会为最终融合结果。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美国早期民族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生成理论、弱势群体理论、移民融合的权力与冲突理论、直线融合与曲线融合理论、区隔融合理论与融合异质性理论和族群分层理论。

（一）美国早期民族理论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汹涌澎湃的移民大潮构成了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移民融合与实践，也形成了对移民融合的多种认识。美国早期民族理论离不开丰厚的历史土壤，在早期的移民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和熔炉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就是强调美国的移民融合实践将最终统一于美利坚民族，不同点在于盎格鲁一致性理论认为美国社会将来的主导范式是英国文化、英国体制，而熔炉理论则倾向于认为美国移民将融合成为一个独特、全新的民族，美国将拥有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熔炉理论和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对于理解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很重要，这不仅在于其现实的民族融合经验对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有直接的指导性意义，而且为我们确立社会融合的价值观以及最终融合取向奠定了基础。

1．盎格鲁一致性理论

戈登认为，盎格鲁一致性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涵盖了迁移和同化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假定有必要保留（经美国革命修正过的）英国的体制、英语以及英国取向的文化模式，并使之在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并成为规范。该理论认为在美国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其文化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而美国中的移民及移民母国的文化则为次等民族和次要文化。这种理论强调移民在与美国主流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将全盘接受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最优秀的种族群体（钱皓，2003）。不言而喻，盎格鲁一致性理论是早期美国尤其是独立战争前后，盎格鲁民族成为人口众多又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反映，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和大量东南欧、亚洲移民迁入美国，美国社会民族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理论便不再受到追捧，熔炉理论随之兴起。

2．熔炉理论

熔炉理论的核心是认为美国是一个社会大熔炉，来自不同种族的人群将在美国这片独特的土地上融合成一个新人种，各民族的文化也会被融合成美国文化。对熔炉理论思想最早进行描述的是法裔美国学者克莱维科，他在《一位美国农民的来信》中写道：“他或是一位欧洲人……他将祖先的偏见与习惯抛之脑后，而在他所奉行的新的生活方式中重新接受新的观念和规范……通过在雄壮的国歌气氛中他被接受成为一个美国人。这里，来自所有民族的个体都被融进了一个新的人种。”（马戎，1997）克莱维科等早期学者虽然提出要实现民族的融合，但其针对的民族还主要是欧洲民族。美国著名的思想家爱默生则在克莱维科的思想基础上有了很大突破，他所谈的熔炉更具有包容性，不但包括所有白人，也包括了黑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伍斌，2013）。对熔炉理论较早进行学术研究和阐发的是美国学者特纳，在其著名的论文《美国历史上边区的意义》一文中，他系统地阐释了“边疆熔炉理论”。这一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塑造美国体制和美国民主的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任何一种形式的欧洲传统，也不是来自东海岸城市的约束力，而是来自于边界不断变动而且五彩斑斓的西部地区所产生的经验。”（马戎，1997）简言之，美国西部的移民融合塑造了美国的文化，特纳认为美国西部移民的融合过程经历了相遇、冲突、竞争、妥协、一体化五个阶段，在竞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民主意识和合作精神最终融入各个民族的思想之中，促使美国社会一起走向一个新的共同体。将熔炉思想大众化、普及化的是剧作家以色列·张维尔，其戏剧《熔炉》以熔炉思想为原型在美国上映，并获得巨大成功，大熔炉思想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时髦名词。

（二）社会同化理论

社会同化理论是美国早期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延续，其代表性人物是帕克和戈登。帕克在其著作《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指出，所谓社会同化指的是“民族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占据共同的地域，获得一种文化一致性，这种文化一致性至少足以维持一个国家的存在。这个或这些过程即称之为同化”（马戎，1997）。帕克借鉴人文生态学的观点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过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四个阶段。相遇是不同族群最初阶段的接触，这一阶段的接触之后便进入竞争期，它是一个伴随着个人在新环境中安身而出现的过程，在此期间，少数族群人口与本地居民在诸如职业、居住空间和政治代理人等资源方面展开竞争。随后进入不稳定的适应阶段，适应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此阶段移民被迫改变和适应新的环境。虽然各群体之间仍旧存在竞争性关系，但各群体可以接受彼此的差异，社会关系开始组织起来，最后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同化开始出现（胡锦山，2008）。除此以外，帕克还特别强调了移民社区和报刊对促进移民社会同化的影响，移民社区为新来者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基本必需，提供了就业机会，提供了教堂、互助会、银行和报纸等生活辅助设施，这些机制有助于稳定移民的生活，培养移民的身份，从而构建了移民连接过去经历和现在新环境之间的一个良好的过渡性平台。报刊则通过宣传美国主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为移民了解美国生活，尽快融入社会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对社会同化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是戈登，他在总结前人研究社会同化概念的种种角度之后，在《同化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衡量美国族群同化关系的7个变量（马戎，1997）：文化或行为同化（把文化模式变为主社会的文化模式）、社会结构同化即实质性的社会结构的相互渗入（在基层群体层次上，大规模进入东道主社会的小群体、俱乐部、机构）、婚姻同化（大规模的族际通婚）、身份认同的同化（发展完全基于东道主社会的民族意识）、态度接受同化（族群之间消除偏见）、行为接受同化（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世俗生活的同化（族群之间消除价值冲突和权力冲突）。这是在社会学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衡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对于研究美国的族群融合问题，理解和描述个体与族群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过程提供了较好的途径。戈登继续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提出了以下三个假设（马戎，1997）:①在主要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接触过程中，将首先发生文化适应和文化同化；②文化同化可能在其他类型的同化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出现，但这一过程可能是无限期的；③如果结构同化发生，那么所有其他类型的同化将接踵而至。

相比于早期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的发展在于细致地揭示了移民融合的模式、过程、因素、阶段，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移民融合的指标体系，考察了移民融合各维度的先后顺序，这对于开展社会融合的定量研究至关重要。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来说，这一理论对于考察其社会融合过程的要素和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但是，无论是熔炉理论还是同化理论，这两种理论的根本价值取向都在于把同化过程看作是美国化的过程，“同化的过程就是少数族群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接受主流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马雪峰，2007）。同化论学者们深信，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族群互动交往频率的加快、文化传媒的普及，族群融合不可避免。从现实中看，各个族群之间在文化上确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同化现象，不同族群之间的生活方式也开始趋同，但是，族群之间的边界依然存在，族群差异依然存在。二战结束以后直到现在，各个国家族群之间冲突不断，因此而产生的社会骚乱频起，在这种背景下，同化理论对现实解释乏力，在对同化理论的批评中，文化多元主义兴起。

（三）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在时间长河之中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虽然时间不断向前推移，但是不同的文化可以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因此该理论强调，在社会中不同文化群体都始终保持着对本群体、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社会也为各种文化的和睦共处提供了条件。文化多元主义起源于移民对新国家、新社会、新环境的基本要求，在这个社会中他们能用熟悉的口语进行交流，维持熟悉的组织机构。这样的发展，也符合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以共同面对陌生而且常常充满敌意的环境的不确定性这样一种必要的需求。因此，文化多元主义一开始就和移民的社会现实处境紧紧相关联（马戎，1997）。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哈里斯·卡伦在《国家》杂志《民主和熔炉》一栏发表了对美国移民融合的不同看法，在文章中卡伦反对熔炉理论、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性和作为理想理论模型的有用性，他发现：事实上每一个群体都有保留他们自己语言、宗教、公共制度和祖先文化的倾向。美国不同的民族群体在特定的地域内建立在不同文化基础之上的相互协调一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是多样性文化之间合作的联邦，是各民族文化的联盟。后来，卡伦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集成一册书，在书的序言里，他正式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一概念。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后来被另一位移民作家路易斯·亚当麦克继续加以阐发。他借用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的诗句来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理论的意义。他的目的是唤醒美国人的意识，要让他们意识到美国人今天所拥有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民族，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他认为移民的后代应该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骄傲（钱皓，2003）。

1981年戈登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和“集体的多元主义”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在他对美国现实的新认识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社会今天已经面临着“新的困境”，美国人在价值观念上的冲突来自两个方面，两方面都声称从标准道德和宗教体系中获得了好的信条，其中一方强调的是待遇平等和个人精英教育的原则，另一方则强调群体应当对过去时代的不公正做出集体性的补偿。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追求不应受到族群身份以任何形式施加的影响，它并不促进族群隔离，但也不去推动族群融合；集体主义的多元主义正式承认了种族与族群身份的意义（马戎，2004）, “政治权力和经济收益按照某种公式进行分配，以族群权利为出发点，并把族群成员身份视作决定个人所获成果的重要因素”（Gordon, 1981）。他认为如果没有“集体的多元主义”，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就是虚假的，并会使每个人目前的社会地位固定化。针对这一观点，Yinger和Milton J.（1986）提出了不同于戈登的第三种多元主义，即“补救的多元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对少数族群的长期优惠政策，使少数群体成员逐步提高竞争能力，从而能够最终实施“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这样就可以把美国社会的两个原则（自由与平等）结合起来了（马戎，2004）。

与熔炉理论和同化理论相比，文化多元主义开辟了探讨移民群体融合目标和融合方向的另一条途径。这一理论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互动中保持下来，并能够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和独特性；同时这一理论也强调不同民族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价值与贡献，反对任何轻视某一文化的做法与态度；最后，这一理论还强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展。文化多元主义对于思考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目标和融合方向启发很大，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在制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政策时是要以本地居民为融合的最终目标，还是要保持流动人口自身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和价值信仰，要如何看待流动人口群体自身及其文化对城市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又要如何去引导流动人口融入于城市文化的整个过程？总之，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开辟了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另一个框架和研究思路。

（四）文化生成理论

1963年，美国民族问题理论家格雷泽和莫伊尼汉发表了《熔炉之外》一书，在本书中他们使用“文化生成”来解释移民的文化以及美国文化的生成状况与过程。格雷泽和莫伊尼汉在糅合“熔炉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三点看法：一是“熔炉”过程并没有发生；二是美国各移民集团的同化也不是一个单向性的过程；三是美国的民族性目前依然处在形成阶段（Glazer & Moynihan, 1963）。在论述美国各移民集团的同化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时，他们认为美国文化和移民文化是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共同发展的，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历程中发生了变化，但美国社会和文化在与移民文化的“碰撞”中也发生了变化。移民的变化使之更适应美国社会的环境，而美国社会的变化又为移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文化生成理论还强调了美国的民族性和文化依然在形成的事实，他们认为美国的文化在不断地流动、演进和生成，这一过程是一个循环不止的过程。格雷泽和莫伊尼汉还探讨了“族裔认同”对美国移民社会融入过程的作用。他们发现，随着移民在居住国停留时间越来越久，在认同母国文化传统的同时，这些移民逐渐难以隔离同居住国的联系，因此对居住国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单向认同变成了双向认同，对自己民族的认同变成了对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认同，一种共同的民族性开始出现。钱皓（2003）认为，文化生成理论相对于前三种民族理论而言，它没有盎格鲁一致理论的“文化宗主”理念，摈弃了熔炉理论、同化理论的“唯美国主义”的单向性同化模式，避开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和平分居”的非理性观念。其理论的最大突破点在于：①认识到“民族性”在各族裔集团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共同民族性”之下的“族裔认同”; ②强调文化生成过程中的“延续性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价值观的改变、社会标准化的改动和生活方式的改换；③承认文化的互动性和生成性，以其中立、客观、科学的态度解释了美国新时期的文化态势和社会架构，回答了盎格鲁一致理论、熔炉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所不能回答的美国新时期的移民同化和认同问题。

文化生成理论对思考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启发在于其提供了一种互动性的视角：从流动人口文化和本地居民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来考虑整个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现实的社会互动考虑其社会关系。同时文化生成理论考虑到移民的双重社会认同问题，这也为我们了解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文化心理认同及其社会融合的影响提供了思路。

（五）弱势群体理论

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认为，弱势群体指的是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把自己视为整个社会歧视对象的人群。生理上（种族上）或文化上（民族上）的差别都可能引发不公正待遇。沃斯认为，在美国“弱势群体受到完整美国公民权利的剥夺、法律的不公正待遇、不公正和待遇较差的社会服务、受限的经济机会、军队中不公正的对待、种族聚居地的限制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权利、特权、机会的剥夺”（Wirth, 1945）。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歧视阻碍了弱势群体充分参与社会的各种活动，那些歧视他人的人群一般为优势群体，一个享有更多权力、特权和社会地位的群体。优势群体掌握政治权力，具有共同的生理和文化特性，这是一群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歧视那些特性不同或是在他们眼中低下的人群。在优势群体看来，是他们自己的优越性造就了他们的特权地位（詹姆斯·汉斯林，2007）。人类学家查尔斯·韦格利和马文·哈里斯发现，无论居住在世界上哪个地区，弱势群体都具备下列五个特征：①弱势群体的成员身份是一种先赋地位，而非自愿获得的，也就是说生而有之的；②弱势群体特有的生理和文化特征是为优势群体所轻视的、不屑一顾的；③弱势群体受到优势群体的不公平待遇；④弱势群体倾向于本群体内部通婚；⑤弱势群体容易感受到强烈的内部团结（一种自己人的体会），这些情况使得弱势群体易于产生共同的身份认同感，甚至是命运相连的感觉——特别是当他们受到集体性地歧视时更是如此（詹姆斯·汉斯林，2007）。

（六）移民融合的权力与冲突理论

无论是熔炉理论、同化理论还是文化多元主义，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对移民融合目标、过程的抽象探讨中，缺乏对具体融合过程之中的现实处境和具体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这种探讨只是初步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沃纳等人就已经开始关注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现实不平等状况。1936年沃纳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美国的种姓和阶级》一文。沃纳（Warner, 1936）认为，美国南部地区存在着两种分层体系，即种姓制和阶级结构。种姓制度存在于白人与黑人之间，白人处于种姓等级制度的上层，黑人处于下层，处于上层的白人在机会、资源等各方面都优于处于下层的黑人，两个种姓之间不存在相互的流动。阶级结构存在于两个种姓内部，在这种阶级结构内部是可以垂直流动的，地位低的白人可能变成地位高的白人，地位低的黑人也可以变成地位高的黑人（马雪峰，2007）。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少数民族运动尤其是黑人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使得大批学者开始真正关注少数族裔群体在现实融合过程之中受到的歧视、压迫状况，由此权力与冲突理论开始真正兴起，其中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最引人注目。

内部殖民主义的整体框架是由赫克特在1975年《内部殖民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与那种认为随着核心、边缘地区之间的接触会造成社会结构趋同化的观点不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认为在这些地区之间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核心地区在政治上统治边缘地区，在物质上剥削边缘地区。总而言之，内部殖民主义不认为工业化将带来民族的共同发展。内部殖民主义认为，全国领土内的现代化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造就了相对先进及相对落后的群体。作为最初相当偶然的优劣格局的结果，权力及资源在两大群体上做了不平等的配置。先进群体或者说核心地区试图通过一些政策使既有分层体系制度化从而稳定并垄断自己的优势地位，它试图规定社会角色的分配，将那些社会地位高的社会角色留给自己的成员，相反，将较落后群体的成员排斥在这类角色之外。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同化及国家的发展会由于边缘群体为摆脱他们自己人的受剥削状态和争取独立的努力而受挫（赫克特，1997）。布劳纳和赫克特等人将内部殖民主义应用到现实的分析中，1969年罗伯特·布劳纳在其《内部殖民主义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反抗》一文中就使用内部殖民主义来分析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类似于一种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结构之中，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社会组织受制于外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殖民主义（Robert, 1969）。赫克特则对英国凯尔特人与英国人的长期历史关系做了分析，他认为长期以来处于核心地区的英格兰在工业化、城市化得到有力的发展，但这并没有扩散到作为边缘地区的凯尔特人地区，反而这些凯尔特人地区却宣称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要求国家下放权力实现地区自治，赫克特（1997）认为这是内部殖民主义的后果。

移民融合的权力与冲突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现实存在的不同群体之间内在的权力和等级关系，而这一点正是形成族群、群体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也是制约不同族群和社会群体之间达成社会融合的至关重要的现实因素，这也就启发我们在研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乃至制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的时候，要从改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现实权力不平等的角度入手，亦从此处看流动人口整个群体社会融合的无奈与落寞。

（七）直线融合与曲线融合理论

移民的融合不仅要考虑到第一代移民，还要动态的考察移民的后代社会融合的状况，直线融合理论和曲线融合理论便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20世纪70年代，甘斯和桑德伯格等学者在戈登的静态社会融合理论基础上增加了动态的因素，将代际变迁视为作用于移民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Sandberg, 1974）。这一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理论的变体，被称之为直线融合理论。直线融合理论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将随着移民代次的增加而逐步的提高，移民群体的每一代后裔在社会融合的过程中，会越来越背离其迁出国的文化印记，而逐渐地融入迁入地的主流文化当中，从而逐步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群体趋同。因此，移民的代次被看作是衡量移民社会融合程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移民融合的社会事实却表明，移民后代的社会融合轨迹并非与直线融合理论的假设相一致。许多研究发现，即使经过数代以后，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居住时间越长，社会融合效果越差（Kao & Tidenda, 1995）。移民与原住民的差异表现在移民后代的职业表现、学业发展、行为举止和生活理想等方面（Hirsechman & Fclcon, 1985），甚至有些移民的后代群体还与高失业率、吸毒、酗酒、犯罪等不良社会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Gans, 1992）。也有的研究发现，在1880年到1925年到达美国的欧洲裔移民、非洲裔移民，可以说是在完成对美国的文化适应和被美国主流同化的过程，但1965年之后的美国移民的后代却并没有像直线融合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他们依然像父辈一样从事高强度劳动、领低廉的薪水（Gans, 1992）。直线融合理论与现实已然脱节。因此，格拉泽尔、杨希、格里利、康泽恩等学者在直线融合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曲线融合理论（刘程，2015）。这一理论假设移民融合的方向可能是曲线式的而非直线式的。他们认为直线融合理论夸大了主流文化的同化效应。在现实生活中，移民群体的融合是在移民社会生活实践中与主流文化展开有效互动中而发展成为一种独具自身特色的融合活动，移民的社会融合不仅使自己变为美国的一分子，同时也影响着美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许多研究表明，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融入史并不仅仅是被动的“生存史”，也是一部“创造史”——每个族裔群体都塑造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美国经验（刘程，2015）。事实上，少数移民族群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从未间断，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印记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线融合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提供了从代次变迁视角理解移民后代社会融合的状况，这为全面了解移民群体在跨时间的状况之下的社会融合开辟了思路。曲线融合理论则强调了移民后代群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对主流文化发展的影响，并进而塑造自身独特的社会融合路程和轨迹。同样，这两点也可用于思考我国流动人口及其后代的社会融合过程之上。

（八）区隔融合理论与融合异质性理论

理论的发展总是要应对新发现的社会事实对既有理论的挑战。讨论至此，可以看出前面的理论对于理解移民的社会适应与融合已经做了有效探讨，但是这些理论对于理解移民的不同的社会融合命运却不够。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发现，“不同移民群体的融合状态与融合水平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存在差异的；而且，根据移民的不同族群和阶级地位，社会融合过程是有区隔的”（Portes & Zhou, 1993）。在这种背景下，区隔融合理论被提出来以弥补前面诸种理论的不足，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代社会移民社会融合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

区隔融合理论从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两个层面的分析开始，认为美国外来移民的融合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向上流动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移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会朝着美国中产阶级方向融合。第二种是与第一种完全相反的向下流动模式，这个模式意味着移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会陷入底层阶级。第三种是移民在经济上是向上流动模式，融入美国中产阶级，而在文化上仍旧保持其自身的价值观和特色，其中区隔融合理论特别关注移民的向下流动模式（Portes & Zhou, 1993）。区隔融合理论认为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个人层面的因素和社会层面的因素。个人层面的因素包括教育和其他一些与置身于美国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例如抱负、英语熟练程度、移居年龄、居住在美国的时间长度。社会层面的因素包括种族地位、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出生地等（谢胜华，2013）。

如果说区隔融合理论是在理论框架的层面为我们理解移民群体的不同社会融合状态和融合水平提供了借鉴，那么阿尔巴和倪志伟所提出的融合异质性理论则对移民的不同融合状态和融合水平做了因果解释。阿尔巴和倪志伟（2005）在此提出了影响移民融合异质性结果的因果机制：理性行动机制、社会网络机制、资本占有机制和社会制度机制。理性行动机制指的是移民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性行动，而这一策略性行动的逻辑则深深地扎根于移民族群的传统文化与制度背景中，因此同一族裔的移民经历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并呈现出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相似的融合状态。社会网络机制是一个强化群体内规范和谋求内部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过程，由于移民族群内的利益诉求与身份认同相似，所以能够通过成员合作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实现。资本占有机制强调的是对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资本的拥有及其使用情况。这些资本形式的占有，不仅直接影响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移民融合的象征意义。社会制度机制强调移民融合过程嵌入于特定的制度与环境背景中。而且，这种制度背景对于不同移民群体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存在差异（刘程，2015）。这样，通过对以上四个不同层次机制的描述和分析，阿尔巴与倪志伟就建构起一个连接微观与宏观层次的“行动者-社会”模型来解释移民融合的异质性问题。这一模型既充分考虑了个体层次的因素，又融入了制度与环境的宏观因素。并且这一模型还动态地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针对不同因素对不同移民群体的意义来分析。比如，对于犹太、日本、古巴和韩国裔的移民的分析，会更依赖于结构性的因果机制；而对于德国、意大利裔移民而言，则会更依赖于个体性的因果机制（刘程，2015）。因而使得这一个模型在充分尊重移民融合异质性的同时，又具备解释的弹性和灵活性，推动了移民融合机制研究的系统化发展。

区隔融合理论与融合异质性理论指出，不同移民群体、个体在移民融合过程中由于自身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的不同，移民的社会融合的结果也存有差异，这两种理论不但涉及对移民社会融合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次的探讨，也对这其中的种种因素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以上这种思路对于思考我国流动人口群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分层现象（即不同流动人口群体或个人社会融合程度不同）很有启发意义。

（九）族群分层理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布劳和邓肯关于职业及地位的研究以及随后的社会分层研究的开展（Ducan, 1961），现代关于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逐渐摆脱以往仅仅局限于文化解释和理论探讨的局面，转而集中到使用社会科学的定量技术系统探讨移民社会融合问题上来，移民研究开始转向更加具体的领域，其中社会经济融合、空间融合、婚姻融合是主要的研究领域。

在社会经济融合的相关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如教育成就、劳动力市场、职业等级与收入等）对移民融合的影响上来，大量的研究发现，移民的经济融合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发现教育等人力资本要素相比种族要素成为影响社会经济融合的更关键要素，因此许多来自印度、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接受过高等精英教育的群体已经在美国社会的技术和管理岗位中站稳脚跟，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同化于美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而非裔、拉丁裔等群体由于自身教育水平低下，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谋职，生活方式也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空间融合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移民群体会开始建构自己独立的社会网络，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并且由于新移民的职业起点往往比第一代移民更好，所以有更多的人最终能够将获取的资源转换成更高质量的居住条件，搬入具有良好医疗条件和公共服务的主流社区，从而实现与主流群体的居住。但是也有相关研究认为移民的空间、居住融合过程不仅建立在其自身积累经济财富的基础上的，而且也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福利制度、住房制度、住房市场、族群歧视态度、移民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许多少数族裔依然面临着机会不平等（Yinger, 1998；刘程，2015）。在婚姻融合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移民群体在迁入地社会的族际通婚问题，族际通婚与移民融合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与迁入地居民（尤其是白人）的族际通婚现象，不仅意味着群体之间社会距离与边界的模糊化，而且，它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移民原先的身份认同，从而加速了移民的全面融合进程。族际通婚现象在1967年《反异族通婚法》被废除后明显增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本土白人之间实现通婚的移民群体已经涵盖了绝大多数少数族群，包括非洲裔移民、拉美裔移民、亚裔移民以及印度裔移民等（Lee & Fernandez, 1998）。不过，不同族群移民与美国本土白人通婚的机会仍然存在差异。在与美国本土白人通婚的移民中，西班牙裔和印第安裔移民是最多的，紧随其后的是亚裔移民，而非洲裔移民和白人通婚的可能性是最低的（Qian & Lichter, 2001）。

族群分层理论在借鉴以上诸种理论的同时，在实际研究中大规模采用定量技术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开展科学地、精确地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移民现实融合状况的了解，而不是停留在思辨的模糊的研究之上，并得出了一些深刻的结论，这种研究方式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也具有很大帮助。

（十）移民适应的多元模型

John Goldlust和Anthony H. Richmond在《移民适应的多元模型研究》中分析了影响移民适应的各种因素。该文认为，移民与迁入地之间的社会整合实际上是移民在迁入地适应的直接结果，可以说有什么样的适应，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整合。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们在研究移民与迁入地社会之间整合时可以参照研究移民与迁入地之间适应的研究。Goldlust和Richmond模型假设移民群体之间是异质的，其适应过程被移民前的各种个人特征和所处环境所影响的。同样，接受地也是在不停地变化。这样在移民和接受地之间就会存在多种适应模型。

从接受地各种环境因素来看，影响移民适应的因素有接受地的人口特征、城市化程度、工业化程度、政府对待移民政策、文化是否多元以及社会分层结构。其中，社会分层对于移民适应迁入地尤其重要，因为社会分层往往决定了迁入地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它将决定着移民群体在迁入地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迁入后有可能遭遇的歧视程度。

从移民个人特征来看，影响移民适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移民之前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所掌握的技能。儿童通常是随父母来到迁入地以后再接受教育，而成年人往往还需要再接受各种培训以获得进入职业的资格。其次是移民之前所具有的城市化的程度，例如从乡村向城市迁移，适应城市社会就需要适应具有城市性的生活。另外，年龄、性别、婚姻、家庭结构等人口特征对移民的适应也很重要。其他的影响移民适应的因素还包括是否在迁入地有亲戚或者雇佣单位资助以及迁移的动机等。

他们将衡量移民适应程度的变量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共七类，观察上述因素是如何影响这七类变量的。从客观层面来说，经济上包括移民从事的产业部门，具体从事的职业、收入和花费；文化上包括通过语言的学习与迁入地建立一定的文化交流，小到饮食习惯，大到道德、宗教信仰；社会上包括整合到迁入地初级关系群体中，或者加入不同类型的正式组织、次级关系群体中；政治上包括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建立代表移民群体自身利益的组织、团体。从主观层面上，首先是移民对迁入地的认同，包括移民身份角色的调整；其次是主观内化，包括移民态度价值观的转变，这与上述文化层面的适应是密切相关的，主观内化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并不一定引起人格上的显著变化；最后是移民生活的满意度，这和移民后的生活体验紧密相关，主要是通过对比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生活，以及和迁入地其他居民的生活对比来衡量的。而在迁入地居住的时间也作为一个必要的自变量，将影响适应的主观和客观层面。同时，这两个层面也将互相影响，从而形成多样的适应模式（John & Anthony, 1974）。

John Goldlust和Anthony H. Richmond的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可能影响移民与迁入地适应的因素，并且第一次利用多元统计的方法研究了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问题，为我们今后研究移民（流动人口）迁移适应问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