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国家：创新而兴，僵化而亡

现代强国的更迭

英国在掀起工业革命提高生产技术之后，利用自身强大的海军舰队维系着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在这稳定的环境之下，便不遗余力地发展国际贸易，成为了全球自由贸易的坚决捍卫者。中国当年的清王朝由于采用了拒绝开放港口等妨碍英国自由贸易的政策，遭到英国的炮轰，引发了鸦片战争。在国际贸易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英国加快对外扩张，到19世纪末，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其中也包括香港地区，强盛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20世纪后，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也获得了快速进步，例如德国和日本，在技术快速进步之后，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国力同步增长，他们想挑战英国的企图也越来越明显。1914年，心急的德国人为了真正掌握霸权做出了一个冲动的举动，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强大的英帝国面前，严谨的德国人最终还是输了，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服气的德国人在休整十几年之后，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结果还是被打败了。虽然英国打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场战争，但元气大伤，“日不落帝国”走向了衰落，全球霸主地位随之被美国所取代。与此同时，在二战后，大批英国殖民地在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赢得独立，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分崩离析。这个曾经拥有50多个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在20世纪之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岛屿殖民地了。一些小领地，例如塞浦路斯、索马里等地区，曾经被认为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后来也都相继离开英联邦。香港地区在1997年回到了中国的怀抱。击败丘吉尔上台的工党政府（1945～1951年）曾计划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殖民部大楼。最终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假如修建的话，也许它落成之时，也估计没剩几个可供英国统治的殖民地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老牌的殖民国家纷纷削弱，美国却借机快速兴起。美国从1776年独立算起，至今才有近230年历史。但是，它却由一个人口不足300万，土地面积89万平方公里，在原英属13个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弱小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93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人口2.5亿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32%（2001年）的超级大国。

俄罗斯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但却比美国长了9个世纪。其历史经历和形成的特点与美国有明显不同，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濒于崩溃，人民的苦难达到极点。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成立后经历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力得到了较快速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成就斐然，但也让苏联人昏了头，他们大力发展核导弹、核潜艇、航母以与美国相抗衡，却无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严重不匹配，最终苏联解体，终归昙花一现。

二战让德国和日本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失败者，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结束之后，放弃军事发展的两国经济都得到了快速腾飞，一度跃居全球的第三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新千年之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则相对停滞。

工业革命之后，信息已经相对透明，国际资本也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相对自由的流动，为何有的经济体一直处于贫困状态之中，有的由落后步入繁荣强盛，有的却由强盛走向衰落，还有的由落后走向强盛再走向衰落？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当前强大的经济体有没有可能打破历史，实现“真实繁荣”？

兴衰变迁背后的逻辑

尽管这些经济体在工业革命之后，更准确地说是二战之后，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但并没有妨碍这些经济体都走向了强大，即使苏联的强大只维系了一段时间，但曾经创造的奇迹，让“发展经济学”“计划经济学”都为之癫狂。为何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不同，二战之后经济会快速腾飞，而作为宪法制度相对完善的英国却走向了衰退？

其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会使利益集团逐步固化，而固化的利益集团会阻碍制度的创新发展，僵化的制度安排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他还认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虽然取了胜利，但这种胜利也让它的国内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已有的利益集团不仅没有因为战争的影响而受到削弱，反而因为战争的胜利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利益集团由于满足于已有的发展和分配格局，害怕制度安排的创新会动其“奶酪”，结果必然会阻碍制度安排的创新。社会其他阶层也因为在相对固化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获取发展的成本相对较高而望而却步。因此整个经济体呈现“守成”格局，变得老气横秋，毫无活力，自然国力衰退。

与之相反的是，战后的苏联、日本、联邦德国等欧洲其他经济体都出现奇迹般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在战争之后，这些国家国内原有的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打烂重做”或“灾后重建”，已有的利益集团由于战争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培育出来，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在努力创造的过程中得到快速认可，因此，只要此时社会相对稳定，制度安排体现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得到快速释放。

英国在19世纪进行殖民统治时，向印度进行了政治经济制度的移植，还制订了“一套比当时英国更具人性化的法典，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明的法典之一”。尽管印度种族问题一直存在，但可能出于政治制度相近的情结，西方经济体的媒体、咨询公司、投行研究者在进行中印比较时，似乎都更愿意鼓吹印度将取代中国，他们觉得印度有比中国“优越”的民主政体、语言优势和年轻的人口结构等，这些都会使印度未来超越中国。特别是当中国经济一旦出现调整，“印度象会超越中国龙”的声音又甚嚣尘上。其实这种声音在尼赫鲁时期就已经存在，1949年10月2日，尼赫鲁在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就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决定。”而在1950年的时候，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0美元，新中国当时却只有52.55美元，印度是中国2.85倍。但到了1978年，尽管中国一直奔波于“阶级斗争”之中，但人均GDP为979国际元，已经超越了印度的966国际元。“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与其他各种各样的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度的发展历程已有些令人失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4年，中国的人均GDP为7380美元，而印度人均GDP仅为1610美元。当然前一章节已经谈到20世纪90年代渐进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印度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为何印度之前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主要的原因在于：尽管印度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英联邦的管控，但国内利益集团也已经形成，并且逐步固化。在此条件下，若缺乏有效打破固化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是很难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人口结构的优势并不一定会演化为“人口红利”，相反很可能会演化为“马尔萨斯陷阱”。

尽管印度实现了民主政体，但利益集团的固化必然导致任何制度安排的变化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很多政策在执行中朝令夕改。尽管法典完善，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司法体系难以保障实质正义，2006年光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就需要466年才能审理完毕，有钱人通过律师完全可以影响法律的有效执行。张居正有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沿着新自由主义的思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种借助于全球产业转移实现的经济发展结果，也使固化利益集团的财富快速膨胀，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放大。2005年收入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人口占印度总口的41.6%，收入低于印度国家贫困线的人口比例高达27.5%（中国是2.8%）。与此同时，2004年6月印度富豪米塔尔嫁女耗资6000万美元，2012年新德里奥朗则布大道平均每平方英尺地价高达1.7万英镑，相当于英国最贵区域肯辛顿的14倍，而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二十七分之一。前些年有朋友谈到印度贫富分化的时候，说在孟买，富人小区的房价达到8万～10万/每平米，而边上的贫民窟，在一、二月份的时候，晚上很多人披着一块布料围着燃烧的牛粪取暖。2014年全球遭受现代奴役的人数约为3580万人，其中印度就达到1400万人，高居全球榜首。尽管受印度文化和宗教传统主张对现实逆来顺受、寄希望于来世的影响，反抗和暴力冲突相对较小，但反政府武装、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在边远地区引发的国内冲突却层出不穷。

因此，利益集团相对固化的印度，有可能实现数年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但要走向“真实繁荣”，目前来看唯一路径是通过制度改革去打破固化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固化的条件下，经济越发展，社会矛盾积累得越快，经济体的“脆弱”性就越强。

对于过去曾经取得成功的制度安排，不仅是已有的利益集团不愿意去打破和改良，即便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容易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之上。这就像我们A股市场上很多投资经理一样，在2005至2007年时，得益于重化工业的经济周期达到顶峰，很多重仓配置周期型行业的投资经理获得丰厚的回报。到了2012～2015年期间，尽管经济在转型，传统产业的景气周期不断下降，那些曾经在传统周期性行业里面获取丰厚回报的投资经理，总还是恋恋不舍地关注着那些传统的周期性行业，总觉得他们的估值相对便宜。其实估值便宜只是理由，更多的原因是这些行业曾经让他们辉煌过。“成功”总是在不经意间成为“失败”之母。

二战之后，西欧各经济体和日本经历了快速发展，利益集团逐步形成，社会阶层也慢慢走入固化，固化的利益集团必然会维系僵化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僵化不可避免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假若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去打破这种社会结构，未来它们走向衰落是很难避免的。

但二战之后的美国，其制度安排所释放出来的国内竞争活力、调节机制和创新精神等不可低估。从数字移动、网络经济、智能手机，到纯电动汽车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不断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例如微软、IBM、Facebook、亚马逊、苹果等，都诞生于美国，足见其制度安排对创新发展所体现的优势。目前全美企业中99%的都是小企业，他们的不断创新发展成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但美国能否实现“真实繁荣”，打破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持续强大的记录，还依赖于美国精英群体未来是否会固化，制度安排能否灵活调整。就如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美国不会永远保持霸权地位。如果我们自傲自大，对外部麻木不仁，浪费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就会增加受到攻击的危险，卖空我们的价值观，加速我们优势的丧失”。

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真实繁荣”，但并不意味着未来不可以实现。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未来如何去实现中国的“真实繁荣”。目前中国经济体的总量规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只要中国选择好恰当的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依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和态势，经济总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历史上中国只要不陷入战乱，绝大多数时候经济总量也都在世界前列。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集团，建立了新中国。在利益集团没有形成之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由于没有稳固的利益集团，1978年的改革开放相对容易，经济在合适的制度安排下得到迅速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集团将逐步形成，例如，官二代普遍从事公务员的工作，富二代普遍从事资本经营和接“家族企业”的班，教育资源为上一代精英的后代所垄断，等等。演化下去必将使阶层固化，阶层一旦固化，更多的制度安排都担心将偏向利益集团固化的方向发展并且最后僵化，到那时不仅制度缺少应有的活力，而且企业和经济的活力也将大为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