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耕社会：多种前提因素“共振”

自然禀赋是国家兴衰的前提

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国发展主要依靠农林牧渔业，工商业的发达也以农林牧渔业为依托。因此，一国财富的多少，富裕的程度，与农林牧渔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而农林牧渔业的发展与该国的地理、气候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四大文明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在赤道以北的亚热带和温带地区，与此同时，都有大河相伴，例如，古中国拥有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古印度文明诞生在恒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产生在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埃及文明产生于尼罗河流域。这些地方显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有利于人类的生活起居。人类一旦开始聚集，便会出现各种文明。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多学者认为一国的兴起和强盛与该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古希腊的先贤很早就在探讨其强大和高度文明的原因。在对国家繁荣进行归因的时候更多的是偏向“地理决定论”。柏拉图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会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他认为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的气候之间，从而赋予希腊人以优良品性，故天生能统治其他民族。古希腊人的文化和性格特征与他们的航海探险和商业贸易活动有关。他们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与地理环境相关。希腊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境内多山，土地贫瘠，可耕地不多。然而凭借曲折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以及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商品种植业，古希腊具备了发展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所以雅典很快就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同时强大的海军能够为海上贸易保驾护航，两次波希战争都是依靠强大的海军奠定胜局。但是亚里士多德未曾想到，强大的古希腊最后会被古罗马消灭。

繁荣的古希腊尽管成为“过去时”，但围绕亚里士多德的“地理决定论”思想却聚集了很多粉丝。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北方寒冷，使人们的体格强壮而缺少才智，南方炎热，使人们有才智而缺少精力。因此，统治国家的决定因素也应当有所不同：北方民族依靠权力，南方民族依靠宗教，中部民族依靠正义与公平。到了18世纪，这种“地理决定论”思潮变得更加盛行，特别是在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中，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中的地理派，或历史的地理史观。例如，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有的历史学家觉得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服从于自然法则，认为英国“由于位置在众港湾从各方面包围的中央，所以自然地成为海洋的统治者。”甚至还有研究者机械地搬用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人类社会，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这种环境控制论思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欧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这些思想在20世纪初也很快为德国的纳粹所吸收，演化为地理政治学，为法西斯主义向外扩张和侵略提供理论依据，鼓吹“优等民族”有权力建立世界“新秩序”，地理政治学可以为每个国家规定“生存空间”。

1917年，埃尔沃斯·亨廷顿在《经济季刊》上发表“气候变化和农业衰落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一文。他的论证方法非常奇特。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有一种树龄达到3000多年甚至4000年的红杉树，这种红杉树每一年都长出一个年轮，根据年轮数可以推断树龄，而且这种树的年轮纹理之间的距离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有利时，也就是降水量大的年份，年轮纹理间距比较大，反之则较小。所以根据红杉树的年轮纹理的间距可以推断出该地区降水量的历史。亨廷顿据此推断认为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降水历史与罗马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降水情况大体一致。基于红杉树的特点和两地降水历史大致相同的假设，亨廷顿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公元4、5、6世纪降水量不足而造成的。

即便到现在，有些学者也提出“地理决定假说”，认为从长期来看各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是由各自的地理环境决定的。该理论包括两种版本：一是简单地理决定假说（不考虑时间变量对地理因素的影响），如认为地理因素影响疾病环境、交通成本和技术从而能够决定长期经济增长，那些拥有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有利于人类健康和农业发展的优越条件的国家，获得了发展。二是复杂地理决定假说（引入时间变量），它包括一系列的假说，分别强调了不同的时间序列地理变量对收入的影响。如“气温转移假说”，认为赤道地区最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农业技术得到改进之后，温带地区则能够获得更高的产出; “资源禀赋假说”，认为有些国家因富含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源，如便利的港口、煤、铁等资源，从而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那些缺乏煤铁和出海口的国家则正好相反。

这些学说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曾经有一位朋友问我，你知道为何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吗？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顺应民心者得天下。而他觉得“主要原因是毛主席把共产党的中央搬到延安、西柏坡和北京所致。因为历史上，中国的南北之间发动的统一战争，战争的胜利者从来都来自北方。三国时候北方的魏国统一了蜀国和吴国，北方的隋文帝杨坚俘虏南方的陈后主，成吉思汗和铁木真从北边打败了南边的宋朝，明朝的朱棣从北方打败了南方的侄儿皇帝朱允炆，努尔哈赤与多尔衮击败了大明朝。”当然我否认这种观点，答道：“只能说在冷兵器时代，北方人粗犷彪悍，更善战。到了火炮时代，这一优势就丧失了，你看共产党领导革命指挥战争的绝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即便在冷兵器时代，这一观点也似 ‘不完全归纳法’，汉灭匈奴，唐灭突厥，朱元璋率领的义军不也把盘踞北方的蒙古军打败了？”

毫无疑问，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农林牧渔社会，地理因素是影响一国繁荣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地理条件、气候和初始的资源禀赋确实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它通常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影响经济发展：首先，它可以直接影响一国的收入水平；其次，影响一国的一体化程度也就是基础设施、贸易、市场范围的大小；最后是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后两者的结果也会最终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如黑格尔所说：“山隔离开人们，河与海使人们接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以前强盛的帝国，都依托于适合农林牧渔发展的自然资源禀赋，不是位于温带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平原地带，就是依靠海洋。例如古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大英帝国，都是依靠海洋，通过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中国、古罗马、波斯帝国等，都依赖强大的农业和畜牧业，建立起了繁荣的经济体。即便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相对富裕的经济体，几乎都靠近海洋，这与可以依靠廉价的海上运输进行全球贸易密切相关。

但如果认为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完全是由地理因素所决定，显然存在缺陷。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地理条件只是决定一国繁荣的条件之一。

例如，日本同样属于岛国，但是日本的古代文化却接近中国的农业文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日本人从几千年前开始一直以种稻为主，过着农耕生活。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使日本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具有严重的排外情绪和保守性。与此同时，受中国中央集权的影响，日本也一直奉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国家意识以及为国家利益勇于献身的武士精神。这与日本作为岛国更应该像希腊或西班牙等国一样发展其海洋文化明显相悖。即便同样是依靠强大的农牧业走向繁荣的古罗马和古中国，其生产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即存在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在解释这种差异的时候马克思说得好：“不是土地的绝对丰饶性，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天然产物的多样性，组成社会分工的天然基础，并使得人因为其周围条件的多种多样而多样化自己的需要、能力、生产的手段和方式”。

既然走向繁荣强大的经济体都依赖自然资源的禀赋，为何这些自然禀赋都没有发生变化，但这些经济体在历史上会出现一段时间繁荣一段时间衰亡，中国还会出现朝代更迭的“周期律”，为何没有哪个经济体或王朝凭借资源禀赋实现了“真实繁荣”？为何全球那么多农林牧渔资源丰富的经济体例如南美国家、非洲国家没有出现繁荣时期？很显然，这些现象很难用“自然资源禀赋决定论”去解释。

人口波动推动着“古典式循环”

在解释古代强国兴衰或者王朝更迭时，我们习惯于“古典式循环”的解释：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和平时期人口就会出现快速增长，有限的自然资源慢慢变得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自然资源开始被破坏，气候条件也随之改变，饥荒、灾害、瘟疫等随之出现，百姓造反或外敌入侵便随之而来，强国开始衰退，王朝开始更迭。这种“古典式循环”，我们也称之为“马尔萨斯陷阱”。

最初探讨人口增长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的其实不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而是中国清乾隆年间的洪亮吉进士，这位翰林院编修于1793年写出了著名的蕴含着人口论思想的专著《意言》，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整整早5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这本专著的第六篇《治平篇》集中地表现了洪亮吉进士的人口论思想，提出了“治平”中潜伏着严重的人口问题，否定“多子有福”这一传统观念。他在书中指出“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马尔萨斯创造性地建立了他的人口理论。他认为，与食物相比，人口趋向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如果人口缺乏控制，人类数量将趋向于以几何级数增加，但是由于土地供给的有限性以及农业收益递减原理，食物供给将只以算术级数增加。这样将产生贫穷和不幸，需要政府干预人类的生育。

在农林牧渔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力的增加，军事的强大也需要更多年轻强壮的士兵，人口的增长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人多力量大”。因此，在农林牧渔社会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去像马尔萨斯所建议的一样对自己的臣民实行“晚婚、婚前守洁和自愿限制同房的频率”等“道德限制”。当然更不会想到像马寅初提出的“计划生育”。事物的发展总是动态的，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产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对物质的需求和对自然的破坏必然会急剧放大，这种对自然的破坏主要体现在：由于取暖、大兴土木等导致对森林的破坏加剧；牛羊马等放牧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加大对植被的破坏。自然环境破坏带来的是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瘟疫和饥荒便随之而来，即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式危机”。此时假若政治体制表现出了较高弹性，那么人口膨胀所带来的“马尔萨斯式危机”随着瘟疫的出现导致人口的减少，或者强势政府采用侵略他国实现掠夺来满足国内的需求，危机便得以化解，经济的繁荣呈现周期性。假若政治体制呈现脆弱性，那么一国或者一个朝代就因此而终结，这种终结不是被外敌入侵实现，就是以内部革命实现，建国或者建立王朝时所梦想的“真实繁荣”之路就此破灭。

这从中国的历史数据可以管中窥豹。剔除掉隋元两代对外拓疆，中国历代的垦田数均在900万公顷之下。根据侯家驹老先生的整理：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垦田数为8270536顷；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垦田数为7320171顷；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垦田数为6930123顷；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垦田数为5247584顷；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垦田数为8507624顷；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4年），垦田数为7837524顷；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年），垦田数为5493576顷；清德宗光绪三十年（1904年），垦田数为7420000顷。

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当中国各朝代的总人口突破一定数量时，饥荒、瘟疫、灾害或战争便随之而来。因此中国的总人口根据已有记载的确切人口统计，即由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1900年，每年平均只增加193080人，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324%。用侯家驹老先生话来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人口已渐趋饱和，即使没有安史之乱，天下亦必然动荡，其后金国亦步后尘，章宗时人口已近唐代天宝之高峰，以半个中国的疆域如何能供养之？以致即使没有南下之蒙古铁骑，金亦难自存。”

因此，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到清王朝快结束时，总人口的增长率并不大，但人口数量的波动比较大。太平时期人口数量直线上升，农业生产难以负荷，政治上产生动乱，人口大减，政治渐趋稳定，人口趋增。根据侯家驹老先生的整理，“大致上，自秦汉到唐代安史之乱，每次大的动乱（改朝换代），大约要减少2/3的人口（其中，三国时减少最多，近7/8）。”尽管之后，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波动仍然比较大。根据侯老先生对衰时户口占盛时户口比率的统计整理：汉初为35.2%；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为35.2%；三国鼎盛时（220～264年）为13.5%；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为33.37%；宋高宗至道元年（995年）为83.40%；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为43.88%；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为79.35%；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79.51%；清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33.14%。

公元960年，北宋创立，当时的人口只有6000万左右，到13世纪末，也就是南宋开始被蒙古军入侵前，人口数量却已经翻倍，达到1.2亿。之后由于蒙古军与宋军的交战，到元朝建立时，人口又下降到6500万～8000万左右。到了明朝末年，也就是17世纪初，人口又恢复到1亿至1.5亿人口左右。后来随着大清王朝的建立，以及出现“康乾盛世”，人口出现了膨胀式的扩张，到18世纪末人口规模达到3亿，到鸦片战争前夕，人口规模达到4亿。

在农林牧渔社会，一国或一个朝代的建立都经历过战争，不断战争的结果是劳动人口急剧减少，但战争结束之后，随着国家的稳定，人口便开始不断增长。在一国或一个朝代建立之初，由于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紧缺，此时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和戍边，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力强大。此时，人口的增加带来了“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繁荣。但随着人口的快速膨胀，对物质需求急剧膨胀，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也急剧增加，饥荒、瘟疫、灾害等都随之而至，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强国或者鼎盛王朝的衰退，以致“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承受力，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摇来晃去。”

毫无疑问，人口变化影响了一国或者一个朝代的兴衰甚至“真实繁荣”，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我们很难用它去解释为何有的国家或王朝强盛的时间长，可以达到几百年，而有的却只有几十年？就像中国，拓展疆土最广的是元朝，该朝代的人口变化并不显著，但该王朝存活的时间却相对较短。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用人口波动来解释国家的兴衰就更难具有说服力了。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收益递减不断地被技术增长所弥补，人类避孕技术的发展为控制人口提供了可行性。马尔萨斯做梦也没有料到：农业技术的突破能让农田单产快速攀升；而人类富有之后并不想结婚生孩子，例如，2014年日本30～34岁男性未婚率达到47.3%, 35～39岁的未婚率仍为35.6%。

既然在农林牧渔社会，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和人口的波动都只是一国或者王朝走向兴衰的影响因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那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一国或王朝的兴衰？

制度安排僵化和利益集团固化决定了强国的衰亡

在工业革命以前，由于对农林牧渔的依赖，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自然对一国的兴衰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一个强盛的国家最后走向衰败，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在强盛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对僵化制度安排的保护。

15世纪后期，西方强盛国家在殖民地的扩张过程中，引起了富裕的或贫穷的殖民地国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而出现了“命运逆转”。在当时的富裕地方，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使掠夺性制度对西方殖民者而言更有利可图，他们以此为手段从当地大肆掠夺财富，强迫当地居民劳动，或接管原有的税收、贿赂渠道对当地居民征收高额税收，充分享受“掠夺红利”，为此，他们就在富裕地区建立起或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制度。由于权力主要集中于少数社会精英（即利益集团）手中，对绝大多数国民而言，因为担心财产随时存在被没收的风险，因此缺乏进一步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出现经济增长放缓。与之相反的是，在当时的贫穷地区，由于人口稀少，从而可以不断吸引并且能够容纳大量西方移民进入，这些移民便在这贫穷地区建立起了同他们原来国家同样的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其结果必然是激发私人投资，并最终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制度安排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前殖民地国家收入“命运逆转”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制度安排逆转。

我们打开历史书籍，发现在描述一个帝国或一个朝代的兴衰时，过程几乎是清一色的：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利益集团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已经消亡，统治者励精图治，国力快速恢复，然后开始了帝国的扩张之路，此时的经济、社会和军事达到繁荣鼎盛，但好景很难持续，随之而来的是统治者骄奢淫逸，官场腐败横生，经济随之衰落，自然灾害四起，最后由于武装叛乱或人民起义或外族进攻而消亡。这种描述隐含了一个帝国或一个朝代的兴衰与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制度安排的僵化密切相关。

在帝国的兴衰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古罗马的兴衰。从古罗马在公元前9世纪诞生，到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世纪陨落，东罗马帝国公元15世纪被占领，整整延续近两千年，即便算起统一的古罗马帝国，也延续了近千年之久，可以说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帝国。但很遗憾的是即便繁荣近千年，也并没有实现“真实繁荣”，最终仍以衰败结束。

对于古罗马帝国的衰败原因有很多研究，例如前面谈到的有学者认为是降雨量的持续减少，也有的认为是后期大量土地的沙漠化，还有学者认为是过度的扩张导致国力下降，当然到了帝国后期，许多帝王荒淫腐化，贵族地主醉生梦死，致使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等。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对古罗马的衰败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是决定原因。要想探讨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我们仍然需要从制度、制度安排和利益集团的变化入手。

古罗马采用有权力制衡的元老院制度取代了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度，这种制衡机制被近代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极力推崇，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较为系统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权力制衡理论，这些理论被西方人奉为民主政治的圭臬，并在近代一些欧美国家的政体中得以实施。权力制衡是古罗马政治制度安排在创立之初的灵魂，但随着国家的繁荣和对外连年征战，逐渐壮大的贵族利益集团和军事集团不断地对制度安排进行调整，遗憾的是，他们的调整不是为了避免制度安排的僵化，而是朝着更有利于军事利益集团权力的扩张，使古罗马的政体从最初的民主制演变为君主独裁制，脆弱性急剧增加，最后衰败。

古罗马的历史分为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

王政时代的古罗马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 ①勒克斯（王），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②库里亚大会（民众大会），由全体氏族成年男子参加，有权决定本氏族的一切重大问题；③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相当于库里亚大会的预决机构。王政朝代的罗马政体是一种原始的共和体制。

随着古罗马的发展和领土的不断扩张，奴隶主贵族利益集团不断壮大，相对平等的民主制已经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为了获取特权，必然会渐进地修改政体，贵族利益集团操控的寡头政治也就应运而生，从而使古罗马过渡到了古罗马共和时代。

古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一，除了摄政官、独裁官、骑兵长官外，其他高级官吏都是由民众大会选举出来；其二，民众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分别掌握立法、司法和行政权这三种权力，公元前451年，标志着罗马法诞生的《十二铜表法》得以颁布实施，在古罗马，法律是这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和主要形式；其三，大多数官职都设有具有协议性的同僚，他们职位相等，权力相同，职责范围内任何一项决策的做出都需要全体同僚的一致同意；其四，设有监察官和保民官，监察官“握有降低骑士地位，把生活放荡而又目无法纪的元老驱逐出元老院的大权”，保民官算不上是政府官员，其职位是限制官吏的权力，取消过多的权威；其五，除了元老外，几乎所有的官吏都有任期限制，且官吏都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官职不得连任，担任同一官职必须有一定的间隔期，例如执政官的间隔期是10年。

尽管看上去政体的设置仍然以分权制衡为核心，但此时的执政官不但拥有最高军事权力，而且拥有最高行政权力，虽然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但已演变为由贵族把持。与此同时，等级森严的森都利亚民众大会取代了原来的库里亚大会，所谓民众大会的实权已由贵族掌握。从中不难看出，古罗马共和制实质上已经过渡到由少数贵族利益集团专政的寡头政体，不仅满足了贵族获取特权的野心，也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但这种政体演变又进一步刺激军事首领的集权。古罗马军队根据少数贵族利益集团的意志东征西讨，不断扩展疆域，也导致权力不断地向军事首领的执政官集中。不断获胜的执政官往往会野心膨胀，想去确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终于这一“任务”在恺撒的干儿子屋大维手上完成，使古罗马的政体从共和制转变为军事独裁的君主制。

古罗马帝国的君主制分为两种，帝国时代前期实行普林斯制，后期实行多米那特制。普林斯制保留共和时代的民众大会和元老院，但这些国家机构的职能被大大削弱，而帝国元首集军事、行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并且过渡到了终身制，演变为实质上的皇帝，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君主的个人权力。公元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的局势再度混乱，迫使军事专制再次加强，帝国的政体从普林斯制转变为多米那特制。多米那特制意为君主制，后期的古罗马帝国政体终于除去了表面共和制的伪装，实现了公开的君主专制。

步入了君主专制，其后来衰败的命运便与中国各朝代一样：朝代在建立之初，君王励精图治，随后利益集团兴起，制度安排僵化，走向没落。

从古罗马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政时期和古罗马共和时期制衡的民主体制，令古罗马快速强大，由一个不知名的蕞尔小邦发展成为“威震亚欧”的强国，也使得它“繁荣”的延续时间创造了历史。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导致其衰败的根源也是制度。随着古罗马共和制的发展，贵族利益集团不断培育和壮大，尽管有着分权制衡，但全社会的资源和权力逐步向利益集团集中，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影响或者要求政治结构服务于他们。由于在冷兵器时代，国家的强大伴随而来的是“连年征战”，这就导致社会权力向掌握着兵权的执政官倾斜，权力的一步步集中，使古罗马从共和制演变为君主专制。君主专制的出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利益集团固化和制度安排的僵化，从而使政体必然呈现极度的“脆弱”。

利益集团的不断强大和制度安排的僵化导致一国的衰败，同样可以解释靠海洋技术强大起来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何最后走向衰败。依靠海外的掠夺，国内的皇族和贵族变得富有，依靠“富有”的资本食利取代海外奔波逐步成为国内壮大的利益集团的选择，由于这些资本食利的利益集团又决定了国内的政治权力，这就必然导致国内资源对战力的支持减弱，同时他们又竭尽全力去维系僵化的食利制度安排，其结果便是食利阶层骄奢淫逸，腐败横生，从而导致国力衰退，在与他国的争夺中走向衰亡。这种“循环”表现出来就是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西班牙被荷兰取代，荷兰又被英帝国取代，呈现的是繁荣的不断“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