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西厢记》评本概览

清代的《西厢记》评点留在人们头脑中最显著的印象，恐怕就是清初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部著名文学批评家和著名作品结合的评本，就像一股飓风，席卷着神州大地，几乎连王实甫的原本都为之黯然失色。因此，在过去的研究认识中，它的光辉辐射着清代《西厢记》评点的整个天空，似乎三百年就这么一枝独秀。事实上，清代《西厢记》的评点领域并不寂寥，每个阶段都有评本源源不断地出现，聚合出一幅磅礴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评点风貌图。

第一节 清代初期评本

清初的评点者基本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大都接受过包括评点在内的明代《西厢记》传播的熏染，具有一定的学术基础。他们在晚明纵情任性的世风中长大，又历经政治环境变革带来的思想冲击。在顺治至康熙年间，他们纷纷提笔批书，借《西厢记》阐发文学观念，寄托人生抱负。

一《详校元本西厢记》

此书为清初刻本。其体系构成颇为简单，正文两卷，眉头镌有评语。书前有不足三百字的评者自序一则，落款为“含章馆主人封岳识”。书后附有带眉批的《会真记》及同样署名为“含章馆主人封岳”的《读会真记》一篇。《读会真记》的内容据其文末所交代的，乃是组合宋代王铚和明代王世贞的评论而成，因这位含章馆主人深以为然，所以辑取之。自序则简略叙述了评书的缘由、成书和刊刻时间，以及评书的体例。其文如下：

王实甫、关汉卿《西厢记》，千秋不刊之奇书也。历年既久，或经俗笔增减，迂僻点窜，或伶人便于谐俗，遂至日讹日甚。予留心殆二十年，惟周宪王及李卓吾本差善。崇祯辛巳，乃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三月。其精工可侔宋板，盖不啻获琛宝焉。借校尽五日始毕。拟发刻未遑，而日月逝矣，不永其传，究将湮废。万事已矣，亦复何所事哉！谨寿诸枣梨，期垂久远，俾具真鉴者不为时本所乱，亦大快事。噫！是亦摩诘之所谓空门云尔。有谓北曲每本止四折，其情事长而非四折所能竟，则另分为一本。故周本作五本，本首各有题目正名四句。末以【络丝娘】、【煞尾】结之，为承上接下之词。察每本四折，杂剧体耳。全本或未然。得睹元刻，益悉偏执之隘，故拈出之。凡曲中时本错误字，略注于上，其易鉴别与白中字句不尽及。

含章馆主人封岳识

据此序可知，评者乃是一名叫封岳的人，号含章馆主人。查《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可知，封岳实系明末清初人黄培之号。黄培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康熙八年（1669），字孟坚，山东即墨人。黄培的祖父黄嘉善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名宦，曾官兵部尚书、太子太师等显职。黄培因袭祖荫于明末出任锦衣卫指挥佥使，“秩升大堂，提督街道”，明亡后不复出仕。从清顺治年间开始，至康熙初，黄培曾作诗数百首，并合刻为《含章馆诗集》，其中有不少心怀明朝的内容，因此引发出清代初年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株连者有两百余人，其中不乏顾炎武等学界名流。康熙八年，黄培以“背负本朝，心怀明季”之罪被处死。

黄培虽出身世宦显族之门，但“尤嗜学，持卷寻绎，必得其要领”。其诗“诸体苍厚难名，分席子美，非达夫所能等夷也。至五、七言绝，又与太白、龙标并驱”。他又善古文，“辞造近昌黎堂奥”。对戏曲，他也很是用心，从上面序文可知，他关注《西厢记》剧本近二十年，已形成自己的一套见解。对充斥天下书肆的各种《西厢记》版本，他认为只有周宪王本和李卓吾本还过得去。因此，当他于1641年（崇祯辛巳）偶然在朱成国家中看到元代至正丙戌（1346）三月刊刻的《西厢记》善本时，立刻借回对校，以评点方式揪出通行本与其出入甚大的地方。然而书完稿后不及付梓，明王朝即已灭亡，因此这部《详校元本西厢记》实刻成于清代，从时序上应该被列为清代《西厢记》评本之首。

评本的戏曲文本在总体上分作上下卷，每卷十出。出数的序列号并不因分卷而打断，各自标为“第一出”直至“第二十出”。每出皆为四字标目，其中上卷十出的标目分别是：佛殿奇逢、僧房假寓、墙角联吟、斋坛闹会、白马解围、红娘请宴、夫人停婚、莺莺听琴、锦字传情、妆台窥简。下卷十出的标目则是：乘夜逾墙、倩红问病、月下佳期、堂前巧辩、长亭送别、草桥惊梦、泥金报捷、尺素缄愁、郑恒求配、衣锦荣归。正文中没有题目正名。如此体例与明代徐士范序刻本、起凤馆本、容与堂李卓吾评本等类似，却与凌濛初本分本分折并带题目正名的体例截然不同。

这就出现了矛盾，因为黄氏在序言中称善周宪王本和李卓吾本。李卓吾本种类繁多，真假不一，也不知他认同的是哪一种，但从上述文献状态可知，黄本的体例至少与今存的部分李评本类似。然而他认同周宪王本却让人费解。周本现今固已不得见，但凌濛初本则是“悉遵周宪王元本，一字不易”。据凌氏言，周宪王本分五本，每本四折，又有题目正名，而黄本正属于被凌氏所指责的“时本从一折直递至二十折”，“妄以南戏律之，概加名目，如‘佛殿奇逢’、‘僧房假寓’之类”。另外，凌氏又称周本中“外扮老夫人，正末扮张生，正旦扮莺莺，旦俫扮红娘”，而黄本中各角色皆直接署为“夫人”、“张生”、“莺莺”、“红娘”等，这也正是凌氏所指责的“悉易以南戏称呼，竟蔑北体”。

按照黄本评语中不断出现的“时本为‘某’”推测，他采用的戏曲底本应该就是那所谓的至正元本。由此，我们很难不对这个元本起疑：究竟该元本是否存在？或者该元本是否是真的元本？这些问题现在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不过黄本作为校本的破绽的确颇多，比如他在评语中时常详引凌濛初本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他读书其实是颇为细致的，但不知为何对他最看重的元本的介绍却仅仅停留在“于朱成国邸见古本二册，时维至正丙戌三月。其精工可侔宋板”这般含糊其辞的程度；又如，他从未说明校订所用的参校本，即所谓“时本”是什么本子；再如，他的评语中时见“‘某’时本作‘某’，误”之语，主观判断下得如此明确，却从不给出任何理由，从不做出任何说明。因此，从校勘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部高质量的校本。

作为校本的不审慎并不妨碍《详校元本西厢记》作为评本的价值。评点与校勘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责任者主观意志的渗入。黄本这种不予理由即断正误的做法恰恰使它的许多校勘结论带上了主观评论色彩，而深入考察全书各处的正误断勘，更可以发现，这些频繁出现的“误”、“非”、“大谬”之下，却原来都蕴涵着并不紊乱繁杂的文学艺术准则，显然，它们正是评者文学思想的体现。

黄本所关注的对象偏于琐细，有很多都是一句曲文中的个别字词、一个曲牌或者一个科范等，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音韵调法、体例制度的范畴。比如它在第一出《佛殿奇逢》论【上马娇】之“偏、宜贴翠花钿”时引凌濛初观点云：“偏，一字韵句，所谓曲中短柱。后‘嗤嗤的’，亦上‘嗤’字为句。【上马娇】本调如此，勿认‘偏宜’、‘嗤嗤’连读。”再如第三出《墙角联吟》论【拙鲁速】之“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云：“上‘铁石人’是衬句，非本调，应叠。”而有更多的评语，单纯根据评语字面是很难划分其归属的，也很难获知评者何以断其正误。然而一旦将评者所谓的正确文本和错误文本进行比勘，即可以发现其中蕴涵的文学观点。

例如，第一出其论张生上场白之“贞元十六年二月上旬”云“时本作‘十七年’，误”。乍然一看，似颇突兀，但只要联系宋代王铚关于元稹所作的莺莺传奇事应发生在唐贞元十六年春之说，即可看出黄氏重视本事的文学观。又如，第十八出《尺素缄愁》论【三煞】之“这斑管，曾霜枝栖凤凰，泪点渍胭脂”曰：“俗本多作‘霜枝曾栖凤凰时，因甚泪点渍胭脂’，学究之气熏人。”可见黄氏重视戏曲语言的本色自然。大约因为处于明清交接之时，“本色”观在黄本中体现得颇为明显，不仅如此例者比比皆是，它甚至还多次征引凌濛初的“本色”论，如对于第十出《妆台窥简》张生看信之后的道白“呀，有这场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毕。早知小姐简至，理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小娘子，和你也欢喜”，黄本即引凌本云：“即空主人曰：‘白之酸处，正是元人伎俩处。时本改削之，便失本色。’”“本色”之外，人物塑造和文意贯通也是黄本决勘文本的两个重要文学依据。例如，第二十出《衣锦荣归》中，黄本认为第二支【落梅风】应该由红娘唱，时本让张生唱，是错误的。考察该曲，语词通俗，情感直切明快，它更符合红娘心直口快的性格和不曾读书的身份，黄本此论，显然是以人物性格为衡而发。而第十九出《郑恒求配》论【小桃红】之“洛阳才子善属文”云“‘洛阳’上俗本多‘若不是’三字，谬”，这便是出于文意贯通的考虑，因为此句之后的曲文都是在讲夫人和小姐对张生的欣赏，与此句是顺承关系，一旦增添表示假设转折的“若不是”，文意便晦涩难解。

二《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此书为刻本，最早在清顺治年间（大约在1656年后不久）由贯华堂刊刻。后来翻刻和重刻者不计其数，著名者如康熙年间世德堂刻本、四美堂刻本、怀永堂刻本，乾隆年间书业堂刻本、宝淳堂刻本等。它是包括评本在内的所有《西厢记》版本中存世最多的一种。在不断翻刻和重刻的过程中，书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最早的贯华堂刊本为八卷，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卷一（《恸哭古人》和《留赠后人》二序）、卷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卷三（《会真记》以及王铚、范摅、王楙、陶宗仪各自的考据文章共4篇，还有元稹、白居易、杜牧、沈亚之、李绅等人的诗词共有20余篇）、卷四（《西廂序》和题目总名、第一之四章）、卷五（第二之四章）、卷六（第三之四章）、卷七（第四之四章）、卷八（续之四章）。后来康熙年间所出的吕世镛怀永堂刻《绘像第六才子书》增添了绘像和《醉心篇》，卷首则另附康熙庚子（1720）吕氏自序。乾隆年间出的邹圣脉《楼外楼订正妥注第六才子书》又增补了戏曲文本的字词典故注解。而下文将要论述的邓汝宁《静轩合订评释第六才子西厢记文机活趣》（又名《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释解》或《吴山三妇评笺第六才子书》）和周昂《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以及蓝炳然《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其实也属于《第六才子书》版本的范畴，其中更增添了新的序文和评语等。这些新增添的内容与《第六才子书》原有内容杂汇流传，形成各种各样的《第六才子书》版本。其题名亦五花八门，如《增像第六才子书》、《绣像第六才子书》、《绘图第六才子书》、《绣像全本第六才子书》、《绣像妥注第六才子书》、《绘像增注第六才子书释解》等。其分卷也不再完全保持原有的八卷形式，如楼外楼刻邹圣脉汇注本就是六卷外加卷首一卷，将序文、《读法》及《会真记》等内容统统放入卷首，而将戏曲正文放入卷一至卷五，卷六则为《醉心篇》。

《第六才子书》的评者是清初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其原名为采，字若采，后改名人瑞，圣叹是其改名后的字或号。江苏苏州人。明末曾考取秀才，终生未入仕途，以评书衡文为业。他为人狂放不羁，纵气使性。清顺治十八年（1661），他在清世祖丧期与诸生痛哭文庙，并上揭帖请逐贪酷县令任维初，被巡抚朱国治诬为“震惊先帝之灵”和聚众倡乱。朝廷因此大兴狱案，酿成清初震惊江南的“哭庙案”，他则被列为此案主犯处斩。金氏治文，“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又常发惊世骇俗之论。他礼遵儒家道统，却又出入佛、老，故其评论之间，思想驳杂。他著述繁复，据族人金昌叙录，共二十余种，其中很多都属于未完稿。传世者除为人熟知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和《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之外，还有《才子书汇稿》、后人所辑《沉吟楼诗选》等。

“才子书”其实是金氏规划的一个评点系列，除《西厢记》之外，入选的还有另外五部文学经典，即《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遗憾的是，他因罹难只完成了《西厢记》和《水浒》两部书的评点，还有一部《杜诗解》未竣。由此可知，金氏评点《西厢记》并非出于对戏曲的热情和痴迷，而只是构建和阐发其文学观的一种手段，所以不管是戏曲《西厢记》，还是小说《水浒》，抑或杜甫诗歌，在他看来，都只用“一副手眼”评读即可。这一点，他的崇拜者周昂看得非常清楚，周昂曾说：“吾亦不知圣叹于何年月日发愿动手批此一书，留赠后人。一旦洋洋洒洒，下笔不休，实写一番，空写一番。实写者即《西厢》事，即《西厢》语。点之注之，如眼中睛，如颊上毫。空写者，将自己笔墨写自己性灵，抒自己议论，而举《西厢》情节以实之，《西厢》文字以证之。”（《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记·后候》金氏折批之眉批）

因此，金氏对作为戏曲剧本的《西厢记》文本，是并不审慎的。首先，他在《读法》中就已明确宣称：“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由此可知他和明代的王骥德等人或是后面将要论述的毛西河不一样，对文本是否精准无误，他并不上心。文本于他只是一种借以阐发文学观点的载体，细部的差谬并不会给这个目标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他还窜改王实甫的既有文本，这种窜改绝对是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要为其评语中阐发的文学观点提供证据支持。因此，金本的戏曲文本是很不同于以往的其他任何评本的。

在文本单位的划分上，金本既没有采用北曲“一本四折”的体式，也没有接受南戏化的“出”或“套”，而是径直在第一层次标以“第×之四章”，在第二层次标以“×之×”（“×”代表序列数字），如王本的第一本就被改题为“第一之四章”，其下四折则被标识为“一之一”、“一之二”、“一之三”、“一之四”，这使得作品看起来已不似剧本而更像小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五本不改作“第五之四章”，而是“续之四章”，其下四章也分别呼之曰“续之一”、“续之二”等。自明以来，第五本是否他人续作之争已成为《西厢记》研究领域的一桩公案，但明代除崇祯年间闵齐伋“会真六幻本”明确将其标为“关汉卿续”之外，绝大部分版本都还是将五本视为一体。金氏在标目上的这种举动，配合他在文本评点中对第五本的诟病，显然是要在出版领域内旺燃闵氏的星星之火，高扬续作拙劣之说，从而开启了整个清代评点领域漠视第五本的主流论调。

在标目上，题目总名“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被置于全剧开头，各本的六言四句题目正名则分别被置于各“第×之四章”之开头，具体为：

前十六章又分别拥有两个字的名称，分别是：惊艳、借厢、酬韵、闹斋、寺警、请宴、赖婚、琴心、前候、闹简、赖简、后候、酬简、拷艳、哭宴、惊梦。以二字形式命名虽是承自明代，但明代却没有哪个评本的二字标目与此完全相同，甚至差别极大，而且，“前候”与“后候”、“闹简”、“赖简”与“酬简”这些名目明显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所以，这些名目应该是金氏在参考明本的基础上自己拟定的，其中似刻意在营造一种前后的逻辑性。至于脚色署名，则既不标以杂剧的末、旦、外、净之类，也不标以传奇的生、旦、小旦等，而径直署以张生、莺莺、红娘、夫人等，这使得剧本与一般性叙事作品更加相似。

与他对待王实甫原本的粗糙相比，金氏对自己的评点却是相当细致认真的。仅就文本表现形式而言，其评点组织可谓精密如织。哭前赠后的双序、八十一条读法、正文开篇前之《西厢序》、文本之中各章的折批和节批，使整个文本被评点包裹得严严实实，不像是评点穿插文本，倒像是文本论证评点。一言以蔽之，整部《第六才子书》就是以评点方式构建出的“圣叹自制”《西厢记》。

三《朱景昭批评西厢记》

此书为抄本，底本原为吴晓铃先生收藏，2004年被影印收录于吴书荫主编的《绥中吴氏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全书不分卷，正文前有序言四篇和《读法》六条。序言之中，最后一篇题名为“钟氏原序”，不知何人所作，应该是过录自评本使用的戏曲底本。另外三篇则依次署以易水钱錀季平、龄江张珩楚材、山阴朱璐景昭。《读法》作者亦为朱璐。正文结束后有署“萧山陈正治绮函”的跋语一篇。

此书大约完成于1656～1671年间，评者正如书题所揭示的那样，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朱景昭，“璐”应该是其名。此人生平难见于史料，经笔者考证，其为清初一无功名文人。在评者自序中，朱氏对自己评点《西厢记》的背景有所交代：“近阅吴中改本一帙，逐段注解，逐篇评论，立意命词，大都宗南华、御寇，而才分有未逮焉者。使得良师友磨砻陶铸之，几登作者之坛。惜其任以己意，尽将原本割裂改涂，每一展看，肠欲为呕，目欲为眩。……然其一番评注苦心，议论风生，煞有可观，不容泯没。予因特检原本，取其评注之得当者，另录一编，间有缺略散漫者，附以臆见，稍为增损。……又取明季诸先正各本，凡评论之有裨于文艺者，汇录焉。”考察评本的具体情形，可知此“吴中改本”即金圣叹评本。由此可知，朱本并非是纯原创性质的，而是以“原本”《西厢记》为戏曲底本，摘录前人评本特别是金圣叹评本中的评语，经过自己的组织，并辅之以自己的见解构建的评本。

当然，朱璐自以为的“原本”其实离杂剧《西厢记》的原貌还有相当距离，只能算作未经圣叹改动的文本。它的体例并非“一本四折”，又无题目正名，而是以“套”为单位，将全剧分作十六套。值得注意的是，张生草桥梦莺莺之后的内容已被彻底删去，这令它成为《西厢记》出版史上第一部彻底抛弃原本第五本的版本。其标目也是二字形式，分别是：遇艳、投禅、联诗、附荐、解围、请宴、寒盟、琴心、传书、省简、逾墙、订约、就欢、巧辩、伤离、旅梦。这些标目有些与明本如王骥德本、李廷谟刊徐渭评本等相似，但有些标目如“琴心”，在此之前却仅见于金圣叹本，因此，它们应该是朱璐在广泛参考明本和金圣叹本之后进行加工的结果。总目和题目正名已完全不见，脚色标署亦同金本一般，直接标作张生、莺莺、红娘、老夫人等。由此可见，该戏曲底本仍然为一传奇化的剧本。文本中有少量单圈标示，至于评语，则被置于两种位置：一是眉头，用以批评该页文本之中的相应内容；一是每套末尾，对该套之中评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进行阐述。

评语的来源，除去少部分朱璐自身的见解外，其余部分主要来自金圣叹本，另外还有徐渭和王思任等一些明人的评语。经比较，可知徐评多出于《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此不赘谈。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王思任评语。

这是一个很值得学界重视的问题，因为今存王思任关于《西厢记》的评论文字仅两篇，一为《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之王序，一为《王实甫西厢记序》 （见《王季重十种》）。至于是否有过“王思任《西厢记》评本”，却已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等重要书目都将它列出，但也都无法提供文献证据。蒋星煜先生因而认为它“并不存在，王思任尝为《三先生合评本北西厢记》作过一篇短序，因此书流传不广，后人以讹传讹，王思任‘作序’本竟成为王思任‘评本’了”。但是，作为王氏身后不远的同乡，朱璐却在评本中录有几条并不见于上述两序的王氏评语。兹列于下：

登峰造极，俱在第一层尖上取舌。此书成后，千古人学问尽呆，资质俱钝。（《朱璐自序》）

此篇胡珠乱撒，但闻清贵错落之声。（《琴心》套批）

填词至此，鬼神欲泣，真宰必售。一日一唱，一唱一叹。谁得而猒射之。（《伤离》套批）

情理所极，几与圣经贤传同一，不可思议。（《伤离》套批）

第一条引自王氏《西厢记序》（据朱璐言），后三条针对曲章而发。如此看来，王氏对《西厢记》不仅有专序，似乎更有曲文评点。当然，事情真相如何，还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佐证。

四《论定西厢记》

此书现存清康熙十五年（1676）学者堂刻本及民国间武进董氏诵芬室石印重刊本。评者毛西河即清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毛奇龄，其生平参见下编第三章。全书正文五卷，首尾各附一卷。其卷首内容为：康熙丙辰仲春延陵兴祚伯成氏序、毛氏自撰之《论定西厢记自序》、《西厢记杂论》十则、莺莺图像一幅、莺莺图像跋、《会真记》（附《辩证》）、余杭陆进谨《后跋》、《考实》。卷末内容为：《西厢记卷末》、元稹《莺莺诗》及《春晓诗》、杨巨源《崔娘诗》、李绅《莺莺歌》、沈亚之《酬元微之春词》、王涣《惆怅词》、杜牧《题会真诗三十韵》、毛甡与张杉及金敬《敷联续会真诗三十韵》、秦观《调笑令词》、毛滂《续调笑令词》、赵令畤《蝶恋花词十二首》（有题序）、杨慎《黄莺儿词》。正文五卷则是对《西厢记》文本展开的具体论定。

《论定西厢记》的戏曲底本，据毛氏自序所言，乃是偶得于兰溪方记室家的元至正旧本之明永乐十三年重刻本，毛氏认为该本“曲白皦鬯，与元词准”，因此“以兰溪本为准，矢不更一字，宁为曲解，定无添易”。毛氏述此兰溪本事，言之凿凿，似真有其事，但是此书现已不能得见，也不见其他人提及。若此书果真存在，则从评本的戏曲文本情形来看，它的确具有一定的北曲风貌，但也不乏奇怪的体例特征。全剧分五本，每本之下又各分四折，但在各折标数上却不是按照单本内部次序各标作“第一折”至“第四折”，而是将全剧打通，依次标作“第一折”至“第二十折”。各折并不单独标目，只在每本结束处标以六言四句的【正名】，其内容为：

全剧结束处又有总目四句曰“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们在很多《西厢记》版本中都被列于剧作开头。

至于评本在论定中所参考过的版本，则可据其评语的具体内容推知。在毛氏的论辞之中曾明确提及的《西厢记》版本有：王骥德本、董解元本、徐文长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金在衡本、顾玄纬本、《雍熙乐府》本、日新堂本、周宪王本。其中王骥德本出现的频率最高，董解元本次之，徐文长本再次之，余者出现次数则不多。貌似毛西河参校了许多的前人本子，但事实上，只要仔细检阅其论辞，就会发现除董解元本被大量引用作为主要例证，以及日新堂本和周宪王本只在论剧本标目和作者问题时各被征引一次之外，其余诸本相涉观点，皆可见于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而此书正是毛氏在《自序》中特别攻击的对象。因此，在毛氏指名道姓的那一堆《西厢记》版本里，真正被其参考的本子，主要只有王骥德本和董解元本。而对明末那部和王骥德评点方式相近的凌濛初本，毛氏从不曾提及，比对二书内容，也绝少相近处，只是他征引的日新堂本和周宪王本关于剧本标目和作者的观点在现存明本中只曾同时出现于凌本，看来，毛氏或许阅览过凌本，但在正式论定的过程中却应该没有参考它。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因为毛本还有一个隐性参考本，这便是有清一代影响最盛的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在毛氏的论辞中，它被提及得相当频繁，只不过毛氏从不以正名呼之，而是言必称“盱衡扺掌者”。毛氏以考据见长，论必引经据典，又最憎改窜原文，而金圣叹的评点风格显然严重犯了他这些忌讳，所以他对金氏相当轻蔑不屑，不断在论定之中揪住对方进行批判。

尽管毛氏对金圣叹的观点不屑一顾，但评本的评语却像金本一般，是以分章划段的形式穿插于戏曲文本之中，对相应内容进行评说。评语基本都是毛氏自撰，但也有个别是来自邵赤文、萧研邻、汤显祖、屏侯和萧孟昉等人，这些人或为前贤，或为毛氏之交好。

五《西来意》

此书为刻本，初刻于清康熙年间，又名《元本北西厢》和《梦觉关》。全书四卷，前一卷，后一卷，内容相当丰富。卷前内容为：金堡《西来意序》、徐继恩《序西来意》、查嗣馨《梅岩手评西厢序》、蒋薰《西来意小引》、褚廷琯《序》、俞汝言《西厢说意序》、潘廷章《西厢说意》、《西厢三大作法》、《西厢只有三人》、《读西厢须其人》、王廷昌等《附记语录一则》、潘景曾等《记事》七条、元稹《会真记》、翁暠《跋会真记后》。很多序言款识中都录有作序时间，金序为“康熙己未”（1679），徐序和潘氏《说意》皆为“康熙庚申”（1680），查序为“康熙丁未”（1667），据此推测，此书或成于康熙前期。卷后则收入褚元勋《西厢辩伪》，它从金圣叹《第六才子书》各章中罗列证据，痛陈金本改换关目、强作解事、窜易字句、横分枝节的四大罪状。此书另有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以治抄本，其卷前又添加了任氏所撰的《元本北西厢序》和《金评西厢正错序》各一篇，另有无名氏序一篇。

评本的戏曲底本，据潘氏《读西厢须其人》所言，乃是“悉从《田水月》、碧筠斋元本点定，绝不窜易一字”。《田水月》本如绪论所述，是一种徐渭评本，而碧筠斋本则为今已失传的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3）刻本。在《田水月》本卷首有《叙》，其中提到“余于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本，非杜撰也”和“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看来《田》、碧二本在戏曲底本上具有密切的承传关系。事实上，潘本在曲文具体评点中并未提及碧筠斋本。在《白马解围》一章，它删去了杜将军所唱的【赏花时】，并评曰：“此下有【赏花时】一阕，元本所无，今删之。但前后白多，文情殊觉冷淡。”此话明显是化用《田水月》本同处的评语“此二套古本无。但前后白多，恐去之觉冷淡了”，只是将“古本”直接改称“元本”而已。据此推测，潘氏不一定真的将两个本子都阅过，而很有可能是据《田水月》本《叙》而顺便言及碧筠斋本。另外，在《把盏停婚》一章的【清江引】处，它有夹批曰：“此阕向作红唱。延阁订本仍作莺唱，其理更深。读末句自知之。”可知崇祯四年（1631）序刻的延阁主人李廷谟订正《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也被潘氏参考过。

考察潘本曲文的具体情形，它一共是四卷，每卷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值得注意的是，张生草桥梦莺莺以后的文本也被删去了。总目四句“张君瑞巧做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以及王实甫原本中各本的题目正名四句（潘本只称“正名”）皆予以保留，其具体情形为：

各折又有四字标目，分别是：佛殿奇逢、僧房假寓、墙角联吟、斋坛闹会、白马解围、红娘请宴、把盏停婚、闻琴感意、书院传情、妆台窥简、乘夜逾垣、寄方问病、月下佳期、堂前巧辩、长亭送别、草桥惊梦。脚色署名不遵元剧旧称，莺莺、红娘、老夫人、法本、法聪被简署以“莺”、“红”、“夫人”、“本”、“聪”，张生虽被署以“生”，却不能确定这究竟是南曲化男主角的概称，还是“张生”二字的简称。由此，潘本的文本情形其实还是和《田水月》本有一定差别，尽管二书都有相同的总目、楔子和题目正名，但在体制上，《田水月》本是分作一折四套，而各套的四字标目也和潘本多有出入。所以，潘氏所谓的“绝不窜易一字”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至于潘本删掉草桥梦莺莺之后的内容，除去是潘氏对作品主题理解的产物外，也不排除有受到金圣叹评本影响的因素。

潘本的评语相当多，它们密布在文本的行间和句间，在各折的末尾，还有篇幅颇长的《说意》，对该折进行总体性评述。评者潘廷章，字美含，号梅岩，浙江海宁人。他在明末为诸生，明亡后，避世不出，潜心著述，著有《硖川集》、《渚山楼集》等。从《记事》所言之“是书初因伪本突出，耳食者竞相传诵，特为标指觉迷”，以及卷后所附褚氏《西厢辩伪》可以推知，反感日益盛行的金圣叹《第六才子书》是他评点《西厢记》的直接诱因，因此文本评语中不时可以见到他对金氏观点的批驳。但当他主要以佛家思想视角解读《西厢记》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金氏评语中也曾流露的因果论和空幻观的一致性，大约曾历经“天崩地解”的文人都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结。

六《西厢记演剧》

此书为刻本，大约刻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后不久。全书分上下两卷，内容构成颇为简单，除正文外，仅在书前有一则署名“广陵李书云”之序言。参与该书评点工作的人员不止一人，据李书云序中所言“汪子蛟门，每折批评，相与鼓掌。……不数月而蛟门作古人矣。予能无挂剑之义哉！付之梓人”，可知李氏与那位叫汪蛟门的都是评者。同时，该书上、下卷开篇处皆题“大都王实甫元本，广陵李书楼参酌，吴门朱素臣校订”，可知李书楼、朱素臣二人亦是评者。

此书与其他评本相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改编王实甫原本并以评点进行相应论说的评本，因此它的文本情形与之前任何一种《西厢记》都不同。作品以“折”为单位，却将原本的第二本第一折和第三本第二折各拆作两折，又彻底砍掉张生草桥梦莺莺之后的情节，成为十八折。分别题作：游殿、借寓、联吟、修斋、寺警、解围、请宴、停婚、听琴、传情、窥简、诗约、跳墙、问病、佳期、巧辩、送别、惊梦。又于第一折之前另加“首折”，以作《家门》。原本的题目正名全部取消，唯总目四句“张君瑞巧计东床婿，法本师住持南禅地。老夫人开宴北堂春，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被撰于《家门》开篇。在脚色署名上，莺莺被署以“旦”，张生被署以“生”，红娘被署以“小旦”，老夫人则署“老旦”，法聪为“副净”，法本为“外”，杜将军为“小生”，小二为“末”，琴童、孙飞虎被署以“丑”。正如李序所言之“元本一字不更”，王实甫原本曲词基本不被更易，只是所唱之人发生改变，不再由一人专唱一折曲词，而是由不同脚色杂唱。例如：第一折《游殿》本来全属张生的唱词已被改为张生、崔莺莺、琴童和法聪四人杂唱。至于王本的道白科范等，则多被改易，例如第五折《寺警》莺莺自请献贼之后，原本老夫人所云之“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被改作“宁可同死，决不如此”。又如，第十折《传情》开篇，此本在张、红相见之前增添了琴童对张生害相思的调侃以及琴童接应红娘的一段对话。

评语则被附于每折作品文本之后，以折批形式出现，同时附上的还有《音释》。《音释》是对文本中个别阅读起来相对困难的生僻字进行注音，被释之字寥寥几个，并不像其他版本中的《音释》那么烦琐。评语则来源复杂，除去以汪蛟门为主、李书云为辅的评者自撰评语外，尚录有徐文长、骆金乡、汤显祖、沈璟、金圣叹、毛西河、萧研邻、邵赤文诸人之评语。其中，徐文长、汤显祖和沈璟的评语应是转引自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金圣叹评语自是引于《第六才子书》，而毛西河、萧研邻、邵赤文的评语则引自毛西河《论定西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