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清代晚期评本

《此宜阁》评本之后，清代《西厢记》评点的发展似乎进入了停滞期。此时《第六才子书》的各种版本，诸如怀永堂本、文盛堂本、三槐堂本、五云楼本、致和堂本、文苑堂本、会贤堂本、四义堂本、味兰轩本等，在市面上继续风行。直至光绪年间，才出现了新的《西厢记》评本，即戴问善《西厢引墨》。三十年后，清王朝覆灭，文学的进程却没有与政治的更迭保持绝对一致。1916年，中华书局所刊行的蓝炳然《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清代《西厢记》评点一脉相承，当然，它已经是传统《西厢记》评点的最后一簇景观。

一《西厢引墨》

此书为清光绪六年（1880）稿本，全一册，分上下卷。原书为傅惜华先生收藏，现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室。书之扉页有墨笔题字“渤海沧州蔚州学正戴君华使遗墨”。全书内容构成颇为简单，正文之外仅一序一跋。其序下有款识为“光绪六年岁在上章执徐寻行数墨书室”；其跋名曰《书西厢后》，落款为“处暑日谂庵甫又题”，跋下有“华使”印和“戴问善”印各一枚。评者戴问善，系清末一位教育事业从事者，又是一位经世派人士。

这是又一部以金圣叹《第六才子书》为底本的《西厢记》评本，但是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动。首先，它删除了所有的金氏评语和圈点，仅保留了戏曲文本。其次，在金本中大受诟病的《惊梦》之后文本已被它彻底删除。再次，总目和题目正名全部取消，而原有的“第×之四章”以及下属的“×之一”、“×之二”等单位序列标识全部换为“第×折”。最后，个别文句似参考过明本而有所改动，比如《惊艳》【寄生草】“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水月观音院”的“这边是”和“那边是”分别改作“你道是”和“我则说是”，就与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相同。底本全以墨笔誊写，其行间则以朱笔对评者认为重要的文句进行标注，圈点符号有单圈、双圈和斜点三种形式。评语皆为戴氏原创，以朱笔撰写，大部分置于正文眉头，少量置于文本的行间和句间。这部评本的具体情形，将在下编第二章予以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二《天香吟阁增订金批西厢记》

此书为1916年中华书局刊行本。全书四卷，无序无跋。书之扉页注明校正者为“梅江蓝炳然”，卷一开篇处亦题有“梅江蓝炳然韵石校正”字样。蓝炳然，据《台湾省通志稿·人物志》载，是台湾新竹人，清光绪初秀才，以设帐授徒为业，在家乡颇有声望；他博学多闻，尤善书画，而为人则爽朗不羁；日本人占领台湾之后，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西渡大陆，之后不知所终；曾编注《东莱博议约选》。

此书取名为《增订金批西厢记》，与周昂的《此宜阁》评本名称相同，其实它正是在周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但它并没有像周昂批金本那样保持金本的原貌，更没有保持周批的原貌，所有的《序》、《读法》、《例言》乃至评语都被删去，只留下单纯的《第六才子书》戏曲文本作为底本，重新进行评点。但即便是这戏曲文本，蓝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题目总名和各本的题目正名已被删除。在文本单位划分上，原有的“章”已被恢复为“折”，在排序上则打通全文，依次为“第一折”直至“第十六折”。在各折标目上，采取了双重标目形式，即既保留金氏的二字名目，又增添了六字标目，详情如下：

老夫人开春院、张君瑞借僧房、小红娘传好事、崔莺莺赴道场

张君瑞解贼围、小红娘昼请客、老夫人赖婚事、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寄情诗、小红娘递密约、崔莺莺乔坐衙、老夫人问医药

小红娘成好事、老夫人问情由、短长亭饯君瑞、草桥店梦莺莺

可以看出，这些六字标目实际上是将原有各本之题目正名予以一定改动后拆分至各折而来。至于金氏所诟病的《惊梦》完结之后的文本，蓝氏和前面很多评点者一样，也将其彻底删去。对具体的曲白，他在个别地方进行了改动，而经考察，可知这些改动多数都是据周昂在《此宜阁》本评语中的意见做出的，当然，有的也是蓝氏自己的主张。

评者对重要的文句进行了单圈标识。评语则或者附于眉头，或者置于文句中，或者列于章段间，内容大部分都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而又有个别的字词音释、义释和典故阐释。评语的来源比较复杂，有的是节录被删掉的金氏节批和夹批，有的选录周批，有的又与毛西河本节批有关，有的则采自邓温书评本，但也有很多是蓝氏本人自创。这些出处不同的文字杂合在一起，拼凑之感却并不十分浓厚。这一方面是评点颇为松散自由的形式使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观点应该已经过评者有意的组织，都被集中在两个特定的主题上：一是作品的审美解析，包括对结构、人物形象和语言的探讨；另一个则是写作技法指南，其中，叙事的顺畅性是评者尤其关心的内容。例如《借厢》之第十四节，金氏原本在法本向张生解释崔府何以指派红娘前来询问斋期之后，便紧接法本向红娘言说法事的具体日期，然后张生便假哭以求法本同意附斋，而法本对刚才张生唐突自己之事却毫不介怀，一口应承。对此，蓝氏在法本解释完之后立即追加一句张生道白曰：“原来如此，幸勿见怪。”眉头又针对此改动评道：“须加‘原来’二句，措语方圆。”两相比较，蓝氏的观点的确使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更加合乎情理，叙事也变得更加自然流畅。

综合考察清代《西厢记》评点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清代前期是《西厢记》评点最为繁荣的阶段，各家评本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探讨，均表现出颇为突出的个性色彩。《第六才子书》固然相当出色，但在此时并没有获得如同它后来那样唯我独尊的地位。诞生在金本之后的四种评本都没有表现出对金本的顶礼膜拜。评者们或轻或重地，都在自己的评本中表示出对金本的不满，而不满的焦点基本都集中于他对王实甫原本的改动、过于忽视作品的戏曲文体属性以及解文太过附会三个方面。但事实上，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金氏的影响，在评点的形式和方法上，乃至在文学观点上都表现出了明晦不一的借鉴和认同。由此可知，清代前期评点领域对《西厢记》的认识是在矛盾中趋于统一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西厢记》场上搬演愈发淡出社会和八股取士仍然坚挺的时代背景下，金本“以文解曲”的优势日益彰显。这和它对作品的深透分析相辅相成，使得其余各家评本逐渐淡出传播界。《第六才子书》成为天下最通行的《西厢记》版本，“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限制了《西厢记》评点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清代中后期的评点都相对沉寂。此时出现的评本，无一例外地都使用金氏《西厢记》作底本，而“以文论曲”的思维也向纵深发展。在此时的评点领域中，《西厢记》俨然已非戏曲文本，而被视为古文和八股一类的文章。

另外，清代的评点全都由文人独立完成。明代那种书商策划运作，杂凑评语，假托名人手笔的混乱状况已不复存在。这种改变，和评本本身制作动机的改换密切相关。明代评本是在戏台《西厢记》表演颇为兴盛的情形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很多书之所以会诞生，是为了满足民众在戏台外的娱情之需，其出版具有较强的商业目的。而清代的评本，正如下文即将谈到的，全部都是出于评者个人的兴趣乃至内心使命感。特别是那些手稿式评本，就现今的留存情形来看，一般都是孤本，在当年它们也就只是在评者所熟识的友人之间进行小范围的传播，这更是与商业利益风马牛不相及了。尽管他们之中除金圣叹、毛西河外，余者皆不负盛名，显然不能和明代动辄李卓吾、徐文长、汤海若等诸大家抗衡（这大约也是清代评本不如明代评本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这些评本都具有质实的内容，基本都是评者花费心血、苦心孤诣的成果，都能真正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处境中评者自身的兴趣与追求。因此，漫漫三百年中，《西厢记》的评点并不是金《西厢》一枝独秀的，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仔细审慎地发掘这片尚未得以认真开垦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