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今日之南京大学，可以溯源到1902年创设的三江师范学堂（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而至国立中央大学）和1888年创设的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基督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堂，后定名为金陵大学），中间历经调整和分合。“南京大学”一词，最早见于1920年4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先生关于在该校校址和南洋劝业会旧址设立大学的倡议。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是“南京大学”一词首次实际用于命名一所大学。1952年，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由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而来）进行组合调整，今日南京大学的基本面貌于焉确立。

从南京大学发源的第一天起，历史学科就是南京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百多年矣。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脉，主要承袭原中央大学的历史系、边政系和金陵大学的历史系、中国文化研究所。这一个多世纪，国家多故，历史研究相关人员之进出，机构之设废分合，岂可胜数？

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深秋时节，霜林如画，伫立石头城下，南大历史学系的历史如电影般浮现眼前。全面客观地研究总结，作为历史学科下个百年的借镜，有待巨子鸿儒如椽大笔；小子不才，只能约略总结以下数端，以为引玉之砖。

第一，扎根中国大地，弘扬中国文化。

校友赛珍珠曾以《大地》描绘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国人形象，中国这片土壤，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国人食毛践土，生息繁衍，又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打下自己的烙印。氲氤熏陶，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自成一脉。百年来，南大历史学人亦是如此，以中国为荣，骄傲自尊，整理国故，弘扬传统，阐扬新知，不后于人。柳诒徵先生治中国文化史，柱立南雍，壁立百仞，后学仰止；胡小石先生家学渊源，得梅庵真传，与沈曾植、王静安等耆老名宿过从甚密，打通文史，不逊前人；缪凤林先生授中国通史，通古今之变，直入先贤堂奥；朱汉章先生讲经说道，旁征博引，天花乱坠；徐养秋先生主攻汉代教育，探微入幽，新见迭出；唐君毅先生发掘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探索道德理想主义之人文世界；贝德士先生，身为美国人，精通南京方言，与友人史迈士等结成“南京帮”，更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研究主题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五四新文化冲决网罗、涤荡腐朽之时，南大历史学人不人云亦云，“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面赓续介绍引进新文化，一面匡正新文化之偏激与不足。1922年，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发起创办《学衡》杂志。《学衡》的供稿者，除发起人外，还有吴芳吉、刘朴、赵思伯、缪凤林、张其昀、赵万里、胡梦华、陆维钊、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张荫麟、林损、景昌极、刘永济、汤用彤、钱念孙等。吴宓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学衡诸人珍视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在中国文化中的永恒价值，目为“民族文化的基石”。“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使中华民族“重建民族的自尊”。以史学理论而言，学衡派认为史料考据仅是历史研究初步，还得“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以及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历史研究，范围当通天彻地，左顾右盼。他们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明历史之因果，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开拓国人时空观念，培育刚健笃实、勇于进取之精神，增益道德关怀；表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爱国心。

学衡派不激不随、不偏不废的辩证立场，在全盘西化或者言必称三代的两造之间，“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彰显其价值。

发扬民族历史，彰显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南大历史学人的共同心声。无独有偶，国脉微弱之际，金大学长1930年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 “（1）研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2）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3）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关于本国文化之学程，（4）供给本校师生研究中国文化之便利”。以徐养秋为所长，网罗李小缘、刘乃敬、刘国钧、贝德士、商承祚、吕叔湘、吕凤子、徐益棠、汪采白、杭立武、王钟麟、吴景超、黄云眉、陈登原、雷海宗、刘继萱、吴白匋、史岩、刘铭恕等一干文史名家。到因抗战而西迁时，金大已经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天一阁藏书考》《古今伪书考补证》《词源疏证》《殷契辑存考释》《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释》等国学力作13种，另有完成而待刊者12种，而在校外出版的《中国田赋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填补了学术空白。

南大历史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守，曾经被视为保守，甚或被认为“反五四”。如今，喧嚣的潮流退去，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代价值日益得到重视和阐发，前贤的先见之明和事功，成为我们登高望远的基石。

第二，打通中西两界，立意创新学术。

胡适曾论中国人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中国文明是“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南大历史学人谋“民族的自尊”，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贬低中国文明。他们明确提出：“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绪。”在尊崇中国文化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在吸收西洋文化中的养分，消化、融合，创新学术，开拓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路径。

南大历史学人崛起之时，近代考古学已经进入中国，但其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尚未充分显现。南大历史学人敏锐地注意到了其中的含义，李小缘先生指出：“研究中国文化，可据资料，大别有二：曰史籍，曰古物。古物足以证史，亦足以纠史。而其弥补史阙，功用尤大。”基于这样的认识，南大郑重接受了原汇文书院创始人福开森捐赠的包括《王齐翰挑耳图》、《宋拓王右军大观帖》、小克鼎等国宝在内的大批中国文物，此后不断加以补充，构成今日南大历史博物馆的丰富收藏，并与历史典籍研究交相辉映，产生《十二家吉金图录》《历代著录画目》等著作。

打通考古与文献研究的实践，是南大人共同的旨趣，为中国近代历史学谱写了新篇章。抗战时期，连天炮火，曾昭燏先生奔波于川、滇一带，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主持发掘马龙遗址、佛顶遗址、龙泉遗址等，收获丰硕，这是中国考古学家较早运用近代考古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经研究，她与同事们认定，云南这一地区的文化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将其定名为“苍河文化”。商承祚教授则两度深入长沙前线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文物，写作了《长沙文物闻见记》《楚漆器集》《长沙楚器发现纪略》等大作，论证了长沙在楚文化发源史上的地位，激发了前线军民强烈的爱国之心，朱自清、闻一多、宗白华等曾给予高度评价。

图书馆中国古已有之，但藏家往往作为独得之秘，重藏书而不重利用。南大历史学人1927年创建中国高校第一个图书馆系。刘国钧先生发表《图书馆学要旨》，陈长伟撰写《图书馆流通法》，他们和著有《图书馆学》的李小缘先生一起，建立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基本框架。李小缘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图书馆应当学习瑞士和美国的模式，把图书馆建成“传播消息及知识之总机关”“宣传文化之总机关”，使之成为“精神娱乐的最高俱乐部”。在图书馆建设的基础上，李小缘撰写了《云南书目》《西人论中国边疆书目》等贯通中西的著作，程会昌先生则撰写了《目录学丛考》等，创造性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目录学。

不仅用西学更新再造传统学术，南大历史学人还深入西方学术前沿，结合中国需要，创建新的学科门类。沈刚伯的西洋史，顾毂宜的俄国近代史，陈训慈的欧洲民族殖民史，徐子明的德国史、法国史，刘继萱的朝鲜史，均领学界风气。这当中，王绳祖先生兼收并蓄，写作了《欧洲近代史》, 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打破了中国大学当时世界史教学由外国教材垄断的局面。该书将时间顺序的综合叙述和国别的分类叙述结合起来，评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甚至超前分析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德国纳粹兴起的根源和危险。在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人尚在鼓吹、引进法西斯主义的当时，学人的深邃和预见跃然纸上。留学英国后，他用中英两国外交档案写作了《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会将其列入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必读书目，成为学界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式名著。此后，王绳祖在欧洲近代外交史、欧洲国际关系史等方面发表一系列论著。他的开创性努力，使中国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外交史等学科勃然兴起，至今惠及后学。

新中国建立以后，韩儒林先生的蒙元史研究，蒋孟引先生的英国史研究，茅家琦先生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张宪文先生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蔡少卿先生的民间秘密社会史研究，等等，无不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开创出新的学术天地。

第三，关注边疆问题，心系中国命运。

清政府崩溃以后，如何把帝国的遗产转化为共和国的财产、避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塌后四分五裂的命运，是横亘在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南大历史学人与国家共呼吸、同命运，关注、研究边疆问题，在中国学界独树一帜，成就斐然。

1931年，徐益棠教授等深入内战不断的四川，考察瑶族文化和生活。1934年，金大历史学人感于边疆问题日益严重，开始开设“中国边疆概论”“中国民族通志”“中国西南边疆研究”“满蒙外交关系”等课程，并邀请斯文·赫定等国际名家进行交流。抗战爆发、金大西迁后，柯象峰先生进入四川峨边县，考察彝民生活，并与徐益棠联袂深入西康，收集各少数族群文物，拍照记录。当时，徐益棠主攻“中国民族史研究”“西南民族史”，商承祚、刘铭恕主攻“西蜀汉画像研究”，李小缘主攻“四川书目”，史岩主攻“西蜀壁画”，众多研究成果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1年，徐益棠主编出版《边疆研究论丛》，并接手主编《西南边疆》。金大人一边进行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一边收集边疆文物，总数达2680种，丰富了原先的福开森收藏。

中国的抗战，不同于依赖工业区和发达地带的西方国家，在东部繁华地域沦陷后，中国可恃者主要是西南和西北边疆。为开发边疆以支撑持久战，1944年，中央大学特别设置了边政系，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开了先河。当时，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担任系主任，专任教授有韩儒林、卫惠林、芮逸夫、董同和等，他们开设了边疆政治制度、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的边政人才。

南京大学的边政研究专家，很多人在1949年以后继续发挥学术领军人的作用，比如徐益棠先生后来担任历史系教授，卫惠林去台湾后，成为当地民族学、人类学的开山鼻祖。其中，韩儒林先生长期担任南大历史学系主任，把边疆民族研究推到新的境界。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得到陈垣、陈寅恪等名师的指点，学问日进；赴欧洲留学后，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亲炙于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等人，主攻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文字，熟稔拉丁文、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文字。韩先生上承乾嘉以来传统考据学的精髓，兼收近代欧洲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吐纳蓄收，卓然自立，自1935年起，发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等突厥部族史研究论文多篇。后研究重点转向蒙元史，陆续发表《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等20多篇论文。他还利用汉藏文史料，研究唐代至清代的西藏史和蒙藏佛教史，发表了《吐蕃王族与官族》等论文。新中国建立以后，发表《论成吉思汗》等代表性论文，其主要著述多收入论文集《穹庐集》。还主编了《元朝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分册》。参与编纂《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部分，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地区历代图幅。他还参与建立蒙古史学会、元史研究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为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弟子门生至今在中国边政研究和中亚伊斯兰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南大历史学人有尊贵的报国之心；“星垂平野阔，月照大江流”，南大历史学人有宏阔豪迈的境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南大历史学人有放眼五洲的视野；“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南大历史学人有精卫填海般的决心和毅力。百年功业，百丈高楼，南大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命运的缩影和写照。

如今的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前人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已成历史；资金支持的丰足，国际学术交流的便捷，更非前人所敢奢望。如何继承前辈师长的进取精神和时代责任感，创新学术，服务人群，报效国家，成为历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对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青年人，有厚望焉。

张生

2014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