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校史概述

1 南开的发展道路——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系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所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的大学很多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那时中国积贫积弱、日益衰败，很多学堂是为了救国、强国而兴办起来的。因此，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与西方大学源于教会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与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南开大学在创办时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但与国运也是密不可分。它肇端于威海卫“国帜三易”之后张伯苓所执教的严氏家塾，诞生于甲午战败十周年之际，开办于因“外争国权”而掀起的五四运动大潮之中，建校目的就是塑造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治国、强国、富国之才，负有“兴学强国”的责任使命。

1898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了“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这一年，张伯苓结识热心教育、倡导新学的翰林严修，受聘执教于严氏家塾。因此，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作为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学校完整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肇端于严氏家塾。

1904年，时任直隶学校司督办的严修偕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通过考察，二人“知彼邦富强，实出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行创办中学，徐图扩充”。归国后，严修将家塾变为公学，初名中学堂，不久改为敬业中学堂、第一中学堂，1907年又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起称南开学校，以培养救国、强国的人才为教育目标。

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大学部经过多年筹备，于1919年秋正式成立。刚建校时，只有周恩来、马骏等96名学生，教师也仅有17名，设文、理、商三科。这三科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立的，带有强烈的“育才救国”的实用性。

学校初创的几年，是南开大学最艰难的时期，办学经费极度缺乏，办学条件较为落后。1922年，学校租得八里台附近400余亩土地，开始兴建教学楼（即后来的“秀山堂”）、学生宿舍、教员住宅。此后，学校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开始兴建科学馆（即后来的“思源堂”）。1923年8月，学校正式迁入八里台新址，除设文、理、商、矿四科外，并增设预科，初具规模。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南开人在一片荒野之地上建起了幽静、整洁的校园，图书馆藏书达20万余册，教学设施的配备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名列前茅，甚至超过北京大学等一批国立大学。更重要的是，南开的办学模式也开始从照搬外国向着“土货化”（即中国化）的方向发展。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的文、理、商、经济等学科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中经济学科更是成为当时的优势学科。1927年9月，南开接受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的建议，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由何廉兼任主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创办之初就开始对天津物价进行调查和分析，编制了在当时极具权威的南开物价指数。后来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山东、河北两省移民东北的问题和华北地区工业化的问题，以及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其他许多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出版了英文版的《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并开始成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后来都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拥有文、理、商3个学院的13个系和2个研究所，学生429人，教职员110多人，成为当时中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当时天津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天津卫有三桩宝：永利（碱厂）、南开和《大公报》。”

1921年9月，梁启超受邀参加南开大学开学典礼时说：“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梁先生自己曾立志创一所中国大学，没有成功，所以对南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考察南开后称：“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称南开大学“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同年5月20日，教育部视察员在评语中说：“南开大学设备虽受经济限制，然颇能以一文钱作两文钱用，如数学系近购有十三种曲面及曲线数学标本，为国内其他大学所不经见者。其教授待遇虽不优，而能奋勉从事。有教授在职近十年，他大学虽以重聘邀约，亦不离去者。其学生程度亦甚整齐。余等观察时，见商科二年级上经济课，男女生俱以英语笔记，敏捷正确，全班皆然。”

陶行知先生在1934年也指出：“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1946年，为祝贺张伯苓七十寿辰，陶行知先生又手书祝寿诗一首，云：“‘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他注曰：“两园桃李一手栽”是指“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张伯苓到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70余位旅美南开校友在纽约聚会，为张校长庆贺七十寿诞。正在美国访问的南开校友曹禺和老舍闻讯后，联名写下贺诗《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在庆祝会上当场朗诵，其中提到：“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第二年，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用英文撰写了《教育家张伯苓》一文，指出：“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对于南开大学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指出，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大学，虽遇到一些困难，但总体上是蒸蒸日上的。然而，这一发展势头被日寇的侵华战争所破坏。南开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师生开始上课。1938年4月，因战事吃紧，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简称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历时八年，融合“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三校紧密合作，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师生及员工数以千计。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列了由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有832人（碑上列有834人，但曾仲端和王福振均被列出两次，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认为应属错列，实为832人），实际人数还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的因参加抗战工作而离校的学生有295人，绝大多数人未被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这1100多人，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但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1947年1月5日，在南京的南开校友为张伯苓一行举办茶会，南开校友会南京分会召集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唐际清在致辞中说：“据我所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被立案惩处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是战前的南开学校毕业生。虽然这个发现暂时也许不宜公诸报端，但是凡我南开校友理应为此自豪。”3月19日，张伯苓回到天津，南开校友、时任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向张伯苓报喜：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战前南开毕业生。张伯苓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我高兴。”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原校。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原址举行复校开学典礼。此时的南开大学已经改为国立，办学规模比抗战前有了很大发展，共有文、理、工、商4个学院16个系，学生达到1200多人。复校后，南开大学“重视学术研究自由”，“强调热心社会服务，发扬‘公能’精神”，“一切设备、教员皆正规化，重视课程，考试严格，学生素质好、朴实，学习研究风气盛”。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毛泽东为南开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全国高校实施院系大调整，原天津大学的数学、物理系及原津沽大学的贸易、会计、企管等系并入南开，原南开大学的化工系等调出并入其他高校。调整后，南开大学被确定为综合性大学，全校共设14个系，有18个专业、3个专修科，有学生1634人、教师277人、员工273人。当时杨石先副校长在做《新南开大学的成立和它的方针任务》报告时，提出了两项教育任务：一是为国家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二是发扬学术与提高文化，从国家长远的需要来看，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两项任务的提出，为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对院系专业及教学科研方向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1956年学校成立党委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党在学校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57年，学校制订科研计划和长远科学规划，此后坚持定期召开科学讨论会，陆续掀起科学研究的热潮，在农药化学、离子交换树脂等领域的研究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60年，南开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

在此后的发展道路上，南开大学也经历过一系列挫折。“文革”期间，南开大学除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外，还在空前的自然灾害中损失惨重。1976年7月28日，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使学校8名教工和23名学生蒙难，房屋震损2177间，面积达77548平方米，贵重的仪器设备损坏43件，价值56.6万元，直接经济损失总计500万元以上。后来随着计划经济解体和国内高校群雄竞起，南开大学在发展中遇到了资金困难、排名下滑、空间受限等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种种磨难，南开人靠着“越难越开”的精神一路顽强前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没有得到特殊资助的情况下，学校主要依靠横向联合，建成了经济学院楼群、数学学院大楼、东方艺术大楼、综合实验楼、日本研究中心等。1995年，南开大学率先通过“211工程”预审，评审专家对南开“得到的比别人少，做的不比别人差”的实干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2000年，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签署重点共建协议，南开大学跻身21世纪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行列。

进入21世纪，南开大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主动应对各种挑战，紧紧抓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津南新校区建设这两大历史性机遇，注重质量特色，优化办学结构，改善办学条件，调整学校布局，迈开了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奋进的步伐。

回顾南开大学开办以来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南开的前进与祖国的发展是同步的。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2月15日视察南开大学时所指出的：“南开的道路是同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道路紧密结合的；南开的品格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的精神是她青春的精神。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这就是南开这所学校的灵魂。”

民族危亡则大学艰难，国运昌盛则大学兴旺。南开的发展道路是与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南开人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始终心系国家、服务社会。这是一条危难时刚毅坚卓、忧国救国之路，是一条和平时昂扬向上、富国强国之路，是一条为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培育俊彦、贡献力量之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南开大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2 南开的教育特色——公能育人，全面发展

自1919年建校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短短十余年间，南开大学作为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高等学府，很快就在社会上赢得良好声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扎实的基础教学和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由此，形成了南开大学的教育特色——以育人为第一要务，培养“允公允能”、全面发展的人才。

南开校友吴大猷先生说过，论历史、规模和师资阵容，南开与北大、清华不能比，但社会、政府重视南开的原因，“无疑的，我认为是它的教授和课程的高水准”。陈省身先生也回忆道：“南开的数学系那时以脚踏实地见长。姜立夫先生教书是极为认真的，每课必留习题，每题必经评阅。”当时的南开大学，诚如他们所言，是厚基础、博知识、强能力、高素质、严要求的。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依然高度注重基础教学，积极强化育人质量。学校提出，要有“实事求是的作风”，“避免灌输给学生一些空疏的理论”，因为“严格的训练，认真的考核”始终是南开“传统的教学精神”。时任校长杨石先要求“踏踏实实提高教学质量”，指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合乎规格的建设人才，是我们学校的基本任务。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着眼于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基本任务，紧密围绕这一基本任务”。这一时期主管学校教学工作的吴大任，也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质量第一”，认为“基础教学质量，对于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合乎规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学校多次召开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专题会议，出台了《基础课程重点调查综合报告》和《提高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要求“特别重视提高基础教学质量这一工作，经常把它作为工作重点”，并“配备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提高基础课的理论教学和实验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继承并发扬优良传统，提出了“抓基础、重质量、求创新、严学风”的要求，进一步强调注重基础，努力提升教育质量。这突出地体现在重视教育与教学的基础地位、重视教育与教学的基础建设、重视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重视教风与学风的建设等“四个重视”上。正是因为南开坚持“育人为本”“教学神圣”的教育理念，所以才有至今仍为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人民日报》在1995年4月3日刊登的那篇题为《南开学风，堪称一流》的报道。

南开大学重视育人，但育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南开自它孕育之初，就在探索这个问题，并在长期办学实践中交出了完美的答卷，这就是——培养“允公允能”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初创之时，校父严修提出了“尚公”“尚武”“尚实”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1934年，在30年办学实践基础上，校长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纪念会上宣布，南开学校以“允公允能”为校训，致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允公允能”这一句式，来自《诗经·鲁颂》中的“允文允武”，“允”为文言语首助词，是“既、又”的意思。“允公允能”意为“既有爱国爱群之公德，又有服务社会之能力”。

南开大学原是一所私立学校，但私立不等于私有，南开大学是为公、为国而兴办的，如张伯苓所讲，“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张伯苓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公”？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患有五种“大病”。

首曰“愚”，千余年来，国人深中八股文之余毒，民性保守，不求进步。又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

次曰“弱”，重文轻武，鄙弃劳动，鸦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

三曰“贫”，科学不兴，灾荒叠见，生产力弱，生计艰难。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流行，民生经济，濒于破产。

四曰“散”，两千年来，国人蛰伏于专制淫威之下，不善组织，不能团结。因此个人主义畸形发展，团体观念，极为薄弱。整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而不悟“聚者力强，散者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之理。

五曰“私”，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

针对这五“病”，特别是作为最大病根的“私”，张伯苓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公能”的主张。他认为：唯“公”，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他还强调：“允公”是大公，不是小公，是爱国、爱群之公德；“允能”是要做到最能，要能建设现代化国家，就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和服务社会的实际工作能力。

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楠森先生是南开大家庭中的自贡蜀光中学高中1942届校友，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他在2007年为纪念张伯苓接办蜀光中学70周年写了《公能——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灵魂》一文，认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公能实际是全面素质教育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张伯苓的解释全面反映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为把“公能”教育落到实处，张伯苓还提出了五项训练方针：一曰重视体育，二曰提倡科学，三曰团体组织，四曰道德训练，五曰培养救国力量。他指出：“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张伯苓老校长是把体育放在第一位的。作为“中国奥运先驱”、奥运精神在东方的较早倡导者，张伯苓对体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教育如果没有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不懂体育的人不宜当校长。”在他看来，体育运动除了可强壮体魄以外，还可用以锻炼毅力、强化纪律、培养团体合作的意识、贯彻民主法治的精神，就是要你去拼搏、去协作、去守规则，而且要忍受失败给你带来的煎熬。在“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体育思想和“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南开大学形成了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体育设备、运动场地，力求完善；体育组织、运动比赛，力求普遍”。在20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的体育活动较为普及、实施得法，校内涌现出许多实力雄厚的运动团队及成绩优异的运动选手。南开学校历年在天津、华北、全国、远东各类运动会及球类比赛中所获奖杯不下数十个，锦标超过百面。

除了普及体育，编演话剧也是南开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1908年，当话剧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南开学校就开始编演话剧，一直延续了40余年。南开的话剧团被胡适称为“中国顶好的剧团”，南开大学教授兼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彭春（张伯苓之弟）则享有“中国现代话剧第一人”的美誉。20世纪20年代，南开话剧走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剧本主题大都是反帝、反封建。到了20世纪30年代，南开话剧走向成熟，编演的外国话剧大都是第一次被介绍、引进到中国舞台上。抗战期间，在昆明和重庆，南开话剧团走出校门，同当地话剧工作者联起手来，上演了很多宣传抗战的剧作，如《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汉奸的子孙》《雾重庆》《屈原》等，学生们借编演话剧，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激励人们的抗战斗志。在抗战胜利后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南开的联大剧社创作了《民主使徒》《芳草天涯》《凯旋》《告地状》等剧目，在许多城市上演，动员人民反对独裁统治。

正是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要素的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下，南开大学形成了“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精神传统，使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一流，涌现出以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刘东生、吴文俊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中间，既有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也有卓越的教育家、艺术家，这充分反映了南开“公能”育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特色。

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扬南开大学“公能”育人的教育特色，2012年初，《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2011～2015）》颁布，确定“公能”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勇于创新”，强调要以“公能”为主线，促进知行合一和德、智、体、美的相互融合、协调发展，通过构建新时期“公能”素质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南开的学术传统——认识中国，服务中国

南开大学之所以办得好，还在于“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指导方针。从这个方针看，南开大学是一个致力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学。这个方针并不是在南开建校之初就提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轮回教育”风波之后才明确下来。

1924年11月28日，23岁的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以“笑萍”为笔名，在《南大周刊》第8期上发表了《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指出：学生毕业后学着老师的样子到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回来后依样画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宁恩承的这篇文章在南开师生中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留洋教师表示强烈不满，围绕“轮回教育”展开了一场全校性的大争论。当时南开学校的欧美化倾向确实十分严重，学制来自西方，教科书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译本，据说南开大学生物课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国货。

经过“轮回教育”风波，张伯苓开始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逐渐认识到：“此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于中国之国情，等于小贩经商，行买行卖。”于是，南开大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25年，学校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汉语讲授。1927年，教务会议决定，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写教材。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于半“洋货”化——学制、师资、教材均直接或间接来自西洋，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因此，“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而“土货化必须从学术之独立入手”，“中国大学若不努力于研究事业，则中国学术永无土货化之时期”。

在这份《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南开的创办者们提出：“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南开创办者们所言之“土货”，即“贴近中国国情”“扎根本土实际”，“土货化”亦即“中国化”“本土化”。创建“土货化”的南开大学，目的就在于兴办“中国化”的教育、致力“本土化”的学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服务中国。

为确保“土货化”的学术研究取得实效，《南开大学发展方案》规定要以三项标准来确定研究范围：“（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亟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该方案最后还强调：“南开大学将来之发展，即不外上文所定之方针与范围……经费充足，则循此以为尽量之发展，即经费拮据，亦当努力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也。”

正是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理念指导下，1927年9月，南开大学建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国内高校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研究机构。1931年5月，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又与商学院及文学院的经济系合并，组建了经济学院。当月出版的《南开周刊》对此评论道：“大学中设立经济学院，研究调查适宜于中国经济学说与事实，尚属创举。”

为更好地“知中国、服务中国”，南开学者致力于“土货化”的学术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生活开展实地调查。例如，早期南开学者把考察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及其影响作为主题之一，在对我国城市工业和乡村手工业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由于注重翔实的数据调查和科学的数量分析，南开学者编制的各种经济指数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发布的“南开指数”享誉中外，出版的《大公报·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也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看重。应用化学研究所坚持“教育与科研并重”“研究与生产并重”，在分析化验样品、仿制及生产轻工业品、提高民用轻工产品质量、加强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硫酸厂的建成投产，大长了中国化工科技人员的志气，“尤觉中国问题可由国人自行解决，而中国工程师未必不如外人”。这些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的整体地位和学术声望。

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大学的教授还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途径，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语言民俗等开展调查研究，并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油印出版了学术刊物《边疆人文》。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成为文、理并重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在高校院系调整中，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温公颐、季陶达等一大批史学、文学、哲学和经济学知名学者调入南开，南开文科的综合实力和学术声望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和显著增强。理科则在时任校长、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化学家杨石先的带领下，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调整科研攻关方向，为国家的有机农药研究和原子弹研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药工业刚刚起步，面对严重的农业灾害，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治措施，只能依靠进口农药。1956年，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杨石先教授响应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号召，接受了研制农药的任务，回校后便积极组织力量开展研究。1958年，陈茹玉教授带领青年教师合成了对人畜危害不大但对害虫有很好防治效果的“敌百虫”“马拉硫磷”等有机磷杀虫剂，并在校内建成了“敌百虫”生产车间，同时协助我国第一家有机磷杀虫剂生产厂——天津农药厂进行生产。以此为契机，南开大学于1962年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的相关科研任务，以研制农药为主，开展了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一个又一个空白，相继研制出“久效磷”、“螟蛉畏”、“灭锈一号”和“除草剂一号”等农药品种，为我国农药研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并将其列入《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南开大学于1958年成立了“离子交换树脂”车间，毛主席当年到车间视察时曾给予很高评价，鲜为人知的是，离子交换树脂的研制与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密切相关。1956年，留美归来后执教于南开大学的何炳林教授带回了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的10公斤苯乙烯和5公斤二乙烯苯，并利用这些材料在两年时间里合成了当时世界上已有的全部主要离子交换树脂品种，包括用于从贫铀矿中提取原子弹原料铀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此后，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资助了南开大学400万元，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专门生产交换树脂的化工厂，从而开创了我国自己的离子交换树脂工业。该厂所生产的苯乙烯型强碱201树脂首先向国防工业部门提供，用于提取国家急需的核燃料——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和核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南开大学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利用学科基础好的优势，增设了一批新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文科方面，重点增设了以财经类为主的应用型专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理科方面，则重点增设了交叉、边缘和高新科技类专业，发展了现代工学，尤其大力发展生命科学和医学。南开大学还以创新意识和前瞻眼光，在1981年创设了旅游专业，30多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旅游人才，被誉为中国旅游业的“黄埔军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南开大学文理并重的学科布局更加多元开放，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以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

进入21世纪以来，南开大学继续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优良学术传统，把“顶天立地”作为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指导思想。所谓“顶天”，就是追踪学术前沿、瞄准国家需求；所谓“立地”，就是紧贴社会实际、服务区域发展。为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南开大学近年来注重建章立制，陆续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和激励措施，引导教师在科研中聚焦学术前沿、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研究，产出了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并在参与党和政府决策咨询、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南开大学的APEC研究中心每年都为我国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和部长级会议提供研究报告，受到外交部、商务部多次表彰；人权研究中心经批准成为首批三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之一，并全程参与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起草工作，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推出的南开治理指数，作为国内首个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与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物价指数遥相呼应，续写了学术辉煌；滨海开发研究院整合校内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等优势学科资源，成为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区域发展的智库；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深化了南开大学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促进了南开大学及天津市的国际化进程。由此，南开学者在继承弘扬“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基础研究扎实、应用创新突出”的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