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社会的理论

思潮是时代的脉搏，国际上涉及残疾人的理论层出不穷，有丰富的理论作为残疾人服务业发展的理论依据。本节主要对国际社会的残疾人事业理论、服务业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并比照当下中国残疾人服务业发展理论，寻求可借鉴的理论启迪。

一 残疾人事业理论

国际社会残疾人事业理论主要有人道主义理论、人权事业理论及社会排斥理论。在这里，人道主义理论、人权事业理论主要阐述西方人道主义理论、人权事业理论的发展历程，社会排斥理论主要阐述社会排斥的概念以及西方对残疾人社会排斥的理论研究。

（一）人道主义理论

在西方，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及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四个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以自然主义理论为工具反对宗教神学，因此被称为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的自然性，重视人的幸福和自然欲望的满足，倡导合理的物质欲求与对世俗生活的享受，其局限性在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地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理性是人的基本特性，是区分人和动物的根本；他们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强调人的理性就是自由、平等、正义和爱的诠释，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客观外部世界，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局限性在于，它过分高扬理性的旗帜，忽视了现实的物质世界以及用科学佐证理性。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否定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的。它从理性角度评判社会，强调对现世的改良并构建理想社会蓝图；同时倡导人与人应该平等、互助与合作的集体发展模式。以上理念均促使了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局限性在于，它没有对现实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因而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科学途径。

德国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其基本观点是人的本质论、人的存在异化论和人的复归论。他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中理解人的方式，但是他认为人就是“人本身”，主张从现实中理解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对确立人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局限性在于，除了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20]

（二）人权事业理论

人权事业理论在西方国家有悠长的发展历史，这里主要按照人权事业的发展阶段进行简单概述。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中能找寻到西方人权思想的踪迹，该思想认为自然法赋予每个人相同的理性，且大家都受理性的支配，要遵循公正的法则生活，拥有平等的公民权。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该时期的人权思想着重强调“人”的地位，主张用“人”对抗“神”，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这一时期的人权思想没有形成系统理论体系，但是推动了人的自由解放，促进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发展。

天赋人权说是古典自然法人权理论的核心理论，起源于欧洲启蒙思想运动时期。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根据自然法亦即人的自然权利推论出天赋人权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和占有财产是人生而具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被誉为近代“自由思想的始祖”[21]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天赋人权的原则，把每个人生而具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称为人权；他高度重视人的自由这一自然权利，认为“自由是其余一切的基础”[22]。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政府和法律都是为保护人的天赋权利而建立和存在的，其中自由权是天赋权利的核心。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就指出：“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23]天赋人权说在当时反神、反封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引领人们建立了基本人权宪法保障制度。但是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具有时代局限性。

新古典自然法人权理论分为神学和非神学两派，分别以法国哲学家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和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为代表人物。马里旦主要的贡献在于，他认为“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24]，此处的自然法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强调人权是社会领域里的事情。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正义论”，他认为正义原则是根本的道德原则，人权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分配正义”的问题，并且认为“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5]

以上所概述的西方人权事业的主要理论，总体而言具有唯心性、抽象性、超阶级性、虚伪性等特点。[26]但是，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研究人权，丰富了世界人权事业理论的内容，为残疾人的人权发展奠定了理论依据，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三）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的概念，1974年由法国社会政策分析专家勒内·勒努瓦（Ren Lenior）首次明确提出。他认为受排斥者是被排斥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的，主要包括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社会不适应者等。英国政府社会排斥办公室认为，社会排斥指的是某些人或地区受到的诸如事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27]德国政治学教授布尔查特（Tania Burchardt）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个人长期稳定地居住在某个社会，却没有参与到这个社会公民所应进行的正常活动中，例如某人未参与或未充分参与所在社会的消费、生产、政治等活动即为社会排斥行为。[28]西方还有学者总结学术界对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成果，认为社会排斥理论大致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范式：团结、专业化、垄断。[29]这里主要就残疾人社会排斥理论的现状研究进行阐述。

就残疾人就业受排斥问题，西方有学者指出，“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日益增多，已经把残疾人排除在生产工作之外，孤立于职业集体中的社会之外”。残疾人之所以存在就业障碍，究其原因，除了身体上的缺陷之外，更主要是由于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大环境下，工厂生产速度、时间、管理纪律等生产组织方式将他们排斥在外。[30]

就残疾人社交受排斥问题，西方有学者认为，周围的人和环境对他们提出要求时，他们缺乏应对的经验。产生这些人际疏离现象，是因为社会排斥所导致的残疾人人际交往范围狭小造成的。研究发现，正常人漠视聋哑人的语言交流，社会对使用不同寻常语言方式的人缺乏尊重和宽容，这种循环使得残疾人的人际疏离更加严重。最可悲的是，这一切的后果要由残疾人自己来承担，来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社会把它当成应该承担的挑战。[31]

二 服务业发展理论

服务业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关键指标。残疾人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属于社会服务的范畴，其发展水平不仅能反映一个国际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更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这里按照国际残疾人事业发展阶段，简要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服务理论。

（一）启蒙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为西方残疾人事业的启蒙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形成了所谓的“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32]。但在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背景下，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各国执行福利政策的主要理念。1933年，中年时身患麻痹后遗症，下肢瘫痪的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当选美国总统，推行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为核心的3r新政。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其著作《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当代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论”，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反对自由放任。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残疾人数量剧增，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1963年挪威奥斯陆会议上，瑞典智力迟钝者协会强调残疾人的权利正常化，主张“尽最大的可能保障他们正常生活的条件”，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国际残疾人行动计划中被明确提出，即“以健全人为中心的社会是不健全的”[33]。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阶段形成了早期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思想。

（二）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阶段，残疾人事业更加受到重视。联合国于1969年颁布了《禁止一切无视残疾人的社会条件的决议》；1971年发布《智力迟钝者权利宣言》；1974年召开残疾人生活环境专家会议，倡导在城市营造健全人、病人、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都能够自如生活的环境；1975年公布《残疾人权利宣言》；为了发动全社会关爱残疾人，将1981年定为“国际残疾人年”。英国、美国、瑞典等西方工业国家，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残疾人社区。这些法案的出台和残疾人社区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使得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更加公平、公正。

这一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政府改革，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开始出现。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应该以市场和顾客作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强调将私营企业的管理方法应用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中。美国就有学者指出，政府不应该成为一个无效率的庞大机构，应该通过职能变革、挖掘潜力和组织重塑来实现真正的重大改革。[34]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政府的社会服务政策开始转向在社会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重视顾客的需求和满意度，把服务方式从直接服务转向授权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开创了西方社会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先河，但是在追求服务效率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社会公平。

（三）普及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西方国家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普及阶段。从与残疾人相关的法律法规、服务机构和服务组织、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无障碍建设，到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以及残疾人自身的观念，都有巨大进步。

这一时期社会服务理论主要有第三条道路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他自己把第三条道路界定为一条中间道路，主张政治超越“左”与“右”的对立，倡导建立新型的民主国家，贯彻“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的原则，实行“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强调在公共事务上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化；倡导福利国家把积极福利作为重点目标，促使社会服务从事后服务转变为事前服务，倡导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福利模式。[35]但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稍显抽象，缺乏可操作的现实性，因此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出现。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Janet V.Denhardt，Robert B.Denhardt）提出了“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新理念，他们认为公民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中心，服务是公共管理的本质[36]，要求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政策时应该着重强调公平地服务于民与授权于民的职责[37]，认为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是顾客，这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将政府服务的接受者当作顾客的政府服务理念有所区别。

三 中国比较与扬弃

本节的前两部分论述了西方残疾人服务业的相关理论。西方的残疾人服务业发展，都经历过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其经验教训值得当下中国借鉴。因此，下面通过比较和分析西方残疾人服务业理论，为发展完善中国残疾人服务业理论提供启迪。

（一）相似之处

关于中西方残疾人服务业理论的相似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人道主义理念作为对残疾人关怀的出发点。中国从先秦时期开始直到现在，在不同时期都对人道主义赋予不同的时代意义；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萌芽的人道主义发展到后来的人本主义，同样是不同时代对人道主义的不同解读。但是人道主义重视人的生命和价值的主旋律在古今中外从未改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共性。

第二，伴随着残疾人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残疾人人权。现在，不论是残疾人服务业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正在逐步完善残疾人服务业的中国，都非常强调残疾人的人权保障工作，注重对于残疾人人权的理论研究。

第三，残疾人福利供给理念不断更新，现在已普遍摒弃单一的责任主体，重视责任主体多元化的福利供给模式。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和政府“失灵”等问题的出现，社会各界对福利多元主义的呼声高涨，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残疾人福利提供者；中国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原来单靠国家供给残疾人社会福利的福利供给方式已不再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多元化的福利主体供给已是大势所趋。

（二）相异之处

当今中外残疾人服务业相关理论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某些残疾人服务业理论中所强调的人是抽象的人，是超历史、超阶级的人，理论中宣称代表“一切人”，通常却只关心一个阶级的利益，“在它大写的‘人’字后面，隐藏的是渺小的资产者”[38]；而中国的残疾人服务业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残疾人服务业理论。人道主义、人权主义及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理论思想，其宗旨都是切实“为人民服务”，其中的“人”是具有社会性和自然性、现实性和历史性、人民性与阶级性等多重属性特征的整体。因此，这是相较于西方的一些残疾人服务业理论的最根本的区别。

（三）经验启迪

结合中国国情比较中外残疾人服务业发展理论，国际社会对当下中国的理论启迪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应该继续宣扬社会发展及公平正义的理念。从西方国家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践经验看来，他们始终秉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社会公正的理念。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残疾人事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残疾人服务业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价值理念，缩小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差距，帮助残疾人自力更生，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能力，为他们创造更多融入社会的机会。

第二，应该牢固树立现代文明新型残疾观。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医疗模式”到“社会模式”，再到“权利模式”的残疾人事业发展模式转变。中国残疾人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致力于消除对残疾人的社会排斥，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让残疾人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这是中国政府及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应该形成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国家、社会及市场三者协同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模式。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在残疾人服务业发展中需要采取综合的“社会取向”福利观，整合福利服务，增强福利供给效率的及时性和稳定性。当下中国应依靠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力量发展残疾人社会福利事业，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