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非区域及其各国概况与殖民时期的行政区划

1．西非区域及其各国概况

地理意义上的西非是指西临大西洋，东到乍得湖，北接撒哈拉沙漠，南至几内亚湾，面积达6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占非洲大陆面积的1/5还多，人口占整个非洲大陆人口的1/3。1975年成立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16个成员国（2000年12月31日毛里塔尼亚退出）正好处在这个地带上。到2013年为止，成员国中有科特迪瓦（1986年前称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多哥、贝宁、布基纳法索（1984年前称上沃尔特共和国）8个法语国家，有尼日利亚、加纳、塞拉利昂、冈比亚、利比里亚5个英语国家，以及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1976年11月加入）2个葡语国家，成员国总数和人口总数分别占非洲国家总数的近1/3。

西非各国在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相对于非洲大陆的其他次区域地区而言。如表2-1所显示的，西非16国在人口、面积、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上国与国的差别很大，冈比亚人口仅有100万，而尼日利亚人口则近2亿；冈比亚国土面积仅为1万多平方公里，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面积则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与最低的国家相差近5倍。独立前西非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沿海国家与地区普遍高于内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持续到21世纪。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数据，岛国佛得角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加纳和塞内加尔4国进入世界中低收入国家之列，其余国家都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且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尼日尔和多哥占非洲10个最穷国中的4个。在政治上，西非地区既有曾分属英国、法国、葡萄牙的不同势力范围的国家，同时也还有美国间接影响下的利比里亚；既有英法殖民地的和平独立，也有葡萄牙殖民地的武装独立；既有拥抱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更有非洲社会主义代表国家。

当代西非政治经济结构的形成与世界资本主义对西非的渗透密不可分，可以说，西非是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初尝甜头的地方，也是最早被动参与世界一体化的地方。西非见证了初期资本主义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特性和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所显示的渗透力量。西非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程，是西非遭受残酷剥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受到极大扭曲的过程。自15世纪奴隶贸易开始直到19世纪末欧洲对非洲的瓜分，非洲大陆自主的历史发展过程受到了严重干扰，在世界近代史上开始了被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裹挟向前、被动适应的过程。即使在政治独立以后，这种被动的地位也没有太大改变。

三百多年的奴隶贸易和欧洲列强对非洲的任意瓜分是这种被动地位的最重要根源，尤其就西非而言，前者极大地摧毁了非洲的人力资源储备，使非洲人几乎丧失了原有的技能和创造力，同时加深了非洲人之间原有的不信任和分歧，并制造出新的不和。而欧洲在瓜分完成之后建立的“殖民政权拖延采取非洲化政策的结果”挫伤了非洲人的自尊与自信；非洲原有的政治组织、行政机制、历史传统被破坏、阉割。非洲社会的自成一体与自我更新能力随着殖民统治的巩固而被削弱。奴隶贸易与基于殖民统治者意愿的被分割统治培植出异化于非洲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殖民统治的强制压迫性质，这种强制性使得控制社会的强力机构畸形发展，具有了相对于非洲社会其他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优势。如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军事政变频繁不仅因为非洲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落后与贫困、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军队中的改革力量，而且因为非洲的军队构成了“力图获取国家资源的统治精英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洲国家和平独立时，军队异化于非洲社会的特性没有被彻底改造，故军政权有趋向于维护旧的殖民结构的保守特性。

殖民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发展优势，通过经济、法律、军事等多种手段限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1651年英国出台且以后经过多次修正的《航海条例》就是要确保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其规定凡从欧洲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从亚洲、非洲、美洲运往英国或爱尔兰以及英国各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运送。英国各港口的渔业进出口货物以及英国国境沿海贸易的货物，完全由英国船只运送。该法案不仅是要强化英国与其他欧洲强国（如荷兰、西班牙等）的竞争优势，而且也要限制英国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既使自己的国家尽量自给自足，同时迫使其他国家的经济依赖自己。这些目标包括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工业，压缩或禁止进口；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垄断原材料、运输、技术资源。这种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重商资本主义不仅引发了欧洲强国之间的战争，也引发了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统治寻求独立的战争，这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的一个因素。

大西洋奴隶贸易构成了世界一体化最初的画面，加速了西欧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美洲得到开发，而非洲自此沦为世界的底端。非洲的发展、非洲人的命运取决于外部世界，非洲经济不是造福于非洲本地人民的经济，而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地经济。殖民政权的本质服务于这种殖民地经济。殖民宗主国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改变了非洲各地区和人民的联系。这种殖民地生产结构则是畸形的，殖民地经济与宗主国经济的交换基础显然是不平等的，是剥削性质的，这种殖民地经济表现为：各殖民地经济片面发展少数几种供出口的农作物或矿产品，从而瓦解了那些地方早已存在的经济结构，改变了非洲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型经济；输出农业和矿业原料，却又从国外进口这些原料的制成品；外国商业利益的主导地位；宗主国对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得到了发展，广大的农村经济却处于衰退破产的严重局面。这种殖民地经济使得非洲地区原有的横向交流与联系减少，直至消失。

上述这种政治经济特点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依旧在发挥作用，其现实的危机体现为：人口增长率在成为世界最高的同时，人均粮食产量却在下降；成了世界上工业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冷战结束后的国家的虚弱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下更加严重，其中西非地区由利比里亚内战而引起的塞拉利昂、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的动荡，就是国家虚弱的体现。

殖民统治造成了非洲的现代与传统的割裂，抑制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加大了非洲内部一体化发展的难度。殖民宗主国为了本身利益的考虑，或者说统治的方便，采取了某些措施，如在西非英语殖民地，货币、所得税、研究机构甚至学校考试制度（西非考试委员会）都是一样的。法属西非殖民地在行政管理上的一致性就更强些，原因是法国建立了法属西非这样类似联邦性质的行政机构。这些措施客观上为西非地区的横向联系提供了条件。非洲多数国家独立时，不仅继承了殖民大国划定的边界，而且也基本继承了原有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村庄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故非洲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二元性非常突出，这是国家一体化乃至区域一体化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独立之初，仅有少数非洲领导者如恩克鲁玛认识到了非洲现代化发展不能仅靠政治上的非殖民化，但多数非洲国家领导者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懂得这个道理。

除此之外，西非内部的区域差异也是明显的，如沿海与内陆之间，埃利斯和摩根（Ellis and Morgan）观察到，西非“沿海国家在工业品和多数农产品出口上都表现不错，但是除马里之外的内陆国家只在农产品出口上表现还可以”。从西非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迁移的两种趋势看，也是如此，这两种趋势是：来自萨赫勒地区（主要为内陆国家）的劳动力向沿海国家迁移；沿海国家的劳动力迁移则是季节性的农场工人和雇佣劳动力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加纳向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迁移。

独立建国后，西非各国都致力于改变不发达的状况，但不管声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多数国家忽视了农业，削弱了农业基础。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加纳、几内亚、马里和贝宁，盲目模仿苏联模式，重工轻农，强调国营企业的垄断地位；而尼日利亚凭借储量丰富的石油资源，则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初步发展了一大批现代化的石油提炼、石化、钢铁、汽车装配和建筑材料等重工业，以及纺织、食品、饮料、医药和家用电器等轻工业，工业发展在非洲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重视农业的科特迪瓦，试图通过以农养工、以工促农来促进发展，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的年均超过7%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创造了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科特迪瓦“既没有通过引进新产品促进建立新的工业部门来扩大供应的条件，也没有引进新的制造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进入80年代开始陷入困境，科特迪瓦从而成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反面典型。

为什么不管实行何种经济模式，成效都不大？说到底，西非国家独立以来实行的各种模式都不是西非国家结合自己国家和区域政治经济状况摸索出来的模式，而是盲目模仿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东方社会主义模式或者继承殖民统治模式的结果。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非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中的问题积重难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非国家在扭转历史惯性上缺乏创新的手段。“非洲危机的解决尝试过非洲化（本土化）政策、国有化政策、进口替代、发展计划中的滴入模式、与外资的合作、国家资本主义、外援、非洲社会主义。……除此以外，非洲领导人视区域主义为改变虚弱处境及边缘地位的主要方式……但不幸的是，许多区域性计划是模棱两可、随意的，无助于解决依赖性经济、外资的支配性地位及不发达状况等痼疾的解决”。

虽然多数西非国家独立后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西非却越来越被边缘化了，相继遭受能源危机、外债危机的双重打击，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此后西非国家陷入了疲于应付西方金融机构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西方推动的政治民主化的过程。非洲经济陷入危机、经济停滞近十年时，东亚却出现了成功的赶超发达国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随后中国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果说西非多数国家在独立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亚洲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非和东南亚面临的国际局势则出现了不同，即非洲国家不仅要面对发达国家，而且要面对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从消极的层面说，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赛跑中，非洲被抛在了最后；从积极的层面看，世界任何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都成为非洲在随后赶超中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对西非国家既是激励，也是机遇。

西非各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两极国际政治为特点的冷战中。在独立之初，西非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开国领导人意识到了团结起来的重要性。然而，当时主要由于主权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因素的作用，加上冷战期间的国际形势有利于西非国家获取大国相争的好处，故区域合作并未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极政治体制开始松动，国际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加强，西非国家对这种变化有所体察与反应，西共体随之诞生，致力于经济集体自力更生的《拉各斯行动计划》也随即出笼。

2．殖民时期的西非行政区域

西非国家的领土疆界在19世纪后期被殖民大国瓜分时基本确定下来。西非区域的行政等级结构也在西非基本被瓜分完毕之后逐渐确立起来。法国和英国是西非的两个最大殖民宗主国。两国对各自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有所不同，法国采取的是直接统治方式，法属西非的统治具有某些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因而对法属西非国家独立后的区域合作具有某些积极意义。英属西非采取的是间接统治方式，各殖民地相对分离，因而独立后的英语西非的区域合作不像法属西非那样明显。

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塞内冈比亚沿岸以及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沿岸从事着奴隶、兽皮、黄金、树胶和其他产品的贸易。18世纪下半期起，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西欧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时期进入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迫切要求扩大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各欧洲强国纷纷凭借自己在非洲沿海的据点向内地扩张，相继在西非展开了殖民征服，这种殖民扩张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19世纪最后30年内达到高潮，以军事征服和掠夺资源的新帝国主义取代了旧的3C （Christianity, Commerce and Civilization，即基督教、商业与文明）政策，对非洲进行了瓜分。这不仅要归于工业革命给西欧国家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而且要归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作用以及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学说所主导的欧洲文化优越感。19世纪末英文词语“白人的负担”的出现就是当时欧洲社会心态的反映。这种夹杂着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优越感让欧洲人相信自己有权利甚至是有义务来决定处于“野蛮状态”的非洲的命运。

然而，面对已完成了工业化和民族统一进程的西欧列国，面对其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西非仍是一盘散沙，政治缺乏统一的治理，经济缺乏工业的支撑。19世纪上半叶，西非还处于彼此争斗、较大的封建王朝的形成时期，或者说以圣战为名的改革和统一运动时期，如西非的萨莫里·杜尔（Samori Toure）的乌阿苏鲁军事封建国家、格比达西的达荷美王国、阿散蒂王国、奥波博王国、索科多王国。帝国主义政策下的欧洲国家不再满足于占据有利的港口与城市，开始向西非内地推进，直接接管西非社会的治理。仍处于内部政府形成与统一进程中的西非王国虽都尝试着“建立起与欧洲人共处的基础；几乎所有的王国最终都把抵抗或造反作为最后的手段”，但在先进武器武装下的欧洲军事征服下，这些西非王国相继瓦解了。

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的柏林会议是欧洲列强和美国为瓜分非洲制定某种游戏规则的会议，即一个欧洲国家控制了非洲海岸就宣布对海岸地区延伸至的内陆地方拥有基本权力。然而这种权力只有通过所谓的“有效占领”——派遣军队驻守或者派去行政官员——才能继续保有。柏林会议是列强瓜分非洲进入高潮的标志。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后几十年，英、法、德在西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次会议既是对各殖民大国之前占领行为的确认，也为以后的占领行为定下了规则。1889～1891年英、法接连签署了三个瓜分西非的协议，加上1898年双方签订的《尼日尔公约》，英、法对西非的瓜分基本完成。

19世纪中叶，法国以威胁利诱手段强占了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直至1880年，法国完成了对整个塞内加尔海岸和远至凯斯的塞内加尔河两岸的大片地区的占领，并把这块地方分为直接管理的沿海殖民地和军事管制下的保护地。1895年曾为西非古帝国加纳、马里、桑海中心地区的马里沦为法国殖民地，被称为“法属苏丹”, 1904年并入“法属西非”。1866年法国在几内亚沿海一带建立了殖民地，在征服几内亚内地的过程中，法国殖民军一开始遭到了萨莫里·杜尔领导的乌阿苏鲁王国的顽强抵抗，法国凭借优势占领了几内亚，最终于1900年巩固了几内亚殖民地。早在1626年前后，法国就开始入侵达荷美，19世纪中期时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蚕食了维达、科托努等地方，1888年开始出兵入侵，当时的阿波美王国（位于现贝宁南部）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战败，1913年达荷美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1886年法国政府直接控制了科特迪瓦的沿海据点，1893年建立了殖民地。布基纳法索在190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毛里塔尼亚自15世纪以来相继遭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入侵，自1912年起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20年被划入法属西非。

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侵入了冈比亚，在冈比亚河口建立起殖民据点。17世纪末时法国殖民者侵占了冈比亚河北岸，此后100年间，英法为争夺冈比亚地区和塞内加尔，曾多次发动战争。1783年《凡尔赛和约》把冈比亚河两岸划归英国，把塞内加尔划归法国。1889年英法达成协议，划定了冈比亚的边界。

19世纪英国打着禁止奴隶贸易和发展合法贸易的旗号，发动了对黄金海岸（独立后改称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武力侵略。对这两地的入侵，英国人都利用了当地人内部的分裂和争斗。英国殖民者利用芳族对阿散蒂宗主权的不满，发动对阿散蒂的进攻，逐渐削弱了阿散蒂王国，通过1831年与阿散蒂签订的和约，侵占了黄金海岸沿海，并先后把丹麦和荷兰排挤出黄金海岸，1874建立起黄金海岸殖民地，最终在1891年占领库马西，俘虏并流放了阿散蒂国王，把阿散蒂变为英国的保护国。1902年将阿散蒂并入黄金海岸殖民地，这构成了今日加纳的前身。英国对尼日利亚的侵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利用约鲁巴族各部落和城邦之间的内争，先将拉各斯、尼日尔三角洲设为殖民保护地，随即征服了索科多、卡诺等尼日利亚北部伊斯兰小王国，1900年宣布成立“南尼日利亚保护国”和“北尼日利亚保护国”，直至1911年征服尼日利亚全境，1914年才把南北尼日利亚合并。然而，南北尼日利亚行政各自保持相当大的自治，地方、族群和宗教的差异与冲突始终伴随着独立后的尼日利亚。

德国于1894年宣布占领多哥和喀麦隆。德、英、法三国最终在尼日尔河和乍得湖一带发生了冲突，先后以双边条约形式划定了喀麦隆和多哥的边界并划分了尼日尔河流域的势力范围。1904年英法签订了关于西非的专约，最终完成了对西非的瓜分。

1919年7月国际联盟伦敦会议划定了德属西非殖民地多哥的边界，其领土被分为两部分，分别委任法国和英国统治。法国得到多哥领土的大部分，包括沿海地区和洛美等主要城镇。英国得到的西部地区在1956年联合国监督下公决后并入了加纳，法属多哥则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最终于1960年独立。

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历史不同于西非其他地方，分别是由英国和美国为安置废奴运动中获得解放的自由黑人建立起来的。1821年英国建立塞拉利昂殖民地，该殖民地当时只包括面积很小的弗里敦半岛等，1880年英国借口向内地扩张，1896年宣布塞拉利昂内地成为英国的保护地。美国殖民协会1821年在西非谷物海岸建立了利比里亚移民区，1839年成立“利比里亚联邦”，由美国殖民协会颁布宪法，并派总督治理。1847年7月，移民区脱离美国宣布独立，建立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但是直到1862年美国都不承认利比里亚的独立。20世纪初，美国向欧洲殖民大国宣示了它与利比里亚的特殊关系。1911年利比里亚的边界才正式划定。1912年美国开始把利比里亚作为殖民地加以管理。这块殖民地虽然是美国解放后的黑奴为追求自由与解放而有计划的移居之地，获得解放的美裔黑人并未将利比里亚变成非洲的“美国”，利比里亚的国家统治权直到1980年一直控制在人口占少数的美裔利比里亚人手中。

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分别在1495年和1879年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西非被瓜分的同时，其行政区划与统治也建立起来。英、法的殖民地最高决策权由宗主国相关机构把持，各殖民地的事务分别由各自国家的殖民部管理。在瓜分非洲之前，宗主国对殖民地都实行直接统治制度，即废黜非洲当地的土著统治者，摧毁原有的权力结构，组建殖民者直接统治的机构。英属西非的各个殖民地彼此分割，不利于实行高度集权的直接统治，1900～1914年，英国人基本是以比较保守的方式在各个殖民地内部加强统治的。在瓜分完非洲殖民地后，为了削弱非洲人民的反抗，宗主国开始改变统治方式，探索利用非洲土著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制度，以英国在尼日利亚的间接统治最为典型。间接统治是指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和基于土著自治的土著行政机构、法院与金库。英国人将尼日利亚北部和南部合并成联邦，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费用，同法属西非联邦的建立在本质上是同样的，都是用沿岸贸易中心产生的财富来抵销殖民地内陆的行政花销。此外，间接统治是一种欺骗性较强的外国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洲人民的反抗，助长了部落主义、地区主义。相比东非和北非，西非人的反殖民主义意识较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国力下降，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此开发非洲殖民地成为政府的一项计划。英国的开发政策推动了英属非洲的商品生产和对外贸易，也部分改善了社会和基础设施，但是在英国自私的考虑下推动的非洲经济发展，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经济结构单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片面增长，非洲自给的粮食生产和工业发展受到抑制。

法国在西非实行的是直接统治，法属西非的各个殖民地彼此相连，从而为法国单一联邦制统治提供了方便。达喀尔的联邦总督由法国政府任命，各区总督和地方长官由总督任命。为了消除行政分界带来的不便，并减少最大的殖民地法属苏丹的权力和开销，1899年法属苏丹被分成了塞内加尔、几内亚、贝宁和象牙海岸（1986年后称科特迪瓦）, 1902年被重组为塞内冈比亚和尼日尔，1904年又改组为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法国在马里设置了一个文职单位，在尼日尔设置了一个军事单位。至1904年，法属西非是由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贝宁、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及毛里塔尼亚组成的以圣路易为首府的行政地区。1911年，尼日尔军事地区被从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分离了出来。除了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外，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地方总督，而这两个地方分别由联邦总督的文职专员和军事专员负责。各个殖民地在地方预算、税收和内部行政上拥有相当的权力。所有的军事事务都归联邦总督负责，所有与巴黎或者外国的联系必须通过联邦总督，所有公共工程、司法和教育的财政问题也属于联邦预算范畴。各个殖民地向下又分为小的行政单位区及更小的行政分区（cantons）。这些行政单位的划分常常会为了平衡族群的需要而改变。行政人员主要由三个等级构成。殖民统治的早期，不同水平的行政人员会在短时间内调换，这使得地方行政人员很难熟悉管辖地区的情况，无法把握地方政治的确切性质。这使法属殖民政权倾向于疏离地方政治，倾向于威权。法属西非的这种结构特征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没有太大变化，并在独立后的法属西非国家中打下了烙印。法国对高级文官的这种安排使得法兰西帝国的行政模式相比英国更具一致性。在独立之前，这些法属西非殖民领地已被统一为殖民帝国的一个地区。此外，法属西非的许多土著文官和政治家都毕业于达喀尔的威廉·庞蒂（William Ponty）师范学校，这无疑有助于独立后的法语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法国区别对待不同殖民地的非洲人，其中来自圣路易、达喀尔等四个地方的非洲人社会地位较高，享有的权利几乎等同于宗主国内的公民，有选举权；而来自其他殖民地的人则仍是臣民。法国对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科特迪瓦和几内亚的统治更倾向于军事强力。1907～1915年任联邦总督的威廉·庞蒂对法属西非的殖民行政统治产生的影响最大，他试图通过立法反对奴隶制（酋长的经济基础）、限制穆斯林领袖的自由迁徙、从各区的最大族群挑选人做酋长以消除伊斯兰教和酋长的联系，同时对酋长施加压力使他们把孩子送到圣路易接受教育，从而使法国能从这些人中任命酋长。土著法庭适用于居住在除圣路易等四个特殊殖民地外的非洲人。法国的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造成了西非人的不和，对独立后的西非国家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其他国家对塞内加尔的戒心与不满。

英国为了减低四个殖民地的分裂状态，通过殖民部统一管理英属西非各殖民地总督，对各殖民地的经济情况的信息流通进行协调，甚至还设立了非政府压力集团如西非贸易协会。但是，英国政府让各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的倾向，鼓励了各殖民地立足本地实施政策的独立倾向。而弗雷德里克·卢加德推行委任酋长制的间接统治使得原来本已衰落的传统贵族的权力重新得到发展。虽然间接统治是为了便于殖民统治，酋长仅仅是殖民统治的工具，但在实际运作中，无法避免酋长们会反过来利用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巩固自身的地位，这就是法国人约斯特·范·沃伦霍芬（Joost van Vollenhoven）对法国殖民统治任用非洲酋长的土著政策发出的警告，“土著酋长必须是我们的工具，而殖民总督不应该是他的工具”。英国间接统治方式在巩固西非人自我管理的同时，也加强了西非地区的自治倾向，相比法国的模式，不利于独立后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培养。

20世纪早期，西非殖民地港口、铁路的修建靠的是强迫劳动，而殖民时期西非区域经济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铁路网的修建，尽管宗主国发展殖民地铁路的初衷不是基于商业和经济的考虑，而是为了军事行动和行政的便利。铁路的修建刺激了出口作物的种植和出口的增长。英属西非1914～1916年完成尼日利亚东部铁路线，法属西非在1902～1907年的5年时间内，铁路线从550公里延长到1455公里。连接各殖民地之间以及殖民地与欧洲的电报网络也建立起来。但是这些铁路主要连接出口产品产地与沿海港口或殖民首府，内陆之间的站点没有铁路连接。

殖民地的海关、关税权、造币权都由宗主国控制。殖民行政机构的主要权力机关被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所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在从帝国统治到自治的过渡时期这些行政机构保留了相当的延续性。非洲执政者从殖民统治者手里接管的控制机构——尽管有瑕疵，却基本未受到非殖民化政治思潮的冲击”，因而“殖民地国家非常典型地表现为一个官僚国家。这对殖民结束后的国家有着影响，使后者趋向于采用（仅仅做些轻微改动）继承下来的文官结构、规则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