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本全球化对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的挑战

马克思与阿伦特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状况有着切身体验，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启蒙现代性的矛盾有着清醒的“诊断”和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揭示出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病症”依然是“资本”借助于“现代技术”实现了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和“共谋”，其实质仍然是个人受“抽象”统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通过瓦解资本的逻辑，实现了“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从而为“哲学的政治学转向”时代批判和超越全球资本主义开辟一条现实的可能性道路。在“诊断”、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方面，阿伦特比马克思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阿伦特看来，资本主义的“病症”在于“经济领域”（私人领域）日益扩大，并取代了政治领域，使政治臣服于经济，最终导致整个“世界异化”。而这一“世界异化”，在阿伦特的意义上也正是“新极权主义”的形成。但阿伦特认为资本扩张过程不存在什么“文明阶段”，资本主义无可救药。

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进行批判和超越的两条不同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之间有许多共性之处，可资我们今天在比较中借鉴，以推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实际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无论是在探讨国家、社会、阶级、革命等问题，还是关注自由、正义、民主、现代性等问题，都无法也不能“绕开”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当代的政治哲学思想，依然是在为马克思做“注脚”，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年伟人”。未来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在马克思的地基上继续发展。一句话：面向人类未来，我们既需要阿伦特，更需要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