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下之中

周初定鼎洛邑时，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从此，“天下之中”成为洛阳的代称。人们对“天下之中”的认识不断扩展，从“交通之中”扩展到整个社会与自然，形成了“天中”“土中”“地中”等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学勤总结说：“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洛阳一带地区乃是天下之中。”（《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自然之中

作为一个自然形成的原始地域，先秦时期洛阳代表的是“河洛地区”——简称河洛。这一地区的基本范围以“夏桀之居”为主体，西起华山（南对洛河之源），东至荥阳；北依太行山南麓，南达外方山区南麓的汝颍流域。

古代中国人以河洛地区为中的观念，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版图。

从西高东低的中国地形三大阶梯形势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正处在第二阶梯上的过渡段，著名的标志是黄河最后一个落差——南距洛阳市区40公里的小浪底；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之一的伏牛山看，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处北亚热带向南暖温带的过渡带，鲜明的标志是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接合部，北距洛阳120公里的龙池。

民族之中

从先秦古国分布状况看，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是夏族的发祥地，这一地域周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布着古老的部族，分别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与周边部族反复融合的过程中，夏族不断吸收周边各部族的“营养成分”，形成相对先进的河洛文化。同时，河洛地区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为夏人治理水患提供了试验场；在无数次的抗洪斗争中，夏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提高了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具有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夏族，逐渐发展为强大的夏部落，在尧舜抗洪之世，成为抗洪斗争的主力军。夏部落抗洪斗争的主战场——河洛地区，成为原始社会末期的治水中心。

为治理洪水，夏部落付出了沉重代价，失去了自己的领袖鲧；鲧的儿子禹子承父业，夏人在大禹领导下，凿龙门，辟伊阙，疏伊河、瀍河、涧河入洛河，导洛河入黄河，战胜河洛洪水大灾难，在万邦之中创造了治水成功的先例。继而，大禹乘舟出河洛，将治水经验推广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在抗洪的捷报声中，逐渐成为天下共主，水到渠成地建立了天子之国——夏王朝。

不甘心在东国为诸侯，商汤克夏居洛水之阳；不愿在西土为周邦，周初统治者克殷，迁鼎洛水之阳。春秋战国500多年，洛水问鼎，三川逐鹿，天子之国——河洛文化圈，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成为首善之区；天子之国的华夏族，在融合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夷夏之争”中，不断吸收丰富营养，发展壮大，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身。

经济之中

洛阳陆路四面通达，西有两京（洛阳与西安）古道通西域，东有两京（洛阳与汴梁）大道抵东瀛而扬帆日本，北有太行道、河内道分别至幽（北京）云（大同）而系朝鲜，南有荆襄道、汝颍道分别向南洋、琉球诸岛。其中周穆王开辟的草原丝路和班超连接的豫秦陇丝路，都以洛阳为东端终点；南洋诸国使者北上洛阳、日本与琉球使者西进洛阳，两条海上丝路的终点均是洛阳。同时，洛阳自古依托的河洛水道，两汉时期延长到西北的关中和东南的吴越；隋炀帝时开凿南北大运河，洛阳成为全国水路交通枢纽。陆路丝路东端起点、海上丝路的终点与大运河枢纽重合，决定了洛阳在汉唐时代作为国内国际交通之中的战略地位。

交通之中必然是物流之中，从西欧到东亚，从蒙古草原到南洋群岛，四方物产在洛阳集聚和分流，如汉唐时代罗马的黄金、日本的海产、南洋的珊瑚、草原的骏马与中华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在洛阳市场上都可以见到。天下物产流通汇聚洛阳，洛阳必然成为商贸之中。东汉、西晋、北魏、隋、唐，洛阳都是国际商贸大都会，建在洛阳城南门外的四夷馆、四方馆，武则天统治时期为外籍人专设的来庭县即是明证。交通之中、物流之中与商贸之中的重合，决定了洛阳是宋代之前中国的经济之中，所以唐太宗说：“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旧唐书·张玄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