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缘起

（一）选题背景

本研究主题的选择是基于生态系统严重恶化的现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生态退化问题同样十分严峻，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有水皆污”、“逢雨必酸”的局面。生态恶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2013年以来，雾霾天气导致了大范围的道路管制、机场关闭以及港口停运，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而且影响了公众健康和国家形象，甚至引发了外交纠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政府、公众和学界的高度关注。

2006年9月之前，笔者只是以一名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关注着媒体报道中的环境污染事件，并没有学理层面的认识与理解。2006年9月，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与之“亲密接触”。在导师的鼓励下，笔者将环境社会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此，笔者开始以社会学的视角记录那些层出不穷的、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环境污染事件（见表1-1），关注并理解这些污染事件产生的社会文化机理以及污染事件导致的社会性恐慌、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弱势群体的抗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表1-1只是笔者记录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典型代表而已，实际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和未引起媒体关注的污染事件是此表所列事件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对抗程度总体上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李培林、陈光金，2009）。更为严重的是，砷、铅、铬、镉、汞等重金属污染问题日趋突出。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危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癌症村”、“怪病村”因此而产生。事实上，这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都出现了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国际“八大环境公害事件”就是最好的注脚。其中，水俣病（Minamata Disease）事件的社会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Funabashi, 2006）。

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笔者曾在内蒙古、江西、福建等地参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展项目研究，对环境问题的区域性以及阶段性有了初步的认知，并发现污染产业由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的现象。2007年7月之后，笔者在相关项目的资助下，在苏南、苏北、浙北、鲁南、豫东、皖南和皖北等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既发现了环境污染导致社区疾病高发、环境抗争、社会冲突乃至生态移民的案例，也发现了一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互利共生的案例，其间还到2个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环境保护“全球500佳”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在田野研究中，笔者访谈了环境问题中的受害群体、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环保局等政府部门的官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促使笔者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那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互利共生的产业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些案例具有什么样的借鉴价值，能为其他社区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启示？这些田野调查中的现实思考既是笔者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根基，也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缘起所在。

（二）研究缘起

本项研究可以追溯到2007年6月。当时，笔者在长江南岸的安徽芜湖县做田野调查，其间访谈了优质稻米育种专家蔡先生。蔡先生曾在当涂县乌溪镇担任过副镇长，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蔡先生讲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发展中环境问题的认知。特别重要的是，他谈到了其家乡大公圩地区的河蟹养殖与水环境变迁，这立即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是笔者未曾耳闻的“新鲜事”，而且事件本身就很有吸引力。笔者意识到，这里面可能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并当即确定了前去做田野调查的意向。

2007年7月，笔者参与了陈阿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水’和谐机制研究——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的研究工作。笔者有意对大公圩河蟹产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进行案例研究，并获得了陈阿江教授的认可。8月下旬，笔者独自赴乌溪镇开展实地调查，随后根据研究需要，辗转至塘南镇，并到后来多次回访的兴村进行调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并梳理了河蟹产业发展与水域环境变迁的逻辑关系。2008年1月，笔者带着课题组的两位师妹再次来到兴村，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虽然通过这两次调查，笔者完成了课题工作，并陆续公开发表了相应的论文，但是，关于“生态养殖产业究竟是如何转型、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谜团有待揭开。

田野调查激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与热情。2008年7月，笔者对苏南地区湖泊围网养殖中的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2008年8月，笔者以“生态现代化视角下的协调发展机制研究——以当涂模式为个案”为题，申请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并获批准。在这些课题的资助下，笔者不仅探索了河蟹生态产业运行的一般机制，还调查了太湖、洪泽湖、石臼湖、阳澄湖、固城湖等湖泊围网养蟹中的环境问题，发现粗放型养殖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也限制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见表1-2）。这些调查促使笔者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研究河蟹生态产业运行的社会文化机制，并希望借此寻求可资比较的发展经验。

笔者有关河蟹生态产业的调查研究，也引起了有关环境社会学家的兴趣。2008年12月，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鸟越皓之（Hiroyuki Torigoe）教授来华访学。12月20日，笔者陪同鸟越先生一行到塘南水产科技示范园和兴村进行了实地参观和访谈。活动结束后，鸟越先生从生活环境主义视角所做的分析给笔者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2009年2月中旬，鸟越先生的博士生平井（Yusuke Hirai）来华，其唯一目的就是到生态蟹村——兴村做回访调查。调查之后的交流，丰富了我们彼此关于生态产业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路径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