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对环境都越来越关注，对环境的认知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中国，研究环境的话语权早些年主要掌握在自然科学及工程领域。但随着很多环境问题“久治不愈”，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慢慢被公众及决策者认知，社会科学视角的环境研究日益彰显其重要性。陈涛博士从产业转型角度研究水环境，正可以增进这方面的认知。

这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是我的一个基金项目的组成部分。2007年，当时还在读硕士的陈涛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水’和谐机制研究——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的研究工作。我在课题设计阶段提出了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人水不谐”类型，英文简称为DDP类型，即环境衰退（degradation）和污染导致疾病（disease）、贫困（poverty）及其他次生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影响链。二是“人水和谐”类型，英文简称为EES类型（ecolog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即生态、经济与社会三方面是协调的。后来，陈涛在参加了多项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以后，将安徽省当涂县大公圩河蟹产业转型实践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成为两个很难协调的问题：要么环境良好却贫困，要么经济发展起来了却环境恶化。平衡设计的两个理想类型在现实中极不均衡——我们很容易发现很多“人水不谐”的研究点，但要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人水和谐”的研究点却十分困难。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当前环境保护或环境治理工作的真实性和艰巨性。大公圩地区的河蟹养殖是难得的诠释“人水和谐”理想类型的案例。采用生态养蟹方式养出来的螃蟹品质好，经济效益比较高。与此同时，蟹塘内的水质良好，比如，很多养蟹户在蟹塘里淘米洗菜，有的还直接从蟹塘中汲水做饭。蟹塘水质的保持，不是通过所谓的环保措施来实现的，在螃蟹生产的过程中是无额外环保成本的，因而也无须担心它是否可持续了。

陈涛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向读者展示了大公圩由“大养蟹”向“养大蟹”和“养好蟹”的产业转型历程，这是一个非常有研究价值的案例。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公圩开始进行人工养蟹，在“只蟹克金”的利益驱动下，人们对“大养蟹”模式趋之若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养殖户都高密度地投放蟹苗，投放密度两倍甚至四倍于正常的密度。与此同时，养殖户完全忽略了螃蟹所依赖的蟹塘环境，以至于既是螃蟹食物又具有调节水环境作用的水草和螺蛳等水生动植物被消耗殆尽，水质由原来的Ⅱ类和Ⅲ类恶化为Ⅳ类和Ⅴ类。恶化的水环境导致河蟹患病及死亡率提高，进而导致养殖成本提高。与之相应，河蟹规格、质量的下降以及市场价格的降低导致产业的利润下滑。90年代后期，多数养殖户没有收益，有的甚至负债。“大养蟹”是典型的不顾生物生长的生态条件而一味追求经济高产出的结果，这样做的结果是养蟹经济效益下降、水生态条件恶化。2000年之后，当地的一些有心人开始思考和探索新的养殖方式，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的生态养殖模式。这种新的被称为“养大蟹”的模式可以使经济增长与水环境相互协调、共生互利。实践发现：种植水草可以吸收水体的养分，清洁水体，同时为螃蟹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及部分饵料；投养螺蛳可以让螺蛳吃掉螃蟹吃剩的“残羹冷炙”，在清洁水体的同时，综合利用剩余物质，为螃蟹提供优质饲料，降低养殖成本。所以，在维持螃蟹养殖生态系统平衡的过程中，它们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既充分利用了容易污染的“剩余”养分，还在清洁水体、为螃蟹提供良好生境的同时，生产了螃蟹所需要的优质饲料，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这种实践，不但河蟹的品质得到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区域水质也恢复到Ⅱ类、Ⅲ类。事实上，生态农业的最大法宝就是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改善环境，提高经济效益。随着产业的成功转型，一些村的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村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也随即提高。如兴村村集体有220万元的河面承包费收入，年终可以根据土地和人口给本村村民分红。此外，村集体医疗也有了新起色，对符合并愿意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村民，村集体经济支付30%的份额。此外，还为老年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等等。

陈涛博士这本书对产业转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以下几个特点值得一说。

在生态技术推广方面，作者认为技术发明者、推广者和使用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圈，并对技术推广体系创新和技术的社会适应性进行了深度分析。他指出，当地通过组织体系创新，解决了技术推广中的体制性缺陷，而技术标准化和本土化的社会意义更为重要。作者通过对农业从业者“老龄化”（年龄维度）、“妇女化”（性别维度）和“低文化”（教育维度）等社会文化特征的分析指出，社会适应性程度是衡量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根本标准。大公圩生态技术推广的实践表明，生态技术的成功推广，根源于当地对技术受众社会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进而不断提高技术的标准化和本土化程度，将复杂的农业技术简化，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从而促进生态技术得到更好的推广与运用。作者进而指出：长期来看，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但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只有准确把握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按照他们的语言和逻辑适当处理那些技术含量高、理论抽象程度高的复杂技术，这些技术才有可能进行有效推广。

在产业转型的民间实践方面，作者指出，在河蟹产业转型中，民间精英进行了最早的实践与探索。作者认为，民间实践是一个复合型的系统，其主体是当地从事河蟹养殖的公众。在很大程度上，水产专家确立的生态模式是对民间实践的提炼与总结，而民间实践根源于地方知识。就生态养殖模式的确立而言，地方知识的功能并不是外显的，而是内嵌于水乡人的文化知识结构以及他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建构了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既有粗放型养殖模式的反思和不同养殖模式的比较，民间精英最初具有的是生态自发意识，而后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形成了生态利益自觉理念。当生态利益自觉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时，“自下而上”地抵制污染产业和“自上而下”地预防污染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机制。作者指出，在现代外源技术占据绝对话语权的背景下，既要充分发挥官方在产业转型中“自上而下”的引领功能，也要为民间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自下而上”的技术革新创造相应的社会氛围。

在产业转型的社会效应方面，作者认为，河蟹生态产业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也影响了地域社会，使产业影响所及人群构成了有联系的整体性社会，作者将之称为“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作者对此的界定是：这是由特定人群所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的地域共同体，是一个深受河蟹产业发展影响甚至依赖河蟹产业的区域性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在大公圩这样的地域范围内，生态产业影响所及人群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性社会，并借以形成了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在这样的地域社会中，受影响人的环境知识、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的自觉性得以提高。在中观层面，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福利、社区生产生活、民间社会制度以及亚文化等都是以河蟹产业为媒介而产生的，河蟹产业成为社会子系统运行的中枢。

此外，这本书还探讨了其他方面有价值的话题。当然，我作为导师，其实很期盼能看到更多的关于地方性知识的讨论，但这本书实际上没能满足我在这方面的阅读好奇心。这或许是阅历或地域经验缺乏的缘故，若干年后陈涛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这本书是根据陈涛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陈涛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这一荣誉也算是对他前期工作的肯定吧。

陈涛从2007年8月第一次去调查点到2013年7月为完善书稿而进行补充调查，一共去了10次，调查研究深入到位。比如，他根据河蟹产业的季节性特征，于春夏秋冬不同时节分别前去调查，以期达到对产业发展的系统认知。又如，他对典型村落和农村精英开展了数次追踪与回访，以期获得较为全面的信息和整体的理解。即使是到中国海洋大学工作以后，他依然坚持在暑期前去开展调查，做跟踪研究，既收集了新信息，更新了相关数据，也发现了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及生态产业发展中的新进展。对他而言，这种“乐此不疲”没有外在的压力，完全源于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体现了一名青年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与敬业。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祝愿他在环境社会学领域继续勤于耕耘，取得更好的业绩，为环境社会学学科增绿。

是为序。

陈阿江

2014年3月2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