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胸有成竹与盲人摸象

（一）分科治学与专题研究

近代史料大幅度扩张，陈垣治史，力求将史料竭泽而渔，可是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于是主张：“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这与近代西学影响下分科治学的时趋相一致。清季学人如刘师培等即将中国既有学问附会西学分支，胡适、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也着重提倡专史研究。在这些重量级学人的鼓吹影响之下，专史或专题研究形成风气，对此后学人的学术取向制约深远。

研治晚近历史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引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棘手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的高下优劣，成败得失。分门别类本来旨在缩小范围，穷尽材料，所以高明者研治各种专题而不限于做一方面的专家，目的仍是贯通学问的整体。后来学人畛域自囿，读书亦画地为牢，做什么只看什么。流弊所及，史学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消除史料边际模糊带来的困惑。起于晚清的分科治学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可是用分科的观念看待此前的史料史事，难免强分疆界，隔义附会。而缩短战线，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割裂历史及史学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亦不问执简御繁之道，学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只能收缩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不能胸有成竹地查知和把握各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牵连制约，不仅学问的格局不能大，无法通，更使得窄而深的局部研究扭曲变形。具体表现为：

其一，治学不识大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如今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难以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关联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原有成果，其成果更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近代史研究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

其二，不能把握整体与具体的关系。迫于史料繁多而缩小范围，专门之学日趋精细。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知具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度也难以拿捏得当。治史误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通常表现有三：（1）以局部为整体，所谓盲人摸象；（2）从局部看整体，容易看朱成碧；（3）由局部求通论，难免以偏概全。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无法庖丁解牛。或以为横切竖斩，总能触及核心，殊不知若无大局整体观照，问题意识于见仁见智，见树见林之外，很容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水准。若无高明领军，难免等而下之。而学人又不甘于局守边缘，贯通无力，却好用各种名义想方设法将局部放大为整体，把落草为寇当成占山为王，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则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趋，甚至覆盖全体，矮子里拔出的将军，也会自觉是巨人。

其三，强古人以就我。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因为无法读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于是以为前人无意思，将所有书籍文献当作材料，尽量使材料脱离原有的时空联系，随心所欲，断章取义。进而以分科观念看待前人前事，将历史纳入后来的解释框架，曲解附会，所治历史不过其本人的思想史，而美其名曰历史均为人们心中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民国以来，学人好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二）由博返约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再做研究，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可是，这样的常轨正道在如今晚近史研究领域却显得悬的过高，相当奢侈，甚至强人所难了。晚近史料的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且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边际又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学人或畛域自囿，或随意比附，使得盲目性不断增大。

专门研究的前提，是能够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不同部分的相互关系。材料与史事之间，存在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由于不知史料边际，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难免盲目偏宕，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如何及何时出手。于是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同。依照目前情势，大概还难以完全避免专题研究的偏蔽，只能尽力减少负面作用。作为起点，可以考虑以下各条。

首先，应知分门别类乃人的天赋功力及外界条件有限，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不要畛域自囿，更不能坐井观天，即使身陷其中，也要努力超越其外。无此远大志向，自学则害己，教书则误人。

其次，不以专家之学自矜，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难以先博而后约，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可以亡羊补牢，尽可能放眼读书，了解学问的整体，并把握学问总体与分支的渊源脉络即系统。

其三，尽可能利用各种目录工具书，掌握所有研究成果和已知材料，用各种方式解读文本，体会前人的苦心孤诣。目前档案、报刊、文集、方志、族谱、日记、文史资料、研究论著等目录的编辑，加速进行，日见完备详尽，学人应随时注意，掌握信息，善加利用。在此基础上，进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明道。

其四，专门研究须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以免先入为主，不易发现反证。尤其要防止先立论再找脱离时空关联的孤立片断的材料作为论据。问题意识及选题由材料和史实的连缀中自然生成，只见一面之词的概率相对较低，不仅有助于避免先入为主，而且对材料和史实的各方关联性有所领悟把握，可以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误读错解。

博而后约，以专致精，由精求通，整体把握之下探究局部，仍为治学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门。如此，才能接续前贤的未竟之业，以免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以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为治学的正道坦途。

（三）看得到与读得懂

随着晚近文献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编目的进展，研究者潜心把握领悟，可以对于近代历史及文献的整体和分支心中有数，改变以为历史的大体真相基本还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促使学人将重心由找资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及其内在联系，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从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进而甚或因缘史料的繁复，借鉴研治古史的经验，进一步探究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化弊为利，使得晚近史研究能够驾古史而上之。

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料约束。一方面，因为条件差异，学人掌握资料的难易程度处于不对等状态，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长此以往，容易导致以无可奈何为大势所趋的虚妄。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比勘，研究某人某事即只看直接资料，结果不仅以其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还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细碎化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结果价值越高的资料看的人越少，或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以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

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道。今日治史者，历史观念不足，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余，其取径做法，往往欲挣脱史料与史事的既有关联，按照某种义理的既定框架解读、挑选和归纳材料，以及组装和呈现史事。若无这些既定的框架，则不知史料有何意思，史事有何联系。借由这种附会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学术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不仅存在适当与否的问题，即使所谓外来系统，也几经转手负贩，曲解隔膜，僵化教条在所难免。诚如傅斯年所说：“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非实学也。”

欧洲汉学本来有用类书找题目的捷径，后来中国研究的中心转到美国，“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犹如王阳明所谓“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这在域外学人，或可扬长避短，还不失为取巧。国人不明就里，盲目照搬仿效，非但邯郸学步，简直就是东施效颦。而此情此景在今日禹内学界却是屡见不鲜。

当然，看得到的问题解决之后，能否读得完并理解其本意，又成为难以承受的重压，继续考验着学人的智慧和体力。

（四）归纳与贯通

历史事件均为单体，不会重复，有的看似相近相同，其实千差万别，除非削足适履，无法概括；所有的个别事件之间存在时空无限延伸的相互联系，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合联缀，讲究本来的相关性；当事者利害各异，其记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结果实事往往无直接实证，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甚至具有似是而非的假象；所以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的史学着重于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正因为历史上的人事均为单体而又无限延续的联系，治史最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

历史又是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史学着重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意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具体的普遍联系。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仍以求通为目的，分乃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走向通的过渡阶段。后来则以专攻为独门，浑然一体的学问划成彼此分离的系统。或以为近代欧洲学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史学仍以综合为高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八门的新史学，看似超越前贤的自诩，实际上却是整体史碎裂的遁词。近代中国学人重写历史，以及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视为通史之一体，久而久之，不仅各科之间相互隔绝，每科内部也日益细碎。以史学而论，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谓断代、专门、国别史，本是贯通历史必备的条件基础，扬之则附庸蔚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尤其近代史，虽然已是只有百余年的断代，还要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画地为牢，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实为一事两面，不过因为立场不同，所以看法各异。

要达到通的境界，必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晚清只有教科书层面的通，多用外国框架填充本国材料，甚至直接翻译照搬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的呼声日渐高涨，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另外，强调史观的学人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教科书与通史，看似均有通的形式，可是未必真的能够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所有史事没有窒碍。若以主观裁剪史实，面面俱到，难免流于宽泛表浅，说到底，还是不通。

近代史虽为断代，若无通的把握，也难以贯通无碍。中国近代史的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要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也愈加重要。周予同认为：

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

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很高的要求。

周予同主要着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国经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其变化由古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况且由专题而专门而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的有限，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只是分工合作要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操作起来甚至比独力承担更难以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