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历程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港台地区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基础上，基于企业员工问题的日益突出化和复杂化，引入和发展了企业社会工作，这对中国大陆企业社会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香港企业社会工作主要源于劳工福利服务，就此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华基督教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当时的劳工阶层提供住宿服务和个人成长训练。但真正的企业社会工作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本书主要根据香港学者阮曾媛琪对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阶段划分进行介绍，分为工业社会工作、工厂社会工作和员工辅导服务三个阶段（阮曾媛琪，1994），如图2-2所示。

（一）萌芽与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香港企业社会工作服务是从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就有一些社会服务机构和劳工组织开始尝试为工人提供专业服务，主要是帮助工人解决他们面临的各种个人及群体问题。早期，香港工人的工作保障、业余生活和社会地位都比较欠缺，政府部门和工会组织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积极地介入，这样就使得有需要的工人没能得到适当的帮助和服务。源自民间力量的一些具有较强社会问题意识的宗教团体和民间服务机构，便开始尝试为工人们提供服务，这些服务的开展则成为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萌芽和起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了更多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参与到为工人提供服务的行列之中，在既有的服务中心内增加为工人设立的服务项目，这促使了当时工业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范围的扩大，服务内容也更加丰富。

工业社会工作开展的主要策略是将工人服务嵌入既有的社会服务体系之中，即以社区服务中心为主要载体为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服务活动，并在获得认可的基础上吸引工人主动参与活动。这一阶段的服务较为广泛，包括劳工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劳工教育倡导性活动、劳动权益维护以及要求改变劳工政策的工人运动等。其突出特点是工作目标较为明确，除了提供工人需要的各类服务外，重在开展工人的公民教育，并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

（二）服务拓展期（20世纪80年代）

香港企业社会工作的服务拓展期主要是把之前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模式延伸到工厂范围内，尝试探索以工厂为载体的服务模式，与企业合作推行相关服务，即企业社会工作的企业内模式。这一时期的香港企业社会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一方面，它打破了原有以服务机构为中心载体的工业社会工作模式的限制，主动走进工人群体及其工作场所，拓展了服务范围，并开启了社会服务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工厂内服务的提供，有了对服务对象的工作环境以及企业管理模式的全面认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专业服务的策略选择和有效性。

另外，当时的香港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很多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这也促使企业不得不以增加员工工资和福利为砝码来减少工人流失率和吸引新员工的加入。企业基于自身利益，对工厂社会工作予以开放和接纳，并与社会服务机构一起在企业内为工人提供服务。

工厂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以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的方式，由社会服务机构聘用社会工作者并在企业内为员工提供服务。服务活动主要面对企业内的员工，在企业内开展，活动时间基本是午休时间或下班后，服务内容由企业代表和社会工作者共同策划，员工参与决策的机会非常少。这一服务模式也较容易遭受质疑，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社会工作者的立场问题。

（三）崛起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受到不少冲击和挑战，比如劳动力短缺、劳资关系紧张等。这些新老问题的集中出现对企业发展和员工需求的变化都带来了一些影响。因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香港企业社会工作也在服务内容和方法上实现了发展，一些敢于创新的社会服务机构拓展了一套协助员工个人及其家庭的服务计划，即“员工辅助计划”。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改进管理者与一线员工的关系以及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这一计划的实行也被看作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员工辅导服务是一种新的企业社会工作方法，香港很多社会服务机构都开展了这项服务且内容十分全面。这些服务旨在提升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品质，推动企业实行人性化管理。这些服务的设计和运作方案大都是由社会工作者提供，并可根据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运作活动资金源于受益企业，主要用于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活动费用和行政费用等。员工辅导服务已不只是在工厂开展，还包括银行、酒店以及公共事业机构等。

企业社会工作在促进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和缓解劳资矛盾方面发挥着较大作用，其发展也逐步趋于多元化，但却一直未被香港政府列入政府资助领域。这与香港的公民社会基础和企业社会责任紧密相关。

二 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随着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复杂需求，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台湾企业社会工作愈发呈现多元化趋势，专业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更加丰富（沈黎，2009）。服务主体也逐渐多元化，更多企业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进而扩展服务范围，提供更完整、全面的服务。其中，宗教团体和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参与是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1958年，台湾天主教职工青年会提出促进青年劳工的人格发展的主张并引发社会对青年劳工的重视，这可以说是台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开端（De Vido, 2006）。但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正处美国社会工作发展系统而强劲的阶段，在经历了民间回应期、政府推动期和整合服务期后，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已基本成熟，具体发展阶段如图2-3所示。

（一）民间回应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主要是企业和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回应员工需求，协助他们解决工作或生活上的问题。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力量：一是有些在台湾的美国企业援引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做法，设立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并引入社会工作人员；二是一些宗教团体建立各种用于满足员工生理、心理和文化需求的团体；三是一批留学生将蓬勃发展的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台湾（高钟，2007:78）。

1．企业最先开启台湾企业社会工作服务

最早关注员工辅导议题的是台湾松下电器，它于1972年成立了“大姐姐协助组织”（Big Sisters），选任资深女性以搭建员工与管理者的桥梁，开启了台湾企业组织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的开端。1974年，美国设在台湾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管理者考虑到企业年轻女工较多且集中居住在员工宿舍，她们如若休息不好将会影响工作，因此引入了美国企业社会工作的经验。在企业员工关系部下设了“生活辅导组”并组建了专业团队，除主任外，工作人员均为女性且多数具有专科以上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历。其主要服务内容包括收集工人意见、培育宿舍领袖、举办各类比赛、开展个案辅导及设立大姐姐制度等。1976年，东元电机公司设立“心桥信箱”，协助员工解决生活与职务问题。此后，不少企业相继推行了不同的员工服务活动。

2．社会服务机构的探索与推动

与此同时，台湾社会服务机构也关注和投入了对员工的服务。1974年，“青年救国会”推动了一系列工厂青年活动，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推动员工服务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1977年，在经过几年的工厂青年工作实践后，“青年救国会”下属的《张老师月刊》辅导研究组的人员走出办公室，积极了解工厂青年的需求并加强相关服务。1978年，“青年救国会”总结出“加强推展工厂青年服务工作的服务要点”，归纳出诸多服务原则，比如一般性教育、娱乐活动与专业性职业辅导工作并重，根据地区、工厂的不同需要安排活动等。

（二）政府推动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政府部门积极参与，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大力推广劳工辅导人员体系。同时，宗教团体和高等院校也积极参与推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

1．政府以制度建设推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

1978年，台北县“社会局”社工科率先成立了“劳工辅导组”，负责推行、检查企业社会工作，成为地方政府运用社会工作推行劳工服务的范例。1980年，桃园与彰化两县设立“劳工服务组”。此后，在台湾各“社会局”的参与下，大量劳工服务组织成立。1980年，台湾“行政院”青辅会甄选工厂辅导员，在对其进行职前训练之后将他们分发至各厂从事工厂辅导工作。1981年，台湾明确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加入劳工服务中。随后各市县陆续成立劳工局（科）开展相关劳工服务。

台湾还注重通过政策法令来大力推进劳工服务。1980年出台《加强劳工福利重点措施》，1981年出台《加强工厂青年服务要点》和《厂矿劳工辅导人员设置要点》，1982年出台《劳工辅导人员训练标准》，1988年出台《现阶段劳工政策纲要第一期执行方案》等。这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大大地推动了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其中《劳工辅导人员训练标准》分为专业课程和一般课程，包括劳工立法、劳工辅导原理、团体辅导、劳工职业调适、劳工休闲活动设计、领导与沟通、家庭生活计划等19个科目，48课时的培训课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工作的系列培训，涉及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服务方法，心理测验与咨询等系列技巧以及劳工政策与社会福利等内容。经过这样的系统训练，再加上之前的专业学习，“劳工辅导人员”已能够在企业中顺利推进社会工作服务。

2．台湾宗教团队对企业社会工作的推动

这段时期，台湾宗教团体继续积极推动企业社会工作的实务和组织发展。20世纪80年代，“天主教职工青年会”已发展为5个分会、19个支会。其宗旨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大部分都是“助人自助”理念的具体化，体现了企业社会工作的目标。这些宗旨包括使青年职工相互认识、建立友谊，促使社会各界对青年职工的尊重和价值认可，坚持自助原则等。同时他们还开展多方面的服务活动，如生活检讨、专题讨论、休闲活动、困难救助等以满足青年职工的不同需求。

1983年创办的“怀仁职工青年中心”进一步拓展了服务项目，包括建立业余青年职工之家、技艺学习、成长团体、演讲与座谈会、劳工法律服务、图书借阅及郊游活动等。此时的服务内容已较为全面和完善。可以说，宗教团体对丰富和促进台湾地区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高钟，2007:89～91）。

3．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界对企业社会工作的推动

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界也积极发挥自身职能，在教材编定、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推动了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台湾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几乎同步于工业化发展。在早期阶段，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直困扰于“缺乏一套完整的、由自己编撰并取材于本土文化的基础教材”。在1978年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教学方针比较学术研讨会”上，台湾教育界决定，“商请桂冠图书公司编印一套社会工作丛书”，共分七个子目，在第三个子目“社会工作实务”中，将工业社会工作列入其中。也就是说，在台湾社会工作起步发展阶段，企业社会工作就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

之后，在台湾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基本上都设置了工业社会工作课程，每年向社会和企业输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台湾企业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高等院校也积极发挥了其学术研究优势，为社工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如辅仁大学设立了“工业社会工作咨询中心”，主要举办工业社会工作研讨会、出版《工业社工通讯》、提供咨询服务和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研究。台湾社会工作教育界对企业社会工作的研究、倡导和支持也促使了台湾当局对企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视，比如促使政府举办“社会工作与劳工服务研讨会”，这些均有助于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三）整合服务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本阶段也可称为纵深发展和系统化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企业配合台湾劳工委员会积极推动，并且强调整合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劳资关系、员工心理辅导及员工协助方案的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系统。

为应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劳工服务需求的不断变化，1994年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将过去所推广的“劳工辅导”改名为“员工协助方案”，将原先着重于个人心理动力方面的工作内容扩展到员工的生活、家庭与社会适应，建立了整合型的企业社会工作模式。同时，有诸多学者投入企业社会工作研究，为台湾企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知识的形成与积累做出了贡献。总之，这一阶段的台湾企业社会工作的视角从解决问题转为预防为主，服务内容也从狭义的劳工福利转为对整体需求的关注。

三 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经验

港台地区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对逐步形成和推进内地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方面，港台企业社会工作较为注重发挥民间服务机构的专业价值，在港台企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民间社会服务机构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在早期的服务探索中往往要早于政府和企业。同时它们敢于创新，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承接政府或企业购买的职工服务，根据实际需求制订服务方案，开展有效的服务。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在推动企业社会工作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港台地区的高等院校有开设企业社会工作相关课程、编写企业社会工作教材、举办企业社会工作研讨会，以及推动企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实习与社会实践等。这都有助于推动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