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研究综述

一 城市化理论的环境观回顾

（一）古典城市化理论的环境观

早期城市化理论研究一方面青睐于农村人口由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对城市本身的经济增长给予了一定关注。早在19世纪末，E. G．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就对人口的转移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他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提出，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而其中的经济因素是主要的。拉文斯坦的观点被认为是人口转移“推-拉”理论的源头（陈欣欣，2001）。唐纳德·博格（D. J. Bogue）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拉文斯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即运用运动学的原理解释了人口迁移产生的机理（钟水映，2000）。早期经济学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行了比较多的探索，其中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理论是“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Lewis, 1954）、拉尼斯与费景汉（Ranis et al., 1961）、托达罗（Todaro, 1969）、乔根森（Jorgenson, 1961）、迪克西特等（Dixit et al., 1977）都发表了自己的二元结构理论。本书根据是否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等人的二元结构理论划定为古典二元城市化理论，而将乔根森、迪克西特等人的观点视为新古典二元城市化理论。

1．承认土地供给不足而主张农村剩余劳动无限供给的古典二元结构理论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无限剩余劳动供给。发展中国家一般具有资本非常稀缺、土地相对有限以及人口增长快速等特点，这些特点必然影响着传统农业。由于资本投入不足而劳动力十分丰富，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农耕，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很低，甚至持续下降，以致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降低为零，甚至成为负数，这些劳动事实上是剩余劳动。由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农业劳动者如果不受干涉自然就会有向城市流动的倾向，因而工业部门得到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供给（谭崇台，2001）。因此，只要农业存在着剩余劳动，工业就可以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得到无限劳动力供给。

拉尼斯和费景汉两人在刘易斯的基础，提出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式（Ranis et al., 1961）。他们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重要性，二是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拉尼斯和费景汉将工农业间的贸易纳入了研究之中，将农业总产出减去农民消费的余数称作农业总剩余（Total Agricultural Surplus），它是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农业剩余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并进而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展速度和劳动力流出速度。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使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增加，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流动的必要条件（谭崇台，2001）。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托达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他的人口流动模式。他一改以往其他学者的做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普遍的失业，而人口是在普遍失业这一条件下流动的。托达罗认为，城乡期望收入的差异是促进人口流动的根本动力。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同时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而往往是上升的，不断上升的城市工资水平使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势必引起城乡人口的增长率大于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岗位的增长率，从而使城市的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谭崇台，2001）。为了减轻城市的失业压力，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减缓人口流动速度。

在古典二元城市化经济理论中，城市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村剩余劳动力澡盆的过程（谭崇台，2001）。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大量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换水平和结构状态。以农业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为出发点，支付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就可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同时又认定只要存在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的需求，农业部门就可以无限发展；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其规模只受资本积累和劳动的制约。虽然该理论指出农村剩余劳动的产生是源于农业资本投入和土地供给不足等因素，但只为解释人口转移现象的产生而提供外生给定的诱因之一，并未将土地要素纳入人口转移分析之中。另外，尽管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必须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似乎暗含了城市化速度必须突破资源的限制，但是其旨在说明城市工业部门对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抑或强调人口转移能够解除人类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托达罗主张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部门转移速度的观点，可谓是早期适度城市化进程的思想，但他所考虑的并非城市资源环境的约束，而是强调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协调平衡发展。因此，总体而言，古典二元城市化经济理论只是将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生产要素，基本上没有涉及自然资源耗竭的论点，也没有考虑资源环境对人口城市化过程的约束作用，更未涉及环境保护的范畴。

2．淡化土地约束并摒弃剩余劳动无限供给假设的新古典二元结构理论

乔根森（1969）抛弃了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等人所坚持的农村存在边际产品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和不变工资的基本假定，转而从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劳动力转移问题（胡彬，2008）。在他看来，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而工业部门是在出现农业剩余以后产生和逐渐发展起来的。乔根森认为，农业剩余是农业产出增长超过人口最大增长的结果。当人口增长达到最大值后，农业产出增长超过人口最大增长率时，才产生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产生、增长的前提条件和规模限度。没有农业剩余存在，就没有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农业剩余一旦出现，就促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就开始增长；农业剩余越大，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越大，伴随着工业资本积累，工业增长也就越快（戴炳源等，1998）。迪克西特（1977）更多地继承了乔根森的研究方法，大力主张通过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资本积累来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和提高农村就业水平。他以长期内技术不断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为前提，导出了工业资本加速积累、因资本产出比和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下降而引起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上升这两个中间推论，进而得到与传统二元城市经济理论一致的结论。同时，他也主张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参与，通过包括税收、价格和国际贸易在内的政策达到弱化农业剩余市场化约束的目的，以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李峰峰等，2005）。

在新古典二元城市化经济理论中，农业部门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优先发展部门，工业部门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保证农业剩余不断增长；技术进步对农业的作用得到重视，该理论主张通过大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一方面使更多的农业劳动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增加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产品供需的贸易量，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实现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规模增长。该理论将人口增长和家庭人口供给的决策内生化，强调工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部门，认为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是工业部门扩展的源泉。可以看出，农业技术进步和工农业之间的贸易成为农村人口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新古典二元城市化经济理论基于对农业剩余的关注，重点考虑技术与贸易的作用，依然无法避开忽视资源环境约束的理论盲点。

3．持资源环境可替代观的传统城市经济增长理论

早期学者探究城市经济增长的经典模型主要有城市经济基础模型和城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周伟林，2004）。经济基础模型是最早被用于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工具。它把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即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城市内的基础部门往往承担该区域或所属国家某种产品的大部分生产任务，所以这些部门的产出品是外部市场导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基础部门理解为以出口为基础的产业集合。此外，还有很多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比如零售业、餐饮业等，这些服务部门构成了非基础部门。假设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基础部门的产出（YB）和非基础部门的产出（YS）之和。进一步假定非基础部门的产出是由经济的总产出水平决定的，即YS= nY，并且非基础部门与整个经济的联系系数n本身又是当地基础部门产出的函数，即n = n0+n1YB。于是有：Y =（n0+n1YB）Y+YB，由此可以求得总产出的增长为：，其中为经济基础乘数。这表明，城市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依赖于对贸易的需求及其增长，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经济增长对基础部门规模变动的敏感性将进一步增强。这个理论说明了城市的对外贸易对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也证明了城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基础部门，该模型没有深究其增长的原因，而且这一模型缺乏在一个统一框架下对资本、劳动各种要素的城市增长分析，未能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但它突出了对国民经济中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的经济结构分析（夏德孝，2008）。总体而言，城市经济基础模型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是将自然资源与环境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的。

经济基础模型侧重于把需求变动看作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而城市新古典模型主要是从投入或者供给的方面来说明城市经济增长。对于城市来说，在生产的三要素中，土地的供给量是一定的，资本和劳动力则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新古典模型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两种常规要素。Ghali等建立了一个柯布 -道格拉斯式的城市部门生产函数（Ghali et al., 1978）∶ Yut=。其中Y表示产出，u和t分别代表某个城市和某个时期，A代表技术水平，r反映技术进步的速度。假定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在均衡状态，工资将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资本的报酬（利息）将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在长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消除城市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可以进一步通过此过程中城市产出的增长将该式进行相应的简化、变换得到下列公式：y = ak +bl +t，从而计算此过程中城市产出的增长。其中，y表示产出增长率，k表示资本增长率，l表示劳动增长率，t表示不变的技术常数。a表示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b表示劳动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此处b = 1 -a）（夏德孝，2008）。也就是说，城市经济的增长源自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可以看出，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基础模型摒弃立足于资源的稀缺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古典经济学研究出发点，将稀缺资源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并秉持乐观的自然资源可替代观，即认为可以通过科技、市场调节机制、对外贸易供给等手段克服资源稀缺问题，因此，在核算城市经济增长来源时，也没有将自然资源考虑进去。

（二）新古典城市化理论的环境观

新古典城市化理论侧重于用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来解释城市的出现。城市最本质的特征表现为经济活动空间的集聚性和经济活动外部效应的广泛性。集聚经济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由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集聚，称为规模经济；二是由众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企业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和基础设施的共用实现收益的递增，称为集聚经济（周伟林，2004）。分工制度的演进是城市经济集聚的根本动因。建立在分工理论基础之上的城市化理论包括两类：一是基于第Ⅰ类集聚经济（生产集聚经济）的城市化理论；二是重点研究第Ⅱ类集聚经济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1．注重地理位置的新古典区位理论

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俄林等人创立的区位理论，是最早用集聚效应来解释城市空间分布的理论（Thünnen, 1826; Weber, 1909;Christalle, 1933; Lǒsche, 1939; Ohlin, 1977）。杜能在《孤立国》中对农业生产区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心地模型，Central Place）。杜能（1826）假设“孤立国”的存在，并且认为在这样的地区内只有一个位于中心的消费市场，即城市，于是他按照决定农业经营利润的农产品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和运输费用这三个因素来将“孤立国”划分为六个围绕中心（即城市）的农业同心圆圈，即“杜能圈”（戚晓明，2008）。韦伯（1909）则在其所著的《工业区位论》中利用原材料、运费、劳动力费用和集聚力等区位因子详细分析了工业生产的最佳区位和相应的布局，并引起了后来学者对集聚效应的重视，集聚效应后来成为区位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戚晓明，2008）。克里斯塔勒（1933）提出了城市的“等级-规模”一说，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中心居民点发展的区域基础及“等级-规模”的空间关系。他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周围区域向其输送产品，它也为周围区域居民提供所需要的物质和服务；他依靠中心提供物质和服务的等级而将中心地划分为若干等级，从而使城市之间构成一个有规则的等级体系（戚晓明，2008）。勒施（1939）则从经济系统总体平衡入手，研究生产区位和市场的布局。他用利润原则来说明区位趋势，并把利润原则同产品的销售范围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魏伟忠等，2005）。俄林（1977）将贸易理论和价格理论相结合试图建立一般区位理论，最突出的观点是认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所需本地要素较丰富的产品，而最不适于生产所需本地要素存量较少甚至没有的产品（李高产，2008）。

古典区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的经济客体，分析了区域空间内相关因素对农业、工业、城市中心、市场布局的影响，为以后的城市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总的来说，无论是新经济地理理论、新古典还是新兴古典的城市化理论都是区位理论的延展。区位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空间的差异性及其对企业生产和个人居住偏好选择的内生性影响（胡彬，2008）。综观整个新古典区位理论，自然优势决定企业选址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潜在作用是很容易被看到的。马歇尔写道：“导致工业地区性分布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附近矿藏的存在或通过陆路或水路容易到达。因此，金属工业一般位于矿山附近或者在燃料便宜的地方”（马歇尔，2005）。然而，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成本节约的比较优势，并没有严格区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first and second nature of geography）（“第一自然”指城市所在地土壤、港口、河道等的自然优势，“第二自然”指由居住于城市所在区位的人类所创造的优势）的区位优势特征（Cronon, 1991），而只是将企业的区位决策归因于对最低成本或最大收益的追求，从而使是否拥有成本比较利益优势成为企业区位决策的标准。杜能的中心地模型在土地可分、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标准假定条件下，解决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土地租金决定问题，但是其划定的“杜能圈”已经明确限定了城市的范围，暗含城市的发展受土地面积的限制。区位理论对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尤其是原材料费用，旨在说明应充分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可谓将资源视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其没有专门将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纳入城市发展的研究内容之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城市出现的经济特征的演绎。

2．引入土地租金的第Ⅰ类集聚经济的新经济地理理论

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则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城市化问题研究当中。Krugman（1991）通过建立一个“中心 -外围”（Core-Periphery）模型，阐明了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制造业和工人向城市集聚的作用机制。该模型假定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区域、两个部门（农业和制造业）和两种类型的劳动力（农民和工人）。农业部门以农民劳动作为唯一的投入，生产同质的产品，且规模报酬不变；制造业部门以工人劳动作为唯一的投入，生产一系列具有水平差异的产品，每个厂商只生产其中的一种，且具有规模经济（宋德勇等，2005）。农民在两个区域之间不能流动且分布均匀；工人在两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的运输无成本，制造品的运输成本遵循“冰山”形式，即假设商品在运输途中会逐渐“融化”，运输成本就用“融化”掉的部分来表示（Samuelson, 1952）。Krugman认为，区域间的均衡——无论是趋同还是分异，是由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邱竞等，2008）（见表2-1）。运输成本的变化会使两种力量大小发生转变，由此决定产业是分散还是聚集。高运输成本、微弱的规模经济以及制造业商品的低消费份额将阻止产业的地理集聚，刺激制造业部门选择靠近消费市场的区位进行产品的生产，所以产业将在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当运输成本降到中间水平时，产生的前向联系（工人倾向于靠近生产制造品的厂商定居）与后向联系（厂商倾向于向市场规模更大的区域集中）的因果循环效应最强，企业将在某一地区形成集聚，制造业就由经济中原来的均匀分布逐步演变成一种“中心-外围”的经济结构（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在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企业是进一步地集中还是开始分散，要看分散化力量和集聚性力量谁居主导地位，当运输成本降到使分散力量占主导地位时，企业就不必接近市场布局，产业就可能出现分散化（宋德勇等，2005）。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是促使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区域集中的力量，它们直接加深了城乡不平等程度，而由拥挤和城市土地租金等构成的分散力促使企业和工人向外迁移（Ayele, 2003）。企业在选址时需要考虑，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的存在，拥有专业化、高技能的劳动力等集聚效应将带来生产力的增长，以及区位成本的上升，可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时，必须在土地价格与通勤成本之间权衡（邬丽萍等，2009）。从CP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是诱发集聚的动因，而集聚通常被认为是城市存在的原因，其认为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是由产业集聚引起的，从而使城乡结构转变的原因锁定在产业的区位选择偏好上。由产业集聚推进的区域城市化，主要是由生产中心的非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而引起的。作为现代部门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集聚过程，由于能够对产业与要素产生源源不断的磁力吸引作用，所以被视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CP模型是在典型的中心地模型下得到发展的，其市场地的区位是外生的（Fujita et al., 2002），城市化的潜能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空间不均衡的程度和“第一自然”的地理特征。可以说，新经济地理理论在分析城市的发展过程时，将土地租金纳入了所建立的城市空间均衡模型中。

3．重点研究第Ⅱ类集聚经济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新范式为分析城市的性质、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刘玲玲，2006）。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与经济活动在地域分布结构、密度及相互关系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同样也是专业化分工演进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则为解释城市出现和分工之间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1994年，杨小凯和赖斯建立了第一个新兴古典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显示城市的起源和城乡的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Yang-Rice, 1994）。在Yang-Rice模型中，假定生产每种商品都具有专业化经济，即专业化程度越高，生产效率也越高，同时在贸易中会产生交易费用，这就会出现一个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此时没有市场更没有城市。当交易效率提高一些以后，分工结构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这时农民分散居住，而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很近的地方居住，此时已出现市场，但仍然没有城市。当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时，专业制造业者、专业农民以及不同制造业者三者出现了高水平的分工，就出现了城市以及城乡的分离状况。城市从分工中产生的这种过程可以用第Ⅱ类集聚效应——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来解释。当分工水平提高而使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费用会超比例地扩大；但如果参加交易的人将交易集中在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幅度地降低交易费用。假如分工产生正的网络效应，则分工的网络效应将使某种大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小区域，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分工的正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提高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促使城市的产生（胡峰，2001）。

为了解释居民的居住格局和城乡之间地价的差别是如何内生的，孙广振和杨小凯（1998）发展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城市出现后，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比住在乡村的人有更高的交易效率和较低的交易费用系数，城市的集中使第Ⅱ类集聚效应增加，城市所带来的方便使得人们倾向于居住在城市，结果使城市人均消费的土地面积减少，地价上涨。由于人们有自由迁居的自由，折中的结果是有一部分人会留在农村，形成较为稳定的居住格局和交易格局。从根本上讲，居住地分布方式、交易的地理模式、城市和农村的相对价格，以及分工网络都是相互依赖的（杨小凯等，2003）。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着重于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两者关系的比较分析，研究城市的性质和城市的形成，能较好地解释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并得出一个自由化的结论：市场本身有能力选择合理的城市分层结构（胡峰，2001）。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看到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格的上涨，即在城市发展中面临着土地存量约束问题。然而，他们强调市场均衡的作用，认为尽管土地对城市发展有限制作用，但是合理的城乡格局仍会自发地形成。可见，在分析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将土地的有限视为外生既定的条件，没有对土地资源与城市环境保护做深入的考虑。

（三）内生城市化理论的环境观

现代城市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基于城市增长的城市化潜能。早期，Hirsh和Button也曾讨论过城市增长问题，但是他们的城市增长模型更加强调区域内外部门之间互动作用带来的就业增长的乘数效应和区域投入产出的迂回工业化效应（胡彬，2008）。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征，如技术扩散、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的高流动性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约束等。这些因素导致城市的经济增长在依托要素、增长路径、目标定位等方面有其独有特征（张艳辉，2008）。得益于内生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更多地关注城市本身的发展，将相关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Romer、Lucas、Grossman和Helpman等一批经济学家突破新古典城市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核心假定，即技术外生和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创立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城市经济增长理论，致力于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见表2-2），探究技术进步及其决定要素（贺俊，2007）。他们假定“当资本存量增加时，其边际生产率不减少为零”，因而，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使城市经济持久增长成为可能。内生城市经济增长理论说明了技术扩散、知识外溢和富裕的人力资本是城市经济收益递增的源泉。Lucas强调城市基于地方化信息与知识之间有着强有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城市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扩大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而经济增长也会影响城市化过程，从而使生产与人口的集聚形式发生空间演化（Lucas, 1988）。

Lucas强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城市是人力资本的集中地，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是人力资本外部性的体现，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度量形式（Lucas, 1988）。同时，城市是先进生产技术集聚的场所，而城市化则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向人力资本密集型技术转移的过程（张艳辉，2008）。Black和Henderson（1999）通过建立一个城市增长的理论模型（其中经济体由规模和数量内生的城市组成），在满足土地市场的完全竞争和城市政府（或土地开发商）的完全竞争，以及城市之间的产品市场出清和劳动力市场出清等条件后，将城市结构引入无限的代际增长模型（Black et al., 1999）。Black和Henderson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城市规模和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实现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研究了城市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城市化模式这两大命题（钱陈，2005）。在Black-Henderson模型中，人力资本的增长潜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增长潜能。单个城市的规模与人力资本（人均人力资本拥有水平）积累率以正比的速度增长。在给定城市的相对规模和类型不随时间变化时，不同类型的城市增长呈现出平行态势，以确保一个相对不变的分布格局。Black-Henderson的城市增长模型充分说明城市规模与地区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就城市化的增长效应而言，Black和Henderson认为城市制度能够通过内在化地方知识溢出效应而促进城市的有效增长（胡彬，2008）。

但是传统的内生城市经济增长研究均没有包含资源环境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被逐渐纳入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中。Bovenberg和Smulders（1995, 1996）对Romer进行了修正，使之包含了环境变量，并把环境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Ligthhard和van der Ploeg（1994）、Gradus和Smulders（1993）、Stokey（1998）通过扩展Barro的简单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持续增长问题（李国柱，2007）。

涵盖资源环境因素的内生城市经济的研究过程则围绕着两个方向——“Resource drag”（国内译作“资源阻尼”或“资源尾效”等）和“Resource Curse”（国内译作“资源诅咒”）而不断被推进（Romer, 2001; Auty, 1993）。一方面，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系列全球环境恶化（如全球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的激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等因素纳入内生城市经济增长模型，以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的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Barbier, 1999; Romer, 2001; Tsur et al., 2005）。另一方面，20世纪中晚期，一些国家尤其是矿产资源密集型国家，自然资源的开采密集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但是，几乎毫无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都停滞了。这激发了一大批经济学家探求这一悖论的兴趣，他们通过建立含有自然资源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探求这一命题的合理解释机制以获取克服这一现象的正确做法（Matsuyama, 1992; Sachs et al., 1995）。

（四）城市化理论资源环境观演变的总结

城市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近几十年的事，可是至今经济学对城市发展尚无一致的解释。人们只是强调其经济活动的特征，对其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见表2-3），而这一方面受城市发展实践中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驱动，另一方面更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

二元结构理论重点阐述了农村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不断增长的过程。绝大部分学者认识到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动不仅源于农村土地稀缺的排斥作用，更有城市部门各种优越性的强劲拉力作用，但是没有意识到城市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之后可能引起的资源稀缺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尽管有些学者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传统研究更多地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界定在劳动、资本与技术三个要素上，而资源稀缺问题可以通过资本投入与技术改进等方式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它们始终没有被看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新古典区位理论在论证农业、工业、城市中心、市场等布局时，突出了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对空间生产格局的影响，认同自然资源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集聚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城市相应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从本质上看，城市经济是空间上集中的经济，空间集聚又对城市产生了特殊的集聚效应，集聚经济的产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居民可以得到更多的效用，从而改变了生产与消费决策的技术、成本和市场约束。集聚效应在提升区位生产力的同时，也拉动了区位成本的上升。产生于集聚效应的区位生产力差异将决定不同区位的地价，从而形成城市土地级差地租及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邬丽萍等，2009）。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新兴城市化理论在论述城市化的过程中，都看到了城市土地对城市扩张的限制作用，并将区位成本——土地租金纳入各自的研究框架中，前者将其视为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分散力，后者则将其作为人们自由化行为的重要约束因素。但也要看到，后者由于过分强调市场化的作用，因此对土地因素的约束作用没有做详细的探讨。

内生城市经济增长理论可谓为城市化理论对资源环境的关注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内生城市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对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研究，间接分析资源环境对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约束作用，进而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内生城市经济增长模型的兴起，为学者们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论支撑。内生经济理论的探索者们经历了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和R&D等内生化的过程，鉴于资源与环境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他们开始将土地、水、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污染等因素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中，以分析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这种研究则沿“资源阻尼”与“资源诅咒”不断被推进，资源与环境的研究局面堪称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