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最初关注和早期探索

——对学界三题的辨析

孙熙国

摘要：马克思最初关注物质利益问题不是由于在《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是由于在青少年时期遇到社会环境、家庭教育、文化启蒙以及个人独特的人文情怀与致思路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谈的物质利益并非抽象的概念或飘渺的幽灵，而是具有现实的历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在思想上实现了对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的超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关注决定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理想主义者。因此，也就不存在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问题。

关键词：物质利益 人民意志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孙熙国（1965～），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物质利益是何时如何进入马克思视野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思考和探索是否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层面，还是具有了现实的历史的内容？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考察离唯物史观究竟还有多远？与此相应，马克思对现实利益的关注和对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解放道路的探索，是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向。本文尝试对马克思利益思想研究中的以上三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物质利益问题最初是如何进入马克思视野的

“物质利益”是何时并如何进入马克思视野的？学界多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说为依据，认为“在《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是第一次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但是，马克思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里强调的是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不是说物质利益第一次“进入马克思的视野”。道理很简单，某一“问题”进入主体视野并产生一定反映和影响往往在先，对“问题”正式而公开发表“意见”则相对滞后。诸多历史资料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资料表明，物质利益问题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并非始于《莱茵报》时期，至少应溯源到马克思的少年时期。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感受和思考最早源于他早年的社会生活和周围环境的熏染。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是德国工业与资本主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19世纪以后，该城下层人民的贫苦状况日益显现并逐步恶化。到1830年时，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该地区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大），当年冬天由慈善机构赞助支持的粥铺平均每天发放520份粥食，收容站平均每天收留500名流浪者或无业贫困者。与此同时，贫穷导致的违法犯罪事件也呈递增之趋势（仅1828年记录在案的便有728件）。小马克思总能在特里尔的街道上看到乞丐和妓女。正如索尔（Saul K. Padover）在《马克思传》中所说，“尽管小马克思作为当地成功律师的儿子属于特里尔的特权阶层……拥有社会保障且衣食无忧，但除非他麻木不仁或眼瞎耳聋才不会被自己的生活与成长环境，即深重的生活苦难和残酷的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所影响，而事实上小马克思也不会这样。”可以肯定的是，小马克思对其生活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直观感受和了解，并且“对当时德国社会状况满怀激愤。”

家庭教育特别是家中长辈关于社会现实与历史事件的分析讨论，也促使马克思很早就关注和思考人的生存状况与利益诉求。马克思的父亲与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密切，“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儿子。”马克思的岳父对其成长也影响极大，据英语世界第一本燕妮传记记载，马克思经常与燕妮的父亲一同散步并且讨论法国大革命的相关问题。老华伦已经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并十分重视和维护贫苦大众的利益。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冯·威斯特华伦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命运攸关的时代，此刻两大相反的原则正在对抗着，那就是国王神圣权利与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对决。”他认为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人民利益的无视和践踏，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更为切实的途径来实现人民利益。他赞同圣西门的观点，认为社会应对贫苦阶层（the poorest classes）的道德和物质生活状况负责，应该向每个人提供工作和基本生活收入。如有必要，还应调控私有财产的数量和继承权。这样的谈话给卡尔留下极深的印象。

文化基因（主要是犹太文化与启蒙文化）对早年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久远、深刻的影响。犹太文化对现实的、社会的“人”的权利与利益的重视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很大。与其他宗教倡导的博爱精神、彼岸情结和来世说相比，“犹太教的重点不在抽象概念”，“犹太教的主题不是上帝而是人……更突出了‘平等’、‘公义’和现实生活……这种思想观念比基督教精神更能激发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与思考。”此外，启蒙文学特别是歌德、席勒、海涅的作品集中反映着德国社会现状，代表着德国的时代精神，既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诉求，又流露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关爱。最为典型的是，海涅在《英吉利片段》中对贫民窟的贫困状况予以揭露，对劳动群众、老弱乞丐等与财主、贵族进行了对比性描述，并明确把伦敦统治阶级看作工人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小马克思对文学的系统学习和特殊偏爱，使其间接接触到底层群众贫苦惨淡的生活图景和阶级阶层利益对立的严酷现实。

马克思少年时期就形成的个人独特的人文情怀与致思路径，也对较早关注现实利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宗教观上，马克思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从一开始便不同于虔诚的基督徒，他避开上帝全知全能的力量主宰和人们对天国的向往，以历史主义眼光和此岸情结、现实关怀的视野，仅仅证明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和生活满足是必需的。在政治观中，马克思表达出了同样的思想倾向。根据《查理大帝》这篇少年诗作，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查理大帝的褒扬主要是因为他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并能为民众谋得利益。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指出元首政治的一大好处是避免“从事国家事务更多的是为了贪图个人私利，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而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之所以算作最好的时代，就在于“元首愿为人民造福”。透过这些略显稚气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马克思已经具有了“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造福”的基本政治思想和致思路向，已经认识到政治形式和统治方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事实上为人民群众谋取福利。

二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思考离唯物史观还有多远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对物质利益的自觉思考。如：就书刊新闻出版自由问题揭露书报检查令的伪善本质和省议会的资产阶级狭隘性，就贫民捡拾枯枝一事和摩泽尔地区贫困状况维护人民利益并反思制度根源，就等级制和区乡制度改革发表民主评论，就离婚法等法律的制定问题关注人民意志和世俗基础，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关注，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思考与评论。这一点学界没有太大的异议。分歧在于，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虽然也讲到了物质利益和人民群众，但都是抽象地谈论“物质利益”，抽象地思考“人民理性”和人民意志，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从根本上说，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更与历史唯物主义无涉。我们的看法则相反，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立足物质利益和人民群众来思考和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由此反映出来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和逻辑环节。

第一，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出发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人的需要、人的活动和人的物质利益的满足。《莱茵报》时期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使马克思切身体会到物质利益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意义。马克思将贫民为生活所迫而捡拾枯枝的行为解释为“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在捡拾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力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这正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的社会历史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把贫民捡拾枯枝看作是大自然的“布施”，也是贫民自己发现的一项“权利”。但就是这样一种权利也要被统治阶级剥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就需要贫民的斗争，为此马克思将历史主体定位在“那些深知自己具有勤劳、节俭的精神，深知自己正在同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进行着艰苦斗争的私人”身上。

第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站在贫民阶层的立场上对私人利益做出了具体分析。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需要和私人利益。”但是，对不同“等级”的私人利益需要做出具体分析。对劳动群众和贫苦人民的私人利益，马克思予以明确的确认和肯定，并指出：“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在退出《莱茵报》之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中呼吁：“在发展人民生活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应予以维护的确认！”相反，对于诸侯等级、骑士等级的私人利益，马克思给予了无情的嘲讽，他讥讽这些特权阶级私人利益的狭隘性，指斥“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灵魂”，批判特权阶层的私人利益的僭越性，认为正是这种僭越使得人民的利益无足轻重，使得国家被贬低为手段，使得法在私人利益的卑鄙嘴脸面前失语，使得理性时刻经受着戏弄并彻底偏离自身本质。省议会正是特权阶层私人利益的维护者，它“维护了一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马克思还揭露了资产阶级私人利益的虚伪性，即“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就只是一种“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可能代表一无所有的等级的利益。马克思认为，这既是对国家的侮辱，也是对贫民阶层的损害。总之，利益的异化与斗争是制度不合理的恶果，同时利益的平衡与获取就成为促发被压迫者变革生产关系、寻求自身解放的动力。

第三，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对民众的精神文化利益做出了思考和探讨。马克思认为，精神文化本身是一种利益，他说：“人以其需求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其他一切动物。”基于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而产生的物质需要和基于对精神生活条件的追求而产生的精神文化需要都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为此他提出：“自由是全部精神生活的类的本质。”出版自由不仅象征政治权利的平等，而且直接代表精神文化利益的实现。马克思利用对新书报检查令的评论揭露了当局对人民呼声的压制和对思想的侵犯。精神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利益，是因为它与物质利益的密切联系。劳苦大众的思想文化利益是对自身阶级利益特别是现实生存需求的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利益也是本阶级利益诉求的反映。正因为存在这种对立和差异，统治阶级制定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法律政策“并不表达人民的思想和利益。”

第四，马克思这一时期讲的理性、意识和意志，都有明确的主体担当者和时代担当者，已同黑格尔式的抽象理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斥当时的国家机关和集团“同人民根本对立”，却“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明确提出了“人民理性”“人民意识”“人民意志”等概念，认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应该将谄媚者和寄生虫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来加以惩处；崭新的国家形式应该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既符合科学又符合社会共识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他批评前人“虽然是根据理性，但并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构想国家的”，批评了扼杀“历史理性”的做法，主张树立一种“真正历史的观点”，即根据“社会状态”的变化和“新的需要”的产生来调整制度、更新法律，“不是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质，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马克思呼吁政府不能无视对象的世俗本质而抽象制法，但遗憾的是“邦法是建立在理智的抽象上的，这种理智的抽象本身是无内容的……邦法不是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对象世界。”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理性不能脱离世俗基础，它存在于现实社会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中。

因此，《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思考和探索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层面，而是具有了现实的历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在思想上实现了对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的超越，开始了唯物史观的思考和建构。

三 马克思对现实利益和人类解放道路的探索，是否经历了由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向

有人认为，当利益问题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并逐步展开、深化，马克思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折过程。的确，马克思自称他在中学和大学初期的思想为“理想主义”。这一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以此为根基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也深深影响了马克思。但是，马克思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康德式或费希特式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式的浪漫主义者。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有一个理想主义阶段，那他的理想主义也是同对现实的物质利益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同人们通常理解的理想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当他来到施拉特劳郊区养病、探底黑格尔哲学之海以后，很快就认识到传统理想主义的局限性，认为“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并暂时放弃诗歌创作和法学构想，从而正式走上了哲学学习和研究的道路。

马克思对理想主义的论述集中在他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他说自己写给燕妮的三大本诗集的总体特点就是“纯理想主义的”。马克思在反思自己这一阶段的理想主义特点时说：“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象，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更空洞而已。”从马克思的自我批评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所理解的“理想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用理想批判现实，用“应有”批判“现有”，用抽象议论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与传统理想主义不同，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总是和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总是在现实本身中寻求理想的观念。马克思在1837年的“思想自白书”中谈到：“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作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我就向整个世界提出挑战……我可以像神一样漫步徜徉，胜利行进在那片废墟之上，我的每句话都是火焰和行动，我就像造物主那样襟怀坦荡。”“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中飞翔，对未知的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自己却“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此外，马克思在中学作文中对“主体选择而不听天由命⇀在社会上选择⇀社会关系先天确立从而人不总是能够任意选择”的论述，在《博士论文》中对“自由⇀相对自由⇀定在的自由”的阐发，都表明他在重视自我意识、自由选择的同时，又极为重视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客观性与制约性。此外，马克思的理想主义也同以理想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文学相区别。浪漫主义文学希望用艺术中的审美力量和价值力量冲洗现实的鄙俗、恢复完美的人性、化解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与矛盾，歌德批评其为“病态”、“软弱”的，海涅则讥讽他们“像基督徒企图用各种各样漂亮的譬喻来阐明他的唯灵论的观念一样。”马克思则不同，其少年诗作中他虽然也同浪漫派一样讴歌精神、灵魂、爱情等力量，但是，他还别具特色地叙述人们的生活、事业、欢乐、哀愁等现实内容。在《感触》一诗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表示要立足尘世生活而“不停地奋勇前进”，“切莫在空想中虚掷时光，切莫在枷锁中犹豫彷徨，只要胸怀抱负和渴望，我们就可以将事业开创”。

随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对黑格尔哲学强大现实感与历史感的领会，马克思越发意识到理想主义构架无法解决应有与现有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精神危机，必须向现实本身去寻找。但马克思很快发现，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同样存在问题。在他那里，历史发展的各个环节包括利益问题，都消融在抽象的逻辑的环节中。马克思则认为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理性不能离开民众的具体利益诉求而独立存在；认为国家的产生与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神秘力量的作用而是有其现实性和能动性，这又根源于市民社会中人们的利益诉求与实践活动；认为寻求应有与现有的统一的立足点在于“事物自身”“对象本身”“自身矛盾”，否则就不能真正解决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可见，马克思立足现有构想应有，立足现实接近理想。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同传统的理想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果要追溯马克思能够超越传统理想主义的原因的话，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对劳动群众利益的关注。正是这两点决定了马克思同一切理想主义者不同，决定了他的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解放这一崇高理想不是诉诸抽象理性和概念思辨的结果，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物质利益矛盾的逐步解决来实现。

执行编辑：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