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私有化前奏曲

1．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掌权的中期，苏联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社会生活稳定，生产发展较快，不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美国，而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日渐缩小，在军事实力及尖端武器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成为角逐世界霸权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70年代中期以后，躺在“石油美元”上的苏共领导层觉得高枕无忧，变得不思进取，害怕改革，苏联体制逐渐僵化，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另外，苏共领导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以权谋私及浮夸奢侈之风盛行，引起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不满。

苏联社会凝固不前，人心涣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昔日的“集体主义、劳动竞赛”精神早已被淡忘。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官僚机构不思创新。苏联社会普遍的情况是，生产劳动纪律散漫，缺少责任感。可以说，苏联社会丧失了激励机制，发展正失去内在的动力。勃列日涅夫时期广泛流传的一个政治笑话很有代表性：

一天，外国记者参观苏联某工厂生产车间。厂房高大，机器轰鸣，一片热闹景象。

临别时，外国记者特意问在机床旁工作的工人收入多少。

工人回答：25卢布。

外国记者十分惊讶：为什么这样少？

工人一笑：上面象征性地发工资，我们下面象征性地工作。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后，继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听取苏联干部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意见，采取了一些“强化纪律，整顿涣散”的措施，并安排研讨经济领域改革的具体方案。然而安德罗波夫执政仅一年多便重病离世。继任的契尔年科总书记循规蹈矩又年老体迈，于1985年3月去世。之后苏共中央选举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先后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等口号，宣扬其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戈尔巴乔夫先是提出经济“加速战略”，接着便在思想领域提出“公开性和多元化”，并以“民主化、多党制”等为口号着手推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在对外政策中宣扬“新思维”，对西方世界单方面地妥协退让。结果造成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苏共丧失政权，统一的苏联国家分崩离析。

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提出了“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集中财力和物力，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购买西方技术，实现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加速”口号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发展和缩小与西方国家差距的愿望，但发展战略仍然是不计投入，只强调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逃脱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增长的老路。

1986年2～3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加速战略”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苏联1986～1990年及20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出台这些战略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层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的心理：乐于制定宏大的战略，而不是艰苦细致、脚踏实地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几年后，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这些宏大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便被束之高阁。

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也尝试过在农业部门实行租赁或承包形式，1987年准许个体农场经营合法化。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同年年底，又出台了关于计划、价格、财政、信贷、金融、物资技术供应、外贸等10个改革配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思路是“下放权力”，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企业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1988年5月，苏联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1989年出台了《租赁法》。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和法律却有始无终：1988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将改革重心和目标转向政治领域。其结果是：经济管理失控，商品短缺，卢布贬值和通货膨胀。

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政治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求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反酗酒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政策不得人心，财政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喜欢出镜作秀，幻想左右逢源，政策朝令夕改。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不知填写过多少次。”

回忆起当年情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讲：“当时我已经提出了改革不能从各行各业同时开始，总得有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启示意义。首先应该把市场机制引进农村和城市关系中，把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结合起来。”戈尔巴乔夫听不进也不愿听不同的意见。唯意志论的决策和急躁冒进的思想，很快在苏共领导层占据了上风。

从1987年开始，苏联政府制订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并低于改革前的速度。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更加激进的自由化改革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经济改革裹足不前，造成新旧问题叠加，消费市场供应日趋紧张，商品“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在“公开性”和舆论开放的背景下，经济的失败严重损害了“改革”和苏共领导威信。而急于在国内外树立形象的戈尔巴乔夫便将目光转向“外交和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不见成效的根源在政治领域，而改革不力源自苏联社会的“停滞机制”和苏共党内的“保守力量”。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吹响了全面政治改革的号角，从此开启了政治变革的大幕。虽然会议上有不少党代表提出应当讨论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但戈尔巴乔夫一意孤行。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戈尔巴乔夫引证历史说，60年代赫鲁晓夫经济改组之所以半路夭折，正是碰到了行政官僚的暗礁上。官僚的保守是扼杀创新的“祸首”。结果，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政治改革派获得了全胜，西方舆论也为戈尔巴乔夫战胜“保守势力”而欢欣鼓舞。戈尔巴乔夫幻想避开“经济改革”，害怕长时间艰苦的劳作，转而选择一条捷径，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祈望通过快速的政治改革，就能收到预想不到的效果，还能换取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埋下了一颗颗政治“地雷”，无异于落入了改革“陷阱”。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开始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思想界和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改革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趁机推波助澜，期盼着将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蜕化变质的企业管理者更是蠢蠢欲动，欲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当时党的高层精英群体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有人当上了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就能控制那个州里几乎所有的财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国有化”浪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挥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潜力。”他还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1989年下半年，苏联经济继续恶化，高通胀，高物价，失业严重，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共高层和苏联政府仍在围绕不同的经济改革方案而争论不休。苏联政府方案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为首，以阿巴尔金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主张改革在各行各业同时铺开，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管理机制。雷日科夫认为：“我们建议渐进地推行市场经济。我们研究过中国的改革，希望我们也能逐步地推进。我计算后认为，这至少需要八年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经补充、修改形成“500天计划”。“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而成，目的是与政府方案抗衡。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这份由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和美国情报部门共同参与制定订的“500天计划”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为诱饵，逼迫苏联采取激进市场化手段，目的是促使苏联全面放开市场，将苏联国有行业全面私有化，将苏联经济纳入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1990年前后，苏共高层内部以及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激进势力围绕选择和实施哪种经济改革方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1990年8月初，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同意以“500天计划”为基础，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代表的稳健派则反对以“500天计划”为代表的全盘自由化和全盘私有化的经济改革计划。

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戈尔巴乔夫的纲领表面上介于前两个方案之间，但实质上全盘接受了亚夫林斯基—沙塔林计划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他提出“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很快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济私有化也进入快车道。

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年、1991年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达到15%。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1989年苏联的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大众消费品产量等计划指标均未完成。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中对经济形势作出如下描述：“……消费市场的情况极为困难，经济关系严重失调，交通运输混乱，国家纪律显著松弛，围绕着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问题的政治冲突有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犯罪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目前危机仍在继续深化……”1990年前10个月，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0.8%和2%。经济形势极度恶化造成社会日用消费品市场供应急剧紧张，各地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引发职工群众日益不满。1989年前7个月有500多家厂矿企业先后爆发罢工。

戈尔巴乔夫时期将经济改革完全寄希望于西方“七国集团”的援助，甚至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不惜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政策上迎合西方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时间里，苏联政府外债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戈尔巴乔夫多次向“七国集团”的首脑乞求财政和经济援助。但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口惠而实不至”，找出各种托词，始终不肯给苏联任何实质性的资金和贷款支持。1991年前后，苏联经济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再次恳求英、美、德等国首脑，要求提供紧急贷款或援助，而西方国家政府和商业银行均借口苏联国内政局不稳而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首先是称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分崩离析，其次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再就是80%的人进入贫困状态，成百万的贫困者流落街头。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说：“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1991年11月，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走过74年的历史，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的一处森林里，签署协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实体自此消失。随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历史上第一位总统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黯然宣布退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在漆黑的夜幕下悄然下落。

1991年12月27日，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收拾行囊，然而此处此时，叶利钦已经端坐在他昔日宽大的坐椅上，令戈尔巴乔夫尴尬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