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告

中国经济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

张永军

2012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减速，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背景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保持超过30年的快速增长，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能够保持如此长期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人均GDP突破了5000美元，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不少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速出现明显的下降甚至停滞。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减速，加大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心，使得这种争论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围绕中国经济是否具备较快增长的潜力、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将会出现怎样的态势，提出我们的观点。

一 现阶段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在8%以上

国内外经济学者围绕此问题发表了观点，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具备保持8%以上增长的可能；持相近观点的复旦大学教授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不会陡然下降，能够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而以复旦大学韦森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其能够保持5%～7%的增速就算不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认为，2010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下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2011～2015年将下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只有6.1%。安信证券高善文等人的观点与蔡昉类似，他们认为中国在2007年前后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正在逐步趋紧，人口红利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转为人口负债，国民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长可能将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随着劳动力供应与资本存量增速的放缓，中国潜在GDP增速将出现趋势性下降，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下降到6%附近。较为悲观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因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做出预测而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2011年初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将在2013年后遭遇“硬着陆”，可能发生金融危机或者出现长期经济衰退。北京大学教授、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将下降到3%～3.5%。中国学者袁剑认为，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

分析判断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将出现明显的下降，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正如日本学者铃木淑夫在总结日本1990年前后泡沫经济形成与破裂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时日本潜在经济增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宏观调控部门依照日本经济以往的表现，没有认识到这种转变的发生，仍然参照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设定政策目标，结果为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为泡沫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泡沫经济破裂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分析判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归纳起来，测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法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对测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法都有系统的论述。本文将分别沿着下述三种思路进行分析。

（一）国际经验比较分析法

判断中国经济将要出现减速，不少经济学家是从国际经验角度进行分析的，这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报告。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报告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发生转折的经验时间点。该报告认为，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购买力平价项目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当一国人均GDP水平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可能性较大。

按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购买力平价7.1版数据表，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146国际元，而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约8500国际元。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目前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还没有明显下降，仍然在8%以上；另一方面，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就将达到10000国际元以上，2020年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据此经验，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个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二个风险时段。

（二）从增长因素分析看潜在经济增长

分析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最常用的方法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和乔根森、丹尼森等人所开创的增长因素分析法。这种方法从生产角度来进行分析测算，思路是先建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量生产函数，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再考察未来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趋势，进而估计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近期应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经济增长的一份较有影响的报告是由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10～2020年年均增长8%, 2020～2030年年均增长6%。

我们认为，从生产能力扩展的角度来看，我国仍然具备实现较快增长的潜力。这是由我国生产资源的基本条件所决定的。

1．劳动投入的潜力

劳动力规模的变化是影响经济增长趋势的重要因素。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将要明显减速的学者，首要的依据就是中国劳动力规模的高峰已经出现，已经或者马上就要进入下降阶段。根据我们的研究，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64岁）规模将达到高峰，此后将进入下降阶段，适龄劳动人口由持续增加改为持续减少，这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确实会对中国的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目前的估计，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将达到10亿人，到2020年将下降到9.79亿人，减少约2100万人。如果单是从劳动力总量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受制于劳动力投入减少的影响。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明显二元经济特征并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必须要考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例如，2002年以来的十年间，我国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累计减少了1亿人左右，但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农业的产出总量，粮食、经济作物、肉类产量保持增长，这说明农业部门确实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1998～2002年期间，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富余职工转移出来，使得我国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的就业总人数从1.66亿下降到约1.57亿，大约减少了1000万人，但就业人数的减少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步伐，1998～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

能够抵消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第一个因素是城镇化，城镇化过程对应的是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2011年底，我国大约还有2.66亿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4.8%。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要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至少要下降到10%以下，多数发达国家在5%以下，这就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近2亿农民需要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即使按照20年时间来完成这一过程，每年也需要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1000万人，这比每年劳动力总量减少的人数要大得多。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能够弥补未来因劳动力总数减少而造成的影响，而且还能够保障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满足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比率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可以从日本、韩国的经验中看到一些端倪。韩国在1970～1990年快速工业化期间经历了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50%降至不足20%（见图2）。截至目前中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的变化，与韩国历史上演变的轨迹颇为相似。

如果未来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率按照2011年前五年的速度继续下滑，将使农业劳动力的占比从十年前的50%下降至2025年的12.5%。在此情况下，2011～2015年非农劳动力将继续以每年约2%的速度稳步增长，尽管比此前几年的增速略有放缓，2016年之后增速将下降到1.5%左右。

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也有助于延缓因劳动力总量下降而造成的影响。未来几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中减少得最多的是15～24岁的人口，而且恰恰是这部分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下降得最快，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导致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按照2010年各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来推算，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参与率也将随之出现变化，我国劳动力的高峰将在2016年出现，这将比适龄劳动人口的高峰晚3年出现，延缓了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未来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的是素质更高的劳动力，而不再仅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同时，中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正在逐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中国未来劳动投入的质量将明显提高，这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投入的潜力

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发展经济学把一国投资率的提高作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日本、韩国、泰国（也包括中国在内）等曾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的经验均表明，高投资率是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有的经济学者认为，随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下降，中国的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这将导致投资率下降，促使资本投入的潜力下降，进而使得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对此问题，我们需要指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尽管15～64岁在统计意义上是适龄劳动人口，但实际上真正影响储蓄的是25～64岁甚至是30～6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因为从经验上来看，上述年龄段人口身体状况较好、收入较高，正是为65岁以上的老龄阶段进行储蓄的时间段。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25～54岁或者2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都是在2016年达到高峰，2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在2016～2020年只出现轻微的下降，25～54岁年龄段人口占比在此期间下降幅度也不大，只有到2020年之后，上述两个年龄段占全部人口的比率才会出现较快的下降。这种情况说明，在2020年之前，中国的储蓄率将保持在较高水平，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较快增长难以持续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大范围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也已经过去，未来缺乏大量的投资机会，从而无力推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一个重要论据是，目前中国人均固定资本占有量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根据我们的估计，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人均资本占有规模为中国的7.9倍，采矿业是中国的90倍，公用事业是中国的14.5倍，全部工业是中国的12.5倍。即便是从总量来看，中国与美国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双方贸易较为集中的制造业领域来看，2010年中国固定资本净值仅为美国的67.9%。上述估计是按照汇率法直接折算后进行的比较，其中会受到不同国家资本品价格差异的影响。根据OECD的一项研究，将不同国家的资本存量都用购买力平价折算为2005年的国际元后，中国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不仅比美国、日本低很多，与韩国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仅为韩国的50%左右（见图3）。

与此相关联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投资过度、投资比重过大，将造成产能过剩，并使得投资效率下降，最终出现不良贷款问题。前述美国纽约大学的鲁比尼教授就持此观点。我们认为，鲁比尼等人的观点对于我国防范经济风险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完全成立，主要依据是我国投资效率并未出现明显下降。总体来看，反映中国投资效率的指标没有出现明显的持续下降。以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测度投资效率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来看，虽然2009年中国的ICOR指标曾出现明显上升，但这是经济处于低谷时的现象，反映出我国采取4万亿元投资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原因在于，当经济处于低落阶段，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由于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并最终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时滞，产出并不会马上增加，反映在ICOR指标上，会出现暂时升高现象。但2010年以后中国ICOR已经降至3左右的正常水平，没有出现持续上升的情况，说明投资效率并没有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

关于中国投资高增长能够持续到什么时间，我们认为，按照各级政府在“十二五”时期的建设规划，我国主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基本完善最多再需要5～7年的时间，就是说大约在2018年前后投资的高潮期就将结束。关于中国未来的大规模投资领域，举例来说，在公共交通方面就具有很大的投资机会。中国目前有一批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特大型城市，这些城市都具备建设城市公共交通的必要性，但目前还存在很大差距。全国十大城市之中，每平方公里的平均轨道密度仅达到中国大陆以外主要城市地区的1/4，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轨道密度仅仅是1/5。如果将这十大城市的轨道密度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建设5000公里的轨道。

3．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根据前述方法和历史数据，测算了1978～2011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增长率。我国TFP增长率的3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979年、1984年及1992年，这三个峰值的出现恰好与1978年以来我国进行的三次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这包括实行对外开放、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全面铺开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微观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居民）活力得到释放，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从而推动TFP水平增长。1995年以来，我国TFP水平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平均增长率为2.9%，在此期间只是受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2009年TFP水平略有下降，出现少有的负增长。

根据我们对未来我国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的分析，测算2011～2015年期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在8.5%左右，2016～2020年将下降到7.5%左右，2021～2030年将下降到6%左右。

（三）从菲利普斯曲线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另一种测算潜在经济增速的方法是从需求角度反证，就是考察经济总量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时，价格总水平将出现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价格上涨压力增大，价格上涨率将提高。

我们认为，近几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能够证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也还在8%以上。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经济经历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增长，从2009年底开始，经过2010年一直到2011年年中，我国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增大，2011年年中消费价格同比涨幅达到峰值，此后价格上涨压力减轻，价格上涨幅度持续走低。对照此过程中经济增速与价格上涨率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能够判断中国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于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在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消费价格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特别是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持续下降，就不能作出较好的解释。

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2012年多数时间同比都是下降的。追踪我国历史上经济运行的情况，1995年以来我国有工业品生产者价格（以前叫做“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以前叫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大概在1997～1999年前后出现过一段时间同比下降的情况，2001～2002年第二次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2008～2010年第三次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2012年是有统计以来第四次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前三次出现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持续下跌的时段都是我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时候。2012年，我国的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生产者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的持续下降的情况。这为我们反过来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提供了较好的依据。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到8%，很可能低于我国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反过来看，说明我国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8%以上。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些论据，在全球经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2012年我国贸易顺差较上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美元，增长幅度接近50%。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出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增速明显下降，但外贸顺差较上年同期却明显扩大，主要是由进口增速更低造成。这也能说明我国国内需求扩张步伐放缓的势头是比较严重的，也能够支持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结论。

还有一些指标也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比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增速相比上年同期也下降较多；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增长速度也较低，2012年年中发电量曾出现过零增长。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和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利润同比出现下降。

综合上述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说明2012年我国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反过来，也支持了我们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仍然高于8%的判断。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经济具备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但要真正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需要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比如，城市化进程要顺利推进，就需要加快户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要保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需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加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需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增长潜力

进入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延续了2011年的下滑趋势，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超出预期，我们认为，2012年经济增速低于增长潜力。

（一）前三季度经济下行态势超出预期

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下行势头超出预期，引起了各方面的担忧。这也是引起国内外担忧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势头能否延续的重要原因。

1．各类指标都反映出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

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8.1%，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到7.6%，第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5%，季度经济增速连续创近年来的新低。第二、第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月度增速仅为9.5%左右，8月一度下降到9%以下。2012年全年出口增长7.9%，这是在12月同比增速出现明显反弹的情况下出现的，但仍然明显低于全年增长10%的目标。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7%，较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2%，较上年同期低2.8个百分点。因此，各种供需求指标都反映出我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下行幅度要超过多数经济学家和有关部门年初的预测。

2．货币供应量和电力等指标说明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自2011年第三季度以来滑落至个位数，特别是2012年1～5月降至4%左右，1月和4月甚至一度跌至3.1%的历史最低位。尽管下半年M1增速回升到6%左右，但根据历史经验，与10%左右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和14%左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不相适应的。如此之低的M1增速很难支持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从电力指标来看，前11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5.1%，而且用电量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和第三产业用电增加所带动的，如此低迷的工业用电需求，说明工业生产形势可能比产出指标所反映的更加严重。

同时，2012年年中前后，煤炭曾经大量压港压库，价格大幅度下跌，不仅印证了电力消费增长异常缓慢的情况，而且也说明企业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速度大幅放缓。

3．综合判断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谷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景气综合动向指数，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通过中国经济景气综合动向指数能够看到，目前该指数的水平处于经济过冷区间，与以往几次我国经济处于周期性谷底时的水平相近。这支持我们提出的中国经济在2012年处于周期性谷底的判断。

（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原因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非纯粹是由于长期性结构性原因造成的，这其中既有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经济增长趋势有所下降的影响，但也有周期性方面的原因，是由需求不足造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是正确的选择。

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1．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我国经济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前三季度，曾经一度缓和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度发酵，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欧洲经济自2011年以来持续低迷，2011年第四季度欧元区GDP环比下降了0.3%，此后欧元区经济陷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再次衰退，严重影响到欧洲对我出口商品的需求。日本经济在2012年第二、第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也再次陷入衰退。美国经济在2012年上半年减速，也影响到我国的出口。与此同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等货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也影响到我国出口竞争力。上述两种因素的叠加是造成我国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同时，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欧洲银行体系受到很大冲击，大量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欧洲救急，还有部分资金流入美国以寻求避险。这也影响到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2012年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出现下降，与此不无关系。

2．前期紧缩政策对我国经济运行具有明显滞后影响

从国内因素来看，主要是受到了2011年紧缩措施的滞后影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调控房地产市场，2011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当时采取这些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也收到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难免也会对后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投资为例，受这些因素的影响，2011年我国投资项目开工进度明显放慢，尽管进入2012年后加快了项目开工进度，但新开工项目的增加并没能弥补2011年严格管控的影响。2012年初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计划投资额同比增速下降到12.1%的较低水平，大大慢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产生了明显影响。加上受2011年中期对铁路建设项目整顿的影响，2012年初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少有的同比负增长的情况。

从货币政策来看，尽管2012年上半年我国连续采取了放松货币政策的举措，但上年采取的紧缩措施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对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

3．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一定的紧缩效应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2012年上半年财政政策实际上产生了收缩的作用。由于年初对本年经济下行压力及其影响估计不够，2012年各级政府制定了相对偏高的财政收入目标。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是9.5%，要比2011年8%的增长目标高出1.5个百分点。由于2012年经济增长目标要比2011年实际增长率低1.7个百分点，而价格上涨幅度较2011年明显下降，特别是工业品出厂价格至今同比仍是下降的，税收基数增长明显放慢，这对于财税部门完成征收任务带来了较大压力。为此各地财税部门普遍加大了征收力度，但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压力。在社会总需求扩张步伐和产出规模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受税收征收力度加大与各地工资水平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利润受到明显影响，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持续下降。企业利润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投资支出。同时，我国财政收支存在着上半年支出进度慢于收入的特点，上半年往往会形成大量的财政结余，在2012年这种形势下，实际上就会在上半年形成一定的紧缩效应。

（三）得益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第四季度经济出现反弹

目前，我国经济下滑态势已经得到抑制，从进入2012年第四季度后的情况来看，经济运行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工业生产增速下滑势头得到扭转，工业增加值增速从8月的8.9%回升到11月的10.1%，投资和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开始出现反弹，货币供应M1和出口增速明显回升，中国经济景气动向指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企稳回升的势头。

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主要得益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要求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此之后，国家发改委加快了一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长期建设项目的审批，一大批重大项目开工或恢复施工，中国人民银行也先后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各大部委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铁路建设等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投资和建设之中。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推出了购买节能产品补贴等项扩大消费的政策。国务院出台了稳定外贸发展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国内需求回升、稳定外贸起到了明显作用。

三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回升到8%以上

（一）我国经济增速有望实现反弹

根据目前的情况，在2012年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加之国际经济形势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未来一段时间至少到2013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反弹势头有望延续，全年经济增速可望达到8%以上。

1. 2013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小幅反弹

根据近期一些机构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有望在2013年年中前后有所好转。目前，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仍然存在较多问题，短期内经济难有大的起色。但美国、欧洲、日本在2012年纷纷推出量化宽松的政策，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放松货币政策。在这些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最近，德国IFO研究所、法国统计研究所和意大利统计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一个预测报告，他们认为在2012年第四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是持续下降的情况，2013年第一季度环比有可能持平，同比是下降的；到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扭转一年来环比连续下降的情况。上述三家知名机构来自欧元区的三大经济体，对于分析判断欧洲的情况，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根据美国比较有名的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最近刚刚做出的预测，受“财政悬崖”的影响，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季度环比折年率增速有可能降到1%以下；2013年前两个季度也将是比较低的情况，可能都在1.5%以下；但到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就会上升到2%以上。全年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受“财政悬崖”的影响，会有所放慢。

最近，日本瑞穗证券发布报告预测，2013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略高于1%。

根据上述判断，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影响，2013年我国出口形势整体上不容乐观，但2012年增速明显下跌的态势有望得到抑制。

2．我国经济增速小幅反弹态势至少延续到2013年第三季度

做出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是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数出现持续回升。根据先行指数平均领先于经济运行半年左右的经验关系，近期先行指数连续数月出现回升并有可能继续回升，预示着经济增速反弹态势至少将保持到2013年第三季度。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近期主要指标的环比增速都出现了回升，预示着未来经济同比增速有望提升。另外，近期我国经济增速企稳回升，其中，沿海地区经济回升是重要的拉动力量。根据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经验，沿海地区经济形势变化领先于全国经济运行的变化，这也预示着全国经济增速将要出现回升。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济运行确实出现了积极变化，但目前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强。反映经济运行比较及时的工业增加值，2012年9～11月环比增速折年率在10%左右，这尽管较第二、第三季度的平均速度有所加快，但也说明目前的经济回升势头属于弱势反弹，不足以将经济增速拉升到比较正常的水平。另外，近期我国海关统计的出口增速明显反弹，但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并没有明显提升，反映出外部需求并没有明显好转，出口增速反弹的持续性不强。中国经济景气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目前经济仍然处于偏冷和过冷区间的分界线附近，还有待进一步回升才能进入正常区间。

3．我国价格上涨压力将有所增强

受国内需求回升和美、欧、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外部影响，2013年我国价格上涨压力会有所增大，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价格上涨的压力不会明显增大。根据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尽管2012年11～12月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出现反弹，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寒冷天气及蔬菜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的影响，剔除这些因素后消费价格的同比涨幅回升的势头并不是很强。另外，从2012年消费价格变化对2013年的滞后影响来看，2013年消费价格受翘尾因素的影响很小。而目前工业品生产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仍然处于下降态势，尽管近期降幅已经开始收窄，但要扭转下降态势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二）未来经济运行仍将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未来经济运行仍将受到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国际因素来看，尽管欧洲债务危机仍然在持续，但可能不再像2012年那样成为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来自美国。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是“财政悬崖”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会极力避免掉下“财政悬崖”，在2012年底美国两党也达成了一个协议，但由于这个协议将削减支出、提高债务上限等问题延迟到2013年2月底，“财政悬崖”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存在变数，对美国经济会产生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也难以准确估计。美国经济受“财政悬崖”的影响而出现减速，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由于美联储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设定期限，最终执行的力度也就不确定，对国际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将难以确定。

同时，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步伐较快，特别是受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近期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这对于2013年的出口将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外部需求和人民币汇率等决定出口变化趋势的因素都存在不利影响，根据2012年秋季广交会的情况，来自国外的出口订单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这预示着2013年的出口形势依然面临较大的困难，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从国内因素来看，近期经济的回升主要受投资增速反弹的拉动，而投资增速的反弹主要受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回升的带动，2013年经济回升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也恰恰在于投资能否保持较快增速，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受2012年增速前低后高的影响，2013年下半年保持较快增长的压力很大。此外，最近两年保障房建设投资是促进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但2013年后保障房建设计划投资规模将出现明显下降，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的增长。

（三）对明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政策的建议

与往年不同的是，在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在2013年的宏观调控目标，这可能要等到在2013年初召开的人代会和政协“两会”上确定。不过，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根据这一目标和201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考虑到我国6‰的人口增长率，2012～2020年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保持在7.6%左右。根据这样的情况，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的调控目标应该不低于7.5%。考虑到2013年价格上涨的压力不大，建议将价格调控目标确定为4%左右。由于我国仍然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新增就业人数应保持在1000万人。

根据这样的调控目标，建议2013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基调确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操作上，财政政策较2012年要更加积极，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趋于宽松的方向。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目前不宜明显放松。

在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2013年的经济增速和价格上涨幅度较小的情况，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应该在2012年9%的基础上有所下调，但为了保持对社会总需求的刺激力度，财政支出增长目标不宜明显下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加大财政赤字的规模，在2012年5500亿元预算赤字的基础上增加到6500亿～7500亿元。为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作用，应继续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加快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减轻企业的负担，并注意财政支出进度在年度内的平衡。

在货币政策方面，可继续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建议适当提高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的目标，从2012年的14%提高到15%左右，并据此调整年度信贷规模调控目标。除了像2012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释放基础货币之外，还需要密切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的走势，必要时可继续适当加大力度，择机进一步降低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水平。鉴于近期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的态势，必要时可通过干预市场适当减缓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同时，考虑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纷纷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在货币政策的调控上应该留有一定的余地。

就鼓励投资的政策而言，为改变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应落实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放宽对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配合，通过促进民营投资增长来促进投资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