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2 扩大内需

新时期扩大内需问题的若干思考

张立群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贸易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2001～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4.1%, 2008～2011年降到3.8%，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降低。要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积极扩大内需，提高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立足于扩大内需，首先需要正确认识需求中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正确认识内需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正确把握投资、消费、出口等项需求之间的关系，统筹协调好总需求增长水平及其内在结构。

一 内需与外需比例的决定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定的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是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过程国际分工的客观表现之一，决定于资源禀赋、制度、所处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的特点。国际比较表明，决定内需比例的主要因素是：第一，经济区域化、全球化的程度；第二，特定的资源禀赋情况；第三，经济发展阶段。一国加快推进工业化时期，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会越来越密切，相应的，其外需比例提高，内需比例降低。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内需比例降低和外需比例提高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第一，以资源性产品初加工换取外汇，进而引进工业消费品和相关的技术、设备时期；第二，依靠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产品换取资金和一般加工制造技术、设备时期；第三，依靠劳动密集型一般制成品换取技术、设备、矿产资源时期；第四，由劳动密集型优势转向资金、技术优势的时期。目前还处在由第三个时期转入第四个时期的过程之中。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经济发展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因此，立足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注意继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从更大的历史跨度来看，正是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为我国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过去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现在和未来也离不开对外开放，离不开更深入地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确实会阶段性地改变内需与外需的比例，也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内需。

二 内需中的消费与投资是紧密联系、互为因果的关系

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已经深刻揭示了生产（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经济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投资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从而扩大了就业，支持了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恰恰是消费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时，生产能力的扩大还支持了消费品供给的丰富和增加，也是消费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没有投资也就没有消费。中国持续的高投资，恰恰是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中国GDP使用中消费占比低，但消费增长率很高。2002年以来，中国实际消费增长率超过1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GDP使用中的消费率不到50%。这恰恰反映了高积累、高投资支持了生产的持续较快发展，进而支持了就业、收入和消费品供给的持续较快增长，支持了消费的持续较快增长。一些把消费率低下等同于消费低下的观点，大致是由于没有注意到投资与消费之间这一重要的内在联系。

另外，消费的扩大也会引起投资的扩大。没有消费的支持，投资就会导致产能过剩，生产过剩，就会出现资源配置方面的损失。所以投资活动必须要分析研究市场，研究各类消费活动可能引起的市场需求变化，必须注意提高投资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提高产品服务供给质量方面的效果。

三 我国投资消费关系变化回顾

1952年至2011年，我国投资率由18%上升到48.3%，消费率则由83.2%降低到49.1%（投资与消费之和不等于全部GDP，是因为有净出口的部分）。

这种变化趋势大体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各个发达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其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也改变了消费与生产相互联系的模式。与农业社会比较，工业化、城市化需要多得多的投资，用以发展非农产业和增加非农就业。特别是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化水平提高，资金密集度会不断提高，对投资的需求会加速增长，因此，必然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活动大大加快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快了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解决了消费率降低与消费总量扩大、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过程中，对应于收入增长，人们恰恰是边际消费倾向趋降，而储蓄倾向则趋升。这一分析表明，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消费率趋降和投资率趋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后发展的人口大国，在巨大的就业压力和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双重推动下，在特定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所形成的高积累支持下，投资率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其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人为扩大积累、压抑消费的因素，但总体来看对奠定工业化基础、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

投资率的变化，还与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不同产业对投资要求是不同的，这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引起投资率变化的主要原因。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投资强度相对较低。我国1999～2005年平均百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对应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2.7元，而百元工业增加值对应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90.3元，是前者的10倍以上。从投资率来看，还要考虑流动资本问题（因为在资本形成额中也包括流动资本）。工业生产对流动资本的需求很大，1999～2005年我国平均百元工业增加值对应的流动资本余额为200.6元。由于农业流动资金余额相关数据缺乏，故无法直接进行比较。但从直观上来看，农业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要少得多。综合来看，工业发展对投资（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两部分）的需求远远高于农业，这是不同产业发展特点的客观反映。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产业升级，重化工业和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产业的资金密集度会不断提高；同时，工业化会加快推动城市化进程，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会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因此，工业化过程必然导致投资率不断提高。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以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开始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由于服务业很多是零库存（很多服务是即时消费的），因此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较少（商业流通是一个例外，但大部分第三产业具有这一特点）。在城市化过程基本结束后，服务业的“硬件”建设期也基本结束，此时其发展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内容的丰富和水平的提高，扩大服务业主要是增加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而不再需要大量增加投资。因此，投资率开始下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对投资的需求很大。这是由于，服务业主要依托城市环境发展，如交通运输业需要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商业流通需要各类市场硬件，各类中介服务需要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等。其发展与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活动紧密相连，由此带动的投资需求甚至远远大于工业。近十多年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产业，2011年为54.7%，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的42.5%（见表1）。而城市建设的中前期，恰恰是工业化、城市化加快推进的时期，正是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带动了城市化进程加快。因此，伴随工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投资需求，由此必然带动投资率不断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因此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和路径也存在差异。但这些内在联系还是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出来。

以上分析表明，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发展阶段，特别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活动存在密切联系。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时期，必然形成较高的投资率。在考察我国的投资消费关系时，必须注意这一重要情况。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也受体制机制缺陷的影响。控制投资增长，应该更多地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稳定需求增长时，还需要注意消费对投资的带动作用，注意合理引导消费增长。

四 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积极促进消费增长

经济发展最积极的成果，就是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这些活动带来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扩大，又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一）积极引导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居民生活改善的重点仍然集中在住、行等领域。2011年，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约为70辆，而美国为950辆左右，日本为625辆左右。从这一比较来看，我国汽车进入家庭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空间非常广阔。2010年末，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21.8平方米（建筑面积），而日本为42平方米（2008年），美国为74平方米（2000年），居住条件的改善空间也非常广阔。如果再包括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因素，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至少还要再持续10年以上。这是居民随着收入增长、购买力提高而产生的合理选择，是国内市场需求扩大的主要领域，是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需求源泉。

1．将制度建设与政策调整密切结合，引导买房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

对买房需求必须区别对待。住宅兼具居住和投资的双重属性，200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住宅的投资属性引起了买房需求的大起大落。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具有高成长性，居住性买房需求潜力巨大，房地产市场对投资性买房需求没有很高的依赖。稳定买房需求，最重要的是弱化住宅的投资属性。而治本之策是加快完善相关制度，最重要的是开征房产税和房产利得税，对过多占有住房者征税，对买卖住房获得的利润征税。提高过多占有住宅的成本，压缩住宅买卖的获利空间。在加快建立制度的同时，对居住性买房需求应积极支持、合理引导，包括放宽以致取消限购政策、对按揭贷款的行政性管理政策等，使刚性、改善性等居住性买房需求逐步成为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主导力量，提高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汽车进入家庭

努力使汽车进入家庭活动，并与城市建设和用车环境的发展大体协调，以鼓励购车、限制排量、限制排放、限制使用为原则，完善和稳定家庭汽车购买、使用方面的政策，引导购车需求平稳可持续增长。

（二）加快解决城镇化瓶颈制约

扩大消费最大的潜力是解决城镇化的瓶颈制约。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受限。受城市汽车承载能力的限制，城市家庭买车需求开始明显降温；受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土地供给的限制，住房供给对房价逐步失去弹性，稳定房价的重点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控制买房需求方面，房地产市场需求明显降温。消费结构升级是现阶段消费增长的主导力量，住、行改善速率的降低，必然影响到消费增长速率；汽车、住房市场的降温，必然影响到内需潜力的正常释放。

要通过加强长远发展规划工作，指导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提高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战略性。通过严格规划法、严格质量问责制度，努力提高工程建设质量。通过基础设施能力适度超前的提高，增强城市发展后劲，扩大发展空间。有效解决对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限制。

（三）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积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一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提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和指导。加强农民工实用技能培训，努力增加农民务工收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和妥善处理劳资关系。运用财税政策等手段，缩小地区、行业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注重改善中低收入居民生活，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性支付。合理确定、严肃执行征地补偿标准，切实保障被征土地农民的利益。不断扩大政府的公共开支，加快提高教育、医疗、保障房等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促进居民增加当期消费。

五 完善投融资体制，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

通过体制机制和规则的完善，强化投资的市场约束机制，建立投资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制衡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自主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市场对投资活动的调节程度不断深化，投资越来越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反映社会再生产内在的联系。但仍然存在基于政绩目标，不顾市场需求、不计效益、不顾风险的投资活动，特别是在行政主导的投资活动中。这些问题，可能导致投资盲目扩张，资源大量浪费，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被扭曲。因此，必须加快投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从体制和机制上加以解决。

完善投资的风险责任约束，减少各级政府对投资活动的直接参与。一是，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和规范资本市场，实现投融资渠道多元化，吸引各方面增加积累和投资。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政府要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发布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二是，理顺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完善政绩考核办法，根据不同功能区和问题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三是，继续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抓紧修订和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切实把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国土资源长期规划和各地区资源发展规划的制定，加强对地方政府城市开发活动的约束和指导。

加强市场准入管理，建立投资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制衡关系。加快完善社会性规制，制定和严格实施技术、质量、能耗、环保、安全等方面的强制性标准，强化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和动态监管。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资源价格和环境使用补偿成本，通过市场调节形成约束投资过快增长的机制。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

六 加快出口竞争优势转变，积极把握机遇，争取在更深层次、更广阔范围加入全球分工体系

坚持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逐步释放汇率升值压力。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外贸进出口结构的调整升级。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努力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将重点放到引进核心技术、提高资源与环境保护程度等方面来，促进外商投资产业分布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完善进出口政策，继续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大规模出口；制定鼓励资源性产品进口的措施，在税收、资金、仓储等方面予以必要支持。

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前瞻性地把握比较优势转移趋势。抓住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和研发活动全球化的有利时机，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注重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着眼结构调整和转变增长方式的全局，有序有效地发展境外投资。进一步放宽境外投资限制，完善服务和监管体系，鼓励企业利用国内生产能力和资金比较充裕的有利条件，以及境外的资源、研发、服务、人力资本、产业集群和配套优势，扩大境外产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带动国内产业重组和结构升级。

积极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鉴于国内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遇到的困难增多等情况，在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积极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