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1]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3]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4]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贯彻，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两天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5]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6]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基本建设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总局和二机部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二机部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我们有可能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速度时，毛泽东说：我觉得慢了一点，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在汇报到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在汇报到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的时候，毛泽东说：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汇报到手工业劳动生产率和手工业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时候，毛泽东说：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在汇报到行业安排、产品分类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在汇报到提高工艺美术品和保护民间老艺人时，毛泽东说：这些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给予名艺人学术头衔。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
三月五日、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7]
三月十三日，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
三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
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
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
四月二日、五日、八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
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从三月十三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七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做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8]毛泽东不久又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9]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0]“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1]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毛泽东后来说过：“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12]
一九五六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三大改造接近基本完成，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论十大关系》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提出一些新的方针。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以后，毛泽东在总结建国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做是一个转折。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4]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5]
十九年后，邓小平对《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16]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提出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酝酿已久。一九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同年五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17]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18]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19]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20]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时，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最近一次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21]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都很落后。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中国从苏联聘请了一大批专家顾问，翻译了许多苏联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中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热潮，并选送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赴苏联留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因此带来了照搬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问题。在自然科学界存在着对不同学派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陆定一在二十七日发言中，讲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他从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讲起。他说：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说：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毛问：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陆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毛说：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陆说：不是，没有给。毛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继续发言。在讲到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时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这是根本错误的。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那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在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陆定一又讲到文艺问题。他说：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三十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毛泽东说：“《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周恩来插话：“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陆说：“我看过，很好。”毛说：“《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22]
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当中共中央酝酿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在浙江出了一个昆曲《十五贯》。《十五贯》轰动了北京城，轰动了全国，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毛泽东看了两次。一次，四月十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另一次，四月二十五日在中直俱乐部。一出改编的古装戏，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像周恩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23]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陈伯达在发言中也讲到文化、科学问题。他说：昨天定一同志说得很多。毛主席给文学艺术界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现在看起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到国外去，当然还很可怜的，搞来搞去还是什么三岔口啊，荷花舞、采茶舞啊，闹天宫等等。可是这点本钱，还是提出“百花齐放”才搞出来的，要是没有“百花齐放”的号召，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后来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是一个方针，即是说，在我们中国容许很多的学派，大家争论，不要马上统于一尊。我觉得在文化、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24]
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25]
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26]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27]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28]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29]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在听取三十四个部门汇报，着力研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时，十分关注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这一过程中，又引发出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苏共二十大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大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以及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
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是米高扬。苏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发言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个人崇拜。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一个反苏反共的潮流。国际共运内部因为这个报告引起极大混乱，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批共产党员退党。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英国的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在事后的一番话很能反映当时的一些情景。他说：“斯大林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个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30]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31]，很不赞成。
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于三月三日下午一时半回到北京。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谭震林开会，由邓小平作关于参加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32]。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33]
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在继续听经济部门汇报的同时，也把较多的注意力转到苏共二十大问题上，或召集会议，或进行个别谈话，讨论和研究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这些会议和个别谈话没有留下文字材料。从吴冷西的回忆中，可以了解会议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毛泽东讲的主要内容。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至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历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34]
毛泽东提议发表一篇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文章，公开表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与会者一致赞成。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毛泽东还谈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一些设想：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要加以分析，既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们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们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们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35]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这篇文章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于三月二十九日写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陈伯达邀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吴冷西讨论了两次。再作修改后，四月一日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四月一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约陈伯达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至二日凌晨二时。二日四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36]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从四月一日到四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增写了许多重要内容。现在保存下来的经毛泽东修改的过程稿，就有七次之多。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相信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正确评价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重大失误，正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核心内容，也是毛泽东修改此文下功夫最多的地方。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于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37]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际相割裂。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38]
综观斯大林的是非功过，究竟应当怎样正确地、全面地评价这位在正反两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呢？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末尾写了很长一段话，作了科学的回答。他写道：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39]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40]
从斯大林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防止发生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
又说：“毫无疑义，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41]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42]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引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破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差异没有矛盾的传统观念，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观点，指出：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43]这些思想，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的多次讲话里，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过反复修改，日臻完善。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透辟，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样的高度来分析，来认识；不是追究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功过是非。正由于有这样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态度，苏共二十大在斯大林问题上引起的国际风波，不但没有干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而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思想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毛泽东是很满意的，在四月四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稿的会议上，说了一番意义深远的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4]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这些，也正是贯穿在《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在指导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被吸收到了《论十大关系》之中。《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总结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5]多快好省的口号，是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6]指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是在1956年8、9月间召开的。
[7]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听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6年2月14日至3月9日。
[8]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对若干问题的指示记要，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9]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0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页。
[11]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
[1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369、370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369、370页。
[15]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16]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年7月13日。
[17]当时毛泽东比较赞成郭沫若的主张。他对陈伯达说：郭老有实物根据，他掌握那么多甲骨文。
[18]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19]《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20]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21]毛泽东给张际春的批示，手稿，1956年4月18日。
[22]陆定一发言，毛泽东等人插话，引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7日。
[23]《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24]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26]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7]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2日。
[28]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
[29]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写的编者按，手稿，1957年4月30日。
[30]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高兰说的。
[3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2页。
[32]指1956年2月19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和同年2月28日发表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两篇社论。
[33]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34]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5—7页。
[35]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页。
[36]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手稿，1956年4月2日。
[37]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38]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9、90页。
[3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4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27、228、230、233页。
[4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27、228、230、233页。
[4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4、235页。
[4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44]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