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

治近、现代文学者对“小说界革命”似已有固定印象：梁启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仿佛晴空一霹雳，小说创作与理论的面目顿时全然改观。梁氏对晚清小说发展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可是他提出自己的小说主张时，小说界态势如何？两者间联系又如何？梁启超对小说的关注坚持了多长时间？其后小说发展是否在按其预想行进？他的主张哪些为人们所接受，又有哪些被束之高阁？围绕这些问题着手考察，对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作用与意义，或可获得更全面、准确的判断。

以往评述梁启超及其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依据的只是创刊时那几期《新小说》以及梁启超等人发表于《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论述，对当时那几年小说界的状况，以及“小说界革命”后创作的变化都很少甚至几无涉及。反映当时状况的资料若掌握甚少，有关的描述及判断就极易失真。掌握资料犹如勾勒轨迹的取点，如果平面上只有两个点，那么可以、而且只能画出一条直线；如果是不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点，那么可以确定一个唯一的圆；如果点相当多，我们将其按一定的顺序连接，画出的就是一条起伏的曲线。如果我们以取点的方式了解某事物的运动轨迹，倘若只取有限的几个点，那么将它们连起来的曲线，离客观实际必然相去甚远，不管论述者搭建了如何华丽的框架，构造了如何宏富的体系，阐述的思想是如何的深邃，对那有限的几个点的分析又是如何的体贴入微且新见接踵而出，但毕竟只是依据有限的几个点而作的发挥，因而有时只要再新发现一个点，就可能使这华丽的框架、宏富的议论化为飘忽的烟云。很显然，只有取得尽可能多的点，并能对可能产生的误差有所估计时，我们方有个可供作切实研究的基础。点取得越多，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了解就越接近真实的情形。这在自然科学中属常识问题，它也同样适合于人文社会科学，如我们文学史研究中考察发展线索时，常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对“小说界革命”的地位与作用的讨论，则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例。

近年来，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为了较圆满地解释本领域的一些问题，便将其研究范围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他们对“小说界革命”尤为关注，而相关研究则是努力地将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衔接，甚至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概念以保证努力的实施。可是他们在努力作此衔接时，有意无意间却将“小说界革命”与先前的小说发展相割裂了，仿佛传统小说行进到某一时间点便戛然终止，此后小说便以新的面目“革命”了。根据这种理解，文学到了二十世纪来临之际发生了一次飞跃，相应地，发展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清代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那两大文学板块之间存在着一个断层。

这一理解似乎完全符合我们长期尊奉的事物发展的模式，即事物的发展过程，是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新的量变的互相转化的过程。此法则抽象于生活中的大量事例，因而对许多现象有很强的诠释力，但此诠释力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世界上确实还有大量的事物，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只有量变而无突变，经过长时期量变后再与先前作比较，此时可以发现，事物的性质却已变了。譬如说，在一大缸里倒入一小杯墨汁，接着朝缸里面一滴一滴地滴入白色颜料，并不断搅拌，直到滴满整个大缸。在这个过程中，缸里颜料的颜色一直在变化，大致上可分成由黑到灰，再由灰到白三个阶段，而黑与灰之间，以及灰与白之间，都找不到一个准确点可以将两者作区分，即未经过突变，黑由渐进的方式变成了白。以此种模式发展变化的事例在语言文学领域中屡见不鲜：语言自古到今始终不停地变化，其渐进过程不曾中断，可是古今相较，差异极大，以至于今日汉语被分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两个学科，也没人去寻找其间并不存在的突变点。又如从魏晋到唐中叶的几百年间，诗歌由古体诗演进为近体诗，其间同样无法找到突变点，因为它的渐进过程未曾中断过。突变与渐变两种发展变化模式同时存在，而要判断研究对象究竟属于哪种模式，这就涉及到从中的取点问题。如果一个点取为《新小说》第一号，而前一个点是《七侠五义》或《花月痕》等，而且认为只是这两个点，那么当然可以说这里发生了突变。可是如果将这个时间段中与小说相关的点尽可能多地排列分析，这时便可以发现，我们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未曾中断的渐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