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征集“时新小说”的宗旨及其经过

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由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他是19世纪来华的一位传教士、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自伦敦海格柏理师范学院毕业后，傅兰雅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受聘为北京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治四年(1865)，傅兰雅来到上海任英华书院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从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的百余种西方著作，还创办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他还荣膺清政府赠与的三品文官头衔。傅兰雅长期生活在中国，他即将离开中国赴美任教前，还举办了颇受研究近代小说者关注的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傅兰雅在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启》：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在中国，征集小说并非是傅兰雅的首创。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陆云龙出版了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后，为撰写二集，便在出版《皇明十六家小品》时印上了“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的广告，并开列了杭州与南京交付稿件的地点。光绪初年，上海也曾有过有奖征集小说的活动。其时有“寓沪远客”者拿出图画十幅，“尚祈海内才人，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缮成清本，由申报馆转交”，并表示将从来稿中选出“文理尤佳者”送二十元，次卷送十元。相比之下，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有值得注意的新内容，他要求人们围绕鸦片、时文、缠足“撰著新趣小说”，力陈此三者之弊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因为这三弊“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这是傅兰雅公开宣称的举办活动的宗旨，而之所以征集的是小说，那是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

自清咸丰十一年(1861)来到香港起算，傅兰雅在中国已度过三十四个年头，这次向社会征集小说，是他在中国筹划的最后一次活动。为了活动的顺利进行，傅兰雅在宣传造势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五月初二日刊载的那则启事，后来又在当月的初五日、初七日、十二日与十六日在《申报》上接连刊载，同时又刊载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从福建省的教会刊物《会报》转载这则启事来看，他似乎与各省的教会刊物也联系过，转载者恐怕也不只是福建省的教会刊物。

此外，傅兰雅又用英文另撰“有奖中文小说”为题的广告刊载于教会所办的《教务杂志》：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缠足的弊端有生动地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收据会寄给所有在农历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汉口路四百零七号格致书室傅兰雅密封好的手稿。

《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教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师，以及“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而由这些牧师，又可联系到他们所接触的教徒。显然，傅兰雅已设计了这次征集小说活动的组织系统，即各地的教会机构，而教徒们则是他设想中参加活动的主要力量。在教会的刊物上，傅兰雅介绍了在《申报》上未曾说出的意思，他要征集的是“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并希望这些作品能“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这也是傅兰雅举办这次活动的宗旨，只不过他只是在教会内部向大家表露。很显然，傅兰雅征集小说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对传教活动的检阅。

一个月后，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摘录了艾德博士对有奖小说征文的一段评论，借以再次强调鸦片、缠足和时文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弊害，认为“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而且深信“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

一篇写得好的小说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永久性的巨大影响，《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醒民众反对奴隶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国现在罪恶猖獗，鸦片、缠足和时文，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这些悲惨遭遇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就应该通过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无疑义，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

此时距征文启事发布只有一个月，还不可能收到应征者的来稿，但傅兰雅的期望值却已在升高。上述文字之所以被引用，表明他确实在希望能收到“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而且那些作品能“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从引文中最后一句话来看，傅兰雅似乎认为活动的圆满成功已触手可及了。

按征文启事的规定，来稿“限七月底满期收齐”。收到应征者的稿件后，傅兰雅又邀请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审阅与筛选。沈毓桂曾在申报馆任职，后又协助林乐知编《万国公报》，分任华文主笔；王韬早年曾游历欧洲，创办了香港的《循环日报》，创作过《遁窟谰言》等小说；蔡尔康也曾在申报馆任职，后任《沪报》主笔，参与筹建《新闻报》，担任第一任主编。由这三位著名人士主持评选，自能取信于大众。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6年1月13日)，傅兰雅在《申报》上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宣布征文活动结束：

前求著小说，共收一百六十二卷，现已评定甲乙。本议只取七名，旋因作者过多，特增取至二十名，皆酬润资。计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卅元，李钟生廿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毅、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枚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傥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义珍各一元半。余另列一纸，可至格致书室取阅，酬洋亦至该处领取。傅兰雅启。

按常理推断，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在宣布顺利结束之时，应该有番兴高采烈地称颂才对，可是这则启事只是纯客观地罗列了获奖人的名单与所获奖金数，对征集、评选的过程，以及应征稿件的状况，竟未一字提及，读后也一点感受不到举办者对于活动顺利结束的喜悦，这与当初的征文启事流露的恳切、期待或自信的心情甚不协调。这次征文活动到底是圆满成功还是结果很不理想，从这则启事里看不出主办者的丝毫评价。当年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好生奇怪，如果是圆满成功，为何主办者未表示出丁点喜悦？如果是结果不理想，为何得奖人数却从原先约定的七名猛增至二十名？评选当自有标准，它不应因参加应征者人数多寡而变化。得奖人数猛增，那应是优秀稿件实在太多，难以割舍，可是现在公诸于众的理由却只是说“因作者过多”，竟未提及稿件之优劣，这显然是企图安抚应征者渴望得奖的情绪，人们据此可以猜测，来稿的实际情况恐怕不妙。

当这一大批稿件置于傅兰雅的案头时，他的心情可能相当复杂。有这么多人踊跃应征，这会使他高兴；教徒们一致地表示了向教会的效忠之情，这也会使他感到欣慰；可是来稿多不符合征文的初衷，这又会使他沮丧。有些来稿似乎是符合征文启事中“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的要求，但提出的举措真正能有效施行的却是没有；傅兰雅征集的是小说，但来稿的大部分却是议论、诗词、歌谣之类。这次活动该如何收场，如何向社会各类人群交代，便成了颇费踌躇之事。傅兰雅先是在《申报》上接连三天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客观地介绍了获奖人的名单与所获奖金数。这是应急式的处理，以慰焦虑等待的应征者，而后来向社会报告自己对这次征集小说活动的评价，其处理就显得有点戏剧性。

在《申报》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的三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傅兰雅又分别在英文《教务杂志》第二十六期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册上刊载了征文活动结束的消息。在这两家刊物上发表征集“时新小说”活动结束的消息时，都对这次征文活动作出了评价，但两者却是一为热情称赞，一为不客气地批评，而无论称赞还是批评，都是出于活动发起者傅兰雅之手，只是由于刊载的杂志不同，同一人对同一事又几乎是同时作出的评价竟有极大的差异，这实是令人好生奇怪的事。

在《万国公报》刊载的启事抬头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小阳春中旬格致汇编馆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也就是说，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申报》发表启事之前，供《万国公报》刊载的这则启事也已撰成，可是傅兰雅就是一直拖着不发表，直到他临离开中国前才向社会发布。与《申报》上仅客观地介绍获奖名次不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册上刊载的《时新小说出案》这样写道：

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说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辞尚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式论。然既蒙诸君俯允所请，惠我佳章，足见盛情，有辅劝善之至意，若过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选体格颇精雅者七卷，仍照前议，酬以润资。余卷可取尚多，若尽弃置，有辜诸君心血，余心亦觉难安。故于定格之外，复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赠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谅我焉。姓氏润资列后。……(其名单同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报》所载“时新小说出案”，略)按：其余姓氏，并无润笔，《公报》限于篇幅，不克备登。

这则刊载于《万国公报》上的启事主要是给中国人，特别是应征者以及关心这次征文活动者的交代，而不少教徒则是这份刊物的读者。征文之初，傅兰雅曾许下“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的许诺，如今面对应征者所表示的希望自己作品刊于报端的压力，傅兰雅必须讲明他们为何未能得奖乃至未能刊载的原因(实际上一篇也未曾刊载)。傅兰雅首先告诉应征者，所有稿件都得到了认真处理，即所谓“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接着，这则启事便历数来稿之不足或弊病，启事里讲了六条，其实可归纳为五条：一、“立意偏畸”。对于鸦片、时文与缠足，征稿启事要求是“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但来稿却多着重于鸦片做文章，或专论缠足，也有将此三害分别论说，一同寄上。二、“演案希奇”与“述事虚幻”。这是指来稿有意虚构稀奇古怪，甚至荒诞不经的情节，违背了征稿时“述事务取近今易有”，“立意毋尚希奇古怪”的要求。三、“出语浅俗”。虽然征稿时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但这句是同“语意以趣雅为宗”一起提出的，现在一些来稿“言多土白”，俗不可耐，且不符合通俗之要求。四、“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这类来稿“辞尚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与征文“感动人心，变易风俗”之初衷相违背，自然不可录用。五、“非小说体格”。傅兰雅要征集的文稿实际上是指类似传统的通俗小说的作品，可是来稿中的三分之二却是“歌词满篇、俚句道情”或“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这类作品明显“违式”，自然列于摒弃之列。来稿即使如此，傅兰雅还是得遵循先前的约定，遴选出得奖者。他不食前言，选出七篇作品颁奖。这七篇中，除第一名“茶阳居士”与第五名“鸣皋氏”的作品已佚外，现可见的五篇乏善可言，所谓“体格颇精雅”实为过誉之评价，这七篇之下大量作品的水准，由此也不难想知。不过，为了照顾应征者的情绪，傅兰雅又挑选了十三篇，追加五十元为奖金。最少者只拿到一元半。虽声称“可取尚多”，说出的理由却是以免“有辜诸君心血”。来稿中，可归诸小说者共五十二篇，其中二十人获奖，比例如此之高，傅兰雅实际上是降低标准而求之，即他所说的“若过吹求，殊拂雅教”。此举使获奖人数猛增至先前许诺的三倍，对应征者已尽可交代，对社会也可宣称征文活动顺利结束。

傅兰雅赴美任教前，又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征文活动结束的消息。这次报导是用英文写成，与《万国公报》上用中文写成的启事相对照，可发现两者对同一次活动的评价完全对不上号，而它们都出自傅兰雅之手。《教务杂志》上的报导这样写道：

中文有奖小说结束了。有不少于一百六十二位作者参加了竞赛，其中一百五十五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这三种弊病，有的写了四至六卷。我对诸多参赛者所费的时间、心力与金钱毫无回报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十三名获奖者，他们分享另加的五十元奖金。这样，奖金共达二百元。优等奖名单在《申报》上公布，一百六十二个人的名单及启事也已经发布，并在《万国公报》和《传教士评论》上公布。另外还会转寄到各教会所在地。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会学校或大学有关。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这次征文大赛中也有人写出了确实值得出版的小说，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出版其中一些，以便为读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消遣读物。

这篇用英文写成的报导，主要阅读对象是英美人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教会人士。傅兰雅即将赴美国伯克莱大学任教，他的专业是东方学。因此，对英美人士宣称自己这次征文活动的成功与价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在报导中完全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傅兰雅当然清楚来稿中的三分之二连小说都不是，但他却宣称“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其中有些甚至“确实值得出版”。傅兰雅还特地强调“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会学校或大学有关”，他本人是位传教士，为今后的发展前途计，向英美世界，特别是教会组织宣传自己在华的传教业绩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