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时势剧变与创作互动

自同治末年起，大约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在上海有两个改造已基本完成。对印刷业来说，从西方引入的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在上海的阅读市场上，用新法印刷的书籍已占据主流地位；同时，报纸与杂志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小说新拥有的传播途径，即由报刊刊载的形式已开始为人们普遍接受。这两个改造的完成，为近代小说随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段时期里，物质层面的准备已先于小说创作的需要，但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并没有被闲置，这儿的缺口是由大量印刷传统的旧小说作了填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小说都可用新法重印一次，出版者还须得根据由读者口味决定的市场动向作筛选。可供刊印的作品毕竟有限，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为追逐利润而更新的印刷力量就显得似有富余了。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报上常有“搜求秘籍，排印成书，以便公诸同好”一类广告的重要原因。《林兰香》等小说都是申报馆通过“搜书”广告征集到后出版的，又如乾嘉时张南庄的《何典》、乾隆时尹庆兰的《萤窗异草》，都是申报馆征集到后出版，才结束了它们以抄本流传的历史。当然，其时新创作的小说也在搜求的范围之内，如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及其《续录》，俞达的《青楼梦》，王韬的《遁窟谰言》等。创作《浇愁集》的邹弢曾回忆说：“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大半点堪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悔之。”由此可见，那些拥有印刷力量的出版者，寻觅新书稿的心情是何等之迫切。

出版者寻觅新书稿的迫切心情源于大众迫切的阅读愿望，同时也是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我有人无，则利润尽进我家，寻觅稿源也须得下手快，许诺重，故而报上那些征集书稿的广告中，时常可见“俟印成后定当酬谢也”、“本馆不惜重酬”、“爰悬重金以购”等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小说中可刊行者已出版殆尽，向未刊行者也已尽可能地搜罗，出版者的目光自然要投向新创作的小说，而读者也希望能读到新的作品，特别是描写自己身边生活的故事，或描写当下风雨飘摇的时局及其进程与结果的小说。当时新出的小说多有贴近现实的特色，而其中较引人注目者，是重又现身的时事小说。

时事小说是社会矛盾与冲突趋于白炽化，且统治者已无力严密控制意识形态领域时的产物，它早先曾出现于时局急剧动荡的明末清初，入清后随着社会逐渐安定而绝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清末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更甚于明末，外国列强的入侵更使国家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机，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已日益尖锐，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也已力不从心。在此风雨飘摇之时，时事小说必然会重新现身。所谓时事小说，它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以讲述故事的形式描写眼前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其内容与时代相平行，作品出版与事件发展在时间上的差距较小，故而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当信息传播不畅或政府有意封锁新闻时，它可承担使大众了解局势并作出判断的功能。其次是描写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具有政治性与轰动性，能吸引大众的关注。再次是作品通俗，能在最大范围内使人们了解事件经过与结局，同时又以自己的政见引导广大读者的倾向，从而形成有可能影响朝政的社会舆论。最后是真实性，作品的具体内容可以有虚构，但在描写事件的主要过程和结局以及其间主要人物的参与态度和命运时，不可因作者主观上的好恶而擅作篡改。社会的急剧动荡直接影响到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时他们不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各种里巷琐语也在悄悄流传，此时问世的时事小说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青睐，广大读者在非常时期的需求，同样是刺激时事小说崛起的重要原因。

清末时事小说的出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那年正月，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在对日作战中全军覆没，继而日军又侵占辽东；三月，清政府被迫订立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马关条约》，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消息传来，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一千二百余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拒和、迁都、变法。五月，日本入侵台湾，中国军民的抗击坚持了近半年。就在这一年里，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并发动了首次广州起义；康有为在上海创立“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倡导维新变法；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开中国近代陆军之先河。这一连串事件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它迫使大众关心时局，描写正在发生的大事件的小说也随之问世，而人们关注的焦点，首先集中于台湾因日本侵略而爆发的战事。

日军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即入侵台湾，清廷却严令沿海诸省不得接济台湾军民抵御侵略的行动，当然也不愿意让世人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就在台湾鏖战最激烈之际，热情歌颂台湾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几部小说接连问世，这不仅打破了新闻封锁，实际上也起了号召人们支援正在艰苦奋战的台湾军民的作用。日军侵犯台湾才一个月，描写台湾刘永福黑旗军抗击日军的《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初集就已问世。半个月后，该书二集又出版，开卷就可见台湾全省地图，以激起读者对割让宝岛的痛心，书中还载有二十幅反映情节的图画，便于识字不多的读者浏览。初、二两集与台湾战事同步，写作与出版完成于一个多月间，可算是小说史上问世最为迅捷的时事小说，但仓促写就，其内容之粗糙可以想见。小说以报上所载台湾战事的重大事件为框架，但其间八卦阵图、小姐统兵、道士作法、埋棺轰倭、狗阵蹈坑之类，却是剪裁历来小说故事的内容作填充镶嵌。其时全国百姓群情激愤，期盼台湾军民的胜利，这些故事迎合了他们的情绪。应该肯定作者与出版者的爱国热情，同时也须承认，牟利也是重要动机，如此快捷就是为了赶在最易销售的时刻出售，而且他们确实是如愿以偿。又过了半个月，该书的第三集也已出版：

今将台南、台北近日战事情形绘以图说，付诸石印。书面用外国颜色鸡皮纸为记。详载出榜招贤、豪杰归心、疑兵破倭、拘民当兵、阵困倭奴、倭国丧师等情节。奇文快事，有目共赏。因近有将二集更易者，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每部售洋一角四。初集一角，二集一角，如合购初、二、三集，收洋三角。零趸批发，格外公道。在上海四马路五层楼内售书处文宜书局。函购原班回件不误。宏仁堂启。

广告中“因近有将二集更易者，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一语，透露出这部小说因销路甚佳而正遭到盗版，两者的主要差异只是盗版书的封面未用“五色面纸”。宣布二集发行的广告载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1895年7月21日)的《新闻报》，该报六月十二日(8月2日)的广告宣布三集开始发行，其中提到二集的盗版书已在市面上流行，这是在短短的十二天里发生的事，盗版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售广利速且正版供不应求是导致盗版书急速跟上的根本原因，此现象表明急切希望了解台湾战况进展的广大读者对这类作品极为欢迎，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作品中一些情节是虚构编造，但仍乐意阅读。

不久，《台战演义》也开始流行，作品中日军屡屡中计，其蠢笨使人可笑，而不少情节过于离奇，细读后就难免生疑。不过，作品描写的毕竟是黑旗军大败日军，关心战事的读者明知书中虚构不少，但仍读得津津有味，所以报上广告称“始可笑，继可疑，终乃大快”。广告还强调作品的可信性，说该书出自刘永福的幕僚，“故能言之凿凿也”。作品结尾称：“剿灭倭贼，克服台北、澎湖等处，可拭目待矣。”这种乐观的希望，也为读者所共有。《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也出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该书为“愤而有作”的产物，写作宗旨为“传刘大将军诸将士之不朽功业，备志倭奴全军覆亡情节”。它描写台湾战事时有意联系历史上戚继光平倭等故事，从而揭示日本侵略的一贯野心：“倭人狠贪，好犯上国，累朝入寇。唐时几遭薛将军灭尽种类，明时受创于戚将军，目今屡败于刘将军。”又收录当时台湾的《上总署衙门全稿》、《台绅布告中外檄文》等各种文件，这许多文件大陆各省的民众一般都无缘得见，它们的收录有助于读者真实地了解事态发展，这也表明关注战事的读者并非全着眼于故事情节。作品框架基本真实，内容则是近日的消息、传说以及作者编造的糅合，基调高昂激奋，可激起读者同仇敌忾的心情。标榜“图说”是该书特色，图文并茂，既可激起读者的阅读热情，又增加作品的通俗性，面向更多的读者。作者“藜床旧主”(管斯骏)声称“撰成一百六十回，先以三十二图说录正，付之石印”，但自三十三回以下后并未见，这可能是后来台湾沦陷，民众的阅读高潮已过的缘故。

该年七月，又有《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问世，内容为总兵孙秉中在台北保卫战中战死后，其夫人张秀容毁家助饷，召集旧部，抗拒日寇侵略。作者介绍道，张秀容托仆人杨明六将孩子带到苏州，“投亲托孤，代求抚育”，而作者的旧仆杨福是杨明六的侄子。由这层关系知悉张秀容抗日事迹后，尽管“兹当火伞高张，流金烁石”，“挥汗疾书，据事直叙”,即借此告诉读者，书中的内容真实可靠。这些作品一时间如此畅销，其原因是民众急切希望了解台湾战况的进展，这表明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危亡，已使读者的注意力与兴奋点转移至现实问题。在“竹隐居士”为《台湾巾帼英雄传》所作的序中，首句便是“台湾割与倭奴，普天共抱不平”，而其结语则云：

彼世之居高位、享厚禄者，第知养尊处优，营私肥己，据仕路之要津，弃江山如敝屣，犹以为度量宽宏，功资燮理，俨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命为大丈夫者也。孰不知其遗大投艰，畏难苟且，周旋委曲，竟如妾妇从夫逞计，千古遗羞，万人唾骂哉。

猛烈抨击的矛头直指“据仕路之要津”的朝中权贵，表明作者与读者都因战败与割地赔款求和的刺激，进而思索这一切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并开始公开表示对朝廷的不满。

台湾军民的抗争坚持了四个多月后，盼望台湾局势能出现奇迹的希望破灭了，但抗日题材的创作却未终止，讲述明代戚继光平倭的《蜃楼传》正问世于此时。现实战场上不断败退时，复习历史上的故事却可以帮助人们确立最终胜利的信心，也可提供梳理辨析纷乱头绪的借鉴。作者还特别强调，平倭初期失利就是因为朝中权奸擅窃国政，古今对照，读者会立即想到批判矛头在现实生活中的指向。其时又有在想象中战胜倭寇的作品，较典型的有《梦平倭奴记》，篇首按语称创作是为了“以快众人之心”，而篇题中的“梦”字，却也正突出了对现实的无奈。《仙侠平倭演义传》则是糅合才子佳人与神魔、狭义小说的内容，创作的重点已是供读者们娱乐。可是这样的作品也在描写平定倭乱，并与朝中“奸权害国”紧密联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时局剧变对创作的影响。

与前面几部时事小说不同，《中东大战演义》从日本入侵朝鲜一直写到台湾军民抗击日寇及其失败，整个战事中各历史事件的头绪、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及转折等都交代得比较清楚。此书出版时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作者不再以快读者之心为职责，而是较从容地辨析梳理并作相应的反思。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书以《说倭传》为名出版时流播似尚不广，但三年后人们似乎突然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申报》与《新闻报》也都刊载广告介绍，其原因就在于这期间接连发生了戊戌变法失败与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变法图强的希望破灭了，人们还预感到一场更深重的灾难即将袭来，他们不得不关注迅速发展的局势，忧虑国家的前途，而观察与思考时，又不能不与五年前的那场战败相联系。此时读者们急于阅览的并不是《台战演义》那般激情多于理性的作品，而是需要对当年战争进展及其后局势演变的有条理的叙述，以及相应的客观评价与分析。此书后改名为《中东大战演义》再版，正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

按《说倭传》问世时间，它仍可归于时事小说，而社会剧变的一再发生，相应的时事小说就不断问世。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就出现《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等作，而辛丑条约签订仅两个月后，《世界繁华报》便开始连载《庚子国变弹词》，后又结集出版。李伯元在自序中说，他创作的目的是愤于社会不思反省：“和议既成，群情顿异，骄侈淫佚之习，复中于人心，敷衍塞责之风，仍被于天下，几几乎时移世异，境过情迁矣。”他还在《例言》中强调真实性，“是书取材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敷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小说体裁，自应尔尔，阅者勿以杜撰目之”。不过，作品并非纯客观的记录，而有其倾向性，即所谓“彰善瘅恶，自有微权”，这与作者的写作宗旨相一致。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历程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近代小说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其显著标志则是创作开始贴近现实，而随后而来的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政治事件的接连发生，使社会愈发动荡，国家的灾难愈发深重，亡国灭种的危险愈发临近。身处灾难之中的中国人都开始程度不同地感受到这一点，对小说创作来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眼光都已无法离开复杂多变且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动荡现实。此时相继问世的《中东大战演义》、《捉拿康梁二逆演义》与《庚子国变弹词》等作，其作者的立场与视角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是在努力地梳理与交代那些事变中各事件的头绪、前因后果、发展变化及转折等，既是作者自己的反思与忧虑愤懑的倾吐，同时也满足了读者了解自己身陷其中的各事件来龙去脉的渴望。

社会剧变持续加剧之时，讲史演义创作出现了新的动向，即开始讲述与现实政治发展与变化关系甚大的本朝历史事件，这种以文学形式进行的历史反思，其实是当时社会反思的一种表现。《林文忠公中西演义》从荷兰占领台湾一直写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源源本本，详述无遗”，虽然售者声称“酒后茶余，可资谈助”,可是酒后茶余的谈资从名人轶事、风花雪月，转为谈论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大政治事件，正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此时对历史的反思深入人心。《扫荡粤逆演义》是第一部描写太平天国全过程的小说，“自洪逆造反起始，至贼匪荡平为止，其间一切情形，历历如绘”。《羊石园演义》描写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东军民抗击英军侵略的故事，它先在《东华日报》上连载，后又结集出版，此书甚受欢迎的原因不难理解：“此事为吾粤人一大艰厄，中国权力之失，实起点于此，不可以不传。”这三部小说描述了中国近代史最初二十多年里最重大的三个历史事件，它们的问世与流传，表明了人们开始探究为何中国会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就从一个泱泱大国沦落到受列强欺凌的弱国，而对历史的反思，很快又将转化为要求社会变革的动力。

在甲午战争前已流行的创作流派此时也有所变化。《七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们的喜好刺激了这些作品的续书相继而出，《彭公案》出到“八续”，《施公案》更是出到“十续”。侠义公案小说的内容原本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但在社会急剧动荡之际，该流派也与时局挂上了钩。此时问世的《李公案奇闻》，其内容虽不脱为官清正，公平断案一类，但该书主人公已不是古人，而实指光绪间的李秉衡。庚子国变时，李秉衡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他率军北上抵抗八国联军，战败自杀。清廷曾优诏赐恤，后屈服于联军的淫威，诏褫职，夺恤典。“恨恨生”在作品序中直言此事：“骨肉未寒，而罪名加矣；诏墨未干，而恤典撤矣。纪功无录，归狱有辞，岂始愿之所及乎？”此时还连续有几部讲述剑侠故事的作品问世，如《仙侠五花剑》，“狎鸥子”为该书写的序中指出了它们与时局的关系：

红羊劫急，白马盟新。强暴跳梁，桀黠构扇。弱肉争食，公道何存！言者颊鸣，闻之眦裂。痛中原之板荡，借箸谁筹；制南越之猖狂，请缨无路。人情汹汹，无意梦梦，兰成无取乐之方，屈子有《离骚》之作。则欲消磨岁月，开拓心胸，代梁父之吟，下东坡之酒，舍其编其奚属哉？

“弱肉争食，公道何存！”那些作家也痛心于国家危机的深重，但又看不到出路，只能写些幻想中的剑侠故事算是慰藉，而这些作品出现于有关义和团各种传闻流播之际，其间也应有某种联系。

此时问世颇多的狭邪小说，其基调与慷慨激昂的时事小说正相反，且也已不同于该流派早期的《花月痕》、《品花宝鉴》那般较多地出于作者的臆想，“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此时所出诸作多是实写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从一个侧面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种社会风尚。此时上海继续迅速发展，资金与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它很快呈现出一个大都市的风貌。国家危难在不断加重，此时上海的冶游生活却异常发达，夜夜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狭邪小说创作依托于此而繁荣，且喜读者众。俞达的《青楼梦》是“甫脱稿而传抄者已濡毫以待”，尽管作者强调此非“导人狭邪之书”，而是描写“美人沦落，名士飘零”,但许多人感兴趣的却是“名士”混迹于妓院的故事。狭邪小说中的重要作品《海上花列传》此时开始较广泛地传播，但原因却异于韩邦庆的初衷。该书的艺术成就与社会意义被略过，或宣传“人生行乐，不外乎吃着嫖赌，吃着赌各处仿佛，惟嫖则上海为最胜”。或强调该书“将万种迷惑柔软情形逐节细表，编成演义，使人皆知妓之迷术，应对有方，不为所困”；推销的广告甚至宣称该书还有实用的功效：读后又可懂得妓女的苏州话，“庶可彼此对谈，不致茫然草董，岂非醒迷妙诀，极佳快事。”书也被改名为《海上看花记》或《海上百花趣乐演义》，韩邦庆的精心之作被宣称成嫖妓启蒙教科书了。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也是不断再版，他在自序中称创作动机是“冀当世阅者，或有所悟”，但他描摹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时，暴露远多于劝惩，局骗赌术诸事尤发挥无遗，出版商便将其当作嫖妓防骗术推销：“痛抉花丛弊害，形容荡子痴迷，与夫赌棍拆梢密骗人等种种作为之处，阅之如见其人，足资惩劝”，此时走红的又有描写上海林黛玉、陆兰芬、金小宝、张书玉等四位名妓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它一面世就有多家书局盗版翻刻；两个多月后其续集又行世，“所有姘藏马夫、戏子争风吃醋等事，莫不描摹尽致，并于四大金刚之外所有上海一切淫妓行状尽皆罗致书中，亦历历如绘”。作者刊登的广告已不再说些正俗劝惩之类的话，强调的只是“所印无多，望速赐顾”。一时间，描写妓家故事似成风尚，《梦游上海名妓争风传》、《野草闲花臭姻缘》、《欢乐梦》、《海上时新名妓演义》等接踵而出，这类书的畅销，正从一个侧面较真实地显示了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上海的某种社会风尚。

以上几类作品，都属传统小说范畴，内容与旨趣各不相同，甚至反差极大，但与先前的创作格局相比，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越来越关注现实的趋向，而且小说创作的数量开始展现出加速度态势。若究其原因，那么对日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以及庚子国变和八国联军入侵等极其重大的事件接连发生，中国社会与政治格局出现激烈动荡，小说各流派的创作正是在这些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贴近现实的转向，这也是其时翻译小说重现于世并开始呈现连续运动态势的原因。显然，如果印刷主体还处于雕版阶段，那么来自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刺激再强烈，小说创作虽会有相应变化，但由于物质生产条件方面的限制，数量将不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对社会的影响也必将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读者的数量及其成分构成也因此少有变化，后来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因缺少此铺垫也不可能出现。若从小说发展体系的角度作考察，出版印刷方面已率先快速发展，此时又遇上社会与政治格局的激烈动荡，创作的内容受此刺激开始转向现实，其间读者的需求也是促使其转向的推动力，同时统治者已无暇顾及小说。发展体系中各要素的变化都已相当明显，但各自的程度不同，它们也没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而其中变化相对而言较为滞后的是占主流地位的小说观念。尽管它已有所变化，而且要求变革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已经萌生，但还需要有人以此积聚为基础，以全新的创作与更高层次提出新的理论主张，恢复小说应有的地位，充分肯定其功用。随着小说体系变化的不断推进，这种变革不久即将出现，那就是使近代小说面貌陡然一变的“小说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