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靳辉明

20世纪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后社会主义运动气势磅礴，不可阻挡，至20世纪60年代，有16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00多个民族的政党提出社会主义纲领，并有40个成为执政党。社会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主旋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实践。20世纪末，苏联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实践走向终结，并导致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百年低谷。面对如此震撼全球的世纪性、历史性、时代性悲剧，马克思主义者唯有走向历史深处多方探寻剧变的根源，才能在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来剖析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和本质特征，深刻揭示其导致苏联演变的实践过程。

《“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这本专著即是以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为背景，从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演变的视角，揭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列宁主义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以剖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为着眼点，系统研究了该理论与苏联演变的本质关系。《“改革新思维”与苏联演变》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演变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我的学生、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李瑞琴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李瑞琴在攻读博士期间，即开始研究苏联演变问题，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苏联演变的文章，并先后赴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访学，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其博士论文，顺利完成了国家项目，最终形成了这本25万字的专著。

该书共分六章。第一、二章阐述了自列宁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演变。第三、四、五章着重揭示了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由来、理论本质、特征及其实践后果，重点揭示了该理论与苏联演变的本质联系。第六章结合苏联剧变20年后，当代俄罗斯社会思潮的新变化，进一步阐述了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总体来看，同以往研究苏联演变问题的专著相比，该书立场、观点鲜明，理论脉络清晰，历史感强，因而具备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沿着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脉络，揭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列宁主义形成于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中，是扬弃了俄国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思想、同俄国党内孟什维主义进行不懈斗争的产物。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风暴荡涤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弊端，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依然没有生存的条件。赫鲁晓夫时期以纠正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体制弊端为由，苏共在哲学上人道主义化，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严重。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所扼制，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因此，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沉渣泛起，成为后来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隐患。

二是沿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揭示了该理论与苏联演变的本质联系。1985年，苏联进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借助国家权力，全面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创造了苏联从改革到演变的条件；所谓的“保守派”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而遭“改革派”和“民主派”联合打压，逐渐丧失影响苏联政治局势的能力，没能阻止国家剧变的步伐。所谓的“民主派”被豢养成虎，恣意破坏国家，最终以争夺权力为现实目标解散了苏联。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及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从根本上撼动了人民支持苏共、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人民对社会主义由失望而致漠然，在苏共被解散时选择了沉默和放弃。因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演变具有本质联系，该理论形成、推行的过程，也就是苏联演变的过程。

三是结合苏联剧变20年以来，当代俄罗斯社会现状，进一步揭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国际法主体继承国，迅即全面推行了自由化的资本主义改革。昔日在苏联大地上生存了近70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几乎成为“极权体制”、“专制独裁”的代名词。但是，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20年里，没有出现激进民主派许诺的、改弦易辙后迅疾融入欧洲文明、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情景，反而历经国家瓦解、民族分裂、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重大灾难。面对苏联剧变后与期望值巨大反差的现实，俄罗斯反思历史、探索未来国家之路的各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新世纪以来对苏联时代的肯定性评价渐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思潮。再回首这一世纪性悲剧，其中深刻的历史教训跃然而出：执政的共产党在改革大业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高度警惕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执政党的侵蚀和危害，世界社会主义不能再出现苏联剧变这样的历史悲剧。

四是该书在方法论上，运用唯物史观，将研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发展、苏联改革的进程中，以揭示苏联演变的根源。“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苏联改革的理论，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是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成分。这种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即“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戈尔巴乔夫正是利用国家权力，推行了其改革路线，使理论付诸实践，意识形态变成了物质力量，从而导致了苏联剧变。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对于任何具体事物的认识，都只是近似地反映了这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书的理论研究有其局限性，自然存在着不足或欠缺，比如，对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析还可以更加深入地展开，其推行过程的关键之处还可以再明晰。另外，对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俄罗斯的存在状况尚需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关于苏联剧变的根源，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甚至不乏对立的观点。这种不同声音的存在，说明了探寻苏联剧变根源的理论任务还远未结束。借此序言，我也寄语广大青年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的道路是艰辛而辛苦的，有时还会遭到误解，但是唯有坚持真理，努力攀登理论高峰，才能无愧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这也是我们最值得拥有的精神财富。

2012年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