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命题解析

袁银传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实质都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及其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变革时代、解放人类的宏伟价值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解析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而不是说“德国话”“苏联话”或者“美国话”，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结合和双向互动，让中国的同志解决中国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而不是说“旧话”“老话”“假话”“大话”“空话”，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而不是说人民群众“不想听”“不愿听”“听不懂”的话，就是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是大众化都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实质都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缘起与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的无产阶级理论。如何使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等许多代表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在中国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奠基人和光辉典范。

在毛泽东之前，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但是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是毛泽东。

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就明确强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我们“应该细细地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这就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极端重要的思想原则。

艾思奇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从哲学的视阈和抗战的实际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的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需要，也是当时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大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并且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后来为了避免国际上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误解，即误认为我们搞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实际上，这两种表述的意义是一样的，即一定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性。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当时强调的重点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教条主义，避免出现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继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补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例如，刘少奇在《论党》中就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艾思奇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贡献。他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的概念……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二是要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独创性、奠基性的贡献。这些贡献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层面而言，毛泽东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土地革命中心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论、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辩证分析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和平改造社会主义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论、人民群众主体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这些理论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化的；既是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又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概括；既是毛泽东同志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释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化时代”与“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化时代”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题，解决时代的基本矛盾和问题，揭示时代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引领时代的发展潮流和方向。所谓“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在总结时代的发展规律中提升、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反映时代精神、总结时代规律、解决时代矛盾、回答时代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就曾经指出，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恩格斯在1887年的《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也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还指出：“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破除各种教条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毛泽东就曾经指出：“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也强调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江泽民在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并且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2008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指出：“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或者与时俱进，是指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站在当代人类实践、人类科学以及人类哲学文化发展的最前沿，从人类实践、科学和哲学文化的发展中吸收营养和智慧，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身。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或者说“与时俱进”，包括以下三个基本的层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要站在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最前沿，与实践俱进，也就是要反映时代精神，揭示人类实践发展的规律，解答人类新的实践提出的矛盾和问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只有自觉地站在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最前沿，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当今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矛盾和挑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全球化与人类社会实践方式及其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特点、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历史发展、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等问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站在当代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与科技俱进，也就是要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对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总结。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每一项最新成果他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自然科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都是富有极高自然科学价值的成果。当代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问题：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张力问题、科技进步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问题、生态伦理问题、低碳与生态文明问题，等等。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回避，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并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第三，要站在当代人类哲学文化发展的最前沿，与哲学文化的发展俱进，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与当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潮进行交流、交融和交锋，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封闭，从事“马学”“中学”“西学”等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往往各自为政，甚至彼此看不起，很少进行交流和对话。以哲学领域为例，有的从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工作者看不起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既不懂古文又不懂洋文，纯粹为现存政治行为和政治领导人思想的合法性作论证和辩护，因此没有学问和学术水平，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和附庸。而有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又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现代西方哲学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因此，它们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本没有与它们进行交流对话的必要和价值。门户之见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科学性和彻底革命性。也只有在其他社会思潮和流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不会“失语”，才能从其他思想文化中吸取营养和资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解析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史，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

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化同样包括“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的方面。所谓“马克思主义化大众”，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的过程，这是一个“内化”的过程。所谓“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变革客观物质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由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精神力量转化为变革现实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过程，这是一个“外化”的过程。在“内化”和“外化”的互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历史创造，从而丰富、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本身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形式和技巧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只追求某种形式上的“热闹”和“剧场效应”，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面向生活、面向实践、面向大众；使马克思主义既不断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科学揭示时代的发展本质和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使马克思主义关注、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富有科学性、解释力和感召力，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他强调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而这个“需要”，说到底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马克思还认为，思想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要“深入浅出”，即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手段、风格、话语来阐释、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

向人民群众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浅出”而不能“浅入浅出”或者“不入就出”，更不能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用谁也听不懂的语言表达一个谁都知道的道理，将现实中隐含的理论问题用晦涩、含糊的语言遮蔽起来而不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之剥离开来。

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要破除对三种教条主义（“西教条”“儒教条”“马教条”）的迷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体系，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离开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的泥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理论特征正是在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三种教条主义——“西教条”或“洋教条”“古教条”或“儒教条”、“马教条”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回应中得到彰显的。

在中国发展的旗帜与道路、前途与命运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迷信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西式教条主义”（“洋教条”）的主要理论特征，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离开中国国情、实际和中国特色，片面强调“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而在“西式教条主义”话语中所谓的“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就是“华盛顿共识”确立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美国的价值理念（所谓的“普世价值”）或者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古教条”或者“儒教条”）的主要理论特征，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离开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片面强调所谓的“中国特色”，而在文化保守主义视阈中所谓的“中国特色”，只不过是“孔孟老庄”的“新瓶老酒”，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特色。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教条”）则离开中国国情和实际，离开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只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得出的个别论断、具体结论和行动纲领，而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上述三种教条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们只是“强调一点，不及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