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权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以康芒斯(Commons)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甚至认为,不考虑权力作用的经济学,是毫无意义和不切实际的,现代人的经济行为既是一种财富的追求,同时又是一种权力的追求,忽视了社会制度结构问题的经济学根本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加尔布雷斯,1983)。加尔布雷斯按照权力运作手段的不同把权力分为应得权力、补偿权力和调控权力,与此相对应的某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和某一种权力来源之间存在着某种基本的关联,但不是排他的。比如组织对外可以使用调控权力,对内则可以使用应得权力。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则可以综合使用这三种权力。运作权力的手段和行使权力的来源是相互交错的。三种权力来源是人格、财产和组织。在现代工业社会,组织和调控是最主要的权力来源和手段。他还认为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者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生产资料所有权。在这一点上,加尔布雷斯和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在马克思看来,从来没有纯粹的经济科学和政治科学,资源配置只能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下进行,这种权力的基础可以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他们的另一点相同之处就是都采用了矛盾分析法而不是均衡分析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加尔布雷斯则认为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权力不平等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

加尔布雷斯和马克思都是基于阶级对权力进行分析,这是他们不容于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原因之一。权力概念在经济学中的研究也被限制在极狭窄和特殊的范围内,权力的含义和其广泛的重要性几乎没有得到认识,这一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Palermo, 2000;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2001; Young, 2000)。阿塞莫格鲁(AcemogluAcemoglu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他在不同领域都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尤其是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很有创新性,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2005年获得了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认为经济制度是受到其他因素如政治力量影响的,而且勾勒出了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完整的框架。在他们的框架中,不同集团的权力是制度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中权力的来源包括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政治权力,前者是政治制度所赋予的,后者则是经济资源分配所导致的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本质上就是经济权力。本期形式上的政治权力和事实上的经济权力决定了下一期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又决定了经济发展下一期的资源分配。这一理论明确地指出了权力在经济制度变迁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正是权力的分配决定了经济制度、资源分配和经济的增长率。任不寐(2003)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权力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关于私有经济制度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中国的产权单一制或者说王权所有制破坏了西方经济学生存的基础,西方经济学无力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而权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能会有助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他希望在产权单一制的前提下建立与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学说,但是他的论述还只是关于权力的经济学解释而不是经济学的权力学说,本书试图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旧制度经济学反思的基础上给出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交易费用,这些概念都不能准确地把握这种关系。权力概念则不然,权力关系是相互的,权力的行使和实现依赖于权力对象的选择。契约、产权和制度的概念虽然能够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这些概念假定先验存在超理性或者强制体系,从而削弱了其解释能力,特别是不能说明其自身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变迁的。本书提出的权力范式是把权力概念作为主要研究单位,并分别在市场、企业和政府三个权力博弈场中对权力进行分析,进而揭示权力、制度与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