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甲午战后的近代陆军军事教育

一 武备学堂的兴废

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亚洲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日两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外交地位。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此前形成的中华外交体系的崩溃，使得日本逐渐取代中国取得了在亚洲的外交话语权。甲午战争的失败，也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致使大陆与台湾分离五十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189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上书清政府，痛陈条约危害，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其中，康有为等人联合部分在京的知识分子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由此掀起了“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运动。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陆续发布《明定国是诏》等十几道诏令，提出了设立农工商总局，提倡私人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和矿务总局，鼓励开设铁路、矿业公司；裁撤旧有驿站，设立邮政局；编制预决算，创办国家银行；改革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报馆，设立译书局；裁撤冗员；实行团练，裁减绿营，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设立武备大学堂等等兴办近代经济、教育、产业以及军事的政策和方针。

有关戊戌变法问题，学术界早有定论，并且戊戌变法也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变法维新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对于当时中国的朝野刺激非常大。对于皇权专制的清统治者来说，虽然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是乡野绅士和科举的举人，但在当时的体制框架下还没有资格去议论朝政，决定国家政策走向。甲午战后，光绪皇帝能几次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并采纳康、梁等人的建议进行变法维新本身就说明甲午战争的失利对于清统治阶层的刺激非常大。实际上这也是戊戌变法中全国各地兴办的各种武备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得以继续开设的间接原因之一。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痛教训，使得当时清政府上下主张编练新式陆军、改革军事制度的呼声日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清政府设立了“督办军务处”，“专用西法制胜之道”，整顿绿营旧军，以编练新军。“督办军务处”设立不久改称为“陆军练兵处”。1905年前后，清政府又将“练兵处”并入新设的“陆军部”。督办军务处设立不久，清政府就将在天津小站设立的定武军编练交给了袁世凯。1896年5月，袁世凯在原定武军的基础上在保定陆续设立了工兵学堂、炮兵学堂、骑兵学堂、步兵学堂和德文学堂等五个学堂，最初各学堂分别聘用了德国退役或现役军官担任总教习或教习。按照当时的文献记述，行营武备学堂不仅聘用德国军官来学堂担任总教习或教习，而且在课程设置及教科书上基本引进了天津武备学堂的体系，采用了德国陆军的步兵操典和步兵典范来进行教学。

在保定的行营武备学堂开设前后，全国各地也陆续新办了不少武备学堂，进行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的教育。仅从目前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上看，这一时期全国共开设有湖南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陕西武备学堂、广东武备学堂、浙江武备学堂、安徽武备学堂、盛京武备学堂、吉林武备学堂及江南陆师学堂等十余所武备学堂。其中，湖北武备学堂开设于1895年。该学堂借鉴了天津武备学堂的教学体制，聘用了德国退役和现役军官作为教习和分科教官。学员除军营中的兵弁作为正课生外，还招收了不少文武贡生、文监生以及官宦子弟作为附课生。课程设置与天津武备学堂大致相同，学科课程中开设了军械、算术、测绘、地图、筑垒、各国战史以及德文等，术科中有行军、洋操、野外测量、运输等。1902年该学堂归并到了新成立的湖北武备高等学堂中。

与湖北武备学堂相比，湖南武备学堂经历了兴办、停办和复办两个阶段，其兴办和教学体系的变化折射出清末军事教育模式的变迁，颇具时代的代表性。湖南武备学堂始设于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迫停办。1903年5月，清政府下令废止武举考试制度后，湖南省军政当局又续办了湖南武备学堂，开始招收学员。为了区别前后两次开办的湖南武备学堂，学术界将戊戌变法期间兴办的武备学堂称为“老湖南武备学堂”，将1903年后续办的武备学堂称为“新湖南武备学堂”。其实，从开办经费和校址以及招收学员上看，老武备学堂和新武备学堂区别不大。学术界之所以这样区分，主要是因为老湖南武备学堂基本上照搬了天津武备学堂和湖北武备学堂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即采用了近代德国陆军军事教育和理论，而1903年后复办的新湖南武备学堂则开始与日本陆军军事教育发生了联系。另外，新湖南武备学堂同后来成立的湖南将弁学堂进行了分工，其中，湖南武备学堂面向社会招收文武贡生和乡绅子弟，而湖南将弁学堂的招收对象限于省内各地驻军中的现役弁目。

新湖南武备学堂在课程设置上与老湖南武备学堂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取消了德文课和德国军事教官的延聘，改设日文，并开设了算术、军制学、战术学、城垒学、地形学以及体操、马术、剑术、步操、炮操、工程等课程。由于目前文献资料所限，我们尚不能了解该学堂在多大程度上引入了日本陆军教育体系，但是从目前所掌握的零星史料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陆军教育制度对新湖南武备学堂的若干影响。其中，像该学堂设置课程中的“军制学”和“地形学”课程名称本身就源于近代日本陆军。“军制学”原本为英文中的“military system”，在近代传入日本后翻译成日文的“造语词”，清末日本军事书籍传入我国后，我们借用了日文汉字之便，直接使用了日文汉字。在此前后，清末的相关书籍中出现了“诸邦武备制度”、“万国用武规程”等译法，后逐渐为“军事制度”一词所代替。

这一时期，湖南武备学堂改聘了留日归来的单启鹏、陶澍孝等人分别担任学科教习，并从日本延聘了佐久间三等人来堂进行西洋医学和学科课程的教授。在此基础上，还从1903年起陆续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遣武备学堂在学学生深造。其中，1903年湖南武备学堂以该省巡抚俞庆三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遣了袁宗翰（宁乡人）、李云龙（安化人）、朱树藩（凤凰人）、贺家琨（善化人）、齐瓒（宁乡人）、黄笃谰（湘潭人）、杨政（湘潭人）、齐璜（宁乡人）、廖家文（宁乡人）、张羽鹏（醴陵人）等十名学生，他们于3月21日自上海乘坐日本邮船公司的“博爱丸”赴日学习军事。当然，课程设置中出现了几个日式的中文词语以及派遣赴日军事学生等并不能说明1903年后湖南武备学堂开始引用日本陆军教育体系，但与老湖南武备学堂的比较至少可以说明后期的湖南武备学堂开始逐渐摆脱仿效德国军事教育体系的做法，开始将仿效的对象从德国陆军转向日本陆军。湖南武备学堂和同时期开设的湖南将弁学堂培养了不少知名的毕业学员，像程潜、张辉瓒、鲁涤平、谭道源、陈渠珍等，他们活跃于清末和民初的政治军事舞台。

如果说湖南武备学堂引入的陆军教育模式是介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话，那么这一时期兴办的浙江武备学堂则采用了日本陆军军事教育模式。

浙江武备学堂开设于1897年4月，由当时的浙江巡抚廖寿丰主持创办。学堂开设不久，就通过浙江巡抚聘用了日本陆军现役军官来堂担任教习，并按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课程设置开设了日文、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交通学等课程。浙江武备学堂在开设期间，陆续聘用了日本陆军大佐斋藤季三郎为总教习、炮兵大尉三宅逢三为炮科教习、陆军工兵特务曹长松岛良吉为工科教习、步兵特务曹长高木朝雄和上月三郎为步科教习、炮兵特务曹长仓科喜三郎和步兵曹长楠延太郎为术科教习。另外，这一时期兴办的福建武备学堂、安徽武备学堂及南京武备学堂也陆续聘用了日本现役军官来堂担任各学科和术科的教习。

上述这些武备学堂中，像天津武备学堂、随营武备学堂以及盛京武备学堂和吉林武备学堂等在1900年前后被八国联军毁坏，其余的武备学堂也在1904年清政府练兵处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后陆续被改编成了陆军小学堂或中学堂。从总体上看，甲午战后各地兴办的武备学堂出现了德式和日式陆军教育模式并存，或日式陆军军事教育模式逐渐取代德式陆军军事教育模式的趋势。这两种不同军事教育模式的先后引入，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中央级陆军军事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同其他地方兴办的武备学堂以及各地方武备学堂间陆军军事教育理论的不统一。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了后来我国在陆军军事教育上，不同军事教育背景的军事教官因对队列口令、军事用语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歧义。其中，像后来设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中，由于聘用的教官教育背景的不同，在队列口令、地形地图比例、教学案例体裁上产生的不同的争论就是清末不同军事教育体系引入我国后所产生的弊端。

二 保定陆军学堂与日本陆军教育体系的引入

有关清末军事教育从德国陆军教育模式转变为日本陆军教育模式的背景目前尚没有学者进行专题研究。一般而言，这种模式的转变与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张之洞等人的积极推动相关联。进而，一些学者认为，清末之所以在我国掀起了留日热潮，与日本与我国仅一海之隔，地理位置近，同文同种，且留学费用相对比较低有关。而对于这一军事教育模式的转变，印度学者希而先生的解释是，相比较而言，可能是德国的民族特征反映在对军事教育和训练上的严谨和刻板迫使中国人抛弃了德国陆军的军事教育模式。由于目前我们尚没有收集到相关文献来佐证这一说法的成立，暂且不予评论。仅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上考量，这一时期日本陆军军事教育模式逐渐影响清末的陆军军事教育可能还和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及这一时期日本在长江流域、福建沿海等地的影响力增加相关联。诚如所知，1900年前后，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的商人、传教士和各种教习为了规避义和团运动给自己带来的生命和财产上的风险，开始纷纷撤离中国。而此时，正是日本势力沿长江入海口，深入长江中上游，并迫使清政府将福建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以上海为据点，设立洋行和商船公司，参与了长江内河沿岸的运输，并进而将势力扩大到江浙一带。日本势力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增强也是日本陆军教育模式被引入到各地武备学堂的一个因素。

如果说甲午战后至1900年前后的清陆军军事教育在德国陆军和日本陆军教育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或者两者兼有的话，那么清政府在1900年后在保定等地设立的各种陆军军事教育机构中，日本陆军军事教育模式开始取代德国陆军军事教育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清新军编练的军事教育模式主流。这一时期标志性的学堂当属袁世凯等人在保定、天津等地陆续开设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北洋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测绘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北洋陆军马医学堂、北洋军械学堂、北洋陆军经理学堂、北洋宪兵学堂、陆军将弁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其中以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最具代表性。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系直隶军政司教练处于1903年在保定筹备开设。总办为冯国璋。该堂自开设之日起，陆续合并了陆军军械学堂和陆军经理学堂后又于1906年被并入了清政府陆军部开设的通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中。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通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前后开办了五期，计有2400余名学员从上述两个学堂毕业。其后，通国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又于1909年9月被合并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堂中。上述几个分属于陆军部军学司和军咨府的陆军学堂虽然经过了频繁的合并组合，但是这些学堂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这些陆军学堂在大量聘用日本陆军现役或预备役军人来堂充任学科和术科教习的同时，还通过日籍顾问、总教习、教习和翻译的聘用将日本陆军教育体系引入到学堂中。有关这一时期日军教官来华任职的情况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种档案及文献中。综合目前收集到的文献和档案资料看，这一时期日本陆军军人受聘来华任教的人员总数，1901年为26人，1904年为218人，1908年为555人。其中，日本陆军辎重兵大尉近藤义策、骑兵大尉黑川敬藏和木堂直枝为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学科教习，日本军医平贺精次郎、味冈平吉、宫川渔男、我妻孝助、高桥刚吉等人为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教习，日本陆军少佐野口次三郎、佐藤浪三、浅见正吉、中田醇等人为北洋陆军马医学堂教习，日本陆军大尉中村正一、炮兵大尉间室直义和川喜多大治郎、步兵大尉樱井文雄、陆军特务曹长纳富四郎、工兵大尉渡边辰等为北洋军官学堂教习。伴随着日本陆军军官来华执教，同时期日本陆军步兵、骑兵、军马医、炮兵、工程等各兵科学校用教材也被直接翻译成中文，作为北洋各种陆军学堂中的学科教程引入中国。直到今天，我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及全国各地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中，仍然可以查阅到当时北洋陆军各种学堂所使用的日本陆军学校教程的部分中文本。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清政府还聘用了不少日本高级军官出任练兵处、军政司等陆军部门的顾问或总教习。在清政府陆军中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巡抚和督练处都陆续高薪聘用了不少日本现役或预备役军官来华出任军政部门或新军编练的顾问。

有关清末以来受聘来华的日本军事教官来华之时中日两国政局、政治背景、来华经过及执教情况等我们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关注，容日后他稿专述。单就日本军官教官来华执教的效果看，这些军事教官带来了当时日本陆军各兵种的教育和训练方法以及日本的军事理论，对近代以来我国陆军部队的编成、装备、军事理论等都有影响。像清末以来我国陆军的军服、军阶、编制、步兵操典等都借鉴了日本陆军的军事制度。

在大量聘用日本军官来华出任军政顾问和军事教育机构总教习或教习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遴选军事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现有文献资料表明，清政府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始于1900年6月。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共派遣了9期约647名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各地陆军军事教育机构学习军事，其派遣日期及每期派遣人数如表1-1所示。

清政府派遣的这些赴日军事留学生抵日后先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安排在专门为中国军事留学生设立的成城学校（后改在振武学校）中进行一年左右的日语和初级军事知识训练。毕业后，再安排到日本各陆军部队见习。经综合考试合格，分别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步兵学校、日本骑兵学校及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等陆军教育机构。其中，清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学生以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居多。清政府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三期军事留学生都被编入了同时期入学的日本士官队中。至第三期蒋方震（蒋百里）以综合成绩获得毕业生第一名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军事教育涉及军事秘密为由，将其后入学的中国留学生单独编班，成立“中国学生队”，进行单独编班授课。

清末以来选派的赴日军事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服务于我国的军事各个部门，成为近代我国陆军的骨干或军事家，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以及抵御外来侵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像第三期派遣的军事留学生蒋方震，又先后远赴欧洲学习军事，归国后执教于陆军各部队和军事院校，成为我国近代知名的军事家和军事教育家。此外像蔡锷、蓝天蔚、姜登选、张辉瓒、陈仪、李根源、孙传芳、韩麟春、陈兴亚、张焕相、程潜、阎锡山等民国时期活跃在中国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均属于这一时期被清政府选送的赴日军事留学生。

三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与东北边防

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开设时期也是清末进行陆军军事教育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除了在保定开设了陆军军官学堂外，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面向青少年的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按照清政府练兵处和兵部颁布的《陆军学堂办法》的设想，全国各地陆军小学堂成绩优秀者经荐举可继续到在省城开设的陆军中学堂读书，陆军中学堂成绩优秀者可被推荐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及陆军测绘学堂、参谋学堂等其他陆军高等学堂继续深造，成为职业军人。从而形成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军官学堂的陆军军事教育体系。

另一方面，按照《陆军学堂办法》的规定，清政府在编织陆军军事教育体系，试图打破清初以来形成的八旗子弟垄断军事的局面，吸收社会乡绅子弟加入陆军以增强国防力量的同时，还要求各省设立讲武堂，以期对现役中下级军官进行近代军事知识的教育。

最早的讲武堂开设于天津的韩家墅，时间为1906年6月。同一时期，全国各地也按照《陆军学堂办法》的规定，纷纷招收现役中下级军官和弁目，开设了讲武堂和学兵营。从目前收集到的文献资料看，这一时期成立的陆军讲武堂比较多，其中有南洋陆军讲武堂（南京）、湖南陆军讲武堂、江西陆军讲武堂、广东陆军讲武堂、浙江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和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等。由于这些讲武堂的兴办经费预算系由地方支付，故此，在兴办之后不久大多因经费问题名存实亡，不得不解散或改属他处。唯有云南陆军讲武堂和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坚持连续招收学员，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续办，培养了数万名军事人才，成为近代中国四大陆军军校之二。云南陆军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系在原云南陆军武备学堂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分为甲、乙、丙三班，其中，甲、乙两班学员来自云南境内新军及巡防营的连排级军官，丙班为从适龄普通中学生中招收的学员。至1928年停办止，该堂共招收了4000余名学员。这些毕业学员通过系统的近代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不仅提高了云南边防军的军事作战能力，而且对于巩固我国西南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设立于清末东北新政时期，1911年经过暂时的停办后，又在原址重新招收学员入学至1931年9月，历时20余年。其中，在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执政时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几次更名，逐渐发展成为集步兵、骑兵、炮兵、宪兵、辎重兵、工程兵以及航空侦察兵等陆军各兵种多学科于一体的军事教育研究机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共培养和教育了近万名东北各地驻军的中下级军官毕业生，使之成为拥有近现代军事知识的陆军军官。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开设期间，正是近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急剧变革和动荡时期。尤其是东北，自然地理上与俄国、朝鲜等国接壤，自清末以来，俄国和日本势力逐渐渗透到东北北部和中南部，并通过在东北铺设的纵贯南北的铁路交通线等控制了东北经济命脉，东北边防形势日益重要。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设立使得东北各地驻军中的中下级军官迅速掌握近代军事教育知识，提高了近代军事作战指挥能力，对于巩固东北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张作霖和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成为张作霖称霸东北进而进军关内，进行军阀内战的工具和私家武器。但是，另一方面，大部经过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教育和训练的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陆续被编入中国国防军，在长城边，在淞沪战场，在南京保卫战，在徐州战场以及后来的长江江防、远征军远征滇缅等各个战役战斗中浴血奋战，舍生取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自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这一角度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功绩不容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