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东北讲武堂为近代以来我国继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之后的四大军校之一，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乃至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东北讲武堂又不同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不像黄埔军校和保定军校那样有着强烈的中央军校的色彩，也没有像云南讲武堂那样开放，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东北讲武堂自设立以来，不仅其开办经费由奉（辽）吉黑三省地方财政收入中筹集，而且其学员在大部分时期中基本上以奉（辽）吉黑三省各地驻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及当时中学以上毕业的青年学生为主，其东北地方性色彩浓厚。由此，东北讲武堂成为东北驻军以及后来的奉军和东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东北各地驻军军官学习近代军事理论的军事教育机构。东北各地驻军因东北讲武堂而壮大，东北讲武堂也因东北各地驻军的扩张而扩大，二者相互支撑、互为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东北讲武堂不仅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研究近代东北地区史乃至东北军军事史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尽管如此，我国学术界对于东北讲武堂的研究尚属于空白状态。仅从目前我们所收集和查阅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看，有关东北讲武堂的研究除了胡士俊在2009年前后所发表的一篇硕士论文
外，大体上为东三省各地省志、市志乃至通史或各种文史资料的口述史料等的文献记述，考据和考证性研究论述不多。其中像有关清末东北新政时期所设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成立日期等基本问题尚没有统一的见解，以至于目前的各种省志、市志中出现了1906年设立之说和1907年兴办等不同说法。此外，有关民国初期续办的东三省讲武堂及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时期续办的东北讲武堂的规模、学员人数、附设的各种研究班教育班的招生、经费来源、学员毕业、每期开学毕业日期、教官人事、日籍教官招聘情况、教材使用、课程设置、教学体系、学科和术科配置、野战演习等情况均缺乏可信的论述和考证。
有鉴于此，本书在查阅和收集国内外各地档案馆资料、当时发行的报刊、当事人后裔口述历史访问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拟就清末我国军事教育情况、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开设、民国初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续办、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的东北讲武堂、张学良时期的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中的日籍教官、抗日战争中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生等七个方面进行考察。
为此，本书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一，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为清末东北新政时期所设，系清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防形势和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国家的军事教育体系，强化东北边防，在东北实行的措施之一。为此，本书主要考察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在引入西方军事体系和军事教育上所出现的变化，并以此为开端，试图解释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兴办之初，直接或间接引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育体系的背景。
其二，与之相关联，本书在考察清末东北新政的基础上，以当时的奏折、报刊等文献资料为研究参考，考证了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设立的具体日期，对当时东三省设立的陆军小学堂以及在后来各种文献资料中经常出现的“盛京速成陆军学堂”进行了分析和考据，并阐述了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规模、招生期次、经费以及停办原因。
上述对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开设日期、招生规模、经费来源、停办时期的考证，主要是考察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设立的真正历史原因和背景。
其三，本书试图通过对辛亥革命后东北政局和军事以及政治势力变化过程的论述，来探索民国初期续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规模、有关经费分担问题，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与后来设立的军官教育团、军士教导队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依据探讨民国初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停办的原因和时代背景。
其四，本书试图以张作霖称霸东北乃至登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期间奉军参加的几次内战以及奉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为研究主线，探讨东北讲武堂各期扩大招生规模的内在背景和原因。同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探讨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东北讲武堂各期招生的规模、人事变动、期次、学员动向、东北讲武堂改组等情况。以此为基础，本书将张作霖主政东北时期东北讲武堂各期开设情况作为研究比对的基本，探讨了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归并东三省内各地陆军军事教育机构，重组和扩张东北讲武堂的过程。并试图通过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准备筹设东北陆军大学，以此来强化东北边防军以及筹设东北陆军大学受挫的过程来探讨东北讲武堂扩张的原因和背景。
其五，东北讲武堂自开设以来，由于受到周边环境以及张作霖同日本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一直被认为受日本因素影响很大，且其间有日籍教官来堂任教，从而出现了日本因素实际控制或影响东北讲武堂的说法。为此，本书以日本各地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文献为研究线索，试图在对清末至1931年之间东三省各级军政机构所聘用的军事顾问，以及向日本派遣的军事留学生进行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来探讨日本对东北讲武堂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本书也试图从对这期间东北讲武堂所聘用的日籍军事教官的人数、官阶、受聘时间、待遇、教授课程等方面来探讨日籍教官对东北讲武堂的影响力。
其六，在张作霖、张学良和东北军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并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本书试从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的角度来探讨张作霖、张学良和东北军。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江桥抗战、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八年抗战中东北军编成部队以及活跃在敌后战场上的东北讲武堂毕业学员为研究线索，探讨了从奉军发展到东北边防军，又从东北边防军发展到抗日生力军的过程中，东北军的蜕变和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结果和影响的研究。奉军从一个仅供张作霖等政治集团驱使的政争的工具，变成了东北边防军和抗日生力军。在这一蜕变过程中，东北军不仅肩负了钳制日俄军事势力，保卫东北边防安全，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而且在其后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中，不仅参加了江桥抗战、长城抗战，而且还转战淞沪、南京、徐州、武汉、长沙、浙江、江西、云南等地，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做出了巨大牺牲。东北军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东北军承载了东北讲武堂的历史，东北讲武堂也支撑了东北军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东北讲武堂的毕业学员大部参加了东北军等各种抗战武装部队，投身到了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洪流中。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马本斋、吴克仁、李兰池、余秉钧、唐聚五、常恩多、邓玉琢、扈先梅、刘震东、卢广伟、武汉卿、黄德兴、傅冠军等东北讲武堂出身的抗日烈士，也出现许许多多像吕正操、李杜、王效明、万毅、贾陶等活跃在抗日最前线的民族英雄。这些英雄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
当然，本书还有几个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明明知道其父张作霖系为日本关东军所害的张学良，不仅不为父报仇，而且还同日本签订协议，大规模地租借或购买日本军用飞机，并聘用日籍飞行教官等人来东北，以此来强化同日本人的关系。第二，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期次及毕业学员情况。第三，1929年东北军边防军编成之后的各级军官人事。
除了上述几个议题外，还有东北讲武堂在1928年前后归并高等军学研究班、炮兵研究班等的附设研究班情况，黑龙江省分校情况以及第11期辽宁本校学员名单等几个细节性问题尚没有得到翔实的文献史料进行分析论述。此外，由于东北讲武堂历届毕业学员中，不少学员不仅在报考东北讲武堂时和后来姓名有变化（像一些少数民族学员在报考时大多采用汉族姓名习惯报名学习），而且在其后的生涯中也有屡次更改姓名的情况发生。这样在进行毕业学员比对时，有些学员身份的确认比较困难。
上述这些议题和细节均有待于在日后收集相关文献史料，进行重新研究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