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长安造像与须弥山石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陕西西安先后出土了几批龛像或佛、菩萨的单体造像，虽然规模不能与青州北齐、成都南朝出土的佛教造像相比，但其总体数量亦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当然，由于出土的龛像及单体造像较为零散，对我们整体认识长安造像的特点造成一定的障碍，因此，与长安关系密切的石窟造像，对于研究长安造像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长安与麦积山石窟的关系，但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宁夏固原须弥山北周石窟造像与长安的关系。宿白先生研究“凉州模式”的思路对北周长安佛教艺术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

以下本章从两个方面探讨长安与须弥山石窟造像的关系：一是对长安造像与须弥山北周窟造像作一个图像学上的比较，以判定二者佛教造像艺术的渊源关系；二是通过相关文献，考察固原在当时北周政权中的地位，以明确存在这种艺术渊源关系的缘由。

第一节 须弥山北周窟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城西北55公里的须弥山东麓，初创于北魏末年，经历西魏、北周、隋、唐。公元763年，唐广德元年，固原被吐蕃占领，须弥山石窟从此衰落。须弥山石窟由南向北形成八个区域，分别为大佛楼区、子孙宫区、圆光寺区、相国寺区、桃花洞区、松树洼区、三个窑区，以及黑石沟区（图3-1）。洞窟现编号132个，但由于年久风化损坏，仅有13个洞窟保存较好。整个须弥山石窟共计有113龛，大小造像315尊。

北周是须弥山石窟开凿的高峰期，洞窟主要集中在圆光寺区，但规模宏大的51窟则位于相国寺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曾先后对须弥山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并分别于1988年和1997年出版了调查结果，即《须弥山石窟》和《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但两次调查的结果在北周窟的断代上略有出入，归纳见表3-1。

对比可知，二者对北周窟的分歧主要是在40和41两个窟。中央美术学院将其纳入北周窟之列，而北京大学考古系则将其分在北朝窟中。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须弥山北周窟的认识，北周窟以中心柱窟为主，分别是45、46、47、48和51窟，其中45窟（图3-2）、46（图3-3）窟最为精美，且保存较好。51窟规模最为宏大，造像保存状况也相对较好。不过在这些窟中有被后世修补重绘的痕迹。

45窟平面方形，覆斗顶中心柱窟，面宽、进深均为6米，高4.2米。中心柱为单层，四面开龛。46窟与45窟形制相似，只是规模略小，46窟面宽4.19米、进深3.90米，高2.90米。这两个窟内的佛龛均为帐形龛，每个龛内除46窟西、北、东三面窟壁中间的三尊单独立佛外，余者均为一佛（或弥勒）二菩萨的一铺三身组合，主要姿态有立姿、跏趺坐和倚坐。45窟东西两壁的最南侧龛，即为倚坐弥勒佛（菩萨）龛。其造像特征是身体比例短粗，腹部突出，面相方圆，佛像肉髻较为低平宽大。图3-4是45窟内景，为一立佛二菩萨的配置组合，造像特征如上所述。从图像上我们看到，须弥山造像与长安造像非常相似，这种相似程度远远超过了麦积山和敦煌莫高窟，尽管它们是同一政权下的产物，且有相当的共性。关于须弥山北周各窟的详细内容，《须弥山石窟》和《须弥山石窟内容总录》中有详细介绍。此外，吴荭的《北周石窟造像研究》和陈悦新的《甘宁地区北朝石窟寺分期研究》中，关于北周窟的分期、断代及造像特点也都有深入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本章主要探讨长安造像与须弥山石窟北周窟的关系。

第二节 北周长安造像与须弥山石窟

在须弥山北周窟中，帐形龛可以说是北周石窟造像的一个典型特征，而1975年出土于西安草滩李家村的17块汉白玉大理石帐形龛像，不论从帐龛样式、造像风格乃至一些铺像组合上都与须弥山北周窟造像十分相似。不仅如此，须弥山的佛像更与西安近些年出土的那些体量较大的单体佛像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下从龛式和造像两方面分而述之。

1．帐形龛

关于北周帐形龛的渊源，已在第一章中进行了讨论，帐形龛是北周佛龛的代表性龛式。1975年西安草滩李家村出土的17块汉白玉大理石帐形龛像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此前，尽管这套龛像十分精美，但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或许因为它们是零散的，原有的组合关系被打破，从而丧失了大量信息，留下的只有审美。这套精美的龛像为长安地区所没有的汉白玉大理石所雕刻，说明这套龛像绝非普通百姓或一般寺院所用，因为长安不产汉白玉，而汉白玉的产地在遥远北齐辖地的曲阳（属河北）或范阳（今北京）一带。级别高、制作精、材料稀有，这些特点都说明此套龛像的样式很可能与北周最高统治者有关，它代表的是北周正统的官方造像样式。而这种龛式在固原须弥山石窟中却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就使人不得不将二者联系起来。下面我们通对西安草滩白石帐形龛与须弥山帐形龛的图像对比，来一探究竟。

图3-5和图3-6分别是草滩龛像和须弥山45窟帐形龛，由于两张图片的尺寸大小相似，从而削弱两种造像实物本身所造成的强烈视觉差异，才使我们得以发现二者的关联。从造像的龛式、形象特点乃至时代气息方面都有着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当然它们也有细节的差异，比如菩萨衣饰，西安草滩龛像菩萨的装饰只有天衣在身前绕成U字形，并未佩戴璎珞珠串，而须弥山菩萨的身上则有长长的璎珞。尽管这套白石龛像的菩萨身上未挂璎珞，但同样珍藏在西安博物院的另外两件汉白玉菩萨单体像的身上则戴有与须弥山菩萨相似的璎珞珠串。可见长安造像的服饰并不是单一的。

在图3-7中的1和2分别为草滩汉白玉帐形龛饰和须弥山46窟帐形龛饰，相比之下，我们发现二者惊人的相似，将之与图3-7中第3幅图麦积山第4窟的帐饰相比，会发现麦积山的天幕下垂的部分更长，两侧的装饰是珠串而不像草滩和须弥山那样是铃铛和璎珞，而且麦积山第4窟的帐龛上有盝顶出现。再看帐龛两侧的龙头装饰，图3-8中的三幅小图分别是须弥山46窟帐龛的龙头装饰、草滩汉白玉龛像龙头装饰和西安博物院藏造像碑上的龙头装饰，从图像上不难看出，须弥山的龙头装饰和两个西安地区出土的造像龛和碑上的龙头装饰相似，均呈“S”形，只是吕建崇造像碑上的龙头略显得僵直了些。而麦积山第4窟帐龛两侧的龙头装饰则是直插入帐龛横杆的。因此，须弥山帐龛样式和长安地区的更为接近，麦积山帐龛样式则与它们的差别略大些。不过我们在图3-7中发现草滩和须弥山的帐形龛饰也有细微的差别，如草滩的有三角垂饰，而图中须弥山46窟的则没有，但麦积山的却有三角垂饰。既然说长安与须弥山关系更加密切，那么这种现象又如何解释？这还需从白石龛像及须弥山石窟的整体设计着眼进行分析。草滩白石龛像共出土了17块，不经意间看上去这些龛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那些铺像组合相似的龛像，但仔细看会发现，这些龛像其实无一雷同：铺像组合相同的，你会发现菩萨手中的持物不同；持物相同的，佛座的样式又不同；佛座样式相同的，佛的手印又不同；等等，这反映出设计者于统一中求变化的精妙思维（图3-9）。这一设计特征同样也体现在须弥山北周石窟中。如须弥山46窟右壁龛像（图3-10），匠师为了避免两个临近龛完全相似，我们看到其中一个龛的天幕不是垂直叠压状排列，而是呈“U”字形的波浪状排列，这样就避免了完全相似给观者的视觉所造成的单调感。因此，我们看到，不论从具体龛式上还是设计观念上，须弥山与长安保都持高度的一致性。

下面我们再看几个图像细节的比较，以更进一步说明须弥山与长安的关系，有些时候细节往往决定了事物的性质。首先看须弥山帐龛装饰上的铃铛，图3-11中的3幅小图分别是须弥山45窟帐饰铃铛、西安市博物院藏汉白玉菩萨造像胸前佩戴的铃铛以及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周天和四年夏侯纯造像碑装饰上的铃铛，虽然其中一个为线刻，但三个铃铛的样式基本相同。这种铃铛在北周佛教艺术中被应用得很多，它不仅出现在菩萨的装饰物上、帐龛的装饰上，还出现在敦煌莫高窟428窟佛塔塔刹的装饰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次看佛像基座的纹样。图3-12和图3-13分别是西安草滩汉白玉龛像佛座和须弥山46窟中心柱正面龛像的佛座部分，从图像中我们看到在佛座的两侧呈对称状各生出一丛莲花及叶子（图3-13截取了佛座图像的一半），草滩龛像为优质的汉白玉大理石雕刻，故而形象更为精致细腻，但二者的莲花与叶子的组合结构是一致的，均为两片背对的荷叶中间生出一朵莲花，并且佛的两个协侍分别是站在两朵莲花上的。相类似的情况还有佛前的供器形象。此外，又如须弥山46窟中心柱龛基座供器雕刻和西安草滩一龛汉白玉龛像底部的供器雕刻，两者在图像的组合关系上是一致的，差别之处就是须弥山佛基座上的这一图像，莲叶有些变形处理，不似草滩龛像上的雕刻细腻生动。

2．佛像

下面再来看长安的佛像。近十几年来，西安先后出土了几批单体造像，这些造像中有些体量是相当大的，而且彩绘贴金。主要有西安市东郊出土北周佛立像、西安窦寨村北周石刻造像，以及西安中查村出土的北周佛像等。从这些北周单体佛立像上看，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袈裟样式除个别几尊佛像外均为圆领通肩式，只是圆领有开的深浅之别。而固原须弥山北周窟的佛像，不管立像还是坐像，一律是圆领通肩袈裟。长安出土的这些单体佛立像，其中很多不仅体积大而且彩画精美，袈裟图案的制作采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手法，这从残存在雕像上的图案及贴金痕迹上可以得到证明，这些雕像代表的是北周造像的正统官方样式。图3-14和图3-15是长安佛立像和须弥山46窟立佛，从这两尊佛立像上看，它们的身体比例、袈裟样式、衣纹处理方式及相貌特征如出一辙。图3-15笔者为了更清晰地呈现须弥山佛立像的衣纹特征而截取了佛像局部，其整体样貌可参见本节其他须弥山造像。图3-16和图3-17是西安草滩出土汉白玉龛像和须弥山46窟佛像，从中很容易看出两者在比例、风格方面的一致性，特别是佛衣的悬裳，均呈向内收敛的弧形，这些都说明固原与长安在造像方面存在的密切关联。

通过对长安造像和须弥山石窟北周造像整体和细节两方面的对比，我们发现二者的相似性绝不仅仅是同一时代佛教造像所具有的时代共性那么简单，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造像艺术样本之间的直接传用。这个样本有点类似于本节所使用的那些黑白线图，有的还可能略施薄彩。当然，对于造佛菩萨像而言，有的匠师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三维雕塑的小样，不过这种小样，一般是造大像时，先依着设计好的佛菩萨图样而做的立体造像的小样，满意后再放大，做成要求的比例尺寸。这些造像艺术样本在佛教艺术的传播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晋法显在游学印度时就画了不少印度佛像带回国。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是《历代名画记》卷三中的记载：“ 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为样。”这段史料说的是敬爱寺佛殿内的这尊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是以王玄策在西域时所画的菩萨画样为范本的。我们不难理解，只有相同样本出来的作品才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须弥山石窟北周造像与长安造像的关系也正类此。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依样本而作，虽尽量忠实样本，但也不是丝毫不差的复制，而是依具体情况有局部调整。

固原须弥山石窟为研究北周长安的佛造像艺术提供了宝贵资料，草滩出土的白石龛像虽然组合关系被打破，但当我们见到须弥山北周窟时，则不难想象它们的组合状态。而固原之所以会如此紧跟首都长安步伐，则与它的政治、军事地位以及地方长官密切相连。

第三节 固原在北周时期的地位

固原、泾川一带是宇文泰的起家地，在这里宇文泰得到固原李贤李氏家族的支持，并站稳脚跟，实力得以积聚。534年北魏分裂，孝武帝西迁入关时，宇文泰正是从固原出发迎孝武入关的。最初，宇文泰随其父在鲜于修礼军中，后修礼为葛荣所杀，葛荣又为尔朱荣所擒，宇文泰遂在尔朱荣帐下，又因与尔朱荣部下贺拔岳有旧，既而以别将追随贺拔岳左右。孝昌二年（526年）万俟丑奴作乱关右，宇文泰随贺拔岳入关，此为后来宇文泰坐镇长安之始。及丑奴平、陇右定，宇文泰以功多“迁征西将军、紫金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后来，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宇文泰于平凉接管了贺拔岳的部众，从而雄踞一方。永熙三年（534年）宇文泰先平侯莫陈悦，后为解孝武之厄而欲兵出洛阳，此前后两次均从固原发兵，可见原州实为宇文泰的根据地。在他掌控西魏政权后，亦曾多次巡狩至固原，其情形颇类东魏高欢之于并州。西魏哀帝三年宇文泰北巡，死于西巡回来的路上，即今陕西泾阳县云阳镇，而他所走的路线正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北道。西魏、北周之所以重视这北道一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突厥。对于西魏、北周而言，来自北方的最大威胁就是突厥，固原北倚萧关地势险要，是预防突厥人的一道重要关口，一旦固原失守，突厥人则可顺泾水直下长安。由此不难看出固原对于西魏、北周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因此，原州（现固原）的地方长官一直以来，也多是由宇文泰及其继任者最信任的原州豪族李氏家族的李贤兄弟镇守。

李贤家族是固原一代的地方豪族，曾为宇文泰开基创业立下汗马功劳，现李贤夫妇墓已经在固原发现。宇文泰西巡至固原李贤家，不仅让齿而坐，而且后来还把他的两个襁褓中的儿子（后来的武帝宇文邕和齐王宪）养在李贤家中达六年之久。武帝即位后西巡至李贤家，怀旧之情溢于言表，并且遣人去瓜州送去给李贤及李穆兄弟赏赐。而上文所讨论的长安与须弥山这种造像上的密切关系，也正反映出固原豪族李氏家族与北周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联。

另外，再从经济上来看，北道是一条通往河西走廊、进出西域的重要商道。东西往来商旅多经此路，其繁忙程度非今日所能想象。这一点可从固原一带出土的拜占庭金币独多的事实上得到证实。

第四节 小结

有学者虽然肯定长安对固原一带造像的影响，但认为西魏、北周时期原州与长安的关系不及秦州与长安。但笔者看法有所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的结论是在没有深入了解长安造像的基础上得出的。仅就须弥山造像的帐形龛、佛像和长安造像的高度一致性，就可以看出两地之间的紧密关联，而麦积山北周窟则没有体现出这种高度的一致性。麦积山的菩萨有呈“S”形站立的，但在北周长安的造像中却极为少见，还有的菩萨戴一种球状帽饰，而这也是长安所没有的。长安作为首都在佛教造像样式上自有一套它的官方样式体系。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它的佛教艺术不可能是那种婀娜多姿的风格。

当然，固原须弥山石窟不是孤立的，它处于丝绸之路东段北路上，而这条路线也分布着曾经繁盛而今却被人们所忽略的陇东石窟群。陇东石窟群中庆阳北石窟寺240窟造像，其中佛像面部浑圆，发髻低平。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腰间系带、带子末端下垂的僧祇支，腰带下腹部略鼓，显得微胖。下面悬裳约有两层，底边平直。它与西安草滩图出土的汉白玉龛像中的佛像在样式与风格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此外，240窟的窟门为天幕式，所谓天幕即帐形龛饰的一部分。可见长安与陇东石窟造像同样有着风格及造像样式上的一致性。

关于帐形龛，其在陇东北石窟寺的众多北魏晚期和西魏的小龛中是最为常见的，而这里帐形龛的出现比麦积山帐形龛的出现时间要早。可见北周帐形龛是沿自北魏末西魏的传统。从长安白石龛像到陇东石窟的帐形龛再到须弥山帐形龛，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帐形龛的序列完整地呈现出来，而且在北朝后期的陇东石窟群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与长安或洛阳造像的联系。这些现象均表明在北朝后期，这条路线是佛教艺术传播的“官道”。

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及原州，其实与南道的秦州一样，在北周时期都是相当重要且活跃的，只是在以后的历史中，随着中国的统一，以及北部边患的解除等因素，丝绸之路东段北道逐渐荒废，后人也就随之渐渐忽略了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