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2012～2013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前沿研究报告[1]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践性最强的学科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既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也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于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概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自设立以来，其建设和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2012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

（一）学科建设稳步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其设立时间不过7年，可谓一个新学科。但是，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和学术领域，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早已有之。学科设立之前，就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二级学科下增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研究方向，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撰写了这些方面的学位论文。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自身的发展和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拥有50个左右的博士学位点，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根据中央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界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四个一定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出了要求。

当然，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整合，学术传统尚未形成，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学科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与内容、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课程设置等一系列学科建设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从2012年1月到2013年9月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为文献检索基础，以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数量为3528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有6464篇；题名中含有“毛泽东”一词的文献3605篇，题名中含有“邓小平”一词的文献1494篇，题名中含有“三个代表”的文献共37篇，题名中含有“科学发展”的文献17756篇。如果将其他各个具体学术领域包含的相关研究考虑进去，则实际内容会更加丰富，文献数量也会更多。

根据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普通图书的检索，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出版的正题名中含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词的著作为80种，正题名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著作213种，含有“毛泽东”一词的书目有306种，含有“邓小平”一词的书目有80种，含有“三个代表”及“江泽民”一词的书目有13种，含有“胡锦涛”及“科学发展观”一词的著作有115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理论研究之深入和研究成果之丰硕可见一斑。

（三）学术活动异彩纷呈

2012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举办了多次理论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整合、交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与宣传的深入进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201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办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学者们从通过“南方谈话”看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创造性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2年6月，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2”，论坛主题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

——2012年7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联合主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与成因、特点与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党制度、文化制度、社会管理制度以及中外制度比较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2012年9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21世纪哲学创新论坛共同举办的“第三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十大前沿问题，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现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否成立，学者们充分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2012年12月，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2012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央党校举行。此次论坛以“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围绕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着力点、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等三个议题展开，论坛深入分析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研究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的内外部有利条件及需要攻克的难点，并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2013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规律”为主题，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宁波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思想逻辑、方法论、现实路径、创新规律、人民向度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2013年6月，以“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3”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参会专家分别就“三个自信”与“中国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梦”、“中国梦”与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及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等主题作了发言。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推进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于8月16日在吉林大学举办了“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国外毛泽东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点学科建设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前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一直把“有明显优势，有自己特色，有发展后劲，在全国处于本学科发展前列，并有一批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的优秀科研成果”作为发展目标。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启动以来，在学科带头人李崇富教授和赵智奎研究员的带领下，学科成员积极参与学科建设，推动学科建设工作平稳有序地进行。学科始终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学术精品力作的打造以及学科优势和特色的形成。目前，学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已经基本完成四项，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一项（赵智奎主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及规律性认识”）接近尾声。今年，又添加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正义视阈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研究”（主持人：贾可卿）。本年度学科共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报告No.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报告No.5》，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在国内重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上百篇，多部著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2012年以来，该学科在学术研究、科研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良好成绩。

学科充分利用各种平台，为人才成长和培养提供有利条件。2012年1月5日，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网站）执行主席赵智奎研究员主持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社科网等媒体的记者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前线》、《新视野》、《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摘》等期刊的编辑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相关报道。2013年1月和8月，学科又分别参与举办了第三届、第四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学科鼓励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各种课题研究、学术报告以及学术研讨会发言。中共十八大召开后，学科部分成员多次接受人民网、中国社科网等重要媒体的采访，积极宣讲十八大会议精神。通过独立主持国家级课题、积极参加重要学术研讨会、开展个人学术报告、接受媒体采访等载体和活动，不仅使学科成员锻炼了能力、开阔了视野，而且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社会影响。

学科继续贯彻执行“深进去”“走下去”“走出去”的学科发展战略。学科鼓励年轻学者在学术积累期淡泊名利，潜心研读经典原著。重视调研是学科的一大特色。学科带头人赵智奎研究员带头表率，多次赴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山东莱钢、内蒙古阿荣旗、黑龙江大庆油田等地调研、讲课。学科成员积极参与各种调研，并与河南刘庄村、黑龙江兴十四村、天津毛家峪村、河北邢台富岗集团等调研基地保持密切联系，进行长期跟踪调研。

学科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学科目前有成员8人，其中学部委员、教授1位，研究员1位，副研究员6位，绝大多数都具有博士学位。学科形成了“老、中、青”优势互补的学术梯队。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李崇富教授与学科带头人赵智奎研究员作为全国知名学者，为学科建设掌舵导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贺新元副研究员作为学科骨干，具备较强的科研攻关和科研组织能力；陈亚联、贾可卿、王佳菲、李建国、彭海红等青年学者分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社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等领域形成了独自的科研方向，具备独立和较强科研能力。“科研能力强、学术后劲足、团队意识浓”的学科发展优势初见端倪。2012年以来，学科成员出版学术专著1部（赵智奎著《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主编论文集2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3——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规律》），主编《中外热点论争》丛书一套，发表了多篇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学科成员在《人民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旗文稿》《新视野》等有较大影响的报刊发表论文、调研报告、访谈文章、学术资料50余篇，其中一些文章和观点被《求是》《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学科建设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与研究部提出的“深进去”“走出去”“走下去”三个方面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需要在今后发展中加以重点克服和推进。一是在“深进去”方面，学科成员在原著研读文献学习上还要进一步加强；二是在“走出去”方面，受语言文化、资料来源、研究领域等因素影响，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与海外学者交流不够，对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再研究不够；三是在“走下去”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得不够，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更好地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2年以来，国内理论界继续从整体上推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维度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逻辑，系统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具体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以下列举数例予以说明。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和方法论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梅学兵认为，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从“斗争哲学”到“和谐辩证法”、从“以人民为本”到“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逻辑。它们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描绘了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景图。本体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前提，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是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认知方式，价值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目的，四重逻辑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进程中。[2]

金民卿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运动过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思想逻辑。首先，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其次，结合与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再次，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走向。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以理论创新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机制。具体说来，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机制、实践动力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刘明芝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点内容，但要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键环节，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工具。毛泽东、邓小平是最好的表率与典范，他们丰富的方法论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有力依据。当今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采取一定的方法，而精通马克思主义、熟知中国文化、把握时代脉搏、深入调查研究、进行科学抽象思维等是最有效的方法。[4]

王文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双重认同：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又包含对中国的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集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及其世界性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则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性的认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必须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才能阐明。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而言，中华民族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主体和自觉的历史工具。这种双重认同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目的与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同时又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和中国传统文化阵营的怀疑和责难。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对于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5]

周前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探寻到的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其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以现代化问题为核心，不断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各种情况和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的关键。[6]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

关于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金民卿认为，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井冈山时期的探索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启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不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的交锋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始终是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7]

周向军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在于：重新确立、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任务和努力方向；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功；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了奠基性的工作。[8]

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石仲泉认为，“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成为伟大文献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9]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施雪华撰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反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神圣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不恰当地解读马克思主义、非理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教训。[10]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整体推进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罗文东、易艳华认为，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把握时代进步的脉搏，要为人民群众所信奉，就必须适应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关键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它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11]

梁树发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有“指向的具体化”“过程的具体化”和“结果的具体化”三种含义。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表现为“空间维度的具体化”和“时间维度的具体化”两种形式。前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对于我们就是中国化；后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教育问题。大众化要求是对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挑战，专业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践中去。[1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杨宏伟认为，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上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应该划分为社会政治理想、伦理道德、习惯风俗三个不同的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应该主要放在社会政治思想层面上，而不是无限泛化到所有层面，否则很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与庸俗化；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目的应该归结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而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和解读，更不是为了夸耀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第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要放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去研究，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和文明。[13]

邓美英指出：农民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严重的阻碍性。破解农民文化传统，就是把农民阶级革命的反抗意识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耦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历史动力；成功解决农民利益诉求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找到现实路径；把农民传统文化演进的社会理想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14]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逻辑和方法论研究

程恩富、侯为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内涵和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归纳。（1）“一个目标、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一个目标”，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四主型经济制度”：首先，在产权制度上确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其次，在分配制度上确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再次，在市场制度上确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最后，在对外经济制度上确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2）“三者统一、四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之路，促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真正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注重政治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在四个层面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一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三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3）“一个体系、五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文化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具体内容包含五个层面的制度：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包容多样性的文化传播制度；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权制度；三是以文化产业为主体、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文化企事业制度；四是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开放制度；五是以党政责任为主体、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文化调控制度。（4）“四个机制、五层框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应建立和完善五个方面的具体制度：一是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制度；二是要形成均等化和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广覆盖、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构建政府主导和统筹协调的群众权益维护制度；五是要建立政府主导、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15]

王怀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和主要论点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条主线、两块基石、十六个主要论点、一个核心理念。所谓一条主线，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这既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两块基石，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时代主题理论即和平与发展。十六个主要论点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环境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核心论、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论、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强国富民。[16]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方面，周为民提出了一种新的概括，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目标与条件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目的和任务，是科学阐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条件。目标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已不仅仅是过去所说的那“四化”，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统领下，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由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直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条件问题是怎样实现以此为目标的现代化。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构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对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到对发展的动力、战略、步骤、方式等的新认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系列最新成果，全面回答了中国现代化条件的问题，即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17]

王浩斌撰文认为，文化宽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政治；从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宽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宽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进程；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宽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价值。[18]

包心鉴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历史必然性”的证明和“现实必要性”的证明，而且要进行“内在逻辑性”的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各自有着内在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同时它们相互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体系迄今为止所包容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选择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本质、内涵、目标是什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现代化道路相比较的特殊价值。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依据、基本内容、内在本质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从而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价值。[19]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韩庆祥、张健撰文指出：就全球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在全球进入金融资本集权的境遇中和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展开的。就结构分析来看，一方面，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包含了“功能思维→政府主导→理论引领→混合结构→人民主体”五个结构要素和相应的五个演进梯次，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为特征的哲学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执政为民）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实践创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应是在“深层结构→核心体制→运行方式”三个层级上进行改革，力争实现重大突破，并体现为“调整结构→改革体制→转变方式→建构秩序”，从而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趋向”为导引的创新发展逻辑。[20]

陈学明、金瑶梅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代表了对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存状态的追求，是对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文明支配下的人类存在方式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的是“特色”，但强调“民族特色”并不是走入“民族狭隘性”，恰恰相反，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与超越——“民族特色”意味着一个民族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世界性影响是必然的，它为人类文明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树立了积极的示范效应。[21]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研究

关于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地位，王伟光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出现新的剥削阶级，就不是社会主义，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怎样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案、各种方法加以解决的中心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心骨地位，是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22]

赵智奎也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阐述。他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有许多发展的机遇和优势，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相比，差距就更大。这是历史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齐头并进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一部分人，如何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另一部分人也能走上富裕之路？这是一个重大课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从分配问题入手是必要的，但必须治本。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解决所有制问题。[23]

卫兴华就共同富裕问题撰文，提出：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需要首先弄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加快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手段，以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应把握六个不同层次：（1）将走共同富裕道路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区别开来；（2）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共同富裕的判断标准；（4）正确把握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重要意义和走向；（5）共同富裕作为一个相对概念，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由低到高的不断推进过程；（6）实现共同富裕要解决发展方面的难题，更重要的是会碰到怎样坚持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性难题。重视和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但不要在宣传中形成一种不实际地片面期待，而忽视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应为建设社会主义“各尽所能”，为社会多作贡献。从长远的发展趋势看，劳动者应主要靠提高文化知识和科技水平，靠自己更多更好的劳动和才智贡献，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也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24]

辛向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五大优势：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首要的优势在于以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基本保障；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能够捕捉重要发展机遇，并且不断把这些机遇转化为发展的动力；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最便利、最有效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符合民意、适合国情、卓有成效，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性。[25]

贺新元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挖掘。他认为，昨天的历史转折，关联着今天的发展情势，影响着明天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现在依然振聋发聩。这篇充满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文献的核心价值，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重温与挖掘其中真理性思想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与警示价值，对于进一步科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6]王永浩特别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解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表示：时隔20年，我们今天重温邓小平这篇贯穿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光辉文献，感受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情谊，学习他为祖国和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更应该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把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感与行动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以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27]

关于坚持和完善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李崇富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即关系我国生产力能否长远发展，共同富裕能否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及其社会形态的性质能否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的一个原则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看，坚持和完善我国法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着客观必然性；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看，我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有着极端重要性；从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看，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有着绝对必要性。[28]王佳菲也认为：摒弃“零和”思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我们历经几十年的艰苦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所做出的现实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特优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进步的突出特征。要从所谓不是“国进民退”就是“国退民进”、只有遏制国企发展才能为民企争取空间的“零和博弈”思维中解放出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避免落入私有化的陷阱或重蹈单一公有制的覆辙。[29]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李建国认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有两项基础性、前提性工作要做好：一是明确方向的具体指向，即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是找出与这个发展方向相悖之处，以便找到工作的切入点，使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更加有的放矢。阻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上存在的诸多消极文化现象和精神因素。为此，我们要筑牢共同理想信念根基，抵制不恰当价值观流行，防止封建文化沉渣泛起，警惕西方腐朽文化侵入。[30]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彭海红撰文指出：当前中国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呈现出一些小农经济的特征，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而且阻碍了农民与集体以及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在保证农民生产自主权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显得尤为必要。当然，生产经营方式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不能“一刀切”。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至少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二是在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在二、三产业发达的农村，也应尊重当地农民意愿，允许土地向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允许他们探索适合当地条件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形式。[31]

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仍然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邓纯东撰文认为，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新形势下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基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有机结合。（1）科学发展观对于确保我国经济的健康、更好更快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提出实现集约式经济增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等。（2）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含义有了科学、全面的规范。提出“发展”不只是经济建设一方面，还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3）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目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是主体，不是工具。（4）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发展”的标准、效果的评价理念与标准。包括：发展应是可持续的；发展的同时应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发展应使人民幸福感全面增强；发展应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32]

科学发展观作为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诊断，从哲学上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一套意义深远的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赵士发提出：科学发展观在方法论上的意蕴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统一的层面：一是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二是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三是整体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四是多元主义的生态思维。唯有站在哲学人类学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理解科学发展观，才能使之成为指导实践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并在实践中科学地贯彻落实它。[33]

范春燕、冯颜利对海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根据研究“主体”及其“视角”大致划分了以下四类：一是海外主流中国学者的“现代化”视角——主要是从现代化理论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进行比较研究；二是西方左翼学者的“替代性”视角——主要是从世界资本主义“替代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进行分析和评价；三是海外一些政要学者的“发展中国家”视角——主要是从中国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示范效用出发对“中国模式”进行解读；四是海外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革”视角——主要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如何通过改革继续存在且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关注和追踪。从这些不同的视角出发，他们所得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各不相同。[34]

靳书君对中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对比，认为西方学者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象、客观依据、实现机制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关于“化什么、什么化、怎么化”的基本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西方学者分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列宁主义革命意识和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关于“什么化”，西方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语言结构、文化形式、民族精神、历史条件、社会实践相结合；关于“怎么化”，西方学者考察了在日常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象上强调“四个分清”，在客观依据上认同“三位一体”，在实现机制研究中侧重“五大环节”。中西方学者对比，既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有截然迥异之处。[35]

四 简要评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理论学术研究和研究成果转化，这两个方面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自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以来，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总起来看，2012年以来，学术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内容上形成了一些新的论题，在研究方法论上有所创新，科研成果的质与量也有所提升，总体上呈现出良好局面。这在前面重大问题研究进展部分多有体现。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今后加强。比如：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有待进一步统一。在以往的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割裂开来的现象比较严重。强调“政治淡出，学术凸显”，试图以规避政治和现实为前提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观点和学者大有人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政治功能而没有学术价值，试图取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观点和学者也大有人在，这些都严重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既有其内涵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这是不能否认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兼具政治功能与学术价值，那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探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并最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否认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什么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论题领域存在不少空白。从总体上看，当前研究的主要论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等等，其成就也主要表现为对这些论题不同程度的挖掘，缺少对新论题的开发。而在既有论题内，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探讨少；对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化”的研究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当代化”研究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回溯性研究多，而对其发展作出前瞻性的预见研究少；对伟人思想及其理论贡献的研究较多，对民众力量和学者的思想及其贡献的研究少。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已被开掘殆尽，而是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所致。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一定可以发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些盲点。这些盲点将成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尚显狭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以及历史分析方法进行理论探讨的很多，但通过社会调查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多，但借鉴国外现代研究方法（如系统论、博弈论等）进行研究的几乎没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国外文化中国化（如佛教中国化）进行比较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如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研究，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重要思潮本土化进行比较研究，等等。比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人们大都感到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似乎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分歧之处，有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外域文化本土化发展的一般条件和机制，有助于揭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虽然数量很多，但是学术含量足、理论水平高、具有创造性、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和专著仍然非常稀少，低水平的重复现象非常突出。人们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上，甚至是只作一般的通俗性宣传和解释，对其中深层次的内涵和理论意蕴则缺乏大胆的探索和钻研，不少研究者的认知水平没有超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论述、党的文献的阐述，有的则直接就是对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的解读，不具有十分严格的学术意义。无疑，这与上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研究论题和领域的开拓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由于受语言文化、资料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再研究仍不够，尤其是对海外学者提出的挑战性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和针对性回答。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比较欠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就是如何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但目前看来，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一些论文和著作只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观点，或对其中相关理论作一般性的阐释，没有能够很好地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甚至也没有能够将人民群众的极富创造性的实践进行理论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注入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鲜活内容，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缺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指导意义。实现学术研究成果转化这一任务和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核心与价值所在。在研究成果转化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表明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2～2013年度党史党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36]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史党建研究室

一 党史党建学科研究动态追踪

（一）党史研究概况

2012年党史学界继续深入落实中共中央2010年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活动为契机，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取得新发展。学者们注重新方法的运用和新史料的发掘，党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拓展，在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上，不但重视宏大叙事，而且重视历史细节。总体看来，人物研究、事件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皆有新的进展，努力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澄清了一些误识，进一步发挥了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

重大历史事件研究。2012年是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70年，七千人大会召开50年，党的十二大召开30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20年。党史学界围绕这些重大事件，结合新的史料，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围绕学习和宣传党的十八精神，党史学界挖掘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历史细节。有学者盘点了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会议的议程和议题、会议的代表和代表的党员、会议的开会方式和宣传报道、会议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等作了述评。有学者通过对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细节的挖掘，从一个特定角度回顾了党代会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中共党史研究。

重要历史人物研究。2012年是彭真诞辰110周年，胡乔木诞辰100周年。党史学界对彭真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了彭真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有学者彭真的党建思想和实践探索，彭真的民主和法制思想。学术界以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对胡乔木的思想和贡献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总结和概括了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所作的卓越贡献，认为他确立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党史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四面八方”、普遍联系等原则，党史编撰应坚持史论结合法、热情式解读法、开放式接纳法、科学客观严谨法等基本方法；认为他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党史思想，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规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研究的空间。

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2012年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进展是“党史文化”概念引进了党史领域，首次召开了全国党史文化论坛。“党史文化”是近年来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范畴和新领域，备受学界关注。学者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阐述[37]：一是关于“党史文化”的形成和内涵的界定。有学者指出，“党史文化”体现为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其中，物质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核心，制度文化是保障。二是关于“党史文化”的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党的文化和“党史文化”中去寻找，党的文化和“党史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理念和高尚的追求，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中的巨大勇气、智慧和力量。三是关于“党史文化”的历史书写问题。有学者指出，“党史文化”的书写将“党史文化”构建为一种思想主流文化形态。它与现实语境相关联，社会思潮、政治走向、经济形态、民族精神、传统观念等，都可能制约这种书写。党史文化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将有助于创新党史研究体系，推进党史研究。

（二）党建研究概况

党建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2012年全国党建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坚持突出主线，开展党建研究。2012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全国党建研究以迎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为主线，紧密结合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强了对党的建设全局性、战略性和紧迫性问题的研究，增强了研究的思想性、前瞻性和针对性。十八大召开前，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了党的建设专题调研，围绕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新课题，推出了一批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对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了十七大以来党的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以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十八大召开后，学习、研讨和宣传十八大报告精神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部署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十八大精神的重大课题。

进一步加强了前沿课题的研究。2012年全国党建研究会确定了4个重点课题：关于“新形势下防止和消除‘四个危险’，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研究”课题、关于“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课题、关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研究”课题和关于“党的建设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研究”课题，从解决党建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引领着党建研究的方向。

突出了研究的实践特色。2011年全党开展了创先争优实践活动，2012年有关部门召开了创先争优理论研讨会。理论界、学术界围绕着创先争优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联系、党组织先进和党员优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创先争优活动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如何以党内创先争优带动社会创先争优，以及如何形成创先争优的长效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为着力解决党的先进性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党建研究的领域有新的拓展。（1）加大了纯洁性建设问题研究的力度。学者就纯洁性建设的重要性、内涵、与先进性建设的关系、实现途径等广泛进行了研究。（2）初步展开了对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研究，对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3）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活动和这方面的规定，有助于党的政治优势的发挥，以及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持和发展。

注重党建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宣传。2012年，全国党建研究会从全国47家出版社推荐的123种150多册图书中，评出郑科扬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研究》、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共产党90年主要成就与经验》等21种图书荣膺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这些图书集中展示了2009～2011年全国的党建研究和党建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反映了全国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为隆重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出版的优秀党建著作，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积极回应了党员干部普遍关心的党建热点和难点问题。

（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情况

201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史党建”学科，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学术活动方面。1月5日，积极支持“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学科负责人金民卿在论坛上作《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价值和当代启示》的主题发言，学科成员均提交论文并作论坛发言。上半年，金民卿作为特邀专家参加中组部“干部工作法制化大纲”编撰工作。11月后，学科成员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接受新华社等重要媒体采访，在有关报刊和人民网、新华网等重要网络发表多篇学习文章，并在全国各地进行十八大精神宣讲，参加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100题》。通过这些活动不断扩大党史党建学科的影响力。

国情调研方面。一年来，学科成员为了深入了解党史党建的各项创新成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围绕着国企党建、基层党建、反腐倡廉建设、党建文化等主题，积极到浙江、北京、新疆、河南、湖南、山东等地开展多项国情调研活动。金民卿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合作的重大课题研究，承担子课题“国有企业政治优势转化”研究工作；龚云、戴立兴参加山东莱芜钢铁集团党的建设国情调研课题；龚云参加并负责中组部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非公党组织作用功能定位”研究；陈志刚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委组织的甘肃调研，等等。

学术影响方面。2012年3月21～22日，金民卿应邀参加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会议，并在中组部召开的讨论会上发言。金民卿在发言中提出非公党建的工作必须注意的几个关系：非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同党的政治属性、阶级性质以及党的奋斗目标的关系；党员出资人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同党员的理想信仰之间的关系；非公企业党组织在服务企业发展、服务职工切身利益、服务党的工作大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非公企业的利益同职工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非公企业中党员的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党员为了党的利益而遭遇企业歧视乃至解雇时。发言得到了中组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并在《光明日报》《中国组织人事报》等报刊出。2012年5月，龚云负责撰写的调研报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问题研究报告》获中组部2011年度组织工作全国重点课题成果二等奖。陈志刚参与的中组部委托课题“党员队伍规模评判标准研究报告”获中组部一等奖。

主要科研成果方面。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如金民卿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报告No.4》，陈志刚著《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龚云等主编的《中国道路》等。发表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价值与当代思考》《中国需要怎样的思想沉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启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及其当代启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等学术论文50余篇。金民卿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分析”等项目，戴立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毛泽东群众观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顺利进行。

（四）重要著作介绍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49～1984）（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12）。该书共五卷，为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来，该书还设立序卷，概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

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该书是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该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提供了方法的启迪、视野的借鉴。

张希贤主编：《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该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学术著作。共分8章，约20万字。明确归纳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本含义，探讨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本内容。

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该书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图书。该书深入浅出地解析了中国共产党成功执政的12个秘密。对于每一项制度或方略，都对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合理性或必然性进行条分缕析，指出其运行或实施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客观地探讨了其存在的不足和中国共产党改进的努力，并阐明了其未来走向。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历程》（《党的文献》2012年第4期）。本文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阐释中国道路的。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以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即：“选择”，讲我们党的成立和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是中国道路的开端；“奠基”，讲毛泽东思想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奠定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开辟”，讲邓小平同志领导改革开放，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破”，讲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党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发展”，讲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发展。

（五）热点聚焦

1.纪念延安整风70年及其现实意义研究

2012年是延安整风70周年。针对近些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错误看法，特别是有人认为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为树立自己思想权威、整肃党内反对者的一次运动的错误观点，理论界进行了批驳。

李文海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了延安整风的意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延安整风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也是对今天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没有延安整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也就不会有以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也就产生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延安整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确立了“三个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及中国实际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改造客观世界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38]

齐卫平从党建科学化的角度研究了延安整风的意义。他认为，70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一次党内教育活动，更是一个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一直延续到40年代前半期的党的思想建设的过程性事件。从学习运动转变成为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科学化实践的一个创举。延安整风运动揭示的最为深刻的思想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从毛泽东个人意识向全党集体意识的转变，体现了对毛泽东领袖认同和毛泽东思想认同相统一，标志着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第一次飞跃。它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规律，以创造性思维使科学精神植入党的建设中，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布局，将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的轨道。[39]

2.网络、微博的发展及其对党的建设的新挑战

2012年，网络、微博频频曝光各种腐败案件，使得网络党建备受关注。“网络党建”概念最早提出于2001年。[40]但直到2008年时，网络党建受学者关注程度一直不高，文章的数量较少。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此后研究网络党建的文章才明显增多。[41]关于网络党建与传统党建的关系，虽然学术界一致认为网络党建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超时空性和立体交叉性等特征，改变了传统党建的工作方式和功能，但有的学者认为网络党建以网络为载体，只是从“量”的方面和技术层面拓展、提高了传统党建的功能。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网络党建与传统党建不仅有技术支撑上的不同，而且还具有“质”的不同，是党建工作现代化在工作领域和工作手段、组织方式上的综合创新，有助于推进透明公开、组织整合、减压维稳、多维互动、凝聚民智、反腐兴廉。[42]一方面，信息化的发展不仅在技术层面直接影响着党的建设的模式与方式，还对党建理念、党建内容、党的领导体制与执政方式形成了深层、长远的影响。信息化的发展要求党的建设走向开放，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社会回应能力、决策能力、整合能力，提高党的工作效率与执政效能。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还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影响生产关系，并进而影响政治与思想上层建筑，影响党的建设的理念与具体内容。[43]

学者们一致认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机遇，也为党的建设带来了挑战。在网络时代、信息社会，首先要加强党建网站、政务公开网站的建设，搭建党建交流的信息平台，扩大党的影响力、凝聚力；其次要加强网上思想阵地建设，凝聚民众的思想认同，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占领网络阵地，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民的价值认同；再次要加强网络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机制，规范民众的网络行为，依法打击非法的网络机构；最后要增强主流舆论的力量，占领网络舆论的制高点，积极疏导网络舆论，提高网络舆论的处理能力。

二 党史党建学科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一）关于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宣传和研究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思想界迅速开展了对十八大报告精神的宣传和解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网络、报纸和期刊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

关于十八大的地位和意义。中共中央党建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指出，认识十八大的历史地位和意义，须从四个视角来把握：一要从党代会本身的职权地位和发展过程看十八大的地位和意义；二要从党和国家所处的环境形势、机遇、挑战看十八大承担的历史责任；三要从大会的主要决策看十八大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影响和作用；四要从与以往大会的比较看十八大的发展进步。[44]

关于十八大的主线和主题。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为了理解这条主线，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五个方面：第一，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第二，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第三，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第四，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第五，深刻领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45]学术界围绕着这条主线，也作了很多的解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齐卫平指出，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每一次党代会都突出了旗帜这个主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中央以坚持了一贯的基本立场，强调道路、理论、制度构成旗帜的统一体。党的十八大继续在大会主题中突出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是一以贯之的接续，又是丰富发展的延伸。在实践发展中提升对旗帜问题的认识，在迈步前进中坚定对旗帜的自信，是党的十八大继往开来的体现。[46]

关于十八大报告的理论贡献。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大历史性理论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推进理论创新。第二，科学发展观由重大战略思想确定为指导思想。对科学发展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要求。这是十八大报告理论创新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贡献。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新水平。党的十八大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并科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些新阐述、新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第四，什么是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十八大报告首次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第五，党的建设科学化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党的建设主线、总体布局、总体目标和要求作出了新概括，确立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和基本要求。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身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下的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方略。[47]

关于十八大理论创新的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金民卿研究员认为，十八大在党的指导思想、重大理论、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性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理论创新成果体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动经验和鲜明特色：党的理论创新是在理想信念引领下进行的，是在社会实践推动下发展的，是通过集中集体智慧获得的，是在思想交锋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是通过统一思想过程不断走向群众实践的。[48]

关于党建理论的新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部署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时，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综合学者们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1）深化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念，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认识确立了其统领地位。（2）将纯洁性纳入党的建设主线，使政党先进本质的体现与纯洁面貌的呈现相一致。（3）在“五位一体”党建布局中突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强调腐败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的危险性。（4）提出以“四个增强”“四个自我”为内容的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新要求。（5）形成“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目标新概括。（6）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的新论断。（7）将远大理想、信仰信念提升到新的高度。（8）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新部署。（9）提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10）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49]

学者们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作出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部署，为我们今后的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深入学习和把握十八大的精神，还需要从多个学科进行研究，这是党史党建学科在2013年的重要任务。

（二）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研究

2012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第一次阐述了党的纯洁性问题。习近平同志曾就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过两次集中的论述。[50]各方面的研究者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阐发。党的十八大首次将这一问题列为党的建设主线的内容。

理论界对党的纯洁性和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思想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究。[51]中纪委副书记王伟提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点环节，要始终保持党的指导思想纯洁、始终保持党的各级组织纯洁、始终保持党员和干部队伍纯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52]

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撰文指出：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保持党的纯洁性与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联系，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根本前提，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保持党的纯洁性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生命工程。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总体要求，坚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性修养与党性锻炼相结合，坚持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坚持发挥监督作用和严肃党的纪律相结合。[53]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就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内涵、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及与执政规律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关于建设学习型、服务性、创新型执政党的研究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已经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出来。目前，对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的研究还刚刚破题。

思想界普遍认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相适应，更加突出了党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更加突出了改革创新意识，反映了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有助于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改进党的作风与形象。海南省委组织部吴慕君、李捷认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既是一项意义深远、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其中，学习是基础，是服务、创新的前提条件；服务是核心，是学习、创新的深入实践；创新是关键，是学习、服务的有力保障。这三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撑，共同融入党的建设‘血液’，转为党的建设‘基因’，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54]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炳林教授认为，学习型党组织的学习不同于传统学习，应具有先进的学习理念，明确的奋斗目标，健全的学习机制，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社会引领功能。建设服务型执政党至少包括四方面内容：在思想认识上，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在工作方法上，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考核评价上，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依据；在运行机制上，建立常态化的服务体系。创新型执政党，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的党，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党。关于三者关系，他认为，三者各有侧重又相互促进，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统一于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实践之中。其中，加强学习是基础工作，服务群众是根本目的，改革创新是动力源泉。[55]

2013年以来，理论界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对其理论依据及历史、现实依据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党建理论角度，从学习型政党构建的动态过程等把握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内涵；从学习型政党的基本要求、现代管理理论、学习规律等方面入手探索了学习型政党建设途径；探讨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理论与其他理论范畴的关系。

对学习型政党的认识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先庆副教授批判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几个认识误区：重宣传、轻研究的倾向；学而不“习”，学习的运动化倾向；关门学习，“内功”有余而“外力”不足的倾向；就事论事，缺乏整体观的倾向；画地为牢，僵化保守的倾向。[56]山东大学王韶兴教授认为，在学习中认识规律，在遵循规律中求得发展，在科学发展中赢得地位，是学习型政党的本质属性和价值指向；以学习焕发党员活力、聚集组织力量、凝练价值目标、创新发展机制，是学习型政党的基本功能和目的要求。学习型政党建设，实质上是以持续的政党学习为基础，以不断发展政党能力为核心，以有效实现政党目标为旨归的政党能力再造和政党文明重塑的过程。[57]

中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柏才教授认为，当今时代发展给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建设学习型政党则是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动力来源和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必须符合党的独特价值追求，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逻辑，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基本要求和时代精神来进行。[58]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提出，要用科学的机制保障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带学机制、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常态化学习机制、学习成果转化机制和组织管理和检查督导机制。[59]

（四）关于党内民主的研究

对党内民主的研究始终是党建研究的一个热点，新的思考、新思想、新见解、新成果层出不穷。2012年学术界主要围绕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党内选举相关理论、党内民主存在的问题、党内民主发展路径等领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如何看待党内民主与党的建设之间关系问题上，扬子石化公司党校徐玉喜认为，党内民主发展的条件是党内各种关系处于良好状况，而党员政治上的平等，又是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条件。[60]中共中央党校常欣欣教授认为，要通过扎实的党内民主改革，切实践行党的民主原则和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实现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以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61]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工委焦成举认为，当前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党内民主建设。为此，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要坚持“统筹兼顾”根本方法，要坚持“全面发展”这个模式，要坚持党内民主科学发展与制度创新相结合，要坚持党内民主建设的自主性。[62]

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组长马国钧认为，选择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路径，是非常复杂的效用取舍过程，这就要求统筹考虑协商民主与竞争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基层民主与高层民主等结构性联系，科学安排价值取向与总体布局、生态约束与程序安排、时序选择与组织实施等技术性问题，实现基于结构功能最大化的要素配置的基本均衡，为我国政党和社会的双转型提供组织和制度保证。[63]河南省委党校牛安生教授认为，当前党内选举实践中在候选人提名、党代表成分、选举程序三个方面存在着问题，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需要制定《中国共产党选举工作条例》、正确认识党管干部和党委意图、竞争性选举、拉票现象等几个认识问题，完善与党内选举改革相配套的制度，提高党内选举的地位，完善党代表选举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全体委员会选举制度，加强对竞争性选举的监督，加强党内选举文化的建设。[64]学者普遍认为，党代会常任制与党内民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党内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向重视的范畴和领域，为党代会常任制的推行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党代会常任制是促进党内民主的关键载体。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从提案制来看，党代会党员代表发挥责任的大小以及影响力要有具体的途径和手段，而提案制正是为党员代表提供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将促进党内民主走向制度化。[65]在基层党内民主实践上，深化“公推直选”，改革需要从认识提升、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三个方面着手。[66]

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方面，西华师范大学尹学朋副教授认为，中国式民主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协调好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关系，通过制度创新、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为此，需要做到：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完善中国选举制度；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巩固基层民主制度的基石。[67]

（五）关于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的研究

我国理论界开始关注、研究利益冲突问题始于2000年前后。[68]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新概念，并把它确立为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

关于利益冲突的概念内涵及其与腐败问题的关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杜治洲认为，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以间接的形式侵害公共利益为自己或亲属及关系密切者谋取利益的可能状态或现实状态。[69]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局局长江金权指出，利益冲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狭义的利益冲突，正是指权力寻租、以权谋私行为，其结果就是腐败。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质和核心内容就是防止利益冲突。[70]检察日报社特刊部主任王治国、检察日报社社长李雪慧指出，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责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相违背、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境或状态。[71]学者们认为，腐败具有明显的趋利性特征，利益是左右和支配腐败分子思想和行动的核心要素。防止利益冲突是防治腐败制度建设的关键举措。

关于利益冲突的类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利益冲突划分了不同的类型。根据行为，划分为交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旋转”型利益冲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丽认为，根据利益冲突的不同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冲突、集体利益冲突、地方利益冲突；根据领域，划分为公共资源配置型利益冲突、公共资产交易型利益冲突和公共产品生产型利益冲突；根据动因，划分为自发性和诱发性的利益冲突。[72]

关于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学者们认为中国当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但现行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第一，尽管利益冲突的概念很早就写进制度规定中，但一些党员干部对防止利益冲突的认识仍比较滞后。第二，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利益冲突制定相关制度。第三，制度执行力不强的问题普遍存在。第四，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规定仅仅是党内规定和行政法规，法律效力大打折扣，权威性不高。[73]

关于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对策建议。学者建议：第一，在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上，需要摒弃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第二，防止利益冲突必须纳入党和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中。第三，切实提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法制化、科学化水平。第四，要切实提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执行力，建立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多路径监督机制。第五，要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铲除利益冲突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第六，要运用系统规范的峻法严制惩治权力腐败化的利益勾结行为。[74]

（六）关于非公企业党的建设的研究

2012年3月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以及随后召开的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使非公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成为一个热点。

关于在非公企业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的意义。学者们认为，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加强党建工作，不但对党本身，而且对非公企业，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第一，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是非公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内在需要。第二，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客观要求。[75]

关于非公企业的迅速发展对党的建设的挑战。学者们认为，非公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通过对全国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的调查，从五个方面概括了非公企业的发展给党的建设带来的重大挑战。第一，非公经济发展速度快，占国民经济比重大，对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产生重大影响。第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空白点”较多，对我们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产生重大影响。第三，非公企业从业人员多、高收入群体多、新社会阶层人数多，对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产生重大影响。第四，非公企业涉及行业多、分布领域广、社会影响大，对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产生重大影响。第五，非公经济组织投资主体多元、思想意识多元化，对我们党执政的思想文化基础产生重大影响。[76]

此外，学者还围绕着推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七）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命题提出30年的研究

2012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30周年，是邓小平同志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命题提出30周年。以纪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命题30周年为契机，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2012年9月1～2日，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在四川省广安市联合举行了“学习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纪念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周年”理论研讨会，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当代价值，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讨。[77]这次研讨会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当代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多方面的描述，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承前启后不断拓展、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学者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价值，认为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后发展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如何构建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长久的深远的启发意义。

第二，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途径。有的学者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深入破解我国改革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课题、新矛盾，不断积累新经验、新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结构，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有的学者认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大力推动改革创新，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在实践中探索和推进。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闫志民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轨迹，阐释了这一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严谨的逻辑和丰富可靠的史料，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理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史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认为，研究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研究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联系，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研究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及其背景，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品格。

（八）国外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革命传统的教育。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2012年10月，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出版了新书《安源——发掘中国的革命传统》（Anyuan-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动员维护其政治合法性。裴宜理认为，对革命传统的发扬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能力，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初期就在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革命是暴力的，但革命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和理想，而整个制度都会试图契合这种价值和理想。在中国，由于毛泽东的努力，中国人将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联系到了一起，也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特点。[78]

对毛泽东的研究一直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美国学者安德鲁·罗斯研究毛泽东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就是一例。他认为，在西方，人们记得毛泽东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人们很少理解其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安德鲁·罗斯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了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泽东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影响，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79]

中国发展问题是近些年来西方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德国学者历来关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中国发展战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总体建设成就与问题；中国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与产业结构转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谐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与国际关系，等等。在德国学者的研究中，“中国发展道路”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这条道路的性质，德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有四种不同观点：（1）效仿东亚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2）“政治实用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3）成功的非社会主义道路；（4）超常规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80]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对我们有启迪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史料占有不充分，特别是由于立场观点以及治学方法不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偏见、偏颇，甚至恶意的歪曲，应加以辨别和区分。

三 关于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及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

2012年的党建研究取得的成绩很大，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还需要深化。比如对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对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研究如何能够转化为治党的实践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党建理论研究方法方面，需要慎用新概念，警惕照搬西方一些理念，克服为创新而创新的倾向。

2013年，需要围绕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重大命题，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深入研究十八大精神是2013年党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和重要方向。党建学者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加强对党建工作薄弱环节的研究，坚持党建研究的正确方向，以科学求实精神深入研究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确保党建研究各项工作服务于十八大的各项党建工作部署，服务于落实十八大的各项任务。

注重研究方法。一是具有世界眼光，把中国执政党建设放在当代政党政治发展中来考察，来把握中国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二是注意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对比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三是坚持具体分析党的建设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党史研究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有人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惯用的“影射史学”的做法，借颠覆党史基本结论的做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特别是在社会上和网络上尤其在民间影响甚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大大拓展，很多问题的研究比过去要深入得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民间学派，它的话语和判断更被人们所注意，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民间党史学在活跃党史研究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泥沙俱下，不少方面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载体。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史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告别革命思潮的渗透。一些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报告中否定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新民民主主义，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政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炎黄春秋》2012年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错误的文章。有的文章认为，“从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这就是所谓‘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真谛。它与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精神，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在几十年间历经的磨难，正是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来自各级干部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击、迫害，其源盖出于此。”[81]有的文章认为，“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82]有的文章认为，“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大家知道，胡绳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写毛泽东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真正研究了党的历史。这是我们最有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得出的结论。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83]有的文章认为，“应该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定性显然是不准确的。民国之后，除了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外，中国整体上并不受制于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控制，‘殖民’从何谈起？在此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目的在于从道义上孤立国民党及其经济支柱——大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并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84]

深化党史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党史学科理论和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科的学术性大大增强。作为党史学科的最高学术刊物——《中共党史研究》这些年来因为强调其学术刊物的特性，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提升党史学科的学术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党史学科的学术性在学术界还不被普遍认可。提高党史学科的学术化水平，增强党史学科的科学性，当前特别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党史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党史学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史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泛泛地谈论唯物史观的指导，应该将唯物史观与党史学科相结合，研究党史学科其自身的理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如党史学科的政治性与学术性关系，到底如何实现这二者的统一，还缺乏具体的办法。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2012年出版的沙健孙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史理论经典著作选读》，是加强党史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理论研究基础上，要构建党史学科本身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第二，加强党史学术史研究。关于党史学科史学史的相关著作出版了不少，但对党史学术史研究不够。加强党史学术史研究，包括党史学术“内史”和学术“外史”研究。学术“内史”主要是从学术本身研究，主要研究学术研究的历史。学术人物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2012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史大家胡乔木诞辰100周年，理论界再次探讨了胡乔木的党史研究思想。也有学者出版了党史专家胡华、何干之的学术传记，这些都是推进党史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当前要系统地梳理党史学科的发展史，不仅研究党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要研究其在国外的发展。学术“外史”主要研究党史学科与政治、社会等的关系史，要特别注重考察学术史背后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背景及其内在的历史关系，把握党史学科的特殊性，推进党史研究。

第三，加强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利用。占有真实而丰富的资料是从事党史研究的基础。当前各类党史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各种回忆录、口述史更是铺天盖地。由于党史学科的特殊性，档案的开放有其特殊性，所以要充分利用地方资料和口述史。在地方资料方面，山西大学收集了农村集体化时期的文献资料几百万件，对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历史具有很大的价值。在口述史方面，武汉社会科学院马社香的《前奏》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对研究晚年毛泽东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具有重要价值。

（二）加强与相近学科的交流

中共党史学科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世界近现代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有着密切联系，许多方面存在交叉关系。当前党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不足就是与相邻学科交流不足。从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说，中共党史本来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部分。因此，党史学科要充分利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为中共党史能够提供很好的借鉴。具有深厚的中国近现代史功底的学者研究中共党史，更有助于深化党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应该加强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的联系，学会用比较的眼光、国际的视野看待党史。中共党史学科是一门意识形态很强的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党史学科更是密不可分，因此，党史学科应主动与这两个学科紧密结合。

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党史、深化党史，特别是有助于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

（三）发挥党史学科的科学性，继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党史学科必须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发展。党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党史学科的科学性，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引导社会思潮。当前特别要继续从科学的角度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只有提高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才能有效地发挥批判的作用，做到以理服人。

（四）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方式普及党史文化

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普及党史文化是发挥党史学科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当前一般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对革命历史和传统缺少了解。与我们党史工作者工作做得不够有关，我们还不太会用他们所习惯的那些鲜活的语言搞教育，不太会运用年轻人非常熟悉、运用娴熟的新兴媒体，比如动漫、手机网络、微博，等等。我们要学会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熟悉的语言和传播方式进行生动的党史教育，让党史鲜活起来、形象起来，把党史的内容变成可敬、可爱、可亲、可接受的东西，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接受。如果我们的党史能够从书斋里、课本里、党史学问家的学术语言中走出来，走进寻常百姓之中，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就会很大。

2012～2013年度毛泽东思想学科前沿研究报告[85]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毛泽东思想研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其政治性和学术性并存的特点在2012年度更为凸显。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学科前沿的焦点问题即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本年度学者们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与文化实践的研究，都绕不过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关于毛泽东研究与评价的根本原则立场和方法的争论，关于毛泽东生平著作事业若干史实的争论，则更是要直面历史虚无主义、“非毛化”和“去毛化”等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 关于毛泽东研究与评价的根本原则立场和方法

（一）党的十八大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近几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始终存在争论。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中的“非毛化”思潮活跃，“去毛”（即主张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去掉）的噪音不时响起。在理论上，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的争论，也表现为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的争论。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学习十八大精神的一系列讲话，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重申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是对“非毛”“去毛”思潮的有力回击，也促进了、深化了理论界学术界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和评价问题的深入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86]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87]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在第五届“毛泽东论坛”上，学者们发表了真知灼见。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杨瑞森教授针对我国社会上少数人中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倾向指出，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成就，同时也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这是从根本上或是整体上科学回答了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十八大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作出了更加全面、更为完整、更加科学的界定、表达和阐发；十八大在提升科学发展观理论定位的同时，也从多方面揭示和凸显了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十八大报告和相关文献与讲话在精神层面上所突出展现的崇高的思想境界、严谨的科学态度、顽强的奋斗精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等等，都深刻地体现了我们党对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思想精神品格的继承和发扬。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柳建辉教授针对社会上的“非毛化”错误思潮指出，理论研究者要有主心骨而不能盲目跟风，要结合十八大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一些极端化的声音和试探作出积极回应。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学明教授认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容动摇，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研究问题的时代并没有被超越，毛泽东研究问题的主题在总体上也没有被改变，因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其强烈的现实性，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研究者，特别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者，要充分认识和估计当前极少数人中存在的“反毛”“非毛”思潮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历史责任感和彻底的理论勇气，不回避要害问题，也不在历史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怀着强烈的现实感，正确、深入、充分地阐释和开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义研究。南京大学哲学系刘林元教授认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而有所动摇。我们对毛泽东晚年失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不为错误辩护，但更重要的是分析造成错误的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同时也要注意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毛泽东晚年错误来丑化、“妖魔化”毛泽东，进而丑化党、否定社会主义的乱象。对毛泽东晚年教训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特别是研究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与追求，从中找到改革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88]

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和评价毛泽东，就需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十八大召开之前就已存在，之后仍在继续。对此，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89]习近平讲话引起强烈反响，引发更进一步的讨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理论座谈会上，与会者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不能因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和转折性而否定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也不能因改革开放前历史发生曲折与错误而掩盖其历史成就与经验，当然也不能因改革开放以来成就辉煌、国力增强而忽视其存在的问题与教训。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探索和开辟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主题。”[90]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在《以国史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认为：“历史新时期相对于新中国头30年，无疑发生了全面、深刻和历史性的进步和变化，但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和统一性。看不到它们的变化，就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它们的统一性，就不可能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们的变化把两个历史时期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而它们的统一性又把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它们共同成为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组成部分。”[9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在《对〈国史稿〉第二卷几个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联系，是“探索”这条主线的一脉相承，“即这60多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犯过错误，但不是为个人私利；我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有时没有结合好，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的不完整理解，脱离了国情，导致错误发生。经过挫折，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国情，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于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92]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正确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一文中认为：“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二十七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并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9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前党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党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作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两个不能否定’的根本要求，是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主要体现在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两个不能否定’与党的这些基本文献的精神是一致的，是这些文献精神的简洁概括，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继承党的事业、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的鲜明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就是坚持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把对党的历史的认知统一到‘两个不能否定’上来，也就是统一到党对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上来。‘两个不能否定’实际上提出了党员干部在重大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基本政治纪律要求。”[94]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当前和今后的毛泽东研究与评价中是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决议》的核心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邓小平在主持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曾反复强调，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解决不好，整个决议不如不做。《决议》的最大贡献，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科学评价。30年后，历史向前发展了，《决议》的基本精神和结论是否经受住了检验，在毛泽东研究和评价问题上还要不要坚持以《决议》精神为指导？

首先，不少学者认为，《决议》的基本结论是科学的，没有过时；对《决议》所体现的精神应该坚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认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因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位罕见的伟大人物，况且，中国革命又经历了异常复杂曲折的过程。但是，《决议》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毛泽东的功过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作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比较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95]李慎明认为，“这些年来，国际国内的实践充分说明，当年邓小平和我们党的《决议》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此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党中央和邓小平当年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试想，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96]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肖光文认为：《决议》发表30多年来，其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党始终坚持了《决议》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分析，因为这是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和组织权威。[97]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问世，编著者认为这部史稿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严格遵循中央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和评价。”“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等有关文献，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和评价，不仅是郑重的政治结论，而且是集中全党智慧、反映历史本质的科学结论。《国史稿》为准确记述、科学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和宝贵经验，书写忠实于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坚持严格遵循中央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和评价，并做出深入的分析。”[98]

其次，针对近期互联网上流传所谓“邓小平1993年说过，第二个历史决议要重新做”、所谓陈云在《决议》形成过程中有否定毛泽东的言论等不实信息，造成人们对《决议》的意义和作用产生疑惑，权威机构和有关学者作出回应。2013年第1期《党的文献》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仓的《陈云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文认为，陈云为《决议》起草和通过提出了关键建议。首先，他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把毛泽东同志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其次，他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五条历史性论证：一是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二是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写出一系列重要著作，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三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提出学马列著作、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四是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是真心诚意的；再次，他主张要准确、清楚、恰当地敲定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对党、人民和历史都有明确的交代。刘仓认为，陈云是站在党、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他强调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联系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是陈云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视角。[99]

（三）毛泽东研究和评价中的“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的问题

近年来的毛泽东研究和评价中存在一种倾向，关注研究对象的真假即关注历史细节是不是真实，而忽略本质真实的问题，有些学者重视史料的开掘，而轻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在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中的指导作用，个别人则以摒弃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为荣。2011年12月和2012年12月在韶山召开的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毛泽东论坛”，以及2012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理论研讨会，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对历史资料、“细节真实”与“本质真实”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前述错误倾向提出批评。

第一，与会学者认为，科学研究和舆论宣传都需要以厚实的史料为基础，而尽可能地掌握已经披露的史料和积极发掘新的史料，确保历史细节的真实客观，也是每个理论研究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认为，研究与评价毛泽东，细节考察、编年、文本解读和考据等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和认识，那我们就失去了在毛泽东研究与评价中的话语权。[100]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唐洲雁研究员认为，史料对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对毛泽东的研究穷尽历史材料是不可能的，但所用材料必须是真实可靠的。要以丰富、客观的史料对那些污蔑和蓄意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进行积极回应。[101]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薛广洲认为，“史料的真实性是首先要关注的，这种真实性应当从各个方面进行辨伪和考证，通过相关资料进行背景分析后确定。”[102]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教授认为，研究毛泽东一定要做好认知性的研究工作，一定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否则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只能是空话、套话，无益于毛泽东研究与评价的深入。[103]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延中强调，原始资料的深入挖掘是提出新问题的基础。[104]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提出应开放更多的毛泽东文献资料，以便于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和对社会上一些质疑作出有理有据的回应。[105]

第二，很多学者指出，史料真实不等于研究的客观性。从史料的真实到本质的真实需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方法。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认为，研究历史，史料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要从历史衡量毛泽东，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客观历史的事实及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一定时期，历史的一个方面暴露、反映比较充分，而其他方面则反映不够，甚至遮蔽了；到了另一个时期，则历史的另一些方面暴露、反映比较充分，其他方面则反映不够，甚至遮蔽了。要善于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历史事实进行反复比较、鉴别，从而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寻找出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需要历史的检验，随着时间的远去，细节可能模糊，但能准确地评价其历史价值和地位。[106]李佑新强调，真实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史料、细节的真实性，另一个是历史的、宏观的、本质的真实性。前者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但即使是真实的史料和客观的细节，也不足以表明研究和阐释的客观性。只有那些反映宏观的、历史趋势的本质和细节的史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质上的东西，才能使研究得出一个符合对象的客观的结论。[107]薛广洲针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研究者只应关注研究对象的真假，无需判断是非”的观点提出，“在研究与评价毛泽东的过程中不涉及立场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研究者的立场对事实解读具有强烈的引导作用。不同的立场，会引导研究者和评价者对同一事件作出不同的解读。我们在解读毛泽东的过程中，要警惕和杜绝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108]唐洲雁认为，对待历史史料要有分析和辨伪，在分析历史细节时，要带着时代的大背景去看待，不仅应当看到细节的客观真实，还应当联系历史主体的特点、思路去分析。[109]

学者发表的上述见解值得进一步深思。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孤立的或单一的某个史料并不足以全面地反映或表现历史的真实，甚至有可能以偏概全，掩盖历史的全貌。而即便全部历史细节都是真实的，也可以伪造历史。因为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并没有把历史的现实显现出来。如果说我们今天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在毛泽东研究与评价中的话语权，那么，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和认识，还因为我们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从而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中去。或许，我们更需要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启蒙。

二 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研究员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而且身体力行，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第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整套科学的方法，核心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用不断发展的真理来指导实践，而不是用这个理论来框死实践、束缚实践；第三，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第四，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崇富教授认为，在我们党内，毛泽东首先倡导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提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毛泽东在开创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在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革命实践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和光辉典范。毛泽东及其所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我党我国创造性地运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开创了先河，获得了成功，而成为后继者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和楷模。[111]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则从理论创新和指导实践创新两个方面，对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进行了概括。从理论创新方面来看，毛泽东身体力行，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毛泽东思想；从指导实践创新方面来看，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指导制定解决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112]

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就与失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允熠在《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得与失》一文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与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相融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也赋予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性的因素。毛泽东用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先行后知、行重于知的思想，成为毛泽东接受、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他从传统哲学通向现代哲学的弹跳点。经过毛泽东的运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也被注入了适合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的解读。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原理成为毛泽东整个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源于中国哲学传统，但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巧妙地融为一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哲学思考表现了明显的对中西哲学史和哲学家评价的简单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简约化趋向。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仅仅归结为“斗争哲学”，在实践中引起不良后果。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约为“斗争哲学”的理论倾向与毛泽东在“文化—意识形态”及政治思想领域日益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这种失误甚至至今仍然造成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斗争哲学”的误区。[11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提出的，但1951年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又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学者们大都认为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批评的压力。太原工业学院青年教师海珍认为，苏共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毛泽东的文章，不仅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这些概念，反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了隐讳的批评”，毛泽东对此是意会于心的。[114]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尚庆飞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等提法上的谨慎做法，主要是基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的考虑，避免落下民族主义的口实。《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与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对南斯拉夫铁托所谓“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对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有潜在影响。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其不过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是普遍与具体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主要也是针对苏联等国批评而言的。[115]

（二）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道、经验和规律

李捷提出，毛泽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功之道，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特别是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第二，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根底；第三，有宽广深邃的视野和洞察力；第四，有一种超凡的动员力量和实践力量。[116]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教授用“四个善于”概括毛泽东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第一，善于说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第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理论联系实际；第三，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机结合起来；第四，善于运用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117]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王真教授认为，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形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条重要规律。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最重要的揭示。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则是在“具体化”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最明确的揭示。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民族形式。运用民族化、大众化的鲜活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118]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田心铭教授以毛泽东的著名著作《实践论》为例，分析和探讨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经验。他认为，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和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满足中国实践需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为了锻造当时实践中迫切需要的理论武器。第二，是什么原因使得《实践论》成为当时不得不写的著作呢？是因为从理论上回答在实践中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已经成为当时一种紧迫的需要了。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当中，迫切需要从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来回答如何认识中国的问题。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导致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错误的思想根源，只有追溯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论的层面才能够彻底解决。第三，《实践论》这样的哲学著作为什么是出自毛泽东的笔下？这启示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什么样的创造主体？在现实社会中，虽然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都功不可没，但是只有集革命家和理论家于一身的优秀人才，才能成为创造理论、发展理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潜心于理论研究，从哲学理论思维的高度，总结他自己亲身参加、由他直接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这是他实现理论创新的最优越的主观条件。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既是《实践论》阐明的核心观点，同时又是《实践论》的产生本身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规律。我们今天沿着《实践论》的方向去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论就理论创新的目的、途径、成果或者创造主体而言，都必须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119]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2012年以来，学者们又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1.历史的角度

许全兴在《毛泽东与“第二次结合”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任务。“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飞跃”的完成。“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起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此作者认为，从大的历史尺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的探索，也不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革命”“第一次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8年里继续在曲折中发展。毛泽东是“第二次结合”的开创者、实践者。毛泽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殚精竭虑，大胆试验，艰辛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犯有严重错误。毛泽东没能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有解决好“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实现“第二次飞跃”。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的局限和遗憾。但我们如实承认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犯的错误和所付出的重大代价的同时，更应肯定、承认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因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和理论逻辑来看，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无疑是“第二次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绝不能把它看成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的延伸。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两者在外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命名方式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以它的主要创立者的名字来命名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以它解决的历史课题和任务的名称来命名的。承认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那就应顺理成章地承认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理论，那毛泽东一代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试验，只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始阶段，是“正反合”辩证发展过程中“正”的阶段，是为了“第二次飞跃”做准备。邓小平及后来者则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开始找到正确的道路，形成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初步实现了“第二次结合”和“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正反合”辩证发展过程中“反”的阶段。[120]

2.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的角度

李佑新在《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张力：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及其当代发展》一文中，批评了人们在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时，往往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各执一端，去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甚至出现将它们对立起来的现象。他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之间的合理张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了这一张力关系。前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现实实际的合理张力，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历史主题不同，因而这种张力结构的具体内容也具有重大差别，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无疑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结构就是一脉相承的重要体现。在这种张力结构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有扎实的现实基础、脚踏实地的行动而免于沦为虚幻的乌托邦，“中国特色”的实践道路也因为有远大理想的规范、导引而充满希望和激情。[121]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王文兵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构性》一文中认为，由于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重大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无疑存在着诸多重要差异。但是，从两者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合理张力的历史性建构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性地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前后相继地开辟了中国社会现实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122]

3.现实的角度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沧南等在《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不仅论证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而且指出了深刻领会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的当代价值。作者认为，深刻领会两大理论体系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因此，要学通弄懂，融会贯通，全面系统地掌握两大理论科学体系，必须结合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经常反复地“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深刻领会到两大理论体系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道德观多元化的今天，这对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加强指导思想一元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从理论上看，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源于毛泽东思想。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既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否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深刻领会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3）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长时期的工作和斗争中，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化堕落、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卖官买官、跑官要官等现象日益滋长蔓延的今天，深刻理解两大理论体系的相互关系，对于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重大意义。[123]

三 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一）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

在这个问题上，李慎明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他的《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一文于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后，经过修改、充实，以《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为题成书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该书以《历史决议》和邓小平相关讲话精神为依据，提出“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两个概念，对其内涵和关系作了辨析。作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而奋斗的一生。尽管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之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其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在我国当前特别是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及执政能力建设中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作者提出的六点重要思考也发人深省：第一，“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维护《决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准确、正确的评价。”[124]“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就有可能重新步入黑暗。”[125]“若仅凭以十或数十为单位的短暂时间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和功过是非，就必然是没有弄懂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真谛。”[126]第二，“一定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做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正确区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破坏。”[127]第三，“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128]第四，“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129]第五，“必须牢记毛泽东的嘱托，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30]第六，“一定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131]

（二）毛泽东关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建设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朱小玲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述论》一文中概括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一，将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而且毛泽东关注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是工人与农民，尤其是他们的衣食住行，是民生的基本问题；第二，将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第三，将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四，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建设的追求目标。朱小玲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为新时期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能够为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提供足够的实践基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成熟导致社会建设思想的不成熟；受狂热急躁情绪的影响，社会建设模式的设计具有非理性因素；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定式思维，使社会建设路径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在社会管理方面，毛泽东过分强调社会的组织性和整合性，用管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方法来管理社会，导致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行政化和管理主体的单一化。[132]

黄梁贵以社会管理为视角，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 ～1956）毛泽东的促进社会公正思想，他认为，毛泽东促进社会公正思想包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管理思想之中，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奠定促进社会公正的政治基础；第二，坚持男女平等、干群平等，确立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促使社会公正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基础。毛泽东在注重生产资料公平占有的同时，还关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公正问题，强调要协调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133]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彦虎通过对毛泽东财富公正思想进行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财富公正思想是毛泽东财富公正思想的理论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是毛泽东财富公正思想的现实基础；毛泽东自身的性格特征是毛泽东财富公正思想的主观条件。他认为，毛泽东立足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对社会财富公正从财富的源泉以及社会有机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对科学处理当前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全面实现财富主体公正性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134]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石逸文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贡献，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努力改善社会结构、积极加强社会服务功能、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等社会建设方面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35]

从目前的研究看，学者多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对毛泽东的公平正义思想加以概括和分析。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核心内容，他的这个思想不只局限于社会建设方面，我们也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深化对毛泽东公平正义思想的研究。

（三）如何深化对《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研究和认识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是反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文献，特别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文献。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在其中的相互交织。近年来，学者们不断从正误杂糅中剥离出正确的思想观点，对其现实意义进行深入阐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感》一文中强调了两点：首先，毛泽东在谈话中涉及的有关管理的思想，比如“两参一改三结合”仍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以“鞍钢宪法”为标志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制度的探索被淡化了，有的人鄙弃“鞍钢宪法”，而热衷于照搬西方的企业管理制度。这是没有看到管理制度对所有制的反作用。其次，不能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分配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当前我国存在着两极分化和国有企业在分配领域中存在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是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同样，离开公有制就谈不上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这就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136]

湘潭大学教授李佑新等学者认为，目前对《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研究，似乎还缺乏一种宏观的和深层的理论分析框架，往往落入具体的细枝末节，而未能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层原因、关注的焦点、思考问题的方式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虽然注意到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相交织的现象，但是由于缺乏宏观的分析框架，往往迷惑于毛泽东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而无法找到其深层根源。因此也就导致当前学术界对《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研究，往往顾此失彼，无法揭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李佑新教授的这一分析和判断是中肯的。那么，这个分析框架是什么？李佑新、刘正妙的《“三面红旗”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这个分析框架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首先，以此为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因为其理想主义碰了壁——脱离实际的“三面红旗”大试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注意到了现实中的问题，他的理想性一面有所减弱，而现实性一面有所增强，因此他想读书总结经验，学习理论，纠正当时存在的一系列混乱思想。其次，我们以此为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的正误交织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理想性大于现实性的时候，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就带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提出一些脱离现实实际的观点。但在碰壁之后，现实性一面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有所增强，从而他又重新提出要实事求是，搞调查研究，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往往提出一些创新而正确的观点。最后，以此为分析框架，也有助于我们去考察毛泽东读书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虽然，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为了寻找解决现实中一些问题的有效方法，是他现实主义趋强的结果，但是，在读书后，他还是没能回归到现实中来，其理想主义日益强化而不能自拔。因此，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逐渐失衡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就能很好地揭示出毛泽东为什么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后，在实践中却逐渐背离了这一重要思想。[137]

（四）如何认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目前，关于这一理论的争鸣，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类观点：否认或质疑说，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缺乏客观标准且不符合国际事实，更多带有以我画线的主观随意性；过渡论或过时论，认为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只是在冷战条件下产生了一定影响，随着时代变迁，该理论已经过时；赞成或肯定说，强调“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为中国确立了重要外交原则，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姜安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一文中，通过对这一思想形成脉络的梳理认为，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138]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宫力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代中国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二、打开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大门，为对外开放奠定基础；三、强调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永远不称霸，为我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必须承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在理论方面实现了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日益完善，无不源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与实践的独创性和开拓性。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客观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深刻认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关系。[139]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分析

近年关于“文化大革命”再认识的研讨很多，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则少有涉猎。而这一理论在毛泽东自己看来，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理论创造，所以，研究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关注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在这方面，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雷云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不间断革命思想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辨析》是大胆的尝试，其中所作的辨析也是值得肯定的。

雷云的论文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年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命题或政治哲学命题，它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思想，因此作为一般的政治理论命题是可以成立的。但当它被赋予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政治大革命的特定含义，则成了错误的“左”倾理论。这一理论之所以产生，源于五个错误判断：一是对国内和国际共运形势的错误判断。二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三是对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错误判断。四是对斗争方式方法的错误判断。五是对“文化大革命”实践结果的错误判断。这五个判断是在基本界限不清、理论前提虚妄的条件下作出的，这就注定了这一理论必然走向荒谬，因此是应当给以否定的。

雷云认为，现在有的同志主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恢复名誉”，重举它的旗帜，这是不可取的，是有害的；但是现在有些观点主张对此全盘否定也是不可取的。从现实来看，当年毛泽东阐发这一理论时提出的许多宝贵预见，却有着极大的警示意义，足资我们认真借鉴。总之，我们要科学对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做到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要对它作一分为二的辩证思考和研究，这样做可能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140]

四 关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研究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201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围绕纪念《讲话》的研讨成为热点。

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胡锦涛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李长春在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学者们高度评价《讲话》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李捷把《讲话》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概况为三点：一、在系统总结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方面占有开创性地位；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占有奠基性的地位；三、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占有开创性的地位。[141]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董学文认为，彻底解决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高度重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功能与价值、创造性揭示文艺工作者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讲话》的这三条理论功绩，在人类文艺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都带有原创价值。[142]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认为，《讲话》的经典性主要表现在：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二、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三、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143]

除整体评价《讲话》以外，学者们特别关注《讲话》提出的“二为”思想，认为它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为什么人的问题”今天并未过时。辽宁省委宣传部廖文认为，文艺的性质、功能、价值、内容与形式等本源性问题是文艺原点问题，它是关于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人类对文艺实践活动最核心、最关键、最根本的认识，对文艺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讲话》对文艺原点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回答，从根本上厘清了现实与艺术的源流之分，为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文献。[14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研究员认为，毛泽东深刻洞察到了文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刚性需求所在，在《讲话》中阐述了文艺的核心思想，为作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们指明了生存之道和发展之途。[145]“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化”大众和知识分子大众化的问题。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宋婕梳理了贯穿毛泽东“文化革命”思想的价值理路，指出其目的是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权利立场，将文化的话语权归还大众，从而实现文化权利的颠覆式重构。[146]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瑞兰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采取一种政治应对措施，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革命话语，以其强大的实践与建构功能，试图对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进行重塑。[147]

《讲话》的真理性在70年的时间过滤中经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一些人在反思新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提出《讲话》是特定的战时背景下诞生的一种特定的文艺政策、过多强调了政治性、忽视了艺术性、现在已经过时等看法。针对这些质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庆炳指出，《讲话》不单是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著作，它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整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当时党的整风文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重要标志。[148]董学文认为，《讲话》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里的“首先”二字，既深刻又辩证，它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中的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问题，都合理地解决了，避免了片面性。一些人反感或非议这个“首先”，多半是出于误读或曲解。试想，如果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没有了侧重点或者这个侧重点发生偏移，那么，我们文艺的路线势必发生改变。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某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境界低下的倾向，一些作品散发着柔软的、苍白的、浓重的商业气息。表面上看这是由文艺工作者的素质造成的，但深究起来，无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结果。[149]廖文也认为，时下，放弃对“为什么人”的严肃叩问却成为某些人追逐的时髦，在文艺属性上刻意地“去意识形态化”，从根本上是在原点问题上本末倒置，其结果是使文艺远离了反映和观照客观现实的责任担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崇高目标，远离了伟大的艺术作品所需要的宏大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也远离了涵养文艺生命和生机的历史、民族和时代土壤。[150]

应该如何科学地看待《讲话》？朱佳木强调《讲话》具有非常鲜明的生命力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它的精神没有过时。作为一个历史文献，《讲话》当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要把其历史局限性和精神实质区分开来，要把后来给《讲话》附加的错误解释和《讲话》本身区别开来。[151]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志宏也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我们对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认识不足，过于强调文艺对政治的直接适应而忽略了间接适应；并且因此而不恰当地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都要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对艺术性则重视不够，这是不正确的。但是，绝不能因此而以为《讲话》的精神是错误的。以为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具有了社会主义政治性就不具有审美性的看法，是不符合审美原则和艺术规律的。[152]可以看出，学界主要学者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阐述的观点和态度，既是科学的，也是公正的。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欧阳雪梅认为，毛泽东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同时，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中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荡涤封建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创造出以延安革命文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并总结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坚持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中国文化事业尤其是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历史时代局限，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提出的一些文化建设思想在实践中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左”倾思想影响，探索中出现偏差与失误，甚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新文化建设思想，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繁荣文化的举措，有着指导与借鉴意义。[153]

清华大学教授冯虞章发表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及其现实价值》一文，不仅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本点进行了梳理和回顾，而且从培养文化自觉问题入手，进一步讨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冯虞章一文在此分析和批评有些人把几代进步知识分子从追求旧民主主义到追求新民主主义，又进而追求社会主义，说成是“早已褪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说什么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知识分子党员的“独立人格”同“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龃齬”，在“党文化”的“严厉改造”下，“失去独立人格，成为附庸”。于是，有人在诬蔑各个时期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广大共产党员和“妖魔化”党的历史的同时，极力呼吁要“回归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冯虞章一文认为，所谓“回归”即“承认普世价值、回归主流文明”，其实质是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奉为终极式的“人类主流文明”，要求回转到“五四”以前的起点，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说明，在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上，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因此，文化自觉应着重体现在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上的自觉。[154]

进入21世纪以后，科技竞争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科学的功能、科学与哲学、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再次摆在人类面前，赋予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以新的任务。有人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科技发展，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敏指出，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的复杂政治局面，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思考和努力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连“毛泽东科技思想”这个概念也直至2004年才被正式提出并逐步被各方面接受，事实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中国化进行了长期的哲学思考，提出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政治与科学统一等思想，见解独到、表述独特。[155]曾敏的论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思考内容，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三）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文化领导权”或曰“文化霸权”，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葛兰西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提出的概念和理论。尽管目前没有详细资料显示毛泽东阅读过葛兰西的著作，且毛泽东与葛兰西所处的历史境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但近年来，国内学者依据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考察毛泽东的相关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156]这种研究是否合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费虹寰认为，在相关研究中引入“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适宜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其本质在于，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胜利的政治基础。[157]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黄卫星等对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具体思考和主张，如葛兰西的政治社会（国家）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毛泽东的人民大众、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改造知识分子、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和毛泽东的新文化等思想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毛泽东重视精神和意识等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更加重视文化领导权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则的发展。[158]

较早体现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著作是什么？费虹寰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敏感地触及了“文化领导权”的命题，而《讲话》则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从整顿文艺队伍、使知识分子有机化以及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和操作手册。[159]

作为建立“文化领导权”的一种方法，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瑞兰的论文分析了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思想，通过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实现知识分子“身份”向大众化、革命化、无产阶级化的转化，进而重构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与国家、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建立在阶级分析基础上的革命话语，以其强大的实践性及建构功能，赋予话语主体向话语客体建构的力量，类似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需要造就新型的、为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国家的立场，这具有合理性。[160]

毛泽东建立“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存在哪些经验教训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周维山认为，文化领导权是一种“软领导”，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领导权建立的最好形式，是说服和教育，即把“同意”看做是建立文化领导权的基础。[161]针对具体的操作实践，张瑞兰认为，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及国家的立场上，认为必须造就为本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合理的，但其实现途径始终是以政治方式来促成，因此又存在问题，致使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一直未能解决。[162]

当今世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前所未有地强烈依赖文化的支持。把文化的支持点放在哪里？针对有人鼓吹靠西方的普世价值来启蒙当代中国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提倡依据什么来建立文化领导权，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在新时期建立文化领导权，仍旧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我们需要从党的文献中去探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究竟是从怎样的绝境中走向胜利的，弄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他指出，当下，应该掀起一场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制定一个文化发展战略，来增加我们坚持自己的标准、坚持自己的道路的自觉与自信。[163]

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首要问题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深入研讨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探明其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 关于毛泽东生平著作事业若干史实的争论

史实真相是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方面，对毛泽东的研究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澄清了许多历史真相，使党史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过程，也是有必要不间断做下去的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近年的毛泽东研究中，国内外也不断有人对历史问题提出质疑，有些质疑属于具有科学精神的研究，有些则是别有用心。李捷认为：“对这些言论，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有针对性地回答和澄清一些令人们困惑的理论问题和事实真相，有力回击境内外对毛泽东同志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污蔑、贬损和攻击，自觉抵制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64]2012年以来，我国党史和毛泽东研究界的权威机构、著名学者发表了一些“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的学术文章，对遵义会议是否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毛泽东著作真相等问题作出回答，发挥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针对有人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仅仅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不是负总责，在军事上也不过是周恩来的助手，因而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165],“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166]这样一种观点，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方祥教授曾发表《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争议和史实辨证》一文加以反驳。该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编辑李庆英发表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一文，对其观点提出质疑。[167]随后李方祥又发表《遵义会议前后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史实再思考》（以下简称《再思考》），对《思考》一文批评其“‘从会议文件出发而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党的历史决议的某个论断‘来解释和推演历史’”作出回应。《再思考》一文从党的组织史的角度，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演变作了实证性的文献考察和研究，认为博古本就不是任“总书记”而是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也不是担任“总书记”；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或文章中称他们为“总书记”，是因为在白色恐怖时期党中央组织机构不健全、根据地信息闭塞、交流不畅，往往把负总责的中央书记误称、简称或习惯上称作“总书记”。[168]

学者们辩证历史事实的努力非常值得尊重。从目前研究看，组织变动的事实大致清楚，关键是要把这些事实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具体分析。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晶芳认为，遵义会议完成的组织变动，应当实事求是地表述为：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政治局任常委；撤销了博古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形成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毛泽东不仅参与最高军事指挥，而且在决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是符合实际的。[169]应该说这是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也认为，虽然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也没有确定毛泽东为军事指挥上的主要决策者，但是遵义会议前后党内和军内掌握方向的是毛泽东，他的这种实际领导地位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第一，从遵义会议的目的看，着重解决的是军事方向问题，对此，毛泽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内更加相信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第二，从遵义会议的过程来看，毛泽东起主导作用。会议上有两篇讲话为会议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篇是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的联合发言，其主导观点是毛泽东的。另一篇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而会议正是根据这篇发言的内容形成了中央决议。第三，从遵义会议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虽然排名不在第一位，但却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张闻天、周恩来都向毛泽东提出“要变换领导”，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廖文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取得了实际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处于初步形成中。[17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薛庆超论证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依据。从政治上看，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党内重大问题的起点。毛泽东则是中共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代表者、实践者、先行者，因此成为遵义会议形成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从领导上看，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理论上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从军事上看，毛泽东在长征中提出的挽救危局的一系列军事主张，得到了遵义会议和中央的充分肯定。从经验上看，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和发展红军、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指挥革命战争、领导经济工作、进行理论创新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从实质上看，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军事指挥“三人团”，毛泽东任成员之一；在最高政府领导机关，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仅仅从毛泽东担负着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任来看，他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央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从发展上看，历史证明，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检验。[171]

（二）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是否权力斗争

石仲泉发表的《忆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兼论延安整风运动》一文，批驳了“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石文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涉及毛泽东的理念与动机、整风的目的与要求、发动的远因与近因、运动的主流与支流、认知的本质与表象等诸多问题。对有些史实，站在不同立场、持不同观点、用不同方法，会作出不同解读，其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毛泽东是胸怀中国革命大局的，发动整风运动完全是为着中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战略布局。作者指出，“我翻阅了不少档案，没有发现一件毛泽东怎样为了权力来发动整风运动的材料。事实上，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因此，根本不存在还要为争夺最高权力而进行‘残酷斗争’的问题。那种鼓噪的‘整风运动权力斗争论’，是没有任何史实根据的臆断。”[172]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方祥在《略论延安整风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一文中认为，近年来个别研究者沿袭西方学者惯用的权力斗争模式来分析延安整风，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以我划线，创造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异己”[173]，改组了党的中央权力机构，从而攫取党的最高权力。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延安整风的事实，毛泽东与王明等人之间的斗争不是权力之争，而是党内开展的一场思想斗争，是两种不同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时，还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在毛泽东的努力下，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一批曾经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进入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整风运动是民主的、和谐的，而不是“互相猜疑和防范”。从整风的酝酿和发动来看，不是毛泽东搞突然袭击，而是经过党内民主讨论、统一了中央领导思想、集体研究决定后逐步开展的。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正确的意见生硬地强加给其他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而是耐心地等待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充分时间。毛泽东没有搞阴谋诡计和拉帮结派，而是光明正大的。[174]

陕西省委党校郑志飚、吴永在《延安整风的缘起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一文中认为，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起因，国内的研究一般着眼于党的作风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内权力斗争三个视角。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揭示和反映了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复杂历史原因及部分历史真相，都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笔者也曾从党内矛盾的视角出发，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在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严重影响到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通过近年来的研究，本文进一步认为，党内思想路线的分歧是导致延安整风运动发起的内在的本质的原因，也是我们理解和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延安整风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可以归纳为：第一，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和发展的问题。第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第三，开创了党内思想建设的良好范例和先河。[175]

（三）关于《毛泽东选集》等文献著作的争论

网上曾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160篇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对此，2011年5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新闻发言人以答记者问的方式作出回应，指出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全篇都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发表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齐得平同志批驳罗冰的文章，指出：“这一谣言的制造者们，他们这样做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虽是满纸荒唐言，而且造得离奇拙劣，但不可低估它的社会影响，会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弄得迷惑了，至今还有人写文章进行引证，以讹传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毛泽东的文稿档案几万件，这是他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176]齐文引用了大量原始文献档案，对谣言予以有力驳斥。

2011年，关于《矛盾论》是否为毛泽东原创再起争论，有人再次提出《矛盾论》有抄袭之嫌。[177]“抄袭说”本是苏联哲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许全兴为了回答苏联人的责难，开展深入研究，发表多篇重要成果，厘清了“两论”与苏联30年代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驳斥了“抄袭说”。之后，“抄袭说”再无人在论文著作中公开提出。许全兴在《为毛泽东〈矛盾论〉辩诬》一文中说，“现在，有人又拿出这个早已解决的问题给毛泽东抹黑。”对此，他指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从任何书本上抄不到的。”许文以事实为根据，厘清了《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陈伯达、艾思奇等的关系，驳斥了否认毛泽东是《矛盾论》原创者的谬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许文指出：“刘泽华教授、陈定学先生不做深入学术调查，把一个早已解决了问题拿出来‘说事’，其用意何在？世人皆知。”“陈文[178]为‘论证’他自己的观点，不惜采用歪曲篡改引文的手法，把著者反对的观点强加于著者，这在学术研究和争论中是很不道德的。”[179]

许全兴在另一篇论文中回应了西方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提出的非议。许全兴认为，1937年毛泽东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除《实践论》《矛盾论》外的主要部分是对苏联三本哲学著作的集萃、编纂和改写，但其中也有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哲学文化的内容，有自己的说明和发挥。它绝不是施拉姆所说的“简单抄袭”和“非常拙劣”。要全面客观地评价《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许全兴指出，毛泽东在1965年接受斯诺采访时，只是否认写过斯诺所询问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这里有翻译和沟通的问题，但毛泽东从未否认过1937年自己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施拉姆对毛泽东否认写过斯诺所询问的《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的非议，不符合历史实际，是皮相之见，不能成立。[180]

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学科建设情况

2012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在学科建设中开始起步的一年，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是相关课题取得成果。王宜秋副研究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不断发表阶段性成果，论文《“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主席语录”吗？》回答了长期以来毛泽东文献研究中的一个疑惑，被《马克思主义文摘》转载发表，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思想》入选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2013年6月主办的“中国当代妇女问题学术研讨会”；受邀参加中国妇女研究会2013年上海年会，在开幕大会上发表“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学术报告。郑萍副研究员主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再出成果，发表论文《1945年以前日本的若干毛泽东认知评介》。王永浩博士主持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课题“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方法”和社会科学院青年课题“毛泽东道德建设思想研究”已经成书，即将出版。

二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系列学术研讨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的平台，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王宜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典范》（王宜秋）、《浅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纠错机制》（王宜秋）、《中国科技发展及日本学者的几点看法》（郑萍）、《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王永浩）、《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王永浩）、《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王永浩）、《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推进党的三大历史任务》（王永浩）、《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于晓雷）、《党内民主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于晓雷）等。

三是积极承担和完成研究、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任务，发表多种成果。王宜秋副研究员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一文，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重要意义，发表论文《立足总依据，拓展总布局，实现总任务》（合）；于晓雷参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十八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列丛书”的编写，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一书的写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系列解读之生态文明》。

四是研究室青年科研人员积极参加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国情调研课题，深入基层和实践，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如王永浩参加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关于西部后发地区新农村建设”，于晓雷参加横向调研课题《宁波海洋文化发展战略及其实施路径》、参加赵智奎研究员主持的莱钢横向调研课题，承担《为共和国铸就钢铁脊梁》《学习的伟大力量》两本书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

五是借助马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研究室建设的平台，认真开展年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的写作，深入了解学科前沿动态。2012年撰写的学科报告被评为优秀报告，获得社会科学院马工程办公室通报表扬，研究室还在2013年社会科学院马工程工作会议上就如何写好学科报告作了大会发言。

综观2012年度毛泽东思想学科发展情势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研究、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为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加强毛泽东思想学科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展望未来，毛泽东思想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更加旗帜鲜明地同社会上存在的“非毛化”“去毛化”思潮作斗争，在这一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为此，第一，要驳斥那些歪曲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的错误观点。遵循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遵循党的十八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的相关精神，尊重历史事实，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通过扎实的研究，去除加在毛泽东身上的不实之词，为毛泽东辩诬。第二，凝聚国内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力量，合力推动毛泽东研究。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力量分散、资源分割、缺乏创新等问题。因此，加强交流与合作、整合优质资源和力量创新，毛泽东思想研究很有必要。从目前来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和毛泽东故乡的湘潭大学等单位，是国内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机构，应积极主动与之加强学术联系，在参与合作、推动合作方面有所作为。第三，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前所述，这两年相关讨论比较活跃，几个全国研讨会都把研究方法作为重大问题提了出来，但讨论还是初步的。目前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一是不少学者缺乏专业精神，不重视对历史的发掘和对现有史料的研究，因而令学术难以深入，一个不熟悉历史的研究者就会在很多似是而非的伪历史泛滥中处于失语状态。二是一些学者沉湎于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和认识，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甚至个别人有意消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价值和意义。纠正这两种偏向都很重要。要掌握科学方法论，避免研究方法上的片面性。

2012～2013年度科学无神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181]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

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研究工程的推进，被列为濒危学科的科学无神论，依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平台，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本前沿研究报告将接续第二期报告，以2012年7月～2013年6月为主要范围，综述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研究进展，分析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思考建议。

一 学科建设概况

（一）重要科研项目和主要学术活动

201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国情调研项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顺利结项。课题组对当代大学生信教现象展开多角度深入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成员相继深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收集资料、发放问卷、考察访谈。不仅对大学生信教群体进行田野考察，而且调查分析大学生信教现象形成的校园和社会环境。课题组提出的防范境外宗教势力渗透的对策建议，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2年7月～2013年6月，科学无神论学科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有：

2012年7月11～12日，在原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任继愈教授逝世三周年之际，任继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任继愈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学术研讨会在先生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上海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申等约150余人参加会议。任继愈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王伟光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题为《深切缅怀任继愈先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李申以《任继愈先生的学术和人格》为题，习五一以《简论任继愈先生的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为题，先后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任继愈研究会将全面总结任先生的宝贵精神遗产，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发扬光大。

2012年10月20～21日，中国无神论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此次年会由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无神论研究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近50名专家学者出席。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育部社科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河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长沙理工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此次年会的主题是“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与会者围绕着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理论与实践、无神论宣传与唯物论教育、抵御境外宗教渗透问题、宗教工作与宗教政策以及治理邪教问题等专题展开深入探讨。此次年会纪要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界的关注。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1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新招聘一位博士，作为科学无神论的专业研究人员。

（二）重要学术著作

2012年，作为学科复苏的标志，科学无神论学科开始出版学术著作。

2012年，作为《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习五一著《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出版[182]。全书分为“科学无神论”，“宗教研究”，“邪教与膜拜团体研究”三编与附录“任继愈先生与科学无神论事业”。这部文集的内容包括科学无神论、自然科学与无神论、西方新无神论思潮、北京的传统宗教文化、近代中国与宗教、西藏问题与宗教、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当代世界宗教、邪教问题、膜拜团体等专题。作者指出，近年来，随着“宗教热”的兴起，一些人士极力推崇某种宗教文化，并积极推动这种“文化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为此，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当代社会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无神论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思考的结晶。科学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可缺少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一，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李申教授的《宗教简史》[183]一书从科学无神论的立场，论述宗教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探讨宗教盛衰兴亡的原因。作者将宗教分为原始宗教、国家宗教、世界宗教和新兴宗教四类，勾勒出其主要特征和兴衰演变，展示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信仰的变迁，解释这些变迁与当时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世界之战：科学与灵性如何决定未来》一书的中文版在2012年问世[184]。该书是一部辩论文集，被誉为当今国际学术领域中关于“科学与灵性学关系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著作之一”。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伦纳德·蒙洛迪诺和西北大学助理教授迪帕克·乔普拉展开辩论。主辩论方物理学家伦纳德·蒙洛迪诺因与霍金合著《时间简史》和《大设计》而闻名于世。本书主线是科学世界观和灵性学世界观之间的冲突：科学认为世界是实实在在的，是人类智力可探索的；而“灵性”则认为宇宙是一种智慧设计，处处充满能量。全书从宇宙（物质世界）、生命与人类大脑、神三个领域，分18个主题展开论辩与思想交锋。辩论双方围绕每个主题，各自撰写文章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轮流进行批驳。蒙洛迪诺以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雄辩地展示科学精神的力量。科学“有一套完整的方法体系，有开放的观点，有拥抱真理的渴望”，科学也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科学会坚持不懈地去寻找解决途径。而辩论的另一方迪帕克，尽管他一再强调灵性和宇宙的目的性，然而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反对传统意义上的神，认为新灵性学抛弃传统宗教的教义，因为宗教的排他性具有可怕的破坏性，许多人已经放弃有组织的宗教。这部辩论集将科学和“灵性”领域最前沿的成果与交锋展示给大众，对于了解西方无神论思潮的观点与现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2～2013年，科学无神论的研究进展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科学无神论理论研究、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西方无神论思想史研究、膜拜团体研究。

（一）科学无神论理论研究

1.科学无神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杜继文教授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采访时明确指出，“研究宗教”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首先，他举例说明当前宗教研究中的偏差。宗教研究的知识性传播变异为信仰性传播；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将宗教知识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创收”与“吃教”的价值法则日益支配宗教研究的性质和倾向。其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然而，当前有些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究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宗教呢，还是在用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再次，他评述“批判神学”上的失误。比如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译介大批西方神学著作到大陆，到内地某些高校和科研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神学。该运动以重建汉语基督教神学为使命，针对中国教会“爱国爱教”这一根本原则。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实是“基督教占领中国”的继续。神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功能就是能够深入到文化的骨髓。现在的问题正是，神学宣传和构建从教会搬到了国家教育系统和社科研究机构，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正在变成一场社会政治运动。总之，我们在响应毛泽东“研究宗教”的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大量宗教知识被歪曲，需要正本清源；在提倡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也存在被妄解歪说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而当前学术界的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185]

杜继文提出，我们要用科学理性主宰中国命运，而非鬼神信仰。在当前的宗教学界，文化传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仅堂皇地进入高教系统和科研单位，成为社会公众领域传播鬼神信仰最具影响力的平台，它还直接走上社会，试图改“宗教”为“信仰”，从而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作为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他批驳《渤海视野》上发表的“五十人高层论坛”《倡议书》以及《信仰中国》。他认为，《倡议书》在召唤宗教信仰，仍然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的基调；而《信仰中国》则侧重于发掘鬼神信仰资源，解决如何使之能够成为政治力量的问题。他从中西方文化语境中辨析和阐释“信仰”的真实含义。信仰是非理性、反知识的，不思考、不判断是其要求。鬼神信仰必然导致愚昧，其目的正是变中国为愚昧。“西方想方设法向我们输出的是宗教，所以有《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之向我们立法，有《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我们的压迫，有金钱的收买，有对‘藏独’、‘疆独’、邪教的扶植和基督教的渗透。但与此并行的，是竭尽其力地对我国实行高科技封锁，动辄以间谍罪惩处科学技术的自由交流，垄断人类的文明成果。”理性即思考，知识源于思考，而知识就是力量；思考是创新的前提，也是做人报国、利益人民和奉献国际的前提。[186]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习五一教授指出，任继愈先生的科学无神论和宗教研究思想有两个重要基石。第一，“研究宗教、批判神学”。在当前“宗教热”的背景下，这一思想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第二，“科学无神论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前提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发展的高级形态，它进一步指出鬼神观念存在和传播的社会根源，只有消除有神论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人类社会才能最终抛弃有神论的观念。1978年底“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任先生就创建了中国无神论学会。20世纪90年代打着“特异功能”旗帜的新有神论泛滥成灾，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学会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这是科学无神论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第二个转折点则是无神论研究室和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的成立，这正是任先生多方奔走呼吁、推动无神论事业发展的结果。我们要承继任继愈先生的崇高精神，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将科学无神论学科逐步建设起来。[187]

习五一指出，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基石，也是科学无神论学科的理论基石之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内涵：一是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诸要素的主导因素，成为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位因素；二是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成为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三是科学技术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科教兴国战略正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从而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科学无神论建设属于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部分，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正是提高民族思想素质的必要环节。[188]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李申教授指出，无神论是“脱愚工程”的重要思想基础。教育的目的正是要“脱出愚昧”，使人变聪明。任继愈先生曾提出“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这不仅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严重任务，也是我们国家长远的战略目标。纵观整个神祇观念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否定神祇存在的历史，也是人类不断“脱出愚昧”的历史。信仰神祇是愚昧的。我们要彻底贯彻人类教育“脱出愚昧”的目的。在世界是有神还是无神的问题上，脱愚的内容和办法，只能是进行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在学校里，不允许作为人类愚昧主要指标的有神论有传播的自由。而有神论对于学校的渗透甚至入侵，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注意，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保证学校使人“脱出愚昧”这个目的的圆满实现。[189]

李申提出，科学是脱出愚昧的手段。近一段时间的封建迷信不断抬头、各种伪科学时隐时现、邪教组织不时涌现，再一次表明培育科学精神、加强脱愚工作的重要性。世界末日之类的说法，都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错误认识。为了纠正认识上的错误，用正确的知识指导自己的行为，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科学和神学是人类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科学要追求正确的结果，所以不断修正自己、否定自己、抛弃错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结果正确；而神学是保持信仰的稳定，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信众的稳定，所以必须把一时获得的认识当做永恒的真理，其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提高免疫力，是脱愚的重要步骤，也是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190]

2.科学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哲学基础。

针对某些人对马列主义宗教理论断章取义的概括和理解，加润国研究员在辩驳“鸦片论”和“斗争论”之后，再次撰文辨析近些年影响较大的“引导论”和“适应论”。他指出，党的宗教理论和政策是对马列主义宗教观的坚持和发展。某些人抓住党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中的一句话概括出“引导论”和“适应论”，这是片面的。而拿这种片面的概括与所谓的“鸦片论”和“斗争论”进行对比，进而制造我们党与列宁的对立，更是非常有害的。这对党坚持在思想理论战线进行无神论宣传的基本主张造成冲击。无神论宣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把它等同于批判宗教则是混淆概念。这些都是不认真读原著、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的结果，我们对这些错误的理解应予以澄清。[191]

加润国进一步指出，“难题论”是加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头上的伪命题，即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如何对待坚持有神论的宗教。事实上，革命导师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很清楚，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原理。我们党处理社会主义和宗教关系的成功实践就是对这一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是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决心，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其表述中都可以见到。而列宁完全是延续马恩的论述，提出工人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马恩列对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对待坚持有神论的宗教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那些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和宗教”这样的标题而随意制造所谓“问题”的，是极不严肃的行为。[192]

中共中央党校龚学增教授评述吕大吉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科学研究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由任继愈先生统领世界宗教研究所，具体任务则由宗教学理论研究室（当时称科学无神论研究室）的室主任吕大吉牵头负责。吕大吉一生的重要工作有：主持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鲜明地提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恩格斯关于宗教本质的论断提出新认识；从学术角度确定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西方宗教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卷》。他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与高师宁合著）提出总结性的思考，即以理性态度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吕大吉认为，马恩对于宗教问题的论述总体上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本质上是马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上的宗教和现实生活中的宗教问题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它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们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全部过程，才能真正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真谛。[1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研究员指出，只有坚信科学唯物论，才能坚持科学无神论。当前我国思想理论界以至社会生活中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思想理论基石动摇。根本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前途产生怀疑、失去信心。探讨科学无神论的问题，首先要站稳立场，立场问题是前提；其次要看清形势。当前最需要我们看清的形势，一是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可以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下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在这场危机中，国际社会一些有识之士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而其根本问题正是这种制度背后所依附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神学。我们只要看清这两种思想斗争的背景和形势，也就自然而然地清楚科学唯物论和科学无神论的地位和命运。[194]

有学者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作为对宗教问题和宗教现象的真理性认识，其精髓就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唯物地、辩证地、历史地、科学地揭示宗教的产生过程、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规律，同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进行科学无神论研究的出发点，为科学无神论基本问题的研究指明方向，从而有利于我们全面而辩证地认识宗教问题。[195]

一位外国学者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观点时，分析马克思关于无神论的观点。宣称憎恨所有神的普罗米修斯，在马克思那里成为自我解放的典范。当马克思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时，他试图证明无神论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尽管它仍然不是共产主义。当马克思援引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在他心目中，神不仅指天上的神，还指涉地上所有的神，包括政治权威、任何起源于习俗的权威以及个体应该遵守的规范和规则的权威。这每一个“必须”、每一个“应该”不断地叠加在个人意志之上。如果人类想真正地、自由地生存，就必须抛弃“必须”和“应该”的权威。[196]

有学者通过考察布洛赫、卢卡奇和本雅明等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分析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思想在20世纪的复兴。以布洛赫为代表的一批中欧知识分子，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反思而超越韦伯关于“祛魅”的思想，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性质的洞见。正是在此前提之下，他们后来转向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的立场。其后，他们分别从资本主义宗教批判和扬弃该宗教的道路两个维度重构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思想。通过这一重构，他们一方面更加明确地呈现出资本主义宗教的秘密，即抽象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在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背景之下，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关系。[197]

有学者认为，宗教是西方文明不可或缺的营养胚基，在终极价值尺度上，人类自由王国之图景与弥赛亚理念之间存在着隐秘的逻辑关联，它们都是人类自由诉求的制高点。但是，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并非宗教救赎观的原版直译。他把解放的依据从神意移转到生产与交换关系的必然法则中，扬弃乌托邦式的宗教幻念，使人类解放理论具有科学的、激进的新形态。在经济科学尺度上，马克思批判宗教反思方式的虚幻性、颠倒性和保守性，把被宗教隐匿、压制和歪曲的本体真相还原，这才敞开通向世俗天国的通途，完成基督教救赎史向劳动解放史的置换。这正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不朽价值所在。[198]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观察宗教现象，分析宗教的本质、根源和社会作用，处理宗教问题等基本观点和态度。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发展地看待我国宗教问题的存在；正确看待宗教信仰自由，根据当前我国宗教的特点做好宗教工作；以科学辩证的方法，全面地看待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199]

3.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

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再次表示，必须坚持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目前我国宗教无论在信众数量上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都呈上升态势。这有社会环境相对宽松，以及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原因，这种上升总体上可视为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在这种上升之中，也存在宗教不正常发展和活动混乱的现象，亟须我们重视。这些现象背后固然有经济社会变化一般因素起作用，但也有一些人为因素在推动。尤其是一些外国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渗透，非法传教，甚至企图把基督教变成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分裂中国的政治力量。他指出，第一，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的基石。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有神论。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两种世界观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第二，党员信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就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不可能真正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根本不能指望这些人去抵御境外渗透，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塌台。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党的先进性丧失。他强调指出，保持党在世界观上的纯洁性非常重要。[200]

李申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论述为什么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他指出，第一，神的存在是有神论者提出来的。如果有神论者不能证明神的存在，那就说明神不存在，这才合乎逻辑。第二，神祇观念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证明神祇并不存在的历史，无论它被说成什么形态，都是不存在的。问题仅在于，现存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他们认为除了自己所信的神，其他神祇都是偶像崇拜，都不是神；而当别人要否定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就无法容忍。一个共产党员，要为人类谋幸福，自然不能够去求助那并不存在的神，不能去信仰以神的存在为思想基础的宗教。所有被说成是神的意志的，其实都是人的意志。当人类能够认识到所有的神都不存在，不是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而是人创造了神的时候，人类的意识就觉醒了。目前在我国鼓吹共产党员应该信仰宗教的，主要还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一些热衷于“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甚至“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的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些还具有学者身份，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现象值得有关方面特别注意。[201]

有调查显示，有神论在我国党政领导干部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对封建迷信态度模糊，对宗教的包容度有所上升，而对科学无神论的认知度降低。有神论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冲击，其价值观取向呈多元化特点。有学者建议，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群体特征，制定有效的应对机制。以思想政治、科学理论教育为基础，以党政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为条件，以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制度建设为保证。[202]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根据“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分析近年来部分官员迷信的现象。这些荒诞的迷信事件折射出贪官的种种丑态，反映个别领导干部放松思想修养、精神空虚，更重要的是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成为腐败的精神温床。他们迷信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消极影响，比如占卜、算卦等；二是信仰危机，在市场经济下人们普遍信仰“金钱至上”，而且“官场潜规则”以及高心理压力也催促他们迷信的心态；三是对失去既得利益的担忧和恐惧，贪污腐败尤其是官员迷信的根源。她提出两条对策：首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约束与教育并重，筑起防腐败、破迷信的思想长城；其次，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破除官员迷信的关键。[203]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出发，指出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无神论是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无神论是保持共产党员思想纯洁的哲学基础。[204]

（二）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

1.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针对用宗教道德拯救“社会道德危机”的呼声，习五一指出，应当深入分析宗教伦理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它利用神圣的戒律规范人类的行为，超越人类社会早期的野蛮状态，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宗教迫害赤裸裸地践踏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道德伦理体系将走向更高的阶段，即人文主义道德规范。它能够建立道德准则、道德责任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安康。他指出，人文主义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人文主义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批判，是人类社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自我批判、自我提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5]

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教育是我国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系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关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其内容主要包括“五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点，崇尚科学与反对迷信的教育是其关键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教育是其核心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是其着力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其落脚点。这“五点”内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206]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左鹏撰文与大学生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为什么有的科学家信仰宗教等问题。作者回顾科学与宗教融合、分离的历史，指出宣扬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可以协调一致、并行不悖其实是神学家们的一种手法。科学家信教，不仅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单纯关系就可以解释的，而要联系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深远影响，以及科学家本人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具体来说，科学家信教与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与他们个人乃至整个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有关，与他们不能完全把握社会异己力量有关，以及与他们对宗教之神的“非人格化”理解有关。[207]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战胜各种宗教及封建迷信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当前，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关注或参与宗教活动，导致部分大学生出现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要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育，如建立健全各种管理制度，坚决杜绝各种带有唯心主义及宗教封建迷信思想等反科学色彩的“垃圾文化”进入校园；帮助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造就一支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信念的教师队伍，积极营造一个文明、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208]

有学者提出将认知心理学理论用于科学无神论教育中。认知心理学指出，人的心理发展实质上就是认知结构在“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的无限循环中的主动建构过程，认知不协调是心理发展的内在动机。在科学无神论教育过程中，准确把握影响科学无神论认知失调的因素，利用认知失调技巧，有效激发科学无神论教育中的学习动机，有利于提高科学无神论教育的实效性。[209]

2.近代中国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历史

有学者研究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限制校园传教的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对基督教在学校的传播采取相当严厉的限制政策。对私立教会学校，政府通过注册立案的方式限制其设立，力图渗入政府力量；同时通过颁布专门法令等措施禁止私立学校的宗教教育和宗教宣传。对公立的大、中、小学，通过立法和颁布各种法令从思想教育、教科书审查、课程设置、师资审查等方面加强监督和限制，并通过具体案例加以指导。国民政府限制校园传教的政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中最严厉的。其针对性强，执行严厉，在实际上取得较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推动；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教育与宗教分离思想的影响；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影响。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上严重依赖英、美等基督教国家，因此它对于校园传教的限制不可能真正彻底，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自晚清以来基督教迅猛传播的势头。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贯彻执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有借鉴意义。[210]

有学者从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视角，考察中西政教形态的异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政教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因教会介入公共教育而带来的争议贯穿整个现当代政教关系史。中西方因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不同，政教关系也大不相同。历史上的中国，“亚细亚生产模式”培育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型体制，形塑了国人“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敬天法祖”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和政治伦理格局，配以“敬鬼神而远之”“重今生轻来世”的现实功用型人本主义理念，使得儒释道信仰成为维护皇权的教化手段。虽有多神崇拜和泛神化信仰形态的长期浸润，但历次的“毁佛灭道”“灭洋”“非基”和“破除迷信”运动从根本上堵塞了宗教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历史路径。这即使中华民族难以熔铸出“一教独大”的宗教情怀，也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式的宗教狂热。当代中国秉承史上的“政主教从”“教用于政”的政府管理宗教模式。然而，日趋多元的文化生态以及政教关系问题正冲击着国人的理念，也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211]

3.宗教在高校的渗透和大学生信教状况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田心铭研究员指出，宗教教义宣传不得进校园应当成为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一项基本要求。《科学与宗教：21世纪的对话——英美四名家复旦演讲集》在高校的传播实际上是对宗教教义的一种宣传，这与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国民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的教育方针是相背离的。我们应该分析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辨析不同性质、不同指向的文化，区别对待。那种以文化的名义为宗教教义宣传进校园辩护的观点之所以不正确，就在于它抹杀了不同文化在性质和社会作用上的区别乃至对立。“如果把‘文化’当成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把良莠不分的各种思想、观点包括宗教教义统统装进筐里，不区分筐内不同的货色，堂而皇之地一起包装起来，请进学校，兜售给学生，再利用学校的资源和名义向社会散发，这是同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方针相背离的。”[212]

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教授以在北师大七个学院本科生中对大学生星座观的调查为依据，分析大学生群体中星座文化的现状和原因。星座的流行反映大学生世界观的不正确性以及唯物论在大学生头脑中的退缩和迷信的伸张，因此不可小觑。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以上被调查者对十二星座都较为了解；他们对于星座说性质的认识则是神秘又模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恋爱、娱乐是星座说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从众心理推动星座在大学生中的传播，互联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整体来说，星座说对大学生的影响存在但犹未堪忧。与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相比，星座说涉及的人数更广、随意性更强，不具备组织性传播的特点，也没有特定的教义和特定的独一信仰，生活化的特性更突出。但是其流行趋势需要引起重视，要加强调查和探究，以期更好地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巩固科学无神论的阵地。[213]

西北民族大学马玉堂副教授以对甘肃三所高校（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商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的问卷调查为依据，分析大学生宗教信仰的现状、特点以及信教原因。目前，宗教在高校大学生中影响广泛，西部高校信教学生比例相对较高，大学生接触及信仰宗教的途径多样化。信教的原因，第一，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第二，高校未能充分发挥思想教育阵地的作用；第三，家庭的影响；第四，大学生对宗教信仰的宽容态度奠定信教的认知基础；第五，他们对宗教的模糊认识是其信教的直接原因；第六，区域民族信仰的影响是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教的根本原因；第七，多重压力致使部分学生走进宗教。[2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杨红副教授分析新疆高校抵御宗教渗透工作的现状及成因。首先，目前新疆高校宗教信仰状况堪忧，信教人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学生的宗教知识来源庞杂，宗教活动与民族习俗相混淆，校园中基督教、天主教升温现象也不容忽视。其次，校园里非法宗教活动时有发生，比如学生从事宗教活动，非法宗教书籍、音像制品的传播以及基督教、天主教日益凸显的高校渗透。再次，敌对势力加快渗透步伐，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宗教加紧高校渗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同时他们利用基督教、天主教加剧新疆高校的渗透活动。她提出抵御宗教渗透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坚持疏通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耐心教育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的原则。[215]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黄艳红副研究员指出，美国邓普顿基金会资金雄厚，奖励和资助的项目研究均有明显的宗教倾向。该基金会的全球资助项目多为自然科学类研究，而在中国的资助项目主要是社会科学研究和培训。它在中国资助的两个大型研究项目，一个是“科学、哲学和信仰：中国学者计划”项目；另一个是2009 ～2013年“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和培训项目（CSSP）。就项目方案和研究课题设置及运作的部分结果来看，两个项目均有比较明显的亲宗教倾向，对目前中国不少大学的师生产生明显的影响。该基金会的宗教倾向在西方已经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这应当引起国内的重视。[216]

在我国，大学生已经成为互联网的最大用户群之一。左鹏以大学生为对象，考察基督教在网上传播的情况。境外基督教组织和信徒利用互联网所能利用的全部方式，传播福音。其中最主要的是创建基督教门户网站、建立基督教社区论坛、开辟基督徒博客空间和利用基督徒社交网络。他们利用互联网打破时空界限、跨越文化障碍的传播特点，把基督教的教义和文化传播到大学校园里，对我国大学生进行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217]

互联网一出现便被应用于宗教的传播。长沙理工大学张承安对大学生的网络宗教生活进行解析。大学生的网络宗教生活具有如下特点：交流方式多样化；多数在校大学生的网络宗教生活无规律性；接收的宗教信息非常广泛；突破传统的宗教生活方式；也容易被各类信息误导。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等特性是网络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巨大差别，增加了高校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我们需要客观公正地对待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从宗教产生的源头抓起，寻求战略意义上的应对之策。[218]

有学者对福建地区的大学生信教情况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受调查的大学生信教比例偏高，佛教、基督教影响大，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占到被调查总数的30.98%。其中，在信教学生中，信仰佛教约占73.71%，信仰基督教约占20.13%。当代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信教行为隐蔽性高、信仰界限模糊等特点。高校应采取切实措施满足大学生的合理精神需求，积极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建设完善的课程体系，强化课程教育的作用；多渠道普及宣传科学知识，用科学的精神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密切关注大学生需要，增强大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19]

有调查显示，有些学生党员和团员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同时信仰宗教；大学生中存在非法宗教组织；境外宗教团体有组织地对高校进行宗教渗透；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在大学生中影响较大；学生中存在受同学、朋友影响而信仰宗教的情况；大学生信仰宗教重在精神和心理慰藉。调查者建议，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把握大学生信仰状况，除加强科学精神和无神论教育外，应引导信教学生依法活动，帮助“望教者”和“宗教文化追随者”正确认识宗教，培养大学生健康向上的品格。党组织应加强教育，绝不允许党员信教。[220]

有学者对北京地区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调查研究进行梳理，将其研究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基本状况：具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人数比例呈上升趋势，信教大学生在家庭背景、性别、年纪和专业等方面存在差异；第二，大学生接触宗教的途径和信教的原因：大学生接触宗教的途径主要来自书籍、课堂和亲朋好友，多数信教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才选择信教，信教原因具有多重性；第三，大学生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活动特征：多数大学生对宗教持宽容态度，大学生信徒对基本教义、教理的理解程度高，参加宗教活动热情高，更倾向于团体活动；第四，信教后对大学生的影响：信教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改变非常大，他们在思想倾向上存在消极性；第五，对策建议：应多管齐下，包括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以及加强对非法传教活动的管理。[221]

有学者通过在河海大学、东南大学进行宗教信仰状况调查，分析大学生信仰宗教问题以及科学无神论教育的缺失。大学生的宗教信仰有如下特征：信教者比例并不高，但相当多数人对宗教感兴趣；对宗教没有明确的认识，部分人认为宗教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其宗教信仰动机具有功利性和非理想性；信仰选择主要集中在佛教和基督教。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在于宗教本身的魅力、学生自身的主观原因以及高校科学无神论教育的缺失。他指出，科学无神论教育亟待加强，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创新科学无神论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提高时效性。[222]

有学者针对宗教向高校的渗透，剖析大学生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误解。目前宗教向高校渗透是多种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容易引起大学生的信仰危机，从而为宗教传播提供空间。宗教自身独特的道德、文化魅力也对大学生有吸引力。大学生本身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与他人保持顺畅的人际交往，当他们在现实中碰到障碍时就可能会转向宗教。高校应该坚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主导地位，在运用科学无神论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要掌握好反复性、协调性以及实效性三大原则。[223]

通过对青少年“星座迷信”的考察，有学者认为，星座迷信涉及12～28岁这个层面的青少年，他们迷信星座的原因各不相同。不同的年龄层具有不同的原因：小学生、中学生更容易受星座迷信思想吸引；大学生、成年人则希望通过星座预测获得心理慰藉。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对星座的宣传则助长了迷信的传播。家庭、学校在思想教育方面的缺失最终使得这种迷信思想乘虚而入。我们应当用科学来战胜迷信，星座事实上是套用天文学术语、打着心理学理论旗号的一种伪科学，本质还是迷信。它的泛滥，反映出当今教育存在的问题。学校、家庭应当形成一股合力，彻底清除这种迷信的影响。[224]

4.大学无神论教育

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大学校园中有神论发展迅猛，而大学教育中科学无神论教育十分匮乏，表现为宗教知识通识课不足，缺乏无神论的立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关内容太少，收效甚微；科学文化类课程基本无相关内容，无神论难以凸显；校园文化充斥着大量有神论内容，难觅科学无神论的踪影。要在大学加强科学无神论的教育，首先应发挥课堂教学的主导作用，包括开设专门的科学无神论课程，在已有的课程中增加相应的内容，开设专题讲座，等等。此外，还应当拓展多种途径，包括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和增强科学无神论思想。[225]

有学者指出，要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抵御校园文化传教。作为对有神论的批判与否定，科学无神论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有神论思想体系的变化要求无神论作出新的回应，有神论迷信思潮不断改头换面也更要求无神论及时予以关注现实。为有效地抵御当前校园文化传教现象，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无神论科学的自身建设。他建议：首先，新的宗教神学思想需要正面的理论回应；其次，应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需要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与普及；再次，科学无神论应当从服务现实的角度构建自身的积极内容；最后，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基础理论建设。[226]

有学者指出，当前多数大学生认同宗教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西方敌对势力也是利用宗教的文化属性进行渗透。从宗教的本质出发，对宗教进行分析，向大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宣传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能够使大学生正确地解释宗教现象和分析宗教文化，正确地认识宗教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理性地看待宗教及其信徒，以促进校园和谐、社会和谐。[227]

有学者指出，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应当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其课程应该包括：（1）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起源、本质的观点，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的功能与作用；（2）关于宗教有神论如何形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内容；（3）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和宗教相区别的观点，有助于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信念；（4）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教信仰自由学说，是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现象的理论依据。[228]

（三）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1.纪念中央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19号文件发表30周年

2012年3月31日是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19号文件30周年。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段启明回顾19号文件的起草情况、主要精神以及30年来贯彻该文件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对宗教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反思。他指出，第一，信教人数激增，有神论迷信思潮阵地扩大；第二，国外势力利用宗教极力进行渗透，企图“重返中国大陆”；第三，迷信活动沉渣泛起，妖言惑众，骗钱害人；第四，邪教践踏人权，摧毁生命，危害社会；第五，滥建庙宇、滥塑露天佛像，推动有神论迷信思潮泛滥；第六，有神论迷信思潮对在校学生的影响触目惊心；第七，某些文人学者在有神论迷信思潮泛滥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八，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宗教社会事务监管不到位；第九，某些共产党员在有神论迷信思潮泛滥中沦为俘虏或推波助澜。他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会有不同看法，正是这些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宗教实际工作，影响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他建议，用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这样才能在全党真正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一认识，才能在实际中把宗教工作做好。[229]

有学者指出，19号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我国的宗教情况，确定对宗教的基本认识、宗教工作的目的、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任务，等等。文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并把它作为一个政策性规定。然而，30年后，正像中央对腐败屡禁不止一样，中央屡提党员不能信教，而党员信教的比例却有增无减。19号文件提到一些政策性问题，诸如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问题，宗教与民族问题，反渗透与对外交往问题，青少年信仰选择问题，基督教家庭聚会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宗教进行研究的问题，党政部门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问题，等等。这些在当年只是初露端倪、并不突出的问题，今天都成为难点、热点、焦点。她认为，今天的宗教工作还没有完全达到30年前19号文件提出的基本要求。[230]

2.抵御宗教渗透问题

习五一指出，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国会通过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是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中国成为国际宗教右翼势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战略意图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应当重视境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境外右翼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231]武汉大学黄超副教授对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其意识形态演变的轨迹。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最新目标就是在中国国内形成奠基于“新宗教治外法权”基础上的“国中之国”，推动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准则和伦理底线的“新人权运动”将是实现该目标的突出标志。其策略就是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为基础，实行“宗教政治化”。这种新模式中，新的传教载体主要是数量迅速增加的留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新的对华宗教渗透组织体系，如“对华援助协会”，具有明显的“非宗教化”和“政治化”特点。这种新模式的出现与美国对华宗教渗透的意识形态演变密切相关。这种演变经历是从神权政治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再到新冷战意识形态的过程。要防范和抵御这种新的宗教渗透，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教关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以及建立宗教突发事件危机处理的长效机制。[232]

黄超探讨美国排华运动的宗教意识形态根源。他通过对《排华法案》的个案分析，说明它与美国的立国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度的“精神共构”与事实上的因果关联。美国的立国先贤在吸取西方启蒙思想中“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同时，也自然地继承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与基督宗教中心论，《排华法案》只不过是后者庸俗和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他分析《排华法案》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国立国精神中的两面性或内在矛盾，即所谓的民主政治体现的是明确的种族利己主义本能，普遍的信教自由却限制在基督教的范围以内，以及它对付中国的“赫德方法”和“马汉原则”中体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33]

上海政法学院倪乐雄教授从宗教信仰、民主制度、地缘政治、外交策略等主要方面阐释美国崛起的原因。他认为，宗教信仰培育美国人“上帝选民”的自我感觉，由此衍生出美国强烈的“救世”意识。这种天国的信仰体现为世俗社会中美国人对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执着追求和设计，对国家产业进行最合理的规划、布局和调整。宗教、制度、产业三个层面的优势转化为超强的军事优势，再辅以成熟的外交艺术和历史带来的天然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五大要素的具备成就了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采用的是一种高明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它经常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打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军事干预”等旗号，不仅占据道义制高点，而且能够造成专制国家内部的分裂，形成里应外合的有利对抗局面，并且自身扮演“解放者”角色。[234]

有学者研究宗教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是宗教法规的缺失导致“宗教热潮”的出现。这种“宗教热潮”伴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失落以及国家分裂趋势不断发展的过程蔓延开来，并没有带来宗教生活的和谐繁荣，反而造成教派之间延绵不断的宗教纷争；特定教派的宗教人士作为特定政治派别的支持者或活动者，使宗教问题不断泛化成为民族问题、政治问题，致使宗教力量成为一种危及苏维埃国家存在的负面因素。其次是宗教领袖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导致宗教问题的政治化。通过改革宗教政策，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不仅没有减缓矛盾，反而使得宗教领域内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宗教矛盾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利用，成为导致联盟破裂的重要推手。[235]

3.宗教政策研究

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政策体系由三个层面构成：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基本的宗教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注意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联系与区别，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特有的宗教政策；建立共产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是有中国共产党党性特征的宗教政策。这三个层次既紧密相关，又各有侧重，形成了完整的宗教政策体系。[236]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朱晓明研究员提出，宗教有宗教性和社会性“两重性”。比如藏传佛教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基层社会单位，僧尼既是宗教教职人员，也是国家公民。宗教的宗教性和社会性同时体现在它的结构、功能以及社会作用当中。宗教在结构上的“两重性”决定了它功能上的“两重性”；而宗教的功能要在一定具体条件下才能表现为具体的社会作用。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应当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入手，用法律加以规范，这样既可以有效抵御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破坏，又可以避免信仰层面的冲突。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三项工作：社会管理、民主管理和佛学建设，同时处理好两对关系，即社会管理和民主管理的关系，以及寺庙爱国主义教育、法制宣传教育和佛学思想建设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实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和谐稳定。[237]

有学者对山东省济阳县店子村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情况进行调研，概括该村基督教发展的特点。农村基督徒一般有两类皈依，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店子村基督徒都是家庭教会的成员。这里的教徒中病人多、老人多、女人多、文盲多；农村基督教内部教派林立，教徒水平参差不齐；农村的信徒面临着世俗社会很大的压力；农村基督教传播具有入乡随俗的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申；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宗教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制度性宗教，基督教自身有很强的传播性。他指出，政府的任何惠农政策，都是赢得民心的尝试与进步，同时也是对基督教等各种制度性宗教在农村传播的有效抵制。[238]

有学者对当前佛教教义被热捧的现象提出批驳。一位宗教学者在其2006年出版的书籍中一语道破佛教哲学的本质，即佛教哲学最终归结为出世的神学。数年以后，该学者却将这种“出世的神学”推向“阐述人类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的高度。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宗教研究者应该有一条道德底线，不能夸大宗教教义的重要性，从而把人民群众引向宗教。学者在象牙塔里不了解寺庙的实际情况，不理解信徒内心的焦虑与现实苦恼，却将宗教教义演绎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239]

（四）中外方无神论思想史研究

作为科学无神论研究的思想源流，中西方无神论思想是许多学者研究的命题。

1.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研究

中国历史上延续着一种朴素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学人对此多有探究。有学者研究东汉著名学者王充的反谶纬思想。谶纬源于先秦，兴盛于西汉，至东汉时期则成为官民共同信奉实践的思想。它囊括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祥瑞、命相数术、宇宙生成等多种思想形态，有四个相互联系的特征：即宇宙生成论、感应论、目的论和神圣化。王充批判谶纬思想，以自然主义的天道观批判感应的目的论；用万物自身的性质来说明万物之间的联系，批判谶纬中完全以天地万物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万物之间的联系；以人为天地间普通之一物批判谶纬思想中的人副天数说；以偶然论和命定论的有机结合批判感应论和目的论。他以注重实知和效验的认识论来批判神圣化的圣知先知全知，给圣人祛魅。[240]

许多学者坚定地声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无神论，有学者通过文献资料的举证以及逻辑分析，对此提出质疑。孔子是持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纵观《论语》，孔子虽没有强调鬼神的存在，但也没有明确否认过鬼神的存在。如“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鬼神的迷信，并不是彻底否认其存在。[241]

2.西方无神论思想研究

西方的无神论思想是科学无神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1）古代西方无神论思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珍副教授研究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马克思曾说：“勇敢的伊壁鸠鲁早就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把诸神赶到太空中去（也就是赶到无人居住的宇宙空间中去）。”关于主宰人命运的神是否存在，伊壁鸠鲁提出著名的无神论“三个杀手锏”：如果上帝想阻止而不能阻止恶，那他就不是全能的；如果他能阻止而不想阻止恶，那么他就是坏的；如果他既能阻止又想阻止恶，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恶？于是他得出结论：如果他既不能阻止又不想阻止恶，我们为什么要称他为上帝？长期以来，这“三个杀手锏”从逻辑与理性的角度挑战着上帝和神学，也启发着世人从自己关于神的虚妄的观念中走出来。[242]

13世纪的巴黎大学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中心，王珍介绍其代表人物——当时巴黎大学校长、哲学教授西格尔的思想。西格尔反对知识服从信仰，认为哲学和宗教可以同为真理，但哲学真理最高；他认为物质、运动都是永恒的，世界也是永恒的；世界为必然性所规定，不是上帝的自由创造，而且上帝甚至也不愿意主宰宇宙的一切。他认为，神也不能使有限物的灵魂永垂不朽。灵魂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个别人的灵魂是物质的、有死的，但整个人类的灵魂则是不朽的；个人的灵魂虽然无法与神的理性相抗衡，但人类理性可以与神的理性相匹敌。他甚至宣称：现在我们与上帝的奇迹已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用自然的方法探索自然的事物。作者认为，虽然西格尔最后被教会迫害致死，但他的思想成为摆脱教皇束缚和精神枷锁的思想武器，成为当时人们争取思想自由的旗帜，为欧洲人文理性新时代的到来铺平道路。[243]

（2）当代西方无神论思潮

《剑桥无神论指南》一书由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无神论者米歇尔·马丁（Michael Martin）编著。此书分析批判古典与当代的多种有神论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无神论的入门之作。有学者翻译该书第一部分中的第三篇文章，即无神论在当今时代的人数与类型。作者综合近10余年来大量相关研究报告，全面介绍当代无神论与有神论在整个世界的变动与分布状况。依靠充足实证材料的支撑，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无神论水平与社会健康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驳斥宗教信仰具有“天赋性”的观点。[244]

米歇尔·马丁指出，历史上无神论者一直被认为在道德品格方面有缺陷而经常遭受攻击，比如人们坚持认为他们不可能诚实可靠等。马丁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指出，无神论对道德品格具有不利影响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无神论者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道德品格比有神论者低劣，而是他们不能为其道德行为提供可信的基本原理。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不存在道德义务和道德禁令”。一个批评者在无神论伦理学中找到的任何问题，其实都应该被正确地放到数量巨大的、与神圣命令理论相关的问题中比较分析，而并非将它孤立在无神论的领域里。总而言之，马丁指出，无神论并不会导致道德的无政府状态。[245]米歇尔·马丁对于无神论经常遭受的另一个批评，即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生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论点进行分析。他从人生的无意义、人生的荒谬和人生的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指出对无神论的这一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无法依靠这三个方面来区分有神与无神。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生命就无意义、荒谬和无价值的理由，同样也适用于如果有上帝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上帝存在，生命也可能是无意义、荒谬和无价值的。[246]综合以上论证，米歇尔·马丁重申自己的目的，即为支持上帝存在的论证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批判，为反对上帝存在的论证提供一个辩护，从而具体地表明它们与无神论的相关性。他表明，无神论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立场，而信仰上帝则不是，即对犹太—基督教上帝——一个全知、全能、全善，创造天地宇宙的位格神——的存在的信仰是非理性的。[247]

张英珊翻译曼德琳·莫里·奥海尔的《我为什么是个无神论者》。奥海尔首先讲述自己选择的道路。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即不相信存在一个上帝，也不接受任何人格神和自然神的概念；不相信天堂地狱、死后的生命存在；不相信神迹、不接受天使；不相信先知、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圣书。其次，她解释什么是唯物主义哲学，即自己用以指导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理性准则。从无神论者的角度，她对西方历史上提出来的上帝存在的种种论据进行鉴别，对《圣经》的神圣性进行批驳。她认为，无神论者就是摆脱神学束缚的人。无论宗教被渲染得多么天花乱坠，无神论者都不会迷醉其中。他们相信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一个哲学门类。无神论者有尊严，有知识，豁达忠诚，珍视生命。[248]奥海尔追溯唯物主义的历史，特别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伊壁鸠鲁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卢克莱修的《悟性论》以及布鲁诺的牺牲。她指出，古代唯物主义从成熟之时起，就将锋芒直指宗教，公开反对宗教，卢克莱修更将埋葬宗教当做是人类的当务之急。现代唯物主义者则将唯物主义原则简单概括为一句话：“自然之外，别无他物。”即自然是整体，人类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并受到整体的影响；人是有机体，其精神存在只是其物理本性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于人体有机组织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行为模式。[249]

孙倩评述保罗·库尔茨的著作《科学与宗教：它们可以调和吗？》。该书从科学、历史、哲学、道德等多角度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主张两者关系冲突，应该对宗教进行科学探索与质疑。近40年来，在国外学界认为宗教与科学可以调和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热”。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是美国新蒙昧主义思潮的泛滥与科学理性的衰落。“调和论”的直接理论后果是：混淆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混淆真理的标准，否定探索真理最可靠的科学方法，从而否定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础。[250]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讨论中，尤为热烈的议题之一是宇宙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如大爆炸理论与上帝、“人择理论”与上帝设计，等等。六位国际著名的宇宙科学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否定现代宇宙学为上帝存在提供证据一说。宇宙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和演变的，没有目的和设计，将上帝与现代宇宙学理论扯上关系，无非是想表明“科学与宗教”可以调和。这些科学家们明确表示，科学与宗教是没有共通之处的。[251]

（五）膜拜团体研究

膜拜团体、破坏性膜拜团体或邪教问题，是当代科学无神论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辛芃从20世纪流行的“新时代运动”思潮的影响来考察“法轮功”。“新时代运动”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造就出像张宏保、张香玉、沈昌、李洪志这样具有神功异能的“新时代大师”；也造就出中国“新时代”的理论基石——人体科学和具有“灵性”思维的中国“新时代”弄潮儿柯云路。他们成为中国“新时代运动”的标志。然而，这些思想无非都是利用虚构的灵魂独立实体以及所谓的“意念波”和“意念粒子”，构筑一种灵学唯心主义，其理论粗糙且鄙俗，“愚化”群众，造成了严重的不良社会影响。这场运动的实质是要唯物主义还是要灵学唯心主义的问题。“正胜邪则治而安”。“人体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新时代”同出一辙，最终还是会滑向神秘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国内外各种腐朽思潮的影响，防微杜渐，让思想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252]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陈青萍教授提出构建防范膜拜团体活动的社会预警模式，即以社会控制论、心理控制论为理论依据，以信息采集分析、危情综合分析、危情形势处理三大技术为支撑，以政府、民间、社区、家庭为依托的防范膜拜团体活动的社会预警教育模型，能够为社会安全与稳定提供效应性方案。其中，危情综合分析技术包括制定危情指标和划分危情级别两个内容，而危情形势处理技术则包括个体危情心理疏导、个体科学素养教育以及家庭督导帮助机制等个体危情处理方法，以及以社区工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危情处理方法。构建防范膜拜团体活动的社会预警模式，需要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与支持，才能形成多点结合的全民式防范机制，才能更好地保障我国社会安全与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253]

2012年“全能神”组织大肆宣扬“世界末日”谣言。有学者指出，该邪教原名“东方闪电”，曾被政府取缔过，后来转入地下活动，现重新以“全能神”的面目出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首先，邪教问题是一个社会现象，它就像一只“沉不下去的橡皮鸭”，不断反复出现，要常抓不懈。其次，邪教问题是与迷信思潮和活动紧密相连的。必须破除迷信，加强科学世界观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最后，只有解决好社会现实问题、实现综合治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人民福祉，才能消弭邪教的活动能量。反邪教任重而道远。[254]

尽管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很多传统迷信思想已被破除，但事实上迷信形式也在花样翻新。有学者以控制策略理论为视角，试图从心理成因方面对迷信行为进行解释。他从迷信行为的情境诱因、认知因素、情绪因素以及适应功能四个方面对迷信行为的发生进行分析。无论哪个时代，人类都要面对未知的领域、不确定性以及压力情境，迷信策略的使用正是作为一种次级控制策略而得以保留，它帮助人克服习得性无助、重获控制感，是人们寻求内心平静的一种手段。无论人们现有的对迷信的态度如何，当人们的控制感削弱时，迷信策略就会产生普遍的吸引力。我们要用科学教育的武器来扫除迷信。教育可以预防这些迷信策略被愚昧的头脑当做初级控制来使用。这样，随着人们科学素养的提高，在未来迷信行为必将被根除。[255]

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格雷戈里·S. 布莱米林博士指出，“在许多校园，宗教团体是发展最快的组织。”有超凡感召力、自称得到神灵启示的宗教类的复兴团体增长特别快。他从心理和社会两个角度探讨为什么大学生容易受到影响加入膜拜团体。由于大学时代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时期，学生们面对膜拜团体的心理游说显得非常脆弱，这是他们逐渐从家庭迈向社会、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过程。他详细考察校园内膜拜团体的招募类型和方式以及加入膜拜团体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与心理情感有关，也给学生个人及其家庭带来了财产损害。对于棘手的膜拜团体问题，他建议，学院和大学有责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促进思想自由，使之成为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情操的人。在法院的指导下，学院和大学的管理当局应通过教育使学生和员工了解膜拜团体的修行方法，应当制定适合的政策对校园团体进行评估认可，应当对那些对有害的膜拜和邪教行为进行处理，并将相应的措施纳入学校管理的政策之中。[256]

三 思考建议

随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科学无神论的学术研究重新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在宗教研究领域浮出水面，而且更多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中。虽然科学无神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但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从学术研究领域来看，国内专业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尽管中国无神论学会努力发掘有志献身于科学无神论研究的青年学者，但数量依然十分有限。由于需要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众多，而各种学术神学流派丛生，因此，目前少数从事科学无神论研究学者都忙于应对，努力在学术思想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要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正本清源，必须展开系统的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仍是关键的环节。

就当前科学无神论学科面临的挑战而言，我们认为，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在大学校园里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是抵御境外宗教势力渗透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各级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

无神论的学科建设需要长期的战略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作为专业的研究队伍，正在努力推进学科建设。我们将于2013年出版《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丛书》的第二种，即《当代大学校园宗教现象研究——对北京若干高等院校的考察》。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国情调研项目的最终成果。这是一部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并进行理论分析的专著。我们要联合全国一切有志献身于这一事业的学者共同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事业中，逐步将科学无神论学科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