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名定为《礼仪与兴象—— 〈礼记〉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顾名思义，这部书是从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切入加以探讨，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当下的国学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高等院校陆续建立国学研究院、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弘扬国学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的重要走势，并且至今方兴未艾，呈现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景观。毋庸讳言，这场国学热对于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否定传统文化做法的反拨。可是，国学热能否持久？它是否会像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些运动那样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这确实是发人深思，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要使国学真正得到复兴，首先是要对它做出科学的界定，其次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运作方式。

何谓国学？学界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与前些年对于文化所下定义名目繁多的情况有些类似。经过近些年的思索和实践，人们逐渐达成比较普遍的共识，认为国学应以经学为核心，经学是国学的基础。而在传世的经学著作中，十三经最具权威性。离开十三经而谈国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十三经中，礼经占了三部，即《周礼》《仪礼》《礼记》。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真正以“三礼”为切入点去研究国学者，尚是学术的薄弱环节。追究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认为这三部礼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以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礼记》而言，虽然西晋陈劭已经指出这部书是戴圣删古礼而成，但是，许多学人仍然不承认它保存的是先秦文献。《礼记》有《乐记》，古注已指明是先秦公孙尼子所作，然而，不少人却认为这部论著是对《荀子·乐论》的抄录。《礼记》有《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多有相同之处，由此而来，有些人又认为《荀子·礼论》在前，而《礼记·三年问》出自汉儒之手，是对《荀子·礼论》的传抄。类似说法，直到当下仍然不时可以见到。近些年来，随着出土文献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礼经是先秦文献的看法得到了众多证据的支撑，因此，对礼经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开始走出疑古的时代，以客观的态度审视这类文献的价值。对于《礼记》中的众多专论，陈桐生教授认为出自七十子后学之手，是先秦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持论公允，颇有启示意义。秀臣博士对于礼经有着清醒的认识，没有受到疑古思潮的干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三礼用诗考论》，明确地把三部礼经作为先秦文献加以处理，并且取得众多学术成果。这部新作则是把《礼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保持了连续性。二者相衔接，构成他从礼经切入研究国学的格局和体系，并且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可供继续拓展。秀臣博士的这两部著作，对于当下的国学研究和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学如果抛开礼经，要么成为纯思想方面的传承，要么沦为形而下层面的技艺的演示。而从礼经切入弘扬国学，则必然涉及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礼仪伦理等诸多领域，有利于展示国学的精英文化属性和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就此而言，秀臣博士的这两部著作，虽然没有以弘扬国学的名义进行标榜，却代表了国学研究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