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莱辛理论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凯里·卡普兰等在《生存的点金术》的前言中说，莱辛曾经自诩为现实主义者，但又是幻想家；是共产主义者，又是莱因和沙赫的学生；既是“一个个人微小的声音”，又是宇宙的代言人。而其作品中的人物和莱辛同样难以定位，如《金色笔记》中的安娜。莱辛在述说作家安娜的故事，作家安娜又在写爱拉的故事，爱拉又在写另外一部小说。而小说中的安娜写的书的第一句话居然就是《金色笔记》的第一句。20世纪80年代，莱辛又化身为简·萨默斯。如此等等，使评论家甚至对多丽丝·莱辛是不是多丽丝·莱辛都不敢肯定了。其实，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的不仅是她的身份，还有她特立独行的性格。她在好评如潮的时刻，敢于直斥评论家们的无知；在被誉为英国的波伏娃时，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当大家听到她是沙赫的学生，把她归入苏菲主义的信徒时，她却断然宣称早在得知苏菲主义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甚至当她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都很平静地认为只是在获得的诸多奖项中多了一项而已。莱辛身上汇集的性格特点和貌似矛盾的身份其实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第一节 多国文化背景

作为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后代，莱辛出生于伊朗，在南罗德西亚长大，30岁移居伦敦。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在南罗德西亚政府任职的英国人，而第二任丈夫是来自德国上层阶级在南非的政治流亡者。莱辛复杂的出身背景和经历使她从小受到了不同文化的浸润，从而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多种文化的熏陶使人具有创造力，可以打破固有的对人头脑的禁锢。”克丽丝·鲍尔迪克（Chris Baldick）也认为“迁移和国际旅行对于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来说的文化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也许，这就是莱辛之所以具有全球视野并能高瞻远瞩的秘诀。

伊朗：伊朗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处，一直是世界列强必争的战略要地。19世纪，伊朗陆续和俄国签署《古列斯坦条约》《土库曼恰伊条约》，和英国签署《德黑兰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伊朗丧失了领土、海关、司法主权、外交独立权，从而成为半殖民地化的国家。伊朗朝廷成为英国的傀儡。20世纪初，由于伊朗发现了石油，英国通过英波石油公司垄断了全伊朗的石油开采和经营业务，英俄之间在伊朗的争夺进一步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朗被卷入战争，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德国、俄国和英国争战的战场。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苏联取消了伊朗所有的债务和它在伊朗的特权，而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石油工业方面的利益，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据了原来俄军在伊朗的地盘，从而使伊朗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后，才逐步收回列强在伊朗的特权，并于1935年正式改国号为伊朗。

伊朗地处中东，是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因而伊朗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宽容性。伊朗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不过，国内到处可见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其最早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也称祆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也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和西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据说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学者曾详细阐述了太阳神密特拉崇拜对于基督教的生成意义。伊斯兰教的圣经是《古兰经》。在对《古兰经》的经文和教义进行独特解释方面独树一帜的苏菲派在伊朗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由于苏菲派宣扬男女平等，因而伊朗的妇女地位很高，突出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很高的就业率上。苏非们既是哲学家，又是苏菲教义的宣扬者，还是诗人，因此文学、宗教、哲学在伊朗是相互融合的，这又对应了伊朗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汇通，因此这种相通的文化对于出生于此的莱辛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莱辛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身心遭受重创，认为英国背叛了自己，不愿在英国任职，而申请去了伊朗，在伊朗西部的省会城市科尔曼沙赫（Kermanshah）的波斯帝国银行分行任经理。1919年秋天，莱辛降生。科尔曼沙赫是科尔曼沙赫省的首府，离德黑兰525公里，离伊拉克边境120公里。它靠近扎格罗斯（Zagros）山脉，气候四季分明，冬天寒冷、多雪，春秋多雨，夏天炎热。它东北方向30公里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伊朗著名的古遗址比索通岩雕群像。莱辛在自传中描写自己小时候对伊朗的印象是忽冷忽热的恶劣的气候，冰冷的水，峻峭的山崖，对自然的恐惧以及监狱一般幽闭的石屋中带栏杆的小床。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恐惧与以后在非洲对辽阔自然的热爱共同构成了莱辛自然观的基础。

后来全家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移居到了德黑兰。德黑兰位于伊朗北部厄尔布尔士山脉南侧，三面环山，气候四季分明。东北方向达马万德峰，终年白雪皑皑，巍峨壮丽，隐约可见。作为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一直是伊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的大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许多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其他教徒。由于伊斯兰教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不同教徒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市区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包括清真寺、基督教堂、犹太教堂鳞次栉比，比邻而居。它的人口民族混杂，语言众多，但主要讲波斯语。由于德黑兰具有悠久的历史，因而各种古迹、名人雕像和博物馆众多。工艺精湛、绚丽多彩的波斯地毯闻名世界。此外还有许多兼具古今风格的公园，供人们娱乐休闲。

在当时这样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莱辛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为莱辛请了只会讲法语的护士。她不仅完全按照英国爱德华时代的标准布置育婴室，而且严格遵守特拉比·金（Troby King）医生的育婴方法安排莱辛的起居。因此，莱辛经常饿得哇哇大哭，但必须等待吃饭的时间成了莱辛小时候最痛苦的记忆。她从小就体验到了什么是规则，什么是权威。她在扔枕头游戏中学习怎么忍受痛苦，怎么约束自己去学做一个有教养的人。但同时，伊朗的山水也使她小时候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和历险：母亲带他们堆雪人、爬山、野炊，沿途给她讲述那些雕像中蕴含的伊朗的历史，参加公使馆举行的孩子们的化装舞会（游戏）等。但童年带给莱辛的印象悲伤多过欢乐，她觉得自己“在哪里都不合适”。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是古代著名的波斯帝国所在地。它地形独特、文化丰富。莱辛5岁就离开了伊朗，所以它留给莱辛的印象是很模糊的。但她在伦敦，每当听到山下传来鸡叫的声音，就恍若回到了伊朗。也许正是这种模糊的印象使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具有了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神秘性。虽然她从来没有回过伊朗，但她说自己对它非常感兴趣。她常常在作品中使用伊朗的字词，小说中的人物也以此起名。显然伊朗文化对莱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莱辛“外空间”五部曲小说中，第一部《什卡斯塔》的书名 Shikasta，波斯语中就是“坏了”的意思。伊尔哈姆·阿芙男（Elham Afnan）也撰文指出，第二部《第三、四、五区间的联姻》中，儿子的名字Arusi指“联姻”，因此不是指哪个人的延伸，而是指两人都有的可能性。爱思把孩子看作“不相容的结合”，意指婚姻本身就是不相容的结合，它的含义超越了身体的结合而延伸到指任何两个独立甚至对立的物体结合为一个大于部分总和的整体。另外三区的首都Andaroun字面意义指“内室”（inside），通常在传统的波斯人家里指女人住的内室。三区就是一个女儿国，甚至是女权主义的国家，所以首都是指女人自己的世界很合适。与此相反，五区的女王叫Vabsbi，指“野蛮”，用来形容女王：她是一个“野蛮的女子”，穿着“野蛮的服装”，所以起初“没能压抑自己的野性”。四区在中间，所以通过本·阿塔的婚姻（arusi），五区的野性（vabshi）和三区的内在（andaroun）和平相遇并和解。莱辛用三个波斯词强调了小说的中心主题：即相对立的因素结合的必要性，以使进步能够发生。对此，莱辛认为在作品中经常使用伊朗字词，是因为许多人不认识它，从而可以引发联想。她也经常从希腊神话中撷取生僻的词，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20世纪60年代莱辛对苏菲主义的兴趣，除了苏菲主义本身的教义和莱辛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以外，很难说这不是源于一种出生地情结和对故土的眷恋。苏非神秘主义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道禅思想相类似，前者追求人主合一，后者追求天人合一，实际上他们追求的都是一种人的个体精神与宇宙间的绝对精神相和谐的境界。文学、宗教、哲学的融合也是伊朗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对莱辛的思想应该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正是由于莱辛自小接受的是多种文化的熏陶，因此她才更能理解各种文化相通的价值。当莱辛1989年在旧金山接受塞基·汤普森（Sedge Thomson）采访时被问到伊朗的风景对她有什么影响时，她说，不是伊朗的风景有什么特别，而是那类的风景。伊朗那种高大、干燥、尘土飞扬的景象，时不时在她旅居西班牙等国家时出现。她很小就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间穿梭，从而使她自己眼界开阔，不再囿于一时一地，不再囿于对某一种文化的认同。所以莱辛说：“每一种文化都和另一种不一样。一种文化中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只是对那种文化有价值，都是相对的。”

南罗德西亚：南罗德西亚（即现在的津巴布韦）是位于林波波河和南非联邦以北的英属殖民地。1980年独立后改名为津巴布韦。南罗德西亚取名于南非商人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1888年南非的大英帝国商人塞西尔·罗德斯和恩德贝勒（Ndebele）国王洛本古拉签订《拉德租约》（Rudd Concession）以及《莫法特条约》（Moffat Treaty）协议，获得了在南罗德西亚的采矿权。随即英国政府同意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具有管辖从林波波河一直到坦噶尼喀湖这块领土的特许权，并作为英国的保护地。1889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签署特许令。1890年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开始派人进驻南罗德西亚地区，修筑索尔兹伯里要塞（即现今的哈拉雷）。在和当地土著人（Matabele）分别于1893～1894年和1897～1898年进行了两次战争之后，控制了该地区。1895年正式成立殖民国家罗德西亚。1911年分为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和南罗德西亚。本来英国政府希望南罗德西亚并入南非联邦，但南罗德西亚人却不愿意。1923年经过当地白人投票选举，成立了南罗德西亚自治政府，作为英国政府保护地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1953年南罗德西亚与北罗德西亚、尼亚萨兰两地共组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后因内部纷争而于1963年取消，英国组建多种族政府的试验失败。在1964年北罗德西亚宣布独立，定名为赞比亚之后，1965年自治政府总理伊恩·史密斯将英国所任命的总督驱逐、自行宣布独立建国，定国号为“罗德西亚”，但未获得国际承认。1970年成立共和国，不再尊崇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1979年易名为津巴布韦罗德西亚共和国，同年12月解散，次年4月二度宣告独立，建立津巴布韦共和国，完全由黑人组建政府，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由于南罗德西亚一直作为英国的保护地，南罗德西亚白人自恃高人一等，不仅高于黑人，也高于当地的荷兰裔南非白人或其他白人。“很早，南罗德西亚人就认为自己完全不同于开普敦的殖民者以及后来的南非白人。在殖民政治早期的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就是对可能被南非同化的恐惧。而正是对南非的敌对，或者说是对荷兰裔南非人的敌对，才使得南罗德西亚人大叫大嚷地说自己是英国人。他们对英国既仇恨又忠诚，情感复杂。因为只有获得英国同意，他们才能和南非区别开来，但同时英国又不像南非那样更可能支持国家对黑人的种族统治，而这被认为是殖民者生存的必要策略。”南罗德西亚人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而不是非洲人。他们把英国称为自己的“家”，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有朝一日挣了大钱，回到自己的“家”。莱辛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典型。然而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莱辛，其情感却要复杂得多。

莱辛从5岁开始一直到1949年离开，在南罗德西亚生活了25年。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她在这里长大，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无论是在自传里，还是在访谈中，抑或是在她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个自由自在地在旷野中嬉戏、奔跑的小女孩的身影，那个和各种植物、小动物为伴的拿着猎枪的白人女孩倔强的脸庞。在这里，有无数个听着各种蚊虫交响曲入眠的寂静夜晚，有闻着各种花香，在一望无际的丛林中徜徉，尽情编织少女美梦的白日。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她目睹和体验了世界上最黑暗、最悲惨的种族歧视，因为“南罗德西亚的整个法律制度完全是依据南非的法律制度制定的……在按照南非模式建立起来的南罗德西亚的非洲人比尼亚萨兰以及当时的北罗德西亚的非洲人受到更多的奴役”。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联邦制受到了北方抵制，并最终解体的原因。然而，也正是南罗德西亚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了莱辛复杂性格和她多重身份形成的根源。从小，她就知道自己不是南罗德西亚人，而是英国人。她接受妈妈“正统的”英国式教育，感受着不仅远远高于当地黑人的优越地位，而且感受着不同于荷兰裔等其他白人的优越地位。在这里，她不仅有机会安下心来阅读无数优秀的历史和文学作品，而且她通过读书懂得了许多道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黑人才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她不能尽情地和荷兰裔白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小朋友玩，更不能接触被视为“野蛮人”的黑人。那些黑人不仅是仆人和奴隶，而且对白人来说是“看不见的人”，更是“刚从树上下来的野兽”。因而白人甚至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做一些他们不能当着其他人所做的事或说一些不能当着别人所说的话。莫娜·奈普在《多丽丝·莱辛》中谈到了南罗德西亚的社会结构：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表明，当时南罗德西亚有600万人口，其中有欧洲血统的白人占5%。医生和病人的比率是1 ∶ 9000，婴儿死亡率非常高。黑人中文盲率是70%，白人是零。白人工人的年薪为7644美元，而非洲工人只有686美元。这种不平等深深地铭刻在年少的莱辛心里。莫娜·奈普分析说，在她的青少年时期，莱辛深刻地感受到父母的贫苦、资源的匮乏，然而她家里有100个黑人雇工，她家的经济状况相对于当地的黑人来说，意味着“说不出的奢侈”。所以，莫娜·奈普认为年少时的莱辛已经对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它们对于人的潜力的影响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莱辛对于黑人的同情，以及对于种族歧视的义愤，也促使她对“白人的殖民心态”——那种想延长这种殖民统治的所谓“文明的英国人”的虚伪进行了无情的剖析。莱辛以后还多次提到她家里相对于黑人所享受到的优越生活。她在1964年接受美国出版商罗伊·钮奎斯特采访时也说过，他的父亲不仅雇有50到100个不等的黑人雇工，而且还随时能从银行贷到款，而黑人却只能一个月挣到12先令，也就是说还不到2美元。“这非常不公平，而且这仅是巨大不平等图画中的一部分。”她因此而过早地介入了政治，并使她变得具有批判精神。莱辛憎恨这种不平等，憎恨南罗德西亚人的狭隘、虚伪和歧视。她在以后的纪实性散文《回家》和短篇小说《高原牛群的家》中都用数据记录了当时非洲的政治社会状况。非洲那广袤的土地所激发的自由想象和种族歧视所构成的狭隘现实，对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的眷恋和自己外来人的身份，所有这些巨大的矛盾和反差塑造了莱辛复杂的性格，使她既憎恨现实，渴望逃离这个地方，又向往这个充满儿时自由、梦想和美好回忆的家乡。也是在这里，莱辛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懂得了世界上还有这种消除“肤色障碍”，争取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愿景使她向往那个美丽而平等的地方。她觉得英国这个她父母魂牵梦绕的“家”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因此她竭尽全力回到了英国。然而战后英国的现实使她明白，南罗德西亚的生活经历已然塑造了她。在1956年出版的《回家》中，莱辛饱含深情地描述了她在阔别家乡7年后重返南罗德西亚时的感受。她说尽管自己在过去20多年间在不下60多种不同的房子里住过，但自从离开了自己在小山上的房子时，她就再也没有真正地感到有家的感觉。“第一次，我真正回到了家”, “这是我的空气、我的风景，以及最重要的，我的太阳”。

这块土地用它宽广的胸怀、无边无际的丛林赋予了莱辛率真、自由和狂野的性格。而这一点恰恰是她后来不能完全认同英国文化的原因。虽然后来她喜欢上了伦敦的宁静并最终定居伦敦，然而在骨子里，她决然不能把自己和那些具有狭隘岛国意识、傲慢自大、虚伪自私的英国女人画上等号，而后者成为她多部作品揶揄和讽刺的对象。罗德西亚对莱辛最重要的影响除了它独特的社会环境，就是它广袤的空间。莱辛在采访中曾说过，非洲对她的影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它的空间。你知道吗？实际上周围几乎没有人，我过去经常一个人在灌木丛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那里不仅拥有更多的独立性，而且作为一个女孩，我做的事情是那时在英国或者欧洲女孩子不可能做的。我们拥有的自由和独立，我现在都感到吃惊——我很幸运拥有这一切。”在非洲，妇女可以和男人一样出去打猎、耕作，从来没有人表示过不正常。可以说非洲的空间成就了莱辛独立、自主的性格，也使她可以以更加宽广的胸襟来看世界。实际上，正是非洲那偌大的空间给了她自由，那广袤的土地给了她宽广的视野，也给了她全球化的审视高度。她的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拓展，非洲背景成就了她的全部作品。莱辛在《非洲故事》的前言中说：“非洲给予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作家的主要礼物就是非洲大陆本身。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就像一种逝去的狂热一直潜伏在血液里，或者像一个旧伤口渗入骨髓，遇到天气变化就会悸动。”

战后的英国：战后最初几年，虽然丘吉尔的战时内阁解散之后，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承诺重建一个新的“福利国家”，但英国的状况基本和战时差不多。战争使英国的经济遭到重创，因而战后重建工作非常缓慢，配给甚至比战时还紧张。莱辛在《四门城》对战后满目疮痍的伦敦进行了写实描述：玛莎所看到的街道就像“刚刚经历过地震一样”。战后的英国被描述为正在衰落的国家，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和一个“当代的欧洲病夫”或“欧洲的拉撒路（Lazarus）”。然而，英国需要重建的不仅是外表。战争也改变了英国的身份和地位。一方面，在国际上，许多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它的殖民帝国已经崩溃，而其军事力量也大大削弱，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已经被美国所取代。正如科里尚·库马尔（Krishan Kumar）所说的，英国人没有自己的民族身份概念（English nationalism），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像罗马人一样把自己看作一个大英帝国的创建者，而不是世界上的某一个国家。这是他们傲慢的来源。和其他国家的人排斥外人，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形成具有独特品质的内向性相反，英国人是扩张，是外在而不是内在。这就是他们独特看待自己的方式，是一种“使者式或帝国式”民族主义或民族身份。而现在帝国没有了，英国人被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著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也说道，写英国文学的作家们觉得从来不需要考虑自己是否具有国际性，因为英国文化本身就具有国际重要性，但这一切都结束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了。另一方面，战后的前殖民地由于独立后的政治和经济问题，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一种反向移民浪潮。大批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从亚洲、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移民到了英国。据沃特斯（Waters）统计，1951年英国的黑人人口是7.45万，到1959年已经达到3.36万人，1962年已经超过50万人。虽然移民的到来弥补了战后英国劳动力的短缺，但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的种族问题，并在50年代末加剧，终于导致了1958年诺丁山和诺丁汉郡的种族大骚乱。因此，英国在继1948年颁布《英国国籍法》之后，又不得不连续颁布限制英联邦移民的法案。

莱辛来到英国，本来觉得已经远离种族歧视，决定要退出政治，然而在她魂牵梦绕的“家”，种族歧视、身份歧视、森严的等级制、阶级鸿沟在“福利社会”表面公平的掩盖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又一次介入了她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再次重新思考政治问题、思考阶级和种族问题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踏上英国的领土，迎接她的是满目疮痍的伦敦、码头贫穷劳作的白人、等级分明和狭隘势利的英国人。经历了大轰炸的伦敦，到处是瓦砾和毁坏的房屋，到处是无家可归、蜷缩在断水断电的公共房屋里的流浪者。工人区里充斥着贫穷、饥饿、咒骂。更重要的还有她自己身份的尴尬。刚到伦敦，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莱辛带着自己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操着一口南非英语，就租住在这样的贫民区里。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也感受到了“纯正”英国人的白眼。作为一直有优越感的白人，在“家”里，她第一次感受到了遭受歧视的滋味。她讨厌那些自以为是、虚伪自大的英国人。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成了流亡者，成了英国人眼中从殖民地回来讨生活的外乡人。虽然后来经过打拼，很快借助文学融入了英国中产阶级的行列，然而这段经历却成为莱辛刻骨铭心的痛。她感到自己在骨子里永远都不会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家。她的家在非洲，她思念那片养育她和给予她自由的土地。1956年，受莫斯科共产党的委托，作为塔斯社的特约记者，她回到了南非。然而令她感到极为尴尬的是，南非当局却由于她的共产党身份拒绝她入境，并且由于她的出生地不在英国而否认她英国人的身份。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她被允许回到南罗德西亚的家乡看望自己的弟弟，却被南罗德西亚政府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她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不仅如此，在英国，作为一个出了名的新作家，她还面临着另一种身份的尴尬，就是她经常被称为“非洲作家”，而不是“英国作家”。刚到英国，她并不愿意自己被称为非洲作家。

和许多移民作家开始揭示战后真实的伦敦，去除伦敦在殖民地人们心中理想化的形象，加入到重塑英国，重塑英国人的特性过程中一样，莱辛正是由于自己的切身遭遇，也开始关注什么是“真正的英国人”，或“英国性”问题。她在1960年发表的纪实散文《追寻英国性》中，借用叙述人和罗斯等人物的谈话，通过追踪像罗斯一样本土英国人的家族谱系，瓦解了所谓“纯正英国人”的概念。用路易斯·叶琳（Louise Yelin）的话说，莱辛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这样的外国人被纳入“英国人”的概念中去，从而构建自己英国作家的身份，以及确立对英国文化进行批评的权威性。其实，不管莱辛一开始的动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莱辛无论是解构“英国人”的纯正身份，还是建构自己的英国民族身份，其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如此狭隘。如果仔细阅读莱辛的作品，她其实解构的不只是英国人的民族身份，同时她还对南非白人、荷兰裔南非人以及黑人都进行了身份的界定，结果证明所谓纯粹的种族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像单一的性别不能单独存在一样。除了对“英国人”的解构，莱辛还对“纯粹的”阶级等级进行了解构，嘲弄了人为划分人种及阶级界限的荒唐。在莱辛看来，“现行的阶级定义就像现行的纯粹英国人的定义一样是循环的、自我毁灭的命题。”1984年接受采访时，莱辛已经完全认同他人将自己说成是非洲作家或南非作家。当问到这是否是一种局限时，她颇具深意地说，在德国，她被称为“欧洲作家”。从把英国看作“家”，到把回非洲称作“回家”，再到被南非这个“家”拒绝；从被动的“非洲作家”，渴望被称作“英国作家”，再到自觉而不介意被称作“非洲作家”或“欧洲作家”，莱辛经历了巨大的创作和心理双重的历练过程，也是莱辛克服自我的束缚，抛弃单向思维，走向具有世界胸襟的国际作家的心路历程。

经过了“福利社会”战后重建的种种努力，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英国已经完全实现了战后经济向和平时代经济的转型，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政治上，英国也经历了从帝国意识到去殖民化的艰难历程。一大批前殖民地国家陆续获得独立。根据统计，仅在1960～1964年间，就有17个殖民地获得独立。这和战后英国政府所推行的自由开放政策不无关系，也和它竭力想向外界展示的自由进步形象有关。英国60年代开始积极申请加入欧共体。1965年取消了死刑，1967年通过了流产法案，使得妇女有了选择生育的权利。1963年高等教育开始改革，使更多的学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而5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中有关语言、文学等的文化大争论促使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50年代走进人们生活的电视到了60年代进入彩色电视时期，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消费时代已经来临。“喧闹的伦敦”（swinging London）就是当时伦敦成为青年文化时尚中心的生动写照。莱辛在《金色笔记》和《四门城》中就对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及其之后的美国和自由的英国做过多次对比。然而，在这种繁荣、喧闹的表象下，英国社会固有的阶级等级制度并没有改变。1964年莱辛接受美国出版商罗伊·钮奎斯特采访时认为，60年代的英国是一个比美国更阶级分明的社会。不仅不同的阶层之间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们中没有人知道那些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其他人是怎么生活的。所有的这些集团、层次、阶级都有无形的规则，每一层都有严格的规则，但他们和其他集团的规则完全不一样”。因而，怎样化解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怎样面对文化差异，成为后帝国时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外，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冷战”不断升级，如核军备竞赛；世界范围内战争不断，如越南战争等，也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另一方面，还有来自商业利益对传统道德的侵蚀，青少年一代面临的不良诱惑和教育问题。莱辛在1999年接受美国朋友采访时谈到自己60年代大部分时间成为照顾大批“问题少年”的“家庭母亲”。她说，“60年代是个危险的时代”，虽然政治非常诱人，还被称为“喧闹的伦敦”，但她不赞同对60年代的赞赏，“因为我看到了许多人自杀，许多人进了疯人院，还有许多人伤亡”。和平的宣传和战争的现实，传统道德的式微和消费社会中商业化意识的泛滥，人们面临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对莱辛脱离政治后的社会思考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为什么莱辛转向“空间”小说写作的现实背景。

第二节 莱辛的父母和家庭的影响

无论是在自传中，还是在访谈抑或在作品中，莱辛一直以一个反叛女儿的形象出现，但莱辛的父母对她的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莱辛的母亲爱米莉·莫德·麦克维（Emily Maude McVeagh）出生在英国一个上中产阶级家庭。由于3岁失去母亲，而爱米莉的继母虽然很尽责，但却非常冷漠，对孩子们谈不到什么爱，因此爱米莉养成了比较独立的性格。由于她的母亲出身低微，她的父亲从来不愿提起她的第一个妻子，这种强烈的门第观念和阶级意识对她影响颇深。据莱辛在自传中说，她的母亲爱米莉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英国女孩的教育，学业优秀，具有音乐天赋。父亲对她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爱米莉却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执意放弃上大学深造，而当了一名护士。她知识渊博，阅读了各种进步书籍。她仔细钻研蒙特梭利（Montessori）的幼儿教育书籍，熟识画家和社会思想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并深受他反对社会不公等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她还阅读了H. G．威尔斯的小说，特别是《珍妮和彼得》（Joan and Peter）等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小说以及吉卜林的半自传体短篇小说《咩咩黑羊》（Baa, Baa, Black Sheep）。她欣赏达尔文和布鲁内尔（Isambard Kindom Brunnel，英国19世纪著名的工程师，曾设计了西部铁路和许多大桥和涵洞），认为他们是英国历史进步的典范。莱辛说母亲年轻时代像H. G．威尔斯笔下的安·维罗妮卡〔在《安·维罗妮卡》（Ann Veronica）小说中，叙述了安成长为新女性的故事〕或萧伯纳笔下的新女性。“她是现代女性的典范。”

由于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自己成长过程的缺陷，莱辛的母亲完全是按照英国中产阶级的标准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她发誓要把他们培养成“有教养的人”。在德黑兰，莱辛的母亲让她和弟弟参加中产阶级孩子应该参加的一切活动，如爬山、滑雪、游戏，参加使馆区的各种野餐、孩子们的化装舞会等，给他们讲述几千年前波斯王Khosrhn二世（590—628）骑马雕像的历史，告诉莱辛这是“我们的遗产”。莱辛的母亲利用一切机会对孩子进行教育，她把教育孩子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到非洲后，她对非洲的生活极度失望，心理几乎崩溃，因此更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教育孩子上。她教孩子们地理和天文知识、在农场外野炊时教他们动植物知识、做解剖、给他们读《新约》和《彼得·潘》。此外，她自己一直保留着从英国带去的许多中产阶级特有的衣服、装饰等，并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回到英国。

莱辛母亲严格的教育、渊博的知识和对读书的喜好不仅给莱辛创造了很好的读书机会，也使莱辛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莱辛日后成为作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莱辛也继承了母亲的独立和叛逆。对此莫娜·奈普有过精辟的阐发。她认为，正是母亲对于莱辛有关怎样做“优雅淑女”的教育使莱辛幼小的心里注入了“对于传统女性角色的厌恶”，也引发了莱辛对于母亲的反叛。莱辛对母亲严厉的管教非常反感，但她未来的知识储备也使莱辛非常关注时事，对阶级等级政治异常敏感，对英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莱辛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士兵，战前曾是英国的银行职员，战后，来到波斯帝国银行任经理。他是典型的乡村少年，从小活泼好动，不服管教，爱和下人混在一起。后来和众多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一战”，战争中他腿部负伤，尔后和照顾他的护士、也是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爱人的爱米莉成婚。战后，他先在英国银行供职，但他对英国的虚伪和背叛不可容忍，遂决定离开英国去了伊朗。在伊朗银行供职期间，他对伊朗上层的腐败和势利深恶痛绝。因此他在参观了1924年的帝国展览后，被宣传的所谓非洲快速致富梦所吸引，决定去非洲碰碰运气。但战争的巨大创伤不仅毁灭了他对未来的浪漫的幻想，也消磨掉了他对生活的热情，在非洲失败的农场经营对他无疑是雪上加霜。莱辛在自传中描写自己的父亲晚上常常仰望着星空，沉默不语。他后来疾病缠身，脾气越来越坏，和年轻时的他判若两人，战争成为“不可提及的大事”（The Great Unmentionable）。他曾经想过自杀，最后死于心脏病发作。但莱辛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毁了他，他的死亡证明应该改写。父亲对于孩子的态度和母亲相反，他温和有趣，把孩子们当作平等的成年人看待。他时常给她们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热情和浪漫，反对对黑人的歧视。据莱辛说，她家的黑人工资是当地最高的。

莱辛继承了父亲热情浪漫的基因。莫娜·奈普认为，她继承了父亲摆脱压迫文明的自由思想，吸收了他的理想主义、他的幻想才能以及他的正义感。但战争对父亲的打击和摧残使莱辛对战争的危害有了切肤之痛。她把父亲看成是软弱的个人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主要形式的历史环境和后来的财务困境压垮。父母在有关教育孩子和对待黑人态度方面的争执也使莱辛较早对于种族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父母的不同性格对莱辛日后成为作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母亲实际，父亲爱幻想——莱辛既具有现实的野心，又有超越现实的梦想。

对于莱辛和她母亲的母女关系一直是评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大都集中在莱辛对于母亲的不满上。他们的依据除了小说中几乎所有女主人公对于自己母亲的叛逆之外，还有自传中莱辛对于和母亲紧张关系的描写。但实际上，莱辛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像评论界所说的那样。自传中，当莱辛听说母亲要来，并且为了帮助她和照顾孩子，母亲已经学会打字，要来给她做秘书时，莱辛连用了三个形容词“这是令人没有办法回避的、超现实、心碎的成分”来表示自己在近70岁时，仍然感受到的回忆的痛苦。当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莱辛描写道：“我悲痛万分，但这不是一种简单失去的痛苦，而是一种悲凉的、灰色的、半僵化状态——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不能毫无顾忌地放纵自己的情感，就像单纯的眼泪一样，都在布鲁斯忧伤的音乐中表达出来。我一星期一星期、一个月一个月听着同样的乐曲。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这种音乐时，我都不能不捂上耳朵或者立刻把无论是什么乐器关掉……那是一段悲伤而漫长的时期，我仿佛被深深地埋在厚厚的冰冷的水下……有些死亡不是打击，而是创伤，它在人看不见的地方阴郁地扩散开来，从来没有真正地消失。”在此，莱辛对母亲的爱和对自己年轻时任性的悔恨表露无遗。实际上，莱辛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于母女紧张关系的描写大有深意：一是莱辛借自己对于母亲的反叛，揭示有多少妇女是和她母亲一样操劳漂泊一生，而最后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甚至得不到自己亲人的理解。里面有自己的愧疚和忏悔，更有对那时广大妇女命运的惋惜。二是借助回忆自己和描写众多孩子对母亲反叛的盲目性，强调对青年一代盲目反叛母亲所代表的传统，随波逐流、感情失控，以及缺乏对传统或时代理性的思考的忧虑；三是对战争带给人们心理创伤的揭示。莱辛多次表示，多少年后，她才明白，战争对于母亲的心理伤害和战争对父亲的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是一样巨大的。“我许多、许多年之后，才明白，母亲没有可见的伤疤和伤痕，但和我可怜的父亲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第三节 两次世界大战

莱辛曾经在自传、访谈等各种场合多次提到世界大战对她的巨大影响。她在自传中曾经开玩笑说是战争生育了她。莱辛说她的童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笼罩，而她的成长又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覆盖。她的两次婚姻都是战争的结果，是声嘶力竭的疯癫的结果。实际上，世界大战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事情。所以当在丹麦有记者说到这一点的时候，莱辛说，她非常激动，“终于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马琳·布里格斯（Marlene A. Briggs）也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莱辛一生和写作的核心。”莱辛是“暴力的孩子”。从她出生起，战争就一直是她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和话题。莱辛说父亲讲的战争故事使她的心里充满了“理解的怒火”，而且“他的愤怒传递给了我，永远没有离开”。她的家之所以背井离乡来到非洲完全是由于战争带给她父母无尽的灾难和痛苦的结果。莱辛小时候是个非常叛逆的孩子。她自己1994年在接受采访中说，“我是一个受到很大伤害的孩子，非常神经质，过度敏感，过度痛苦……我的确认为这和我父亲以及他总是谈战争有关。老是谈尸体和毒气，这真的对孩子很不好……”她目睹了战争给予她父亲和母亲的精神折磨和肉体的创伤。她的家和许多英国人一样是由于战争被迫“流放”到此的。她父母的命运因为战争而改变，她的命运也因为战争而不同于生长于英国的女孩。不仅如此，她在南罗德西亚还目睹了许多和她父亲一样的战争伤残人员的艰难处境。不久，“二战”爆发，南罗德西亚成了英国的空军训练基地和欧洲难民的避难所。莱辛直接感受到了战争的呼吸，接触到了许多政治流亡人士并和他们以及许多空军士兵成为好朋友、情人，并保持密切联系，但最后莱辛又目睹了他们许多人最后死在战场上，亲身经历了战争带给她与朋友的生离死别。莱辛有许多信件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和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连莱辛的婚姻也是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婚姻，这也成为她一生的痛苦。如果说“一战”已经使莱辛饱尝了由于父亲残疾和母亲抑郁而造成的家庭悲剧和背井离乡所带来的种种困惑，那么“二战”就从情感上让莱辛更深层次地直接尝到了失去朋友和感受战争罪恶的滋味。

莱辛在1969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接受采访时说：“战争以某种方式使人性遭到了损害，这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南罗德西亚有许多像她父亲一样在“一战”中负伤的英国人。据莱辛在自传中说，她经常作为交换女孩去别人家里住一段时间。莱辛目睹了更多的由于战争所导致的家庭和婚姻的破裂。他们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孩子教育问题，不仅使莱辛对社会的复杂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还使她对战争造成的人性扭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金色笔记》中，莱辛对“黑色笔记”里安娜和空军飞行员等一群年轻人杀鸽子的场景，以及对大自然生命的漠视和残害，都象征着战争对于年轻人内心的伤害和扭曲。

战争结束后，莱辛来到了伦敦，目睹了大轰炸给伦敦造成的损害和大英帝国的衰落。在伦敦，由于莱辛的政治身份，她接触到了更多由于非洲纷争不断而来英国避难的非洲政治领袖。这些人有的日后或被杀，或被流放，或成为国家领导人。由于和精神病医生的恋爱，使莱辛接触到了许多被社会认为的“疯子”。不管他们是真正的疯癫，还是“被疯癫”，其直接或间接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战争所导致的精神创伤或心理问题。这在莱辛诸多的作品中都有详细的描写，如《四门城》中玛莎的恋人杰克、马克的妻子莉迪亚等。“我认为像战争这样的可怕事件会在民族心理上留下伤疤。”如果说莱辛原来耿耿于怀的是“一战”改变了自己家人的一生，那么“二战”使莱辛意识到，战争摧毁的绝不是一个家庭或一代人。

但是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人们对战争已经遗忘殆尽。莱辛对人们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和忘记历史感到愤怒，更对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感到忧虑。“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莱辛说：“我们的历史就是灾难史。我们幸存下来了……就在此刻就有30场战争正在进行。因为都是小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们似乎认为它们不重要。我们在毒害大海、水源——我们都一清二楚——世界许多地方的树木都在死亡。这就是灾难的状态。我们不是很聪明的动物，不是这样吗？”莱辛因此而创作了科幻五部曲，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地球，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今天。实际上，莱辛在多部作品中都涉及战争的危害。她不断地运用各种重复的手法，来警示人们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

在战后军备竞赛日益升级的时刻，莱辛不仅积极组织、参加反核游行，而且还和演员理查·波顿（Richard Burton）以及一群科学家成立了“防止核武咨询公司”（the Nuclear Protection Advisory Group），作为有效促进民防的组织。莱辛对和平主义运动无视目前已经有核武的事实，反对民防感到气愤。她认为，不能空谈和平，或盲目谈和平。不要一说到有可能发生战争，就是法西斯分子，要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核战争或核泄漏做好防护，做好准备。她说：“他们根本不认为战争有可能是常规战争，那样的话，就值得做好防护。或许是别的地方发生区域性核战争，这样我们就容易被波及，需要做好防护，甚至或者是恐怖分子误投的炸弹或核事故。你不能同和平运动提起这些可能性。一套套的说辞，都是说，说，说，一点都没有冷静地对事实的思考。”莱辛强调，“二战”期间在德国武装自己的时候，正是由于和平主义运动使英国放弃了武装，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而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她说自己和和平运动主张者的区别是“我会看证据，而他们拒绝这样做。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说你是法西斯主义者或中情局特工，然后就什么也不要说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莱辛对于战争的忧虑，从另一个角度表露出来。这就是对于战争和恐怖主义根源的挖掘。一方面莱辛呼吁正确对待差异，另一方面对年青一代不懂历史，盲目跟风感到焦虑，对青少年教育的现状感到不满。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说过：“文明就是教育和灾难之间的赛跑。”《第五个孩子》《好恐怖分子》等都从对待差异的不同态度、社会责任的缺失以及失当的青年一代教育等角度探讨了恐怖分子的心理和形成。莱辛还在《我们选择居住的监牢》中痛斥人们盲目跟风、“我是你非”的僵化思维，揭示了造成人们彼此互相残杀的根源。因此，当“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莱辛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莱辛告诉西班牙报纸（EL Pais）记者说：“‘9·11’是很可怕，但如果回顾一下IRA（爱尔兰革命军）的历史，美国人所发生的事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有些美国人会认为我疯了。许多人死了，两个宏伟壮观的大楼倒塌了，但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也没有什么特别。美国人非常天真，或者是假装天真。”莱辛的意思是“9·11”只是世界上恐怖事件的一部分，是多少年来积累下来的无视历史、喜欢走极端的必然结果。她在《“9·11”之后》这篇文章中说，从外面看美国，就是在看一系列极端暴力的狂风暴雨，如对卢森堡夫妇等的滥杀、麦卡锡主义、争取“黑人权利”运动、“气象员”激进组织等。但很快，他们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莱辛的一个美国朋友说：“你了解我们，我们记忆力不好。”莱辛认为，虽然“9·11”很可怕，但美国人至少从中明白了他们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很脆弱的，都是会受到伤害的。他们说“9·11”事件“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了出来。真奇怪，他们居然认为他们有权力待在伊甸园里”。实际上，在当今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因此，莱辛在作品中一直强调的主题就是人类是一个整体，要相互理解，求同存异，避免战争。同时，也正是战争更坚定了莱辛的总体思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