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词籍序跋

词籍序跋是词学批评文献的主要形式。明代学者对词籍的搜集、传抄、整理和刊行等工作皆作出了很大贡献。整理的词集丛编有十余种，影响最大的是明初吴讷辑的《百家词》和明末毛晋辑的《宋六十名家词》；明人编纂的词选流传至今的不下几十种，明人别集亦不少；另外还有明人刊刻的唐、宋、元代的词总集和别集。这些词丛编、词选和别集大多有序跋，有的甚至一书多序，如杨慎的《升庵长短句》就有四篇序文，夏言的《桂洲集》也有四篇序文，易震吉的《秋佳轩诗余》有三篇序文，等等。另外，颇具理论色彩的词作小序亦归入此类。前人对明代词籍序跋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收集整理，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民国时期，赵尊岳受其师况周颐鼓励，收集明词，从1924年始至1936年方成，历十余年之艰辛，刻成《明词汇刊》，此书中收集了明人的多篇词集序跋，这是研究明代词学批评的第一手文献资料。1933年4月到1936年9月，龙榆生主编有《词学季刊》，共发行四卷十一期。其中有“词籍提要”栏目，赵尊岳详细介绍了明人的几部词选，如董逢元编辑的《唐词纪》，茅暎辑的《词的》，陈耀文编辑的《花草粹编》，张辑的《草堂诗余别录》等，并且都附有序跋，为明代词学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明代词籍序跋的整理几乎没有进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局面才被打破，金启华主编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收录明人所撰词籍序跋九十二篇；施蛰存主编的《词籍序跋萃编》，收录明代词籍序跋一百篇。二书所辑词籍序跋多有重复，其中施书是目前收集明人词籍序跋最集中也最多的一书，许多词学研究者所引用的明人词籍序跋大多出于此书，可谓嘉惠学林。本课题所要完成的是尽可能全面收集明代各个时期的词籍序跋（笔者所辑录词籍序跋二百五十余篇，篇目见附录二），然后把它们回归于明代词学的不同时期，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以客观评价其理论意义。

一 明代前期词籍序跋

明代前期由于词体创作逐渐走向衰微，词学不兴，词籍刊刻不多，因而词籍序跋亦很少。笔者目前辑录仅有十余篇，十余篇中形式亦很单一，多别集序跋。它们是：

① 王蒙（1301－1385）《忆秦娥·花如雪·序》。由此可知王氏反对淫词哇声，强调词体托兴深远，意义深刻。

② 宋濂（1310－1381）《跋东坡寄章质夫诗后》。宋濂为明开国文臣之首，著作宏富。此跋虽以诗名，实际涉及的是苏东坡与章质夫二人的咏柳絮词《水龙吟》。说明明建国初的文臣大儒亦不废“小词”。

③ 姜福四有《跋姜忠肃祠堂白石词钞本》，此序作于1377年。姜福四，姜夔之八世孙。从此跋中可知姜夔词集在明初“经兵火两朝，流离迁播”情况下的存留情况。

④刘崧（1321－1381）有《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此序对刘尚宾词作了高度评价，从中可以看出明初词人在词体风格取向上的宏通观念，对“沉痛忠愤”的稼轩词评价很高。

⑤ 陈谟（1305－1400）有《张子静乐府·序》。序中陈氏给张子静词作以很高的评价：“读子静词，孰不曰此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也！”把张子静之作与宋代著名词人秦观、晏几道相提并论，可惜的是张子静之词集今已不存，我们不能一睹其词作风貌。

⑥孙大雅有《天籁集·叙》，此序作于洪武十年（1377）。文中孙氏把词作与人之经历品格联系起来：“先生出处大节，微而婉，曲而肆，庸人孺子所不能识，非志和、龟蒙、林君复往而不返之俦可同日语。”认为白朴有志于天下，不像唐代张志和、陆龟蒙、宋代林逋等怀有隐逸之志，正因如此，白朴才创作出寄托“雅志”的《天籁集》。可见孙大雅没有把词体当作“娱宾遣兴”的娱乐工具，而是把它当作与诗歌一样具有言志功能的文体。

⑦ 叶蕃的《写情集·序》，是明代前期非常重要的一篇词学批评文献。此序作于洪武十三年（1380）。《写情集》为刘基的词集名。叶蕃在《写情集·序》中指出，刘基生在元末，有经世之志，但无用武之地，故借诗、词、文来抒发其抑郁不平之气，他的词与诗、文、寓言等文体一样，都是作者内在情感的外化。正因为叶氏没有诗、词、文之间的文体界限，所以在《写情集·序》中他先提到寄寓刘基“经济之大”的寓言《郁离子》，继而提到其诗文集《覆瓿集》，最后具体评论了用“阳春白雪雅调”寓“风流文采”的长短句《写情集》，把刘基之诗文集、寓言集与词集相提并论，可见词体在叶氏的观念中与诗文毫无二致。正像刘明今所言：“（叶蕃）所说均与一般的诗歌评论相近，也即是说当时把词看得较高，和诗的地位相仿。”

⑧马洪（生活年代当在1450－1487）的《花影集·自序》，也是明代前期一篇很重要的词学论文。马洪，生卒年无考，徐伯龄《蟫精隽》中记载其事迹，有词集《花影集》。他的《花影集·自序》保存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及杨慎的《词品》中。马洪为自己的词集作序，在序中表述了自己的创作路径与创作观点。他称词为“南词”，这是明代词学文献中较早对词体以“南词”相称的记载。马氏称自己学习词体创作的导师是苏轼和柳永，说明他在创作词作时没有词体风格方面的刻意取舍。马洪在解释其对词集命名时云：“法云（应为法秀）道人劝山谷勿作小词，山谷云：‘空中语耳。’予欲以空中语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称《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从其解释中我们可知他对自己词作的评价，他以己词为“空中语”，其用意当是欲与北宋词人一比高低。他在序中还说：“四十余年，仅得百篇，亦不可谓不难矣。”可见他对词体创作态度的认真。结合马洪词体创作的实际情况可知，他所追慕的是晚唐北宋词家风调，与北宋词人比高低的想法应当是有的。另外马洪在自己的词作中往往像北宋词人张先一样，爱用“影”字，并善于创造迷离朦胧的意境，这也可能是他把词集命名为《花影集》的一个原因。

⑨ 唐文凤（约1416年前后在世）有《跋杨彦华书虞文靖公苏武慢词后》。这是一篇书法跋文，是观杨彦华书虞文靖公《苏武慢》词后有感而作。唐氏先由虞集“高文大策，醇辞雅论”之文论起，知为“一代大手笔”，于是推而广之，认为其“歌词之丽，亦皆超诣而不凡”。从这种推论中可知，唐文凤完全把词体与诗文置于平等的地位，而没有“诗庄词媚”的偏见。进而评论虞集《苏武慢》词十二阕，“盖和冯尊师所作，其自序，经阅累岁而成，飘飘然有出尘想，如在九霄之上，下视世纷胶扰，曾不足以入其灵台丹府，所谓不吃烟火食，所道乃神仙中人语也”。元道人冯尊师《苏武慢》影响很大，和者甚多，而虞集和词尤为突出，读后确有出尘之想。如《苏武慢·云淡风轻》：“云淡风轻，傍花随柳，将谓少年行乐。高阁林间，小车城里，千古太平西洛。瞻彼泱泱，言思君子，流水俨然如昨。但清游、天际轻阴，未便暮愁离索。长记得、童冠相随，浴沂归去，吟咏鸢飞鱼跃。逝者如斯，吾衰甚矣，调理自存斟酌。清庙朱弦，旧堂金石，隐几似闻更作。农人告我事西畴，窈窕挂书牛角。”此词为怀古词，而词人没有在对古人的向往与钦慕中哀叹自己青春不再，壮志未酬，而是在“暮愁离索”中超脱出来，并以陶潜、李密自况，表现出遗世自乐的隐逸情怀。因此唐文凤评其“超诣而不凡”，可谓深得虞集词之旨意，并表达出对隐逸旷达词风之欣赏。

⑩陈敏政有《乐府遗音·序》，此序作于天顺七年（1463）。此序在评价瞿佑词的同时，发表对词体起源及词体体性的认识。

⑪叶盛（1420－1474）有两篇序文：《书草堂诗余后》与《李易安春词》。从序中可以得知词体在明代初期不被重视的原因以及叶盛评词的理学家面孔。

⑫井时有《玉田词·题辞》，此序作于成化丙午（1486）。从井时的《玉田词题辞》可知张炎词集的存留情况以及词籍的散佚情况。

另外，明代前期还有两篇序文，或为作者不确而有歧义，或已被考证为伪作。一是程敏政之《天机余锦·序》；一是李东阳之《南词·序》。

《天机余锦·序》，此序文下题“敏政识”。因《天机余锦》“题明程敏政编”，此序当然被认为是程敏政所作。程敏政（1444－1499），宪宗成化二年（1466）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左谕德，侍讲东宫。孝宗时官至礼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1499）任给事中，主会试，被诬鬻题，下狱。获释后回家，悲愤而卒。程敏政深受朱熹、陆九渊理学影响，学问渊博，著作宏富，与同时之文坛领袖李东阳齐名。王兆鹏考证《天机余锦》是明嘉靖年间的书商或牟利的士人所编，而托名于程敏政，书前所录程敏政序，是从宋曾慥《乐府雅词·序》抄袭而来；乔光辉则认为此序为陈敏政所作。笔者认为二文所提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南词·序》，题西涯主人所作。李东阳，号西涯，此序托名李东阳所作。序文作于天顺六年（1462），王兆鹏在其《词学史料学》中已对此序的真伪作了辨析。此文前半部分抄袭清汪森的《词综·序》，后半部分所述不符合词坛的状况。文中说：“予从故藏书家得珍秘善本……目曰《南词》，藏于家塾，庶几可以洗草堂之陋而倚声家知所宗矣。”李东阳，明景泰至正德时期人，就现存的词学文献资料来看，在他生活的时期，除《南词》本《草堂诗余》外，《草堂诗余》的版本流传至今者仅有三种（见下文），吴讷在其《文章辨体·近代词曲序说》中说：“昔在童稚时，获侍先生长者，见其酒酣兴发，多依腔填词以歌之。歌毕，顾谓幼稚者曰：‘此宋代慢词也。’当时大儒皆所不废。今间见《草堂诗余》。”吴讷编辑《百家词》时，收录了三种总集，其中包括《花间集》，如果能得到《草堂诗余》，他可能会编辑其中，也不会发出“今间见《草堂诗余》”的感慨。也就是说，在李东阳生活的时期，《草堂诗余》根本没有形成明中期以后像毛晋所形容的“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的火爆场景，序文中的文辞显然是清人清算《草堂诗余》给词坛造成不良影响的口吻。此序当属伪作。

二 明代中期词籍序跋

明代中期随着词学的复苏，词籍的刊刻日渐增多，并且多有序跋，笔者目前辑录有六十余篇。这些序跋形式多样，其中有总集序跋、别集序跋、词话序跋、唱和集序跋、词谱序跋、颇有理论色彩的词作小序、名人词墨迹序跋等，不一而足，包含有丰富的词学信息及词学理论。此期词籍序跋明显与明代初期不同，往往一集多序，如《升庵长短句》前有四篇序文，《桂洲集》前有两篇序文，《江南春词》前亦有四篇序文，词谱《词学筌蹄》前亦有两篇序文，这种现象反映出人们对词学的重视。此期的词籍序跋除了含有丰富的词学理论外，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刊刻词集的目的。从明代中期的词籍序跋中，我们可以得知词籍刊刻的目的。其一，作为词学指南。明代前期，由于词集散佚严重，当词学复苏的时机到来时，词体创作无所依凭，于是刊刻前代词集以及当代名家词人词集成为当务之急，这些词集对当时的词体创作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李宗准在《遗山乐府·跋》中引用李相国的话说道：“学者如欲依样画胡芦，不可不广布是集也。”《遗山乐府》向来被明人评价很高，把它作为范本进行词体创作当是不错的选择。朱日藩在《南湖诗余·序》中指出：“予每欲择其词之精者，合少游词成一帙，以遗乡人，为词学指南。”注3南湖即明代中期有名的词学家张，从《南湖诗余·序》中可知，张“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务俾抗坠圆美，合作而出。故能独步于绝响之后，称再来少游”。并且其编纂有指导词体创作的《诗余图谱》，其词作的规范性可以想见，作为词学指南当之无愧。其二，为了词籍的传播。少岳山人的《三词集·序》云：“他日校定，当为刻之以传。”任良幹在《词林万选·序》中云：“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其尤绮练者四卷，名曰《词林万选》。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遂假录一本，好事者多快见之，故刻之郡斋，以传同好云。”当时《草堂诗余》流传很广，任良幹见到《词林万选》中所选词作“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于是就刊刻之，并把此集推荐给朋友。宋廷琦的《碧山诗余·跋》：“夫美而爱（碧山诗余），爱而传公也，遂锓诸梨，与好艺文者共之。”向志同者推荐并且共同切磋，也是一种很好的扩大影响的方式。吴承恩在《花草新编·序》中云：“选词众矣，唐则称《花间集》，宋则《草堂诗余》。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无伦，宋虽名家，间犹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由此可知，至明代中期，词坛上《草堂诗余》流行而《花间集》较之逊色，当时学者有感于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为了使词人更全面地了解唐宋词的面貌，于是就有意识地传播《花间集》，从而突破《草堂诗余》独霸天下的局面。其三，刊刻词集以存史。明代中期词学家有刊刻词集以存史的意识，可以说这是有意识地推尊词体。毛凤韶在《中州乐府·后序》中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固矣。然以三百篇考之，成周治矣，而夫子不无删焉。郑卫乱矣，而夫子或有取焉……《中州乐府》作于金人吴彦高辈，虽当衰乱之极，今味其辞意，变而不移，悯而不困，婉而不迫，达而不放，正而不随，盖古诗之余响也。是故俨山陆公有取焉，亦孔子待郑卫之意。”毛氏认为陆深刊刻《中州乐府》就像孔子对待乱世之音的郑、卫之诗一样，使处于衰乱之极的金词人的词作得以流传千古，不致散佚，以观其政。把存词者与圣人相提并论：“故圣贤之所去取，惟其人不惟其时，惟其言不惟其人，惟其意不惟其言。”这不仅是对刊刻词籍者的眼光与功劳的一种高度赞扬，同时大大提高了被认为是“小词”的词的社会地位。其四，补遗性质。任良幹的《词林万选·序》云：“《词林万选》皆《草堂诗余》之所未收者也，间出以示。”《草堂诗余》在明代中期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一叶障目”的现象明代中期的文人已经察觉，吴承恩有意识地传播《花间集》即是证明。富有创新精神、没有门户之见的杨慎在编纂词选时更是思维开放，再加上他评点过《草堂诗余》，对其非常熟悉，所以他在编纂词选时有意识地避开《草堂诗余》所选词作，以扩大词人的视野，就《词林万选》的选目来看，任良幹的评价基本符合事实。

注3见张《南湖诗余》卷首，《明词汇刊》本。

（二）记载词学家之生平事迹及创作情况。此期一些词籍序跋对词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创作状况记载颇为详细，可补作家生平之缺。吴一鹏在《少傅桂洲公诗余·序》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夏言（桂洲）的为人、学识、才思与其政治才干，虽然有奉迎之嫌，但对进一步理解夏言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并且高度评价了夏言的词作：“今观诸一篇之中，许国之志、忧时之诚，溢于言表，虽仓卒寓兴而庄重典雅，婉丽清新，沨沨乎雍熙太和之音也，于乎休哉！”这种以儒家诗学观念评词的方法与明代中期一部分词学家的观点相同。明代中期著名的词学家张生卒年历来无载，从朱日藩《南湖诗余·序》中可以推知之。此序还记述了张（南湖）诗词集的编撰情况以及其词的创作情况，并且指出：“先生从王西楼游，早传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务俾抗坠圆美，合作而出。故能独步于绝响之后，称再来少游。”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张南湖在当时词学不振的情况下创作出影响深远的《诗余图谱》之原因。

杨南金的《升庵长短句·序》记载了杨慎词作在当时的影响：“托兴于酒边，陶情于词曲，传咏于滇云，而溢流于夷徼。昔人云：吃井水处皆唱柳词。今也不吃井水处，亦唱杨词矣。”一方面说明杨慎词作传播广远，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仍存在唱词之风气。又云：“吾闻君子之论曰：公词赋似汉，诗律似唐，下至宋词元曲，文之末耳，亦不减秦七、黄九、东篱、小山。噫！一何多能哉。”高度评价了杨慎的文学创作及其词体创作的成就。许孚远的《升庵长短句·序》记录了杨慎的著作《丹铅辑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等，论述了杨慎的人品与创作的关系：“先生以相家子廷对擢第一，为馆阁之臣，顾无毫发介其胸次，而抗疏议礼，触犯忌讳，甘心贬黜以终其身，此何等人物哉！天生异材，投之闲寂，困之厄穷，达观造化之理，探索经史之蕴，经纶满腹，无所发泄，于致主匡时之略而仅著为文词，其纵横变化，穷极绮丽，有以也。然则尚论先生者，当先知其人品与其学术，而后可以读其文词。”他告诉人们，词体创作亦非轻易可为，必须有丰厚的学术功底与高尚的人格，才能创作出不同凡响的杰作。唐锜的《升庵长短句·序》与吴一鹏一样，用儒家诗教对杨慎的词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其思冲冲，其情隐隐，其调闲远悲壮，而使人有奋厉沉窣之心，其寄意于花鸟、江山、烟云、景候、旅况、闺情，无怨怒不平，而有拳拳恋阙之念……其晋魏以上古乐府、离骚之流，风雅之变乎。”唐锜把杨慎之词与古乐府、离骚、风雅相联系，肯定其词作所寄托的深厚情感。宋廷琦在《碧山诗余·跋》中高度评价了王九思的词作：“详览精思者累日，见其篇少趣多，众体咸备，或慷慨激烈，或舒徐和平，或蕴藉含蓄，或清淑简易，要皆华敏高妙，与李太白、温飞卿为千年友，苏黄而下不论也。始复悚然大骇曰：是何雅且丽也。”宋氏对王九思不同风格之词作皆给予很高的评价，从评价中可知，明代中期虽然在词风上逐渐向重婉约的方向发展，但对豪放词风是不加排斥的。李濂在《稼轩长短句·序》中介绍了辛弃疾的生平、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以及辛之人品与词品的关系，对于明人了解辛之为人为词有一定的帮助。

陈文烛在其《花草新编·序》中形象地记叙了其友吴承恩的生平事迹包括生活细节。这是研究吴承恩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研究陈文烛、朱凌溪及吴承恩之间的交游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三）介绍词籍情况。明代中期，往代词集及当代词集刊刻较多，有一部分词集序跋详细地介绍了所刊刻词集的情况。彭汝寔的《近刻中州乐府·叙》云：“《中州乐府》一帙，盖金尚书令元遗山集也。凡三十六人，总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德明翁终焉。人有小叙志之，中间亦有一二怜材者，文亦尔雅，盖金人小史也。”这样的介绍对于明代中期词学知识相对较少的人来说有普及词学知识的作用，亦有词集版本考证之价值。李濂在《稼轩长短句·序》中介绍了信州本《稼轩长短句》：

余家藏《稼轩长短句》十二卷，盖信州旧本也，视长沙本为多……长短句凡五百六十八阙，余归田多暇，稍加评点，间于登台步垅之余，负耒荷锄之夕，辄歌数阙，神爽畅越，盖超然不觉尘累之解脱也。惜乎世鲜刻本，开封贰郡历城王君诏读而爱之，曰：“余忝为稼轩乡后进，请寿诸梓，愿惠一言以为观者先。”余聊摭稼轩之取重于当时后世者如此，其中妙思警句则评附本篇云。

此序不仅介绍了信州本《稼轩长短句》，而且还记述了自己评点稼轩词以及“负耒荷锄”高歌稼轩词的情景，形象生动。由此序可知，当时稼轩词刻本较少。李濂的《碧云清啸·序》是为自己的词集作序，在序中对自己的词体创作及词集进行了介绍：“余幼嗜声律，喜诵古人雅曲，抚景触事，潦草效颦，写兴适情，游戏翰墨，陶陶然而乐也。耕锄之暇，积稿渐多，爰命童史辑录，藏之箧笥，漫题其简首曰《碧云清啸》。碧云者，余小子山居之堂名也，清啸其自放云。”《碧云清啸》为李濂之词集，今已不传，从序文中可知，其创作词作不少，当时也许就没有刊刻，因而仅有此序我们才知道李濂词体创作的情况。赵尊岳《明词汇刊》收录李濂词为《乙巳春游诗余》，辑录其词仅十首，《全明词》据《明词汇刊》录入，《全明词补编》亦仅补录其词十首，其词散佚不在少数。就此序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明代中期能见到的词选集与别集不少。刘凤在其《词选·序》中指出：“《词选》者，予门人所葺宋元人作。”今刘凤所纂辑之《词选》已不存，今人从刘凤此序中才知此选，可知明代词选之散佚情况。

吴承恩在其《花草新编·序》中详细地介绍了所选《花草新编》的情况：“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感，而含思难谐者乎？余尝欲柬汰二集，合为一编……盖从吾好，只据家藏，呈诸俊赏，庶或有同余者乎？昔人审音乐府，故律吕须精；今兹取玩文房，辞而已矣。是编也，由《花间》《草堂》而起，故以花草命编。”此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仅存三卷。从序文中可知吴氏编纂《花草新编》的目的不是想通过刊刻传播词籍，而是“只据家藏，呈诸俊赏”，其目的是赠送志同道合者，彼此文房赏玩而已。明代后期陈耀文在吴本的基础上纂辑成书《花草粹编》，二者的传承关系由二序对照可一清二楚。此序具有考证词集版本的作用。陈文烛在《花草新编·序》中对吴承恩之《花草新编》给予充分的肯定：“此亡友胡汝忠（应为吴汝忠）词选也，命名以‘花草’，盖本《花间集》《草堂诗余》所从出云。夫词自开元以逮至正，凡诸家所咏歌与翰墨所遗留，大都具备，乃分派而择之精，会通而收之广。同宫而不必合，异拍而不必分，因人而重言，取艺而略类。其汝忠所究心者与！拔奇花于玄圃，拾瑶草于艺林，俾修词者永式焉。”并记载了此集刊刻的情况：“汝忠既没，计部丘君抱渭阳之情，深宅相之感，奉使九江，捐俸梓行，遇不佞，语曰：‘吾舅氏有属于先生否乎？’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曾出订是编，而幸传于世，汝忠托之不朽矣。”

何良俊在《草堂诗余·序》中指出：“余家有宋人诗余六十余种，求其精绝者，要皆不出此编矣。顾子，上海名家，家富诗书，代传礼乐，尊公东川先生，博物洽闻，著称朝列，诸子清修好学，绰有门风。故伯叔并以能书，供奉清朝仲季，将渐以贤科起矣。是编乃其家藏宋刻本，比世所行本，多七十余调，是不可以不传。”何良俊此序传达出丰富的词学信息，从中我们可知明代中期宋代词籍的流传情况，何家有宋代词籍六十余种当为可能。《草堂诗余》的编者顾从敬的家学渊源及事迹史书没有记载，此序可为补阙。尤其我们知道顾本《草堂诗余》与当时世传本不同，“多七十余调”，何并指出“是其家藏宋刻本”，当今学人多认为此为顾从敬所托，未必是事实。笔者认为亦不尽然。“约在宋末元初，《草堂诗余》经历了一个增修笺注的过程”，“何士信至多只能是最后增修者”。也许顾氏家藏的是据何氏本的增编本，也未可知。

明代中期词籍序跋中词学信息丰富，文献价值很高，对我们了解词学家之生平事迹及创作情况以及刊刻词籍的目的、当时流行词籍的情况等都有所帮助。

三 明代后期词籍序跋

明代后期，由于词籍刊刻增多，词籍序跋亦大量涌现，笔者目前所辑录的有近180篇。此期序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有词集丛编序跋、词总集序跋、词别集序跋、词谱序跋、唱和集序跋等。明代后期的词籍序跋全方位地反映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词学的认识以及对各个时期词人词作的评价。由于后期词学繁荣，人们掌握的词学知识相对于前期、中期为多，无论是宏观的把握还是微观的剖析，皆较中期有了很大的进步，词籍序跋中包含了较中期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展现了明代后期词学家较为宽广的词学视野。除此之外，明代后期的词籍序跋还涉及以下问题。

（一）描述词坛状况。明代后期词体创作繁盛，但词坛明显受尊婉约、主绮艳风气的影响，当时的词评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词籍序跋中对当时的词坛流行风进行了详细客观的描述；同时亦对词坛上存在的所谓其他弊端予以理性的分析，由此涉及明代整个词坛情状。关于明代后期的词坛状况，徐汧在其《秋佳轩诗余·序》中有形象的描述：

填词家大率工为纤冶，靡曼自诡，雕章间出，逸态横生，逋峭风流，盖可知矣。月槎独以矜廉洁清之怀，发其历落萧散之思，跨凌阡陌，蝉脱畦径，奇绝异语，往往而有。

徐氏指出明代后期词坛以纤艳靡曼、逸态风流、雕章丽句为尚，因而他对逆于当时词坛风气的另类词风深表赞同，他认为易震吉的词作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能独辟蹊径，用奇绝之语抒发其“历落萧散”之思，从而呈现出近似辛词的狂放清疏之词风。

毛晋在《花间集·跋》中亦指出：“近来填词家辄效柳屯田作闺帏秽媟之语，无论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于纸窗竹屋间，令人掩鼻而过，不惭惶无地耶？”认为当时词人往往效仿北宋词人柳永创作闺帏俗艳之作。在《尊前集·跋》中，他亦表述了同样的意思：

雍熙间，有集唐末五代诸家词，命名《家宴》，为其可以侑觞也。又有名《尊前集》者，殆亦类此。惜其本皆不传。嘉禾顾梧芳氏采录名篇，厘为二卷，仍其旧名。虽不堪与《花间》、《草堂》颉颃，亦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矣。

由此可知，毛氏刊刻《尊前集》可能就有一个目的，即荡涤当时词坛上绮罗香泽之词。

陈龙正有感于当时的词坛风气，在《四子诗余·序》中用形象的笔调写道：“初闻四君以诗余相唱和，窃疑之，及以扇头四望楼见寄，所存与赋，殆皆闲静之思，萧散之致，淫哇嘈杂，毫不涉焉，审皆若是，虽纯以诗余唱和，何伤乎？”陈氏闻得他的四友以词唱和，认为他们肯定亦像当时的词人一样，创作一些“淫哇嘈杂”之词，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所见四君之词“殆皆闲静之思，萧散之致”，与时流之作无涉，作者欣喜之余发出感叹：如果创作这样的词作，用诗余唱和有何不可！

李蔉在《花草粹编·序》中则指出了词坛上的另一弊端，即漫随人后，缺少创新。“北曲起而诗余渐不逮前，其在于今，则亦泯泯也。盖士大夫既不素娴弦索，又不概谙腔谱，谩焉随人后，而造次涂抹，浅易生硬，读之不可解。笔之冗于简册，不知迥视。古法犹有毫末存焉？否也。无怪乎其词湮而书之存者稀也。”此论述既指出了明词的创作现实，又指出了明词衰落的原因。明代多唱南北词及民歌，词之音谱已失，因此，随人之后是必然的。而“造次涂抹，浅易生硬”之毛病的形成，是词乐失传后按文字谱填词的必然结果，清代是词体及词学的中兴时期，胡适则认为清人创作的词作是“鬼词”，就是这个道理。

毛晋则在《草堂诗余·跋》中描述了明代词坛的流行风：“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跃雀。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从毛晋的困惑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明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反思《草堂诗余》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这种反思可谓清代词学家清算《草堂诗余》的先声。

明代后期的词学家由对后期词坛的描述进而观照整个明代词坛的发展情况。如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指出：

我朝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士不囿于俗，间多染指，非不斐然，求其专工称丽，千万之一耳。国初诸老，黎眉龙门，尚洽宋季风流，体制不缪。迨乎成、弘以来，李、何辈出，又耻不屑为。其后骚坛之士，试为拈弄，才为句掩，趣因理湮，体段虽存，鲜称当行。正、嘉而后，稍稍复旧。而弇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辩，又何耶？天运流转，天才骏发，天地奇才，不终诎于腐烂之程式，必透露于藻绘之雕章，时乎，势乎，不可勉强者也。

钱氏把他之前的词坛分为三个阶段，并且对每个阶段的创作作了切合实际的评价。一是明建国初期，此时词坛大家沿承宋词之风，成就较大；二是成化、弘治年间，文人或对词作耻不屑为，或在词作中呈才论理，脱离当行本色；三是正德、嘉靖以后，“稍稍复旧”，即似又见到了明建国初的风貌，词坛上出现了大词人，如王世贞。钱氏对词坛状况的描述基本符合明词的创作实际。

（二）对明代词人词作的评价。明代后期，由于词体创作的繁盛，当代词人的别集刊刻较中期为多，这些别集往往有序跋，并且有的一集多序，因而针对当代词人的词学文献亦多了起来；就是总集序跋中亦多有涉及当代之词人词作。通过这些序跋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词人及其创作的情况。

施绍莘的《秋水庵花影集》卷首有五篇序文，篇篇写得生动形象，如见其人，如阅其词。沈士麟的《秋水庵花影集·序》评价施绍莘词云：“艳句淋漓，藻色飞动……其性灵颖慧，机锋自然，不觉吐而为词，溢而为曲，以故不雕琢而工，不磨涤而净，不粉泽而艳，不穿凿而奇，不拂拭而新，不揉摛而韵。盖直出其绪余，玩世弄物，彼其胸中，宁有纤毫留滞者哉！即其命名‘花影’，而其意固已远矣。”对其词作评价很高，认为施词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溢美之词显而易见。不过其评施词“艳句淋漓，藻色飞动”可谓恰如其分。施绍莘的《秋水庵花影集》是散曲与词的合集，前四卷为散曲，卷五为词。从陈继儒、顾乃大、顾胤光、沈士麟等人分别为《秋水庵花影集》所作的词中可知，施绍莘是一个才俊情痴、肠柔舌纤、娴雅绝伦、风流自赏之人，其词艳句淋漓，藻色飞动，以致青楼偷谱，人人皆知，以致胡应宸感慨道：“词至《花影》，旖旎极矣。”施氏的词作充分体现了明代后期词坛上主情说对其创作的影响。如其《满庭芳》词：“柔梦萦魂，淫香浸骨，半痕潮日帘栊。妖慵扶起，带睡刬鞋弓。檀钮全松未扣，影微微，一线酥胸。乌云侧，淡霞斜泛，印枕晕儿红。鸦头传报入，海棠开了，春闹花浓。疾忙梳洗者，就看池东。獭髓残膏细劈，向金炉蜜粉先烘。斜窥镜，画眉时样，笼鬓尤工。”与柳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末易震吉为明代创作词最多的词人，其《秋佳轩诗余》刊刻于崇祯乙亥（1635），前有三篇序文。南洙源在《秋佳轩诗余·序》中云：“虽然长短句五百六十八阕，大都以豪爽见长，若夫柔婉绵丽，一往情深，绮语新声，莺鸣百啭，《金荃》逊美，《兰畹》输香。月槎似轶稼轩而上之。安得谓月槎所得与稼轩同也？”其实易震吉之词主导风格是近似辛弃疾，南洙源之评价显然受当时主婉约词风的影响。赵尊岳跋语称震吉“词笔取径稼轩一流，力求以疏秀取胜，虽不能至，犹较颦眉龋齿强增色泽者为善矣”。所论较为公允。可贵的是南洙源在序文中把稼轩与月槎之为人作对比，从而肯定月槎词的内容：“稼轩绍兴末，屡立战功，作《九议》暨《美芹十论》上之，皆中时务。方今虏骑滋骄，月槎行且竖无前，伟伐炳朝，宁而靖边圉，当不在稼轩下，然则稼轩讵徒以词见者哉？夫月槎讵徒以词见者哉？”南氏论述人品与词品的关系、世事变化对词体创作的影响，跳出了时风的局限。

郑以伟在《灵山藏诗余·自序》中评明人词作兼评己作：

余酷爱沈启南咏宋帝敕岳忠武词云：“万里长城麟足折，两宫归路乌头白。”每讽数四，谓可敌铜将军铁绰板乱苏学士“大江东去”……暇搜箧中诗余，半是充饯赠人事，或临小景文，情凡陋，音韵多舛，似棘喉涩吻，故不忍吐弃，非能效前辈胡卢。

郑氏喜爱沈启南词作中之“万里长城麟足折，两宫归路乌头白”，与其“诤臣风骨”和词学观有联系，观其所引沈启南词，只有粗豪而无蕴藉之致，郑氏所评与时人的词学观判然有别，显然有偏爱沈词的成分。郑氏对自己词作则极力贬抑之，其中有自谦的成分，但的确道出了明人词之弊：酬赠之作较多，不能做到浑化无碍，音律不谐。

潘游龙在《古今诗余醉·自序》中列出明代他认为有名的词人：“若我明之刘伯温、杨用修、吴纯叔、文征仲、王元美若而人，又何敢树帜词坛哉？信乎，诗余之未可以世论也。”他认为唐宋有词体创作的名家高手，明代一样有高人，如刘基、杨慎、吴元博、文徵明、王世贞皆可树帜词坛，领一代风骚。此评有一定的词学眼光，基本符合明代词坛的实际情况。

对明代词体发展作较详细评价的是钱允治，在《类编笺释国朝诗余·序》中钱氏先分析明词创作的情况：虽然明代“悉屏诗赋，以经术程士”，但还是有士子不囿于世俗，创作词体，词坛“非不斐然”。这一看法与明代许多认为词体衰落的词学家不同，很有见地，从现存明代词人词作来看，无疑是正确的。钱氏接下来指出明代词体创作的弱点也是中肯的，他认为创作词作的人很多，但以词名家的专工者少，创作的词能充分体现词体特性“丽”的词人少，明代词体创作中的两“少”，也正是明人以及以后的学人有目共睹的。钱氏又对明代前期与中期词坛进行评价，词体创作的分期亦基本符合创作实际。而对文坛领袖王世贞词作的评价显然有溢美之嫌，王世贞随兴而作之词较多，因而缺少浑成圆满之佳篇，往往立意佳而音韵不协，并且词中存在着曲化的现象。虽然王氏在词论中重婉约而轻豪放，但就其词的创作实际来看，仍近于豪爽一路，并且是苏东坡式的旷达洒脱。他亦想创作出像其《艺苑卮言》中所谓的“宛转绵丽”之作，但往往是浅至儇俏多，而蕴藉含蓄少。所以并不像钱允治所谓“弇山人挺秀振响，所作最多，杂之欧、晁、苏、黄，几不能辩”。钱氏把明词放在整个词史上进行评价：“而我朝监于二代，郁郁之文，炳焕宇内，即填词小技，遂出宋、元而上，几欲篡其位。兹非国家文运之隆，人才之盛，何以致是哉！”虽出语振振有词，但确实不大符合明词的创作事实。从钱氏的评价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明词期望很高。

明代后期词学家对当代词人词作的评价涉及词体创作的诸多方面，诸如词作家的性格对词体创作的影响、主情说对词坛的影响、对豪放词的欣赏等。我们可以通过对明代后期词籍序跋的探究，了解明代后期词人的创作状况，这对把握明代词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