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互联网对当代中国社会提出的问题

1994年4月20日，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络（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的一条64K国际专线，完成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IP连接。这些中国科研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历史。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计算机和互联网，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都被视为纯粹科技界的事情。中国的意识形态部门当时没有充分意识到多年后互联网提出的挑战，社科理论界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对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影响。

20多年过去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已经变成一个常识。互联网对经济建设、商业运转的巨大贡献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会有任何人否认。在互联网渗入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的同时，它对中国的治国理政（statecraft）、社会运行和管理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有一些挑战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

当代中国，新旧交织。今天，我们在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同时，也在讨论“后工业化时代”“信息时代”的社会问题。在讨论“大众创业、全民创新”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互联网对中国的政治领域的影响。就“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热点理论问题而言，笔者认为，网络空间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起码包括以下方面。

社会动员

互动，是互联网内容生产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中国人上网后，就发现在网络空间中可以形成个人或组织的运动力量。最早的网络动员力量集中在各种论坛上，网站为了吸引网民，创造了多种类型的互联网论坛。2001年5月，人民网为表达广大网友对以北约为首的美国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的强烈愤慨，开通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开通一个多月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论坛同年6月19日更名为“强国论坛”。这个因一个具体政治议题开通的论坛，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意见市场，开辟了一种意见表达平台模式。从此，天涯论坛、西祠胡同等网络社区成了意见的集散地。各地的新闻网站、地方门户均开通了论坛讨论地方事务。对同一话题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个论坛里，一个讨论主题动辄可以聚集数以万计的网民。第一次因为涉日事件引发群众聚集，就是从论坛开始的，后来，转场专项“QQ群”、微博等。怎么防止网上舆论演变成线下群体性事件，是社会治理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络安全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就不能逆转了，社会和个人对机器和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航空、电网等大系统，基本上是无法人工操控的。这就提出了网络安全问题。从技术层面看，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技术上的安全也会直接导致国家安全，未来的军事攻击可能越来越转向网络的攻击。网络动员也可能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力量，这种情况曾经真实地在突尼斯等地上演。

社会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西方政治经济价值观影响下的思想观念，还是改革开放前的思想观点，人们都在网上找到了各种表达方式，从论坛、博客、微博到微信公众号，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寻找追随者。怎样在活跃社会思想氛围的同时，消除极端言论的影响，在相对多元的思想市场中寻求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是党委、政府的事情，也是全社会、全体公民的事情。

民间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传播阵地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形成的商业网站，影响力越来越大，出现了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重要门户网站，这些网站没有采访权，没有记者，但依靠技术抓取和编辑，廉价地获得了新闻信息，并在10年间形成了影响力，形成主流媒体之外的又一个舆论场。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繁荣，“意见领袖”一度崛起，呼风唤雨；或通过较为隐蔽的方式，在微信朋友圈中形成有效传播。

社会自组织

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社会曾压倒一切的垂直人际关系，开始走向网状关系。人们通过上不同的网站，追随不同的博客、微博客和微信公众号而建立联系；在豆瓣网上，有无数的“兴趣小组”，由于平台够大，非常专业的话题都可以形成不小的群体；在腾讯的QQ群，人们可以为旅游、购物等活动形成跨省的群组；在微信上，几十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因为建立了“群”而将友谊复活。过去需要报批的各种老乡会、同学会，都可以自己在网上建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给政府调动社会闲置资源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条件，也带来新的挑战。

公共讨论

各种互动性栏目的出现，使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政策有了新的表达渠道。党委、政府对网上舆情的及时搜集和报告，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表达的有效性。经过多年的磨合，大多数网民也开始知道遵守底线的重要性，这使理性的公共讨论和官民互动成为可能。尤其是在各地的地方论坛上，公共突发事件、城市管理、房价、公用事业收费，都成为热议的话题。

信息公开

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公众对信息的渴求，这一进程也伴随着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承诺。城市越是现代化，越是需要信息流作为供血系统，确保社会正常运作。因此，从建立政府网站开始，到开通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最后到向社会提供大数据，成为政府工作的新常规。

新型犯罪

伴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也产生了新的犯罪形式。首先是网络犯罪，行为人运用计算机技术，对网络系统进行攻击、破坏。行为人运用编程、加密、解码技术或工具在网络上实施的犯罪，包括各种黑客攻击、隐私窃取。其次是利用网络进行其他犯罪，包括利用软件指令、网络系统或产品加密等技术及法律规定上的漏洞在网络内外交互实施的犯罪，还包括行为人利用其居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定地位或采用其他方法在网络系统实施的犯罪，例如各种欺诈、侵权行为。

以上种种，都与治国理政息息相关。

二 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业界一直有很多讨论。但这些讨论一涉及政治层面，就容易走到两个极端：一是照搬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来套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二是完全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用群众听不懂的语言来演绎。

本书试图用社会学、政治哲学、传播学的理论框架，结合管理部门的方针政策和地方实际，从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互联网运用的角度，梳理和探讨互联网社会治理创新问题。主要有：

——中国现代化建设怎样改变了社会和人，这些改变与互联网的内容生成存在什么关系；

——互联网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反映到政治层面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渐进过程中，互联网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虚拟和现实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怎样在激发活力和有序可控之间获得平衡；

——互联网对政府的职能转变提出了什么要求，我们应如何主动适应；

——互联网是怎样改变传统媒体的，传统媒体应如何适应新形势；

——中国社会需要怎样的互联网内容，为了塑造这样的内容，我们在立法、执法、守法方面需要怎么做；

——互联网对天文数字量级的网民的自律要求，应该如何实现。

本书探讨的问题，归结到最后是两个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加强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更有效地管理国家；同时，互联网内容生产者应如何协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愿景，达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共识，加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素质培养，在依法、守法、自律的基础上，提供多元的、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