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

一 全球气候变暖正在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

之所以说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首先是因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和其他的环境问题一样，已经和必将严重地危害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首先，全球变暖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杀手，气候变化和化石燃料使用已经导致每年近450万人死亡，到2030年以后可能导致每年600万人死亡。如果不采取行动，2030年前全球将有1亿人死于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在今天已经具有经济价值，（评估这一问题）将会使因不作为而导致的疾病和死亡的散播程度降至最低。

其次，气候变化使全球一些重要的系统失去原有的平衡，“导致地球大气系统（气圈）和生态系统（生物圈）发生了重大变化，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土质退化和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海洋环境恶化以及化学污染和垃圾成灾等诸多问题”。

气候变化导致气候规律发生改变，台风、强降雨、高温干旱、低温冷害、强对流等极端气候天气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季节和持续时间、地点和范围等都超出了以往观测到的事实和基本常识。全球近20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洪灾、旱灾、暴雨、雪灾等气候灾害的频繁出现，引发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加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世界上更多的人口将更易遭受自然灾害及其他气候变化因素的影响，2.5亿人将不得不应对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后果，3000万人将遭遇极端天气和洪灾，500万人将受荒漠化的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预测，到2050年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50厘米，沿海的城市和岛屿国家与地区将被淹没，全世界现在136座沿海大城市，价值28.21万亿美元的财产将受到影响。“气候变暖将使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气候变化的相关灾害的危害。”上海等城市已被列入了危险城市名单。

2012年，全球极端气候常态化，北极的冰川继续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融化，冰川的体积缩小了18%，格陵兰97%的冰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化。而冰川的融化加剧了全球变暖，导致很多城市和地区遭受暴晒、干旱和洪涝灾害，导致欧洲800多人死亡的寒潮；美国东部遭遇了强烈的风暴——“桑迪”飓风，影响了直径达1600公里的广泛地带，给当地带来强降雨，导致停电甚至降雪、125人死亡等系统性的危害。5个国家的最高气温打破历史纪录，成为自188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第8个最热的年份。6.9万个地区高温破纪录，洪涝灾害的水平也远超过2011年，非洲部分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和中国则遭遇了损失惨重的洪灾。

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对经济造成的威胁正在加大，2000—2006年自然灾害对经济安全的威胁已为20世纪70年代的4倍，每年造成的损失增加7倍，受灾人数上升4倍。气候变化还造成经济损失，在同导致作物死亡的干旱和缺水的斗争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将超过2个百分点。第三世界受到的打击可能最为严重，它们将不得不动用原本已经有限的资源来对付疾病和干旱，预计因气候变化引起的死亡中超过90%都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在所有的损失中，中低收入国家中的那些世界上最贫困的群体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这些群体的损失已经到了极点。气候变化导致化学物质的毒性增强，空气和水质更容易受到污染。另外，气候变暖还严重地损害世界物种资源的丰富性，从而使世界发展的后劲受到严重损失。

二 气候变化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

气候变化及其应对也像其他环境问题一样，深受“外部性”“市场失灵”的困扰。“我们大量地排放二氧化碳，将人类与生态系统暴露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我们可以随意伤害别人却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受害者在时间上与空间上都与我们相距甚远。”气候变化具备了环境问题的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如何使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是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解决的难题和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能够在自发运行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调节，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市场经济下也存在一些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在环境、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由于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环境治理成果一样具备了外溢性，其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使得其投入的主体很难根据消费量对消费者进行收费，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背离，从而失去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导致气候变化领域资本前所未有的配置失当。

气候治理是提供全球基本环境质量的公共产品。现代经济学认为，当自利的“经济人”与公共物品相结合的时候，如果没有伦理关系制约，那么必然会产生“搭便车”的现象。由于气候治理的成果与其他环境治理成果一样，物理边界模糊，不易观察和计量，加之，对一个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是本国承担，好处却是全世界共享的，而治理其他环境污染的效益是能够直接在本国体现的，所以普遍的选择是“搭便车”，即每一个国家都不愿意付出边际成本来改善大家受益的气候，而只想等别人行动以后坐享其成。

三 应对气候变化存在政府失灵

应对气候变化又以其影响的范围广、解决起来难度大等特征而区别于其他的环境问题。首先是最大的环境问题。面对气候变暖，没有哪一个国家和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可以置之度外，其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是其他任何环境问题都不可比拟的，因此，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把应对气候变化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问题。其二，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还会出现“政府失灵”。气候变化是跨国的环境问题，既不可能在一国的框架内解决，也不可能有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权威机构来控制和管理气候治理问题，只能通过国际谈判、协商，形成相应的规则和合作条约来应对。其三，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区别于其他环境治理的特征。由于二氧化碳存续的时间长达200年以上，所以无论是否减排以及采取何种强度的减排措施，全球地表温度在未来几十年内持续升高的趋势都难以避免。所以，除通过“减缓”，即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来减少气候变化的速率与规模外，“适应”，即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化解气候风险，加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建设，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其四，由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权利和义务难以界定，受害程度的区域差异以及由于国家利益的追求与气候全球治理目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更难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全球成本国别化。此外，和一般环境问题比较起来，气候变化的危害和治理成果的效益都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滞后性，所以从政府到公民对气候治理普遍缺乏紧迫感。“既然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危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具体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那么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可怕，大部分人就依然袖手旁观，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但是，一旦等情况变得具体真实，并且迫使他们采取实质性行动的时候，那一切又为时太晚。”

以上特点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四 二氧化碳是不是污染物？

有一个与之关联的问题是二氧化碳是不是污染物，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是否只有负面影响而无正面影响的问题同义。在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不仅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属、大气中的粉尘一样会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相反，对于地球来说二氧化碳是必须有的一种气体，没有二氧化碳就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也就没有地球的存在；没有二氧化碳形成的温室效应，地球的温度会常年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正是因为温室效应使地球的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从而为各种生物的存在创造了环境。二氧化碳是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物质。当二氧化碳增加1倍时，农作物的产量可以增加40%—130%，同时在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后，植物需要的气体交换量减少，水分蒸发量减少，作物抵御干旱和臭氧等污染物的能力增加，这对于干旱和污染不断增加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浓度超过了一定的度量，让全球气温上升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达到导致灾害的水平，事情就走到了反面，就会成为环境问题，从而二氧化碳也就成为污染物了。有鉴于此，2007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决定把二氧化碳计入污染物质。中国环保部在2011年颁布的扩大城市大气质量监测标准中，也把二氧化碳和细颗粒物（PM2.5）等一并列入了污染物进行监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防止环境污染的减排和二氧化碳的减排形成了交集，于是很多地方就将其统称为减排，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论和政策中都已把气候变化、温室气体的减排与环境保护画上等号，如有的学者把分析环境保护的库兹尼茨曲线直接用来分析温室气体减排的变化趋势，有的学者把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来进行分析，等等。但是，气候变化怎么变成了环境问题，它们是在什么地方成为交集的等问题如果没有得以阐明，那么逻辑上就出现了断裂，所以，研究气候变化是不是环境问题，并不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