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城市和城市化

城市是以空间环境资源集中利用为基础，以人类社会进步为目标的一个集人群、资源、先进科技文化于一体的空间地域系统；是一个经济贸易、政治社会、科学文化实体和自然环境实体的集合；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区域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化、独立发展并在空间上趋于集中的复合人工生态系统。

城市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人类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而城市的历史仅有6000多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

最早出现城市的地方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如埃及、印度恒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关于城市起源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防卫说，即起源于防卫外敌入侵的功能；二是集市说，突出商品交换、集市的功能，依据是先有市后有城；三是分工说，从社会学角度探索城市起源；四是庙宇说，从宗教角度解释城市起源。

联合国人居组织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1996年）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2008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斯蒂格里茨认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特大城市是20世纪末出现的，并将在21世纪得以普及的一种新的城市形态。2010年世界拥有或超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数量从2座增加到20座，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22座，其中17座在发展中国家。

全球城市、城市群、城市带都是在20世纪末广泛出现的新城市形态。

专栏2-1 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指数是由城市规模、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风貌、政治参与度、全球500强企业在该城市设立总部的数量、城市资本市场的规模、机场和港口的吞吐量、使领馆数量、智库数量、政治组织数量、博物馆数量等多项指标构成的，以衡量一个城市在该城以外发挥的影响力，即它对全球市场、文化和创新力量的影响及其融合程度的指标体系。

2010年依据全球城市指数排列出最全球化的城市，前四名是：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前十名城市中亚太区有五个：东京、新加坡、悉尼、首尔、香港。美国有三个：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欧洲有两个：伦敦、巴黎。

中国有7个城市进入全球前65位：香港（第5位）、北京（第13位）、上海（第20位）、台北（第39位）、广州（第57位）、深圳（第62位）、重庆（第65位）。

一 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产业集聚、财富集聚、智力集聚和信息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进步、生产方式进步、社会方式进步、文明方式进步的过程。

180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仅为3%, 1850年达到7%, 1900年为15%, 1950年为30%。到2000年，全世界城市化率已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一半，达到48%。到2006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增加了4倍多，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预计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超过70%。

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就完成了本国城市化任务（见表2-1）。

从20世纪末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加速推进，大约90%的全球城市增长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据预测，2000—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整个城镇建成区会增长3倍。

在两百多年的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众多的城市化理论，城市化道路也各具特色，但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城市化发展模式。

（1）城乡相互封闭式发展的模式。其理论依据是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首先提出的，认为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像一个吸血鬼，把农村的人、资源、财物都吸收了，却把污染留下，造成农村的萧条，所以城乡必须隔离。

（2）城市优先发展的模式。其理论依据是《华盛顿共识》，即城乡发展模式必须依据金融自由化、资产私有化及政治民主化等。但是，很多国家曾经采纳过的这种城市优先发展模式，弊端毕现，难以维系：土地私有化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去往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失地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在城市周边形成大量的贫民窟。城市中60%—70%的土地被贫民窟占据，产生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动乱，以及投资环境恶化等问题。

（3）蔓延型的城市化模式或放任式的机动化的城市化模式。美国机动化和城镇化同时发生，再加之冷战时期出于防原子弹的需要，美国提出缩减城市规模，诱导人们到郊区去，国家大规模补贴高速公路建设，导致城市低密度蔓延，演变成了“车轮上的城镇化”。美国在10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空间密度下降了许多，不仅大量耕地受到破坏，而且一个美国人因依赖私家车出行所耗费汽油平均比欧洲多出5倍。

（4）城乡差别化的协调发展模式。其理论依据是城市和乡村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从生产角度来看，城市工业以企业为主，而农村农业则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农村农业是低成本的循环式，没有任何资源在传统农业中被浪费或成为垃圾；城市和工业是高消耗直线式的，有很强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但是没有降解者，无法形成循环经济。法国和日本是实现这种城市化模式的典范。在法国，农村人口高度聚集在历史形成的村落之中，并伴有开阔的原野和田园风光，同时把历史的积淀和带有地理标志的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等结合在一起。日本有千分之一的人回农村定居，其产业结构直接从农业走向服务型经济发展的绿色发展道路。

（5）高能耗的城镇化模式。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化模式决定的。如果中国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不是轨道交通，而是高速公路；城市建设的模式不是密集型城市，而是美国式的蔓延型城市，那么中国城镇化的结果将像美国一样，仅汽油消耗量就相当于当前全球的产量。

（6）高环境冲击型的城市化模式。最典型的就是所谓资源型城市，依靠对某种资源的开发而兴起的城市。因资源的枯竭导致城市环境破坏、产业结构无法调整、失业问题严重等。一些在生态脆弱地区、敏感地区建立的城市，对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造成严重的环境压力，也属此列。

城市与自然界最大的差别在于城市的降解功能过弱，生产和消费功能过强，所以城市对周边的环境冲击过大。

二 中国的城市化

（一）中国城市化战略指导思想的演进

1953年：“城市太大了不好”，要“多搞小城镇”。

1956年：“城市发展规模不宜过大。今后新建城市，规模一般控制在几

万至十几万人口的范围内。”

1980年：“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1990年：“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实施“小城镇大战略”。

2000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将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动力源。”

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城镇体系的形成

1953—1982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提高了7.3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2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1982—2011年提高了30.70个百分点，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见表2-2）。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一个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较为完善的城镇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

中国工业增加值的6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5%、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来自城市。城市已经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中国城市的形态由过去单一的增长极，“摊大饼式”的发展变为城乡统筹，出现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株潭、成渝等城市群或城市带。

在看到中国快速城市化对改革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毋庸讳言也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从国际经验考察，中国城市发展正好对应着“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瓶颈约束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效率与公平需要调整和重建”。人与人关系失调表现为，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城市化过程导致城市居住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生活门槛明显提高。人与自然关系失调表现为，一些城市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和发展速度，使水、空气、土壤、植被等生态环境受到威胁。人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失调表现为，虽然中国城市在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地下管网设施、垃圾处理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城市管理设施方面投入较大，但总体上仍然赶不上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步伐。从表2-3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在城市发展指标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旧城消失、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城市“综合病”凸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新城建设与旧城保护、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城市发展与区域合作等已成为中国城市化深入推进过程中的难解和必解之题。

如何正确把握推进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力推进宜居城市建设，都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