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开拓者的思想起步

没有任何疑问的是，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开拓者和最杰出的代表。追随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特殊路径，探索青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从源头上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之旅，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性存在，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运动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过程的实践和理论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运动主体、运动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个自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运动过程。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构成要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凝固不变，由于传播的原因或实践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观点会突出地展现在前沿，甚至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中国实际，是由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外部环境、时代特征等构成的总体性的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走向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过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张力和中国实践的内在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基础。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当代性、一般性与具体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必须走向实践，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相结合，在同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既展现其当代价值又获得其当代形态，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和价值。特定阶段上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及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自身发展，实现救亡图存和发展复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照中国和世界大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以及初创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变革中的思想结构，都必须在一种总体性的革命中进行重建。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突交锋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此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此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传播和被接受，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觉悟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产生，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展开，构成了多方面的现实基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要素的产生以及矛盾关系的展开，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现实存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它不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一个自觉的社会历史过程，是历史必然性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核心矛盾，这个核心矛盾的展开构成了运动本身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就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大众需求、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反复证明，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不断发展的，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步成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就是进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这两类客体是被结合的对象，它们之间的结合不是自然自发的，而是通过理论主体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主体性的过程，没有主体的自觉结合，就不可能出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终结的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主客体本身的变化发展以及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不断推进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走向深入，在开放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形成阶段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从纵向展开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前后相继的四个逻辑环节：植入、融合、再生、发展，这四个逻辑环节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首先，译介和植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或整体观点，通过语言转换，从另一种文化系统移入到中国文化系统当中，增加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但植入之后，是否为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所接受，是否能够同中国民族特点、历史文化、现实实际相结合，则是下一步的事情。其次，吸收与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就是理论主体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人类文明发展积累的优秀成果，经过历史检验的实践经验，为开展理论创新奠定正确方向和知识积累；理论主体通过由外而内的头脑武装，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内化为自身的世界观、方法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实现主观世界的根本改造，实现外来理论向自身思想结构的转换，同时将学习而得的各种优秀知识和经验转化为自身的知识要素，实现知识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的生成过程。再次，融合与再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就是在吸收内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及其经验相结合，同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的良性互动，将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换为带有中国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风格和理论应用上的时空转换，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中国经验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升，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形成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后，突破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走向。就是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追随当代人类实践的步伐，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发展的趋势，不断实现思想解放，突破传统文化中已经过时的内容，已经不适应当代实际要求的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空间局限性的个别观点，在坚持基本原理和结合转化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推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创造，提出新的思想观点、概念论断、理论体系、对策思路，共时性地推进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从横向展开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民族化、时代化、实践化、大众化”四个理论维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时态逻辑。首先，世界性理论同民族性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但是这种世界性的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其次，经典性理论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时代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因而具有真正的科学真理性、当代开放性，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同当代实际相结合，才能不断焕发出其当代性的理论光辉；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理论同当代科学理论、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使之总能够展示出其当代性价值。再次。普遍性真理同具体性实践相结合的实践化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其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它必须走向实践，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同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严密性理论同群众性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严密、完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具有完备的学术性、理论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集体意识，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反映中国具体实际、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型的文化形态。它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文化，从而打通了两种思想体系、两种文化结构的联系，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外来者的角色定位，使马克思主义内在化、民族化，使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能够在心理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建构了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性的文化体系，融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一开始就遭遇了种种坎坷。即便是经过了近百年的融合并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当今中国理论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法性问题依然在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切断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中断。其实，用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来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是错误的，用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来取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同样是不正确的，所谓儒学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既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

二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曲折进程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开拓者。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代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根本走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曲折而艰辛的。

毛泽东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富有传奇色彩。1913年春进入师范学校之前，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系统的早期教育：先是不连贯的6年私塾教育，1902年至1906年底在乡村私塾接受5年启蒙教育，1907年至1909年夏辍学在家劳动并坚持自学，1909年至1910年秋又接受了1年的私塾教育。他接受新式教育的经历更独特：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东山小学，半年后离开；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10月底离开去当兵；1912年春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几个月后又离开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1913年春考入第四师范（次年2月并入第一师范），1918年6月毕业，接受了5年半系统的师范学校教育。这种曲折而独特的教育经历，形成了他获取知识的个性特点，并直接影响了他特定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对思想结构的形成和思想发展的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知识结构同思想结构并不等同。知识是外在的，是主体从外界吸收的文化信息；思想则是内在的，是主体通过自身的独立思考而获得的个性化的思想成果。但是，知识结构同思想结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知识是思想的基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内化。在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思想主体必须要根据思想发展方向和思想结构建构的需要，对知识要素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它们以思想发展方向为依据，获得重新定位形成有序结构，并充分发挥对思想发展的支撑作用。尤其是，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并不就是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但是主导性思想要素必然同主导性知识要素发生内在关联，一方面必须要借助主导性知识要素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则必须要排除主导性知识要素中那些与主导性思想要素不协调的内容，实现主导性知识要素与主导性思想要素有机融合。

进入湖南一师前，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新学知识和西方思想文化有过比较多的接触，知识重点的选择极富随意性和个人化，知识兴趣的转移速度快而时间短，知识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不断转换，文化、知识、信息的存量丰富且结构庞杂。进入湖南一师后，他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个性特点、个人兴趣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习条件、文化环境、学习方法、管理规范等也同此前有极大不同，他在知识学习、信息吸收、文化接受等方面也实现了新的飞跃，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型学习，系统学习西方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同时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猛烈吸收新的文化思潮，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导、中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传统文化在量的积累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已经沉淀到个人记忆的底层，凝结为知识结构内核，是他吸收、选择、评价后来的各种知识元素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基本标准。这种知识结构构成了其思想发展的基础，在其思想转变以及转变之后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他思想鉴别更加复杂但思想内容更加丰富，思想清算更加艰辛但思想转变更加深刻，思想冲突更加激烈但思想结合更加完善。

从湖南一师毕业之际，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初步形成但方向不定，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理想信念已经确立并直接影响其日后的思想变动。在激烈变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中，在初期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期大量吸收了各种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观点，知识结构进一步丰富，思想结构开始初步建构，但包含着内在矛盾，方向并不确定。在世界观上，坚持“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二元论哲学世界观，但是这种二元论毕竟不是一种独立的世界观，最终是走向唯物主义还是走向唯心主义，还需要他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实践的展开而做出明确选择。在历史观上，把“宇宙之真理”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源，把“心之力”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把“圣贤”“英雄”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把“哲学革命”“伦理革命”看作是改造中国的根本路径，把“大同社会”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带有鲜明的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但是这种历史观中又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某些唯物论因素，这种矛盾将导致在接触到新历史观思想后，在历史观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转变。在思想方法上，辩证法思想已经深入到思想深处，成为重要的思想元素，并成为观察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问题的方法依据，但因为尚未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其辩证法思想中仍夹杂着一些相对主义的思想杂质需要克服。在政治思想上，站在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深刻揭露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及其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大力倡导个性解放的“精神个人主义”；当然，这种激进民主主义在真正改变中国命运、达到救国救民目的方面难以胜任，必须提升到新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思想境界。在理想信念方面，从追求个人功成名就、谋求职业生涯的个人化的理想，上升到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理想，这种理想信念对日后的思想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因为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实践经验不足，他在改造中国的路径选择上，仍然徘徊在革命改造和温和改良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这种内在矛盾、方向不定的初步思想结构，既是当时思想发展和理论思考的结果，也为下一阶段的思想提升和整体转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进入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当中，但尚未成为主导性要素，其思想结构陷入多元并存、内在冲突的混杂无序状态。1918年8月到次年3月，为了组织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起构成其思想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开始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但是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要素。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处于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异彩纷呈而无主导。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和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在短时间内，接触了一批学者名流，大量接收了刚刚引入中国的新思想新观点，知识储备迅速扩张，理论视野急遽开阔，各种理论观点共时性地进入其思想结构当中，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进行归纳整理，更没有进行筛选取舍，哪一种思想观点都难以成为主导性的思想要素，从而使他的思想结构陷入了多元并存、内在冲突的混杂无序状态。当他亟须冷静下来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践检验时，五四运动爆发，他迅速投入到火热的实践当中，混杂矛盾的内在思想得到理论外化，各种思想观点都被他提升到实践指南的层面加以宣扬和推广，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自相矛盾的状态：在哲学世界观上基本转向唯物主义但仍然留有唯心主义因素，在政治理论上坚持兼容并蓄但明显倾向改良主义理论，在社会革命道路上盛赞十月革命道路但明确主张“呼声革命”，在社会关系分析上初步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但幻想阶级之间和乐亲善，在思想发展阶段上初具共产主义思想但仍处于激进民主主义阶段。

经过对多种主义的亲身实践之后，青年毛泽东思想结构的主导因素开始发生变化。混杂无序的思想状况，使他在思想上有更大的比较选择空间而不限于封闭自守，并在比较筛选、实践验证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在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和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的驱动下，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混杂的思想状态当中，而是把自己接收的各种思想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力求通过亲身实践来检验和判断这些理论是否能够对社会历史做出正确的解释，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需要，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南。五四运动实践不过是这种实践检视的开端，但是这个实践既短暂又充满着自我矛盾，使他无法真正对自己刚刚吸收的思想观点加以充分地辨析和检验，全面的实践检验必须进一步展开。为此，从1919年5月开始，他对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他认为有价值的各种思想理论，进行了亲身体验和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过“驱张运动”实践及深刻的理论反思，到1920年6月，经过一段时间对各种主义的实践检视之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和总体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政治思想上基本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结构中的主导因素正在发生重大转换。

思想方向日益明确，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展一系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尝试。“驱张运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但是运动期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直接影响到下一步思想发展的方向。1919年12月二次进京到次年7月离开上海期间，他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思想结构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迅速上升，非马克思主义因素急遽下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初步占据了其思想结构的主导地位，思想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导向性已经明确，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思想结构的转型已经初现端倪。但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作为救亡图存的行动指南，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此，从1920年7月开始，他开展了一系列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创办文化书社，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探索俄国式的革命道路；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建立共产党做人才准备；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这些初步实践，毛泽东把初步确立的信仰付诸实践，使爱国主义从情感层面上升到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有方向的、改造中国的现实运动，使原来混杂的、缺乏主导方向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结构转化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合理配置的思想结构，使原来的处于个性层面的超越性格和以修身储能为目标的知识积累过程转化为从根本上改造旧世界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进一步确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理论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初步实现科学信仰向现实实践的跃升，并日益从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完全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方向实践走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

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两面性及实践受挫，进一步暴露了青年毛泽东在自我清算前夕的思想矛盾，促使他下决心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彻底清算。1920年9月到10月下旬，就在毛泽东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理论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际，他组织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并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开始发生方向引领作用，对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的目标确立、发展取向、策略制订、路径选择、力量依靠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从而使这个运动在总体上呈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结构中还存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素，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因素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对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还有些犹豫不决，对封建军阀仍抱有一定幻想，还期望通过和平的、不流血的、来自上层的改良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些因素虽然不处于主导地位，但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动，对自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发展方向、方式方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这个运动本身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从而导致运动最终受挫。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是毛泽东在思想根本转变前夕准备充分、组织系统、目标明确、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社会政治实践，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运动失败后进行的理论反思和思想清算更加全面彻底，成为他实现思想彻底转变最关键的一步。

经过深刻的自我思想清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实践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彻底认清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在短时间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1920年11月底，他撰写了大量书信和文稿，编辑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自己多年来的实践和思想做了一次总体性的自我剖析和彻底清算，清理了思想结构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在哲学世界观上，清理了二元论哲学和“圣贤救世”历史观的影响，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主导思想上，深度清算了曾经占据思想结构主导地位的改良主义、空想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思想，对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坚决否定。在奋斗目标上，清理了过去曾经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明确提出要通过“根本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在革命道路上，清理了“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教育革命”等温和革命主张，明确提出要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在政治运动的组织领导上，打破了过去过度依靠学术组织、民间组织领导的做法，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主义为引领的政党组织。在斗争方式上，清理了过度依赖理论批判、集会游行、上书请愿等合法斗争方式的思想，坚定了根本改造、彻底革命的思想。在发展视野和实践空间上，清除了曾经提倡的画地为牢、封闭自治的思想，明确提出必须要树立国际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这种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是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既标志着旧思想结构的终结，也标志着新思想结构的开始，既是对旧思想结构的解构，也是对新思想结构的建构。经过思想清算之后，他更加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彻底完成思想转变之后，毛泽东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毛泽东完成思想转变的文献标志是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件、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的发言、编纂《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等，其显在标志是确立了全新的政治信仰，其深层标志是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1920年底到1921年初，毛泽东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改造中国的根本目标、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具体步骤等问题的看法，标志着他已经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确立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把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紧迫任务，在政治信仰上做出了重大的全新的选择。随着思想转变的彻底完成，青年毛泽东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要素和主导方向的思想结构，在这种思想结构的主导下，他在知识取向、价值判断、实践行动、情感认同等方面都相应地发生了决定性改变，马克思主义成为主观世界的统领，实现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即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切实运用、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实现自身的完全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路先锋。从此以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行为主体和理论创新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道上不断开拓前进，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并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并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深厚的思想积累。

青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历的共同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根本前提。

三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独特模式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批判地继承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世界观上的革命性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他们可以说是“自我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更多地可以说是一个“自主接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开始确立世界观之时，就直接学习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传播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世界观未确定的状态下直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并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派出一大批先进青年到苏联学习，他们在俄国直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几乎没有经历自我清算就直接转向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灌输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外在灌输式的思想转变，在短时间内是非常坚决和彻底的，但因为不是自主性的思想建构，往往会留下一些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加鉴别地机械照搬外来的理论观点，在思想和实践上走向极端。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自我清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其思想结构相当复杂，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比较，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有效性，清算了思想结构中的各种错误思想，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是客观的共性化因素同主观的个性化因素良性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个人的思想变化离不开客观的共性化因素的总体性影响，任何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个人思想变化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甚至会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的窠臼。但是，单纯的环境决定论，根本无法弄清楚个体思想发展的具体状况。因此，分析个人思想转变的历程，必须把客观共性的因素同主观个性的因素综合起来分析，并特别要关注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及其对思想主体的影响。就单个思想主体来说，影响其思想发展的客观共性要素，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环境、家庭出身环境等方面。其中，家庭背景对于个人来说虽然也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的因素，但是不同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因此基本上属于个性化的因素；而其他几个方面的要素则是同时代人们都共同拥有的共性化的要素。对于每一个思想主体来说，这些客观性的共性化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外在环境性因素，制约着人们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和大体方向，每一个个人思想发展在总体上不可能超出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客观性要素的变化必然会对个人思想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个人思想转变的具体方式、特殊路径和个体风格，是由主观性的个性化要素决定的。这些主观个性的要素主要包括一个人的情感、性格、知识、思想、信仰、实践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性格影响着获取知识的方式，情感影响着理想信念的确定并进而影响着知识、思想的发展目标，思想结构受到知识结构的影响并反过来也对知识结构的发展变化起着导向和规范作用，信仰建立在知识和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反过来引领思想知识的发展方向，实践是上述诸种因素的综合与外化。

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以思想主体为核心，客观社会条件、主观个性特征、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理论研究客体、理论发展条件等共性和个性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程序，构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有效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理想引领机制、学习吸纳机制、实践动力机制、有机结合机制、集体智慧机制、思想交锋机制等。第一，理想引领机制，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尽管曾发生过激烈的思想变化，但是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那就是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他的一切思想进展都始终围绕着实现这个远大理想而展开，都是在这个理想目标的牵引下进行的。第二，学习吸纳机制，为了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理论指南，毛泽东以惊人的毅力接收一切他认为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形成丰富而庞杂的知识储备，而后再结合自己的实践来比较甄别选择，他还非常善于在学习中进行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地随意接受外来的观点。第三，实践动力机制，从青少年时期起，毛泽东就非常注重理论同实践的密切联系，把从书本上得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去检验并决定取舍，同时又在实践中获得新的体验，通过对实践的反思来深化思想认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下来作为自己的实践指南，而是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一番，用事实来验证其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可行性。第四，有机结合机制，在思想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把理论与实际、新思想新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选择与解决重大问题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善于把自己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同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和发展道路。第五，集体智慧机制，在学习文化知识、追求思想进步的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吸收他人智慧，在思想交流中实现智慧共享，不仅同自己的师长好友、新民学会会员进行切磋交流，而且抓住一切机会接触不同思想观点的代表人物，获得最新的知识和思想；在其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之间的交流，极大地推动他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第六，思想交锋机制，一旦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选择之后，他就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义无反顾地放弃自己曾经坚持而又被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这些机制综合起来形成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特殊模式，即以理想信念为方向引领、以社会政治实践为根本依据、独立自主进行自我清算的思想转变模式。

其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始终都是在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理想信念牵引下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实现理想信念的行动指南，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学术兴趣或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儿童时期，毛泽东的反叛和超越主要是基于个人性格和出于个人目的。接触一些爱国主义材料后，他了解了中国的落后和屈辱状况，开始谋求国家兴旺发达的出路，有了某种历史担当的责任意识。进入湖南一师后，其理想信念实现飞跃，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远大志向和社会理想。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下，他猛烈地学习吸收各种思想文化和理论观点，以求作为实现远大理想的理论指导，经过深入的理论鉴别和丰富的实践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针和行动指南。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将其作为一般性的学术理论来看待，而是作为指导思想、理论信仰和行动指南来看待的。正是出于这样的选择标准，他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他接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是否完整，而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引领中国人民根本改造中国的现状，获得革命胜利；他当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做理论上的分析和阐述，而是集中在对这种理论进行广泛的宣传，以求扩大它的影响，使之成为共同的行动指南。

其二，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始终是同他亲身参与的社会政治实践密切联系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都必须经过亲身实践才决定取舍，因而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更加曲折，时间也更长一些。在思想清算方面，毛泽东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蔡和森等有着大体相同的思想经历，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着复杂的思想积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都对先前的思想进行了清算，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在自我清算的具体方式和具体路径上，他们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湖南一师时，毛泽东就在深入学习各种思想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社会调查、工人夜学、学生社团等各种社会实践，实现主观世界的重大转型，开始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前景上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本大源”。毕业之后，他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和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猛烈吸收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形成混杂矛盾的思想结构，但他没有停留在这种思想状态当中，而是把各种思想理论运用到实践当中，力求通过亲身实践来检验和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的需要，是否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的理论指南。正是经过对多种主义的亲身体验，他逐步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占据思想结构的主导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同样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用事实来验证其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可行性。特别是，他领导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把湖南的工人、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这个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认识到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改造中国、救亡图存的行动指南，从而牢牢确定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内，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直接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社会政治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得更加全面，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会更加深刻，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更加曲折，经历的时间也更长一些。

其三，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是通过独立自主的而非外在强制的自我清算完成的，思想清算和转变的过程虽然曲折缓慢，但是步子扎实、深刻全面，一旦完成就毫不动摇。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突出特点就是通过独立自主的自我清算，实现世界观和思想结构、理论信仰的转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的思想结构相当混杂无序，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都被他推到指导思想的地位，从而在实践中也呈现出自我矛盾的特点。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鉴别，他逐步认识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为此他对自己的思想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对曾经信奉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进行深刻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清算。毛泽东在自我清算过程中的独立自主性是非常突出的，他从来不人云亦云，从来不随便地接受别人的劝说，即便是对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老师也不盲从，对于任何思想理论他都要经过自己的实践验证和理论鉴别才决定取舍。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思想转变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在短时间内还会有所反复，但是因为这种清算出于自主自愿，而且步子扎实、深刻全面，因此一旦做出了最后选择，彻底完成思想转变，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就旗帜鲜明、坚定不移。

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结果，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直接移植到自己的思想当中，也不是将先前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要素完全排除，而是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融合重构。经过这种融合重构，思想结构从先前的多种思想并存冲突的混沌状态，进入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多种思想重新配置组合的有序状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性思想居于根本指导思想地位，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思想结构的发展方向和对不同思想文化的鉴别取舍。与此同时，其他的思想要素在新的思想结构中获得了新的定位，作为一种思想要素沉淀整合到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思想结构当中，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获得新的解释，成为他日后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

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当下工作。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迪：必须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深入理解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毫不动摇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坚决的理论斗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那样，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文化、当代中国实际、当今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并努力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世界性影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