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衡定一个时代历史学的进步可以有多项标准，史学体裁的丰富、研究角度的变化、对新的问题的考察等等，都是这些标准的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在这些标准之上且能统摄这些标准的还应当有一个更为本质的大标准，这就是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这是一种深刻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是通过观念和思想达成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史学目标，并因此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起伏、变化和进步。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史学研究的转折，称之为革命性的改变也并不为过。其中最为显著和重要的表现是，我们树立起了独立思考这一科学研究工作最基本的却被长期阉割的学术精神，由此产生了对以往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教条的怀疑，并和我们许多值得尊敬的前辈学者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历史学走出“奉命史学”、“遵命史学”的樊篱，努力使中国历史学回归到它应有的学术位置。与此相应，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的进步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割裂开来。我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史学中“求真”和“致用”的优良传统，前者保证了我们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确认，后者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学的现实品格。

以往读李振宏教授的论著和论文，总是能被他深刻的思想洞察力和敏锐的批判精神所感染，所打动。我上面提到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在研究工作中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确认和对历史学现实品格的实践，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文字之中，都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最近，李教授寄来大著《当代史学平议》，让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思想和批判的力量。

其实，这部著作收入的一些论文我之前就已经拜读过，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命题》、《文化史研究需要提倡整体性思维》等。而《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这篇长文在发表之前我就已经学习过，而且可能是第一个读者。2008年前后，中国史研究杂志社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近60年，有必要对这段不算短暂且不平凡的时代的史学研究走向做一次细致的梳理，因此准备设立“六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专栏，并约请了几位专家撰稿。这些朋友因工作繁忙没有完成文章，只有李教授赐寄来《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令我非常感动。由于专栏取消，这篇文章也没有在《中国史研究》上刊出。适在此时，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了《历史学评论》，承李教授不弃，慷慨允诺将此文交给《历史学评论》。这篇论文是《历史学评论》创刊号上的压轴文章之一，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是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相关问题研究中最有深度的论著。这篇长达10余万字的宏文和李振宏教授的其他论文，体现了他的三个鲜明的学术风格。

首先是他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历史研究是否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不同意见。在中国一种有着相当影响的看法是历史学是“无用之用”之学，它应当与现实形成距离，从而保持自身的科学性。我个人未必准确的意见是，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存在着偏差。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由此出发，每个时代的历史学的科学性保证既来自所有时代历史学所共有的“求真”品质，也来自对特定时代现实向历史提交问题的回答。李振宏教授所关注的学术对象，是以其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从而展现了他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过人之处。例如，中国的思想史有着怎样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何以表现出与以古代希腊、罗马为原点的西方思想史的区别？李振宏教授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是没有个性化思想的思想史。因为，在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整个民族只能有一种思想，只能用一种方式去思想，只能沿着官方规定的思维路径去思想，只能围绕着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去思想。任凭再聪颖、再智慧的思想家，也必须牺牲自己的思维个性，牺牲自己思想的权利。在思想家的‘思想’之前，就已经为你规定好了思维的路向，思维的内容，就连思维的最后结果也是在思维开始之前就已经给予……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专制皇权的过于强大，在于皇权体制的刻意设计……只要抓住文化专制主义这个本质属性，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从思想论思想，由概念到概念，是国内学界惯熟的路径，它能够达到的终极效果是在表层上展现出思想的现象，却不能洞察思想走向的根源。李振宏教授将思想的历程与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析了思想演变与社会构成的内在联系。这一洞彻思想史脉搏的观察，正是来自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切体味。如果说解决了“历史”是什么，完成的是对“历史”小“真”的答案；那么解释了“历史”为什么，完成的则是对“历史”大“真”的回答。而对“历史”大“真”的判断，正来自历史学现实品格所喷流出的泉流。

其次是他对历史学思想走向的深切关怀。在《历史学评论》发刊词中，我写了一段话：“在历史学中，也存在着一种记忆，这就是历史学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仅总结了一个时代历史学的基本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在学术道路的总结中蕴含洋溢着充满反省的批判理念，最终将记忆的经验化为历史学前进的动力。”中国传统历史学“善”、“恶”并存。后一方面，在历史学的目的性而言，它主要不是寻求真知，而是让历史知识成为支持国家统治和正统观念的工具；在历史学的自律性而言，它将“是非据《春秋》”和“扬名教”作为最高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限制了一种学术事业本应具有的彻底的批判精神。这两种表现在新史学浪潮席卷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播光大之后依然顽强存在。分析和总结这些表现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学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个方面，李振宏教授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想向读者推荐作者《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结语中的一段文字，这些文字是一个真挚的历史学家在沉痛思考后的思想表达，值得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思索：

（最近六十年来中国古代史从业者思想演绎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从禁锢、盲从，到冲出牢笼的激越冲动，以至于最后达到个体自觉、解放的过程。历史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禁锢，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强化的原因，也根源于几千年历史中权威崇拜、皇权观念和经学思维的思想传统，只不过是人们将对孔圣人和皇帝的崇拜，转化到了对马克思和当今政治领袖身上……当人们真正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利的时候，对历史的认识，才可能有所谓真知灼见，产生来自心灵的感应……思想的天性终归是要求独立和自由的，一切对思想世界的规范和掌控，带来的都是实践世界的沉闷和惨痛；保护思想跳动的自由，才是社会建设的至高境界。

思想的自由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根基，对于历史问题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是获得真知的前提。衷心希望经过近六十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几代学人的反思，我们前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经验能够为后来者提供有意义的认识基础，不媚俗，不趋势，不唯上，让中国的历史学成为追求真理的学术家园。

最后是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切关怀。李振宏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人中史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他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两次再版，在学界获得很高评价，是国内这个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收入本书的多篇论文讨论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他敏锐地指出：方法论观念淡薄，缺乏方法意识，是中国史学长期沉闷、缺乏重大创新性成果的主要根源之一。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理论和方法论是一个学科的灵魂，一个学科缺乏理论和方法论，这个学科就不能真正成长。一个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不能进步，这个学科也将长期停滞。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叫“画鬼（指理论）容易画人（指考证）难”。其实，把“人”画得像“人”固然不易，而把“鬼”画得“吓人”即有说服力又有指引性更为不易。国内史学界理论和方法论的薄弱原因很多，我以为最为根本的是我们缺乏对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我们是否能够在具体问题研究基础上，自觉提出有思想的判断和概括？我们是否能够面对已有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自主提出更加合理的观念？这些都是目前国内历史学面临的挑战性问题。我期望李振宏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这个挑战性问题的解决。

我和李振宏教授相识已有二十多年，我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几年前，上海崇明岛的一个秋夜，我们把酒长谈。帘外细雨霏霏，屋内振宏兄讲述他的曲折人生，讲述他的历史观念，讲述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这一切犹如昨日。振宏兄长我七岁。我常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年“文革”的荒诞岁月，振宏兄和其他一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同学，很可能就是我的老师。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思想让我学到了很多历史学知识以外的内容。人生短暂，此生能与振宏兄和其他学兄相识为友，足矣！

彭卫

2015年3月19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