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概念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定义概念是分析问题的第一步。因此，在阐述全书的论点之前，有必要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源流进行辨析。

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公共行政理论进行分析。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概念源于韦伯的学说。在深入阅读了韦伯的原著之后，笔者发现国内很多学者的说法并不准确，甚至曲解了韦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了很多观点，其准确性值得商榷。例如，张康之认为，在韦伯的思想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对立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官僚制属于工具理性范畴。张康之认为，韦伯的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观点“就是对科学的无条件的强调，而且这个科学是完全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的科学，是不具有任何价值内容的科学”。他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官僚制的三点逻辑：第一，官僚制走向了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和片面化；第二，由于根据工具理性所做出的官僚制设计抽象掉了价值因素，所以它实际上是用抽象的形式化的框架把人隔离和定位在一个个分离的单元之中；第三，官僚制对于一党制国家来说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陷阱。陈宝胜也撰文认为，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且认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对立、竞争、互动与融合是公共行政模式嬗变的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行政流派的变迁。

笔者认为，对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理解需要结合韦伯的全部作品进行研判，而不能仅凭韦伯的一本书或者书中的某句话，如果这样做，便存在着断章取义的嫌疑。本节的目的就是结合韦伯的作品与生平，对其关于理性以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论述进行全面分析，进而确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分析公共行政学理论流派变迁的基本框架。

一 韦伯关于理性的论述

在韦伯的作品里，对于理性有很多不同的论述。韦伯庞杂的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概念的神秘化和人们对其的曲解。因此，全面地考察韦伯关于理性的论述有助于人们把握韦伯的有关思想。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斯蒂芬·卡尔伯格（Stephen Kalbberg）198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了一篇关于韦伯的理性思想的文献综述，认为造成这些曲解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文对Rationalismus、Rationalitaet、Rationalisierung这些德语词的翻译不同，让一些无法阅读德语原文的读者处于一个无助的境地。这些词在中文里对应的分别是理性主义、理性和理性化。韦伯时而抽象时而具体的写作风格也助长了人们对理性概念的理解的复杂化。

理性概念在韦伯庞大的学术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为了对应四种社会行为——情感型、传统型、价值理性型和方式结果/目的（means-end rationality）型理性行为，韦伯提出了四种理性，即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对这些独立的理性行为，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例如，列文（D. N. Levine）认为，韦伯对理性的定义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同时，沃尔特·华莱士（Walter L. Wallace）也对列文和卡尔伯格对有关专业名词的翻译提出质疑。他认为，将Zwerckrationalitaet翻译为means-end rationality（方式结果或者目的理性），以及将Wertrationalitaet翻译为value-rationality（价值理性）在最基本的概念上起了误导的作用。他认为，两者都代表了目的理性（或者工具理性），两者也都是价值理性。在这一点上，华莱士认为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同义词，他认为最基本的差别在于价值的起源或者结果。在批判其他学者的基础上，华莱士对韦伯关于理性的概念提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韦伯关于理性的定义并不要求实际控制世界或者以某种方法来控制生活，对于韦伯来说，理性意味着通过大脑来指挥这种企图或者对其成功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这种指导和评估实际上独立于实际控制本身，而且实际控制也受制于很多外界因素。因此，在韦伯的思想中，一个人可以在头脑中实现最大可能的理性，但是也会在实践中失败。滕步科（F. H. Tenbruck）也认为在韦伯的作品中，理性有多种定义，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华莱士认为，形式理性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而实质理性也不仅仅是注重结果，他进而认为，对于韦伯的最大的一个误解就是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完全对立起来。在胡佛（T. E. Huff）的论述中，他直接将目的理性翻译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进而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内在理性（intrinsic rationality）的要求。实际上韦伯已经提醒人们：“从价值合理性观点上看，纯粹工具理性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因为对于一个能够控制自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来说，最合理的手段选择不能不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或者理想的成分。所以价值合理性反而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理性反而是实质非理性的。”

以上论述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学者们对于韦伯理性思想的解读。笔者在此不一一引述他们的论据。毫无疑问，他们的论据也是直接出自韦伯的著述。在对韦伯的理性思想的争论中，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片面与全面的争议。学者们对于韦伯的著作涉猎越深，对韦伯理性思想的理解就会越全面。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同很多中国学者一样，根据韦伯的某一篇作品中关于理性的定义对其思想进行解读，其中包括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然而，在我们看了其他人的论述之后，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完全对立的分类方法实际上是片面的，也无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运用韦伯的思想。

二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辨析

韦伯思想体系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是什么？这些思想和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流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构建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

目前国内普遍接受的定义认为，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理性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这个定义出自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单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没有错误。但是在了解了韦伯的理性概念的整体思想之后，我们再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完全对立的认识了。正如那些反驳对立观点的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如果仔细思考两个问题，答案就会清楚了：第一，哪种目的和工具理性相关？第二，哪种方式是相关的？显然，人们的目的不是唯一并且不变的，而且实现目的的方式也是多样的，而这样就存在了选择，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将价值理性渗透进工具理性的过程。这种融合的思想也是符合韦伯对理性的整体论述的。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涵盖在韦伯关于理性的论述中。在韦伯的思想中，理性作为一种心理和生理行为是无法完全区分开来的。例如他认为，经济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行为，经济活动有特殊的主观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经济产品的客观必要性，而且在于主观的信心认为这种活动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并不是一个唯一确定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理性是一种唯一的方法-结果过程，个体无法选择；而在某些情况下，理性可以存在针对给定结果的多种方案选择。这种工具理性实际上是基于个体的智力。这一论述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贯通做好了铺垫。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道：

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对于非信徒而言，教徒的生活方式是非理性的，对于享乐者来说，禁欲者的戒律也是非理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某种方式实质上很难截然分开。虽然韦伯在官僚制中提倡工具理性，但是韦伯的思想本质上并没有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截然对立。这一认识是我们将其思想应用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基础。

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理解也体现在韦伯的不同论述主题中。例如，很多学者认为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张康之认为，官僚制的体系本身只是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存在，它只需要考虑达到目的的有效性，也就是效率，而不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将官僚制归入纯粹工具理性的学者实际上割裂了韦伯的思想。韦伯对官僚制中的官僚有最基本的假设，离开了这个假设而孤立地谈论官僚制是片面的。例如，亨尼斯（M. Hennis）认为，在韦伯的著作中，对人的道德和行为的关注是最重要的一点。在韦伯的著名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韦伯提出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概念。韦伯指出，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可以进入政治领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韦伯只重视法律理性而忽视了行政道德和价值观。

另外，结合韦伯的身世和宗教影响，我们会更加理解这一点。韦伯出身于德国上层社会，父亲是政府议员，母亲是虔诚的新教徒，虽然韦伯在宗教问题上言辞激进，但是他对于研究对象的道德假设依然流露出了宗教式的道德虔诚，韦伯本人就是一个禁欲主义式的工作狂热者。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韦伯的标志性著作里，我们能够体会到韦伯对于宗教道德约束下新教徒行为的赞扬。韦伯认为正是这些在宗教道德约束下的新教徒书写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同欧洲那个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一样，这种生而受洗以及周围的宗教环境所带来的宗教影响是分析韦伯思想的一个基石。这一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至关重要。在谈到未来的现实社会时，韦伯最关注的是道德教育。他认为只有那些愿意和能够按照一定的道德要求生活，并在良好的秩序和权力领导下的人们，才能够将实践的理性和道德的严肃性结合起来。在韦伯关于官僚人格的论述中，那些非人格化、专家式、程序化和层级制等官僚制中所包含的特点实际上也是他独特的价值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韦伯看来，官僚的道德价值观是政治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能够将公共行政和私人道德的绝对主义区分开。这个论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在韦伯思想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工具理性本质上以特定的价值理性为基础和前提，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也需要通过工具理性来实现。对于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观点确实需要放到韦伯的整体学术著作中来理解，而不能单凭一部著作进行解读。

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与政治-行政二分法

在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应用中，很多学者将其和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联系起来。例如，张康之认为，“官僚制的体系属于传统的行政执行的范畴，是相对于政治的工具，作为目的范畴的内容是由政治提供的”。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将工具理性等同于行政范畴，而将价值理性归入政治范畴。陈宝胜则更为明确地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更替与公共管理理论的流变联系起来。他进而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出现代表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复苏。在这些学者看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与政治和行政的关系基本是一致的。政治更多地基于价值理性，更关注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念；而行政更倾向于工具理性，关注效率、科学管理等方式和方法的内容。笔者承认这一点，但是仍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与行政完全对立。正如沃尔多所言：公共行政科学充满了政治理论。其潜在的含义就是公共行政学说始终无法摆脱价值判断。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辨析，我们对于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变迁进行分析就有了更为广阔的背景。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博弈也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斗争。而引入政治与行政二分概念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相互依存而非完全对立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陈宝胜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提出分析框架提供了启发。在《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文中，他运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公共管理理论的变迁进行了简要分析。如同对政治与行政的争论一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人们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而，不同于张康之和陈宝胜之处在于，笔者认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相互依存而非完全对立的。笔者的分析框架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点：第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一直存在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价值理性或者工具理性；第二，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变迁可以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特点来概括，就某一个具体理论而言，可包含更多的价值理性主张或更多的工具理性主张，但是我们不能绝对地认为某种理论完全是工具理性或者是价值理性。

具体而言，运用这个框架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表面，将其归纳为工具理性或者价值理性，而是需要结合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同时分析它。例如，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的理论，很多国内学者将其归结为工具理性。但是，实际上我们从泰罗本人的论述中就能够发现，这种认识曲解了泰罗的理论和思想。泰罗强调：

科学管理不是任何效率策略，不是确保效率的任何措施，也不是任何效率策略的组合。它不是一套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不是新的报酬支付方案，不是计件工资制、分红制度，不是奖金制度……。从本质上说，科学管理，对于在具体公司或者行业工作的工人来说，将会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他们对工作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对雇主的责任，都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同样，对于管理层——工长、主管、企业主和董事会——也将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他们对管理层同事的责任、对工人的责任、对日常出现的问题的责任，也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如果没有双方彻底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无从谈起。

泰罗所强调的心理革命里已经包含了价值理性的成分，例如通过管理原则和手段体现对工人的关心；让工人明白，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干活会节省体力等。人本、平等等价值领域的思想已经体现在科学管理理论中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时如何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同时去认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思想，避免简单的、片面的理解。如同雷恩所说，“管理思想的时代绝不会以某个特定的年份作为起止时间。相反，存在各种运动的融合，各种主题在大调小调的不同调式中变换”。同理，公共行政学理论也绝非以某个时间为起止，或者单纯地以价值理性或者工具理性为标志，而是各种思想之间的融合与转换的结果。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厘清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韦伯的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分析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与政治-行政二分法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为我们进一步运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变迁提供了指导。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人们对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也必然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争论与政治-行政二分法之间的争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发展的每个时期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们对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考。需要指出的是，公共行政学中的少数理论流派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未明显地体现价值理性或工具理性，但我们仍可以依据其主要观点中包含哪种理性的成分相对多一些，将其归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中的一种。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括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本质的属性，同时对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做出了限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作为研究公共行政的最基本的属性，而公共行政学不同理论流派的分野也主要体现在含有这两个基本属性多寡的差异上。正因如此，笔者方能提出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过程的钟摆理论，融合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成分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才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