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2015年6月29日，是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大日子。

这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宣布成立。57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北京，见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字仪式。德国媒体把这个日子称为“中国世纪的里程碑”。

由此日回溯248天，即2014年10月24日，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时，只有21个国家，而目前，正式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已达57个，近两倍于当时意向成员国的数目，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倡议的热忱参与。借用毛泽东主席195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的感兴之作《水调歌头·游泳》的话：“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将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概用在这里，可以表达中国倡议落地生根的巨大时代意义。

这一轰动世界的壮举，动议时间不到2年，怀胎只有短短8个多月。它的顺利诞生，欢呼者有之，冷眼者有之，心态复杂者也有之。

香港《信报》7月3日评论指出，“至今已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这样的回应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亚投行可为中国带来不少经济及政治收益”，并认为“亚投行作为亚洲内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工具，发挥着连接周边国家、建立区域合作的作用，这一平台可供成员国之间签署更多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议，从而促进经济融合。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措施更为中国提供与其他欧、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契机，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美国多维新闻网在7月5日以迷惑不解的态度评论说：“一般看来，正常世界里只可能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国家投资，绝不可能存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穷人向富人投资的道理。但恰恰是这样一种传统认知，如今正遭到全面颠覆。”

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的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缩写为ADB）合作，计划在今后5年里向亚洲地区投入约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英国FT中文网6月2日的报道指出，“这一计划宣布之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其与亚投行的竞争关系”，并含蓄地评论说，“当各方正在期待亚投行大展身手之时，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弄了个大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项目经理萨尔贡·尼桑，更是用令人很不理解的口吻写道：“中国主导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

一件大事落停，各种反应和说法自然会纷至沓来，这毫不奇怪。对此，既要重视，认真研究，也不要因为蝲蛄叫唤，就耽误了种庄稼。关键的是，要把大事办好，落停仅仅是个开端，也就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今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然不会少。亚投行的成立，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做到认准目标，我自岿然不动；同时，也要有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把问题和困难想在前面，以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敏锐，未雨绸缪，综合思考，早做预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在其名作《过松源晨饮漆公店》中写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诗人借助景物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通过描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好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在亚投行问题上，我们也应有“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态度。

这个态度来自哪里？正如《孙子·谋攻篇》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015年5月10日，我在财政部参加关于亚投行有关事宜座谈会时，借用亚投行的英文缩写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谈了一个有些调侃的说法，认为中国按期成立亚投行，只能算是考试得了B，要办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才能算得了A。从B到A，中间树立着两个挑战，一个是自我（I），一个是国际（International）。形象地说，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知己”自不待言，各位读者自然明白。那“彼”是什么？笔者感到，国外智库对亚投行的评论和看法，是我们“知彼”的一条重要渠道，应该予以重视并认真对待。

基于这个朴素的念头，同时“我们认为，各尽其力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还很愚蠢，仍然相信公理、正义以及我们为之效力的事业”[1]。因此，我和有为青年景峰等人组成团队，一起组织编写了本书，想把目前能搜集到的国外智库对亚投行的言论摘要汇集起来，从中发现和了解他们对亚投行的或喜、或怨、或恨、或复杂的心情，以供同行们更好地研究应对之策，在对善意者结其心、对困惑者释其疑、对中伤者去其谋的过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为亚投行的健康持续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美国不是参加亚投行的意向国成员，也不是创始成员国。但是，亚投行这个概念在美国已经被热炒。美国最初把亚投行看作是一个巨大威胁的开端，认为中国主导亚投行的最终目的是强化软实力，与美国争夺盟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将之上升到了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看待。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最重要的是，亚投行问题是21世纪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竞争的前哨战。”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则说得十分直白：“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有可能使欧洲盟友转变为那种‘东方政策’的支持者，这种‘东方政策’在冷战时期使得美国领导人担心欧洲盟友将转变为在中美之间讨价还价的人，从而导致欧盟分裂。”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2015年2月发表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报告中说，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新举措虽仍处于计划之中，但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进行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转变。“我们把它称为‘复杂而激进的外交战略转变’。中国没有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机构，而是试图创建北京可以控制或影响的新平台。北京希望通过这些新举措创建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新环境，这样的国际新环境将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北京希望采取渐进但不张扬的措施。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只是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北京正在努力推进这些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倡议的实施。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北京正在为中国搭建更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实现更长远的战略目标而努力。”报告还说，出于相同的战略考虑和布局，除亚投行外，中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一直推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的建设和发展，“北京正试图用这些组织来抗衡北约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但是，“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仍然会选择与美国合作，而在本国发展问题上会选择与中国合作”。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国际关系中，金钱无法买到忠诚，而影响力也不会从国家的金库中获得。推动共同的价值观和发展软实力才是获得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2015年1月发表的报告《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够就亚投行问题达成妥协》中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发展为卓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情况下，“从美国传出了针对亚投行的不和谐声音，这着实令人惊讶。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已经公开对亚投行以及那些有意愿加入这一机构的亚洲国家表示不满”，“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于美国的意义，就相当于亚投行之于中国的意义。中国迅速建立起新的多边开发银行（MDB），并努力吸引包括美国主要盟友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加入亚投行”。在这个视角下，美国用含有敌意的眼光看待亚投行，并鼓动有关国家远离中国的倡议。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诠释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旧概念，提出了亚投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合作倡议，“美国引诱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抗，而中国这些多管齐下的提案，似乎都是为了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观察到，“美国对此给予警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报告注意到，在英国宣布将会加入亚投行后，“人们都大为惊讶。一位匿名的白宫官员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这再次让人们意识到美国是反对亚投行的”。这也表明，“所有对亚投行的担心都是由美国推动的”。美国外交学会则在其报告中引证多方面的评论说，在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将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后，“华盛顿已经公开游说其盟友反对亚投行，并告诫韩国和澳大利亚不要加入亚投行……一位美国官员警告英国说，‘投向中国怀抱的决定不是大国崛起的最好方式’，而另一位官员则对‘亚投行是否能够达到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这样的高标准表示担忧，尤其是在相关的管理以及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上’。联合国担心亚投行会破坏这些机构，并加强中国自身的软实力”。

这些警告的形式多种多样，然而，事态发展之快，让美国政府始料不及，也让其智库的结论和判断成为其历史上屡屡出糗的又一个新例证。不过，在大势难以阻挡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迅速改变观点，以求自圆其说保住颜面，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曾就此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非常小。对美国来说，那些与其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亚投行的股东才对其有利，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该机构内作美国的代言人”。

近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邀请33位全球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围绕“亚投行是否是对现有多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挑战”进行座谈，其中20人不同意“挑战说”，11人同意，2人没有表态。其中美国外交理事会副主席詹姆斯·林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高级研究员李侃如等，均认为亚投行并不对现有多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相反，詹姆斯·林赛认为亚投行将振兴全球多边贸易秩序，兰普顿认为亚投行只不过是目前世界诸多类似机构中的一家，是否对现有秩序构成威胁，实际上取决于美国自身怎么对待亚投行。高盛董事长贝兰科范更是明确表示，那些认为亚投行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看法，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他认为亚投行是一种新变化，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影响有限，美国应该欢迎这种新变化。

《外交事务》杂志座谈会的结果表明，起初对亚投行持负面态度和看法的美国，正在转变态度。除了美国战略界、学界、政商界重量级人物的态度已趋向正面以外，据美国多维新闻网7月16日报道，有49.4％的普通美国民众表示“希望（美国）加入亚投行”，这创了近几个月来民意调查此项数据的新高。

美国最初对亚投行态度消极乃至负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在与美国争夺国际影响力。最为典型的数字是，目前中国已是全球124个国家（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只有76个国家（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智库前不久还判断，亚投行的建立，预示着中国将在亚洲和西太平洋更具影响力和主导力。正因为如此，美国最初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亚投行，如指责亚投行的决策程序存在“不透明”问题，指责中国的所谓“一票否决”问题，指责亚投行的项目会破坏环境，等等。

事情的发展让美国的无端指责失去了攻击目标。亚投行筹建完成后，中国财政部第一时间公布了协议的文本内容，显示了高度的透明度；亚投行的组织架构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架构，美国多维新闻网7月5日报道说：“这份长达43页的协定，从宗旨、职能、成员资格到资本，再到银行业务运营，大抵延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协议的一贯思路。亚投行背后的设计师中，更是不乏世界银行退休律师李锡腾斯坦、世界银行前高官林特纳等人。由此来看，中国却是采取了‘拿来主义’，仿效战后西方的思路来为亚投行搭建骨架。”中国在亚投行设计过程中采取的扬弃思路，既确保了中国的影响力，又遵循了国际惯例；针对美国关于环境问题的指责，金立群先生在担任亚投行多边理事秘书处秘书长时就公开表示，亚投行为其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环境标准，并将“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解决民生需要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增长”。

在这些举措之后，美国的一些前政府高官在亚投行正式成立前后，开始密集释放信息，准备为美国立场的转变进行铺垫。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的重头文章，公开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战略性错误，他认为中国的一些举措需要美国进行抵制，但亚投行的倡议应该受到欢迎。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直截了当地对美国媒体表示，鼓励建立有利于亚太人民的新型机构符合美国的利益。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更是坦率地承认，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失算了。美联储（FED）前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消极态度，“说明华盛顿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应对不当”。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撰文，对此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美国给予亚投行的冷遇，也许会被记载为美国‘失去全球经济担保人角色’的败笔”。小布什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斯蒂芬·哈德利6月29日表示，“美国正考虑其在亚投行中的角色问题，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并预计“很快会看到美国政府做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美国前高官们的密集表态，其出发点虽然依然是美国的利益，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美国确实在做政策调整的准备。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不排除此次访问会是美国政府和奥巴马总统正式改变对亚投行立场的良机。届时，奥巴马总统是否会阐述美国对亚投行的新立场，习近平主席是否会给美国人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我们不难从上述前高官们的表态中看出一些端倪。

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一个推行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的机会》的报告中写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建立，不仅对刺激亚洲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说是个重要的机会，而且确保这些投资的使用符合较高的环境标准也同样重要”，“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分担一些全球领导的责任。现在，中国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反对亚投行将破坏亚洲拥有可持续环境发展的机会”。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5年3月发布的《美国应该参与亚投行建设》的报告中认为，“美国应该理解其在亚洲和在欧洲的盟友加入亚投行的愿望”，“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加入亚投行所需的少量基金份额。美国还应鼓励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与亚投行密切合作”，因为“这有助于应对中国可能会造成麻烦的任何行动”，而“美国的敌意坚定了中国的看法，即认为美国是在对其采取遏制和打压战略，这使中国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可能性增加了。相比之下，英国和其他美国盟国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的做法是明智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则在报告中评论说：“奥巴马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努力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奥巴马称，他非常担心这一新银行的治理结构。而现在，奥巴马政府看起来似乎是最大的失败者。这再一次表明，中国分裂西方国家的能力，有时比人们想象的更强。这也显示了美国的利益越来越偏离那些在亚太地区没有地缘政治优势的欧洲国家。”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报告则直截了当地告诫说：“美国政府是时候改变其策略了。”

美国智库态度的变化，除了中国政府措施得当之外，我看还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亚洲世纪”的出现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顺之者将昌，逆之者则衰。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亚洲世纪”即将到来，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亚洲的兴起，必然需要出现相应的制度和机构安排，亚投行的成立即是标志之一。二是美国的“好哥们”都参与了亚投行建设，八国集团成员国中，只有故装扭捏矜持的美国和“方脑袋”的日本没有申请加入亚投行；现有的一些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已公开希望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投行成立之日，《华盛顿时报》报道说：“美国人不在场，但数十个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都到场，祝贺亚投行成立。”美国多维新闻网6月19日说：“美国反对中国成立亚投行，到头来反而弄巧成拙。阻止西方盟友加入亚投行不成，美国闷闷不乐地站到了角落里去。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使得美国政府境遇非常尴尬。”

2015年1月，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其报告中认为：“如果美国想通过多边机构来维护其在该区域的影响，那么它就应该将目光投向中国。坦白地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确保亚投行的存在不会使亚洲开发银行黯然失色。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应该建立在批判亚投行的基础之上，而是应该尽可能地使亚洲开发银行更具魅力，更加强大。”英国FT中文网6月9日就美国对亚投行的政策评论说，“亚投行恰恰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创建并维持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如果亚投行的确威胁到了美国领导的多边经济秩序（正如其反对者所相信的），那么其创始者中国也是选择了一种令人好奇的、开放合作的方式进行”。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需要从这一尴尬经历中吸取教训。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机遇，并为支持自己的计划提供大量资金。若在塑造变化的国际体系时丧失主动权，那会是美国的最大错误。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前景与现有的秩序联系起来，以满足新的需求。这种历经多年才能获得的技能、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美国强大的外交资产，不应该被白白浪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6月19日在中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最终也会加入亚投行》的文章。傅高义认为，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大国需要建立互信，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说，近年来，随着同亚太地区贸易和交流的增加，美国的命运已经与亚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仍独具优势，但是近年来亚洲很多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制定外交政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对于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的态度，就是美国政策陷入困境的一个例子。亚投行的建立旨在为亚洲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发展资金，而一些美国人担忧亚投行不会遵循国际惯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资金时不能保持适当程度的透明，一些美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则担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会排挤美国公司。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对亚投行的支持姗姗来迟，但亚投行的发展能够打消美国的疑虑，美国最终会加入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会延缓美国做出回应的速度，但从长远看，美国最终能够调整政策。正如每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都会严厉批评中国，但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会回到与中国合作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样，美国对亚投行的政策也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其发表的《针对亚投行的战略失败了，美国现在该怎么做？》报告中，更是进一步明确建议“美国是时候退后一步，重新调整其对亚投行的战略了”。报告认为，“从一开始，美国对亚投行的战略就十分欠考虑。英国宣布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这已经使美国对亚投行的战略遭受了重大打击……这么一来，美国精心构建的联盟似乎会逐渐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三种选择：（1）在亚投行的决策结构明确之前，继续向其盟友施压，劝它们不要加入亚投行；（2）自己也选择加入亚投行；（3）不要再关注亚投行的问题。第一项选择显然不可取，进一步耗费政治成本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项选择是我以及美国政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分析师所推崇的。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有如下几个原因：（1）既可以对亚投行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提出内部批评。（2）可以确保美国公司在亚投行的投资融资过程中获得公平的投标机会”。“第三项选择是美国不要再对亚投行有所顾忌，不要再对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施压，让亚投行自由发展。”报告认为，“除非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否则美国不应该反对中国的亚投行倡议，并且这种反对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包袱，是时候该采取其他措施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资深助理斯科特·莫瑞斯（Scott Mor-ris）居然破天荒地写了一篇《亚投行协定的读后感》。该文认为：“中国政府公布了亚投行最近通过的协定条款，向全世界展示了该银行的透明度。之前的一些报道文章提到了其中的许多条款，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该银行中拥有的否决权比预期大了许多，而且条款中规定，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行为负责的行为体，也可申请加入……而且条款中并没有限制‘特别基金’以及独立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信托资金。”在否决权问题上，该文指出“中国政府在行长的选择上有着相当大的控制权，比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中的控制权还要大。更确切地说，条款中规定，中国在行长的选择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的否决权比先前预测的大了许多。但比较公平的是，中国在建设项目上并不拥有否决权，那些项目中大多数的决定权都分配给了各成员国”，“在我看来，条款中采用非常驻董事会制度是一项非常值得赞赏的创新”，“总体而言，亚投行新制定的这些协定条款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创新性……最为重要的是，亚投行的这个协定条款，已经公布于世界。让我们一起期待亚投行有更好的发展吧！”

“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以1100亿美元的新计划，试图抵冲亚投行的影响力，却制造了日本外交史上被国际社会冷嘲热讽的笑话。实际上，早在2015年3月，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宣布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时，日本是否会加入，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在日本学界、商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正遭受“失败外交”的日本可能会以出资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但结果是日本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给自己制造了一枚笑柄。对此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在报告中说：“美国不要妄图在自己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将日本培养成一个新的‘世界警察’，也不要在与其他国家对抗的时候让日本充当其‘新干涉主义’的‘啦啦队长’。”

目前，关于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的立场，国际智库普遍有三个理论作支撑：一是日本铁心跟美国一起“情绪性地对抗亚投行”；二是日本陷入中日竞争性思维的怪圈，致使其选择加大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力度，而不是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三是日本加入不加入亚投行，对其经济来说影响不大。

在“情绪性地对抗亚投行”方面，新加坡联合早报网6月29日分析道：“日本这一举动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展示日本在亚洲的存在感，以引起美国的再度重视，从而避免日本成为中美靠拢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情绪”只不过是日本整体目标的具体表现之一，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加入亚投行，对日本的外交并没有构成足够的冲击，并没有影响其“情绪”。

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更为关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经济发展乏力，根子在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低生育率造成的国内需求不足。安倍经济学通过超发货币、日元贬值造就的繁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因此安倍经济学造就的繁荣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估计连安倍本人也难以预料和判断。日本政府估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能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0.54％，否则将损失10.5万亿日元，丧失81.2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扩大日本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份额，对日本的重要性，对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日本政府也意识，美国已经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定位为与中国博弈未来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举措，并且会不遗余力予以推进，因此综合目前的各种情况可以推断，日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越来越重视。

英国FT中文网6月2日发表《日本对外投资以抗衡亚投行》一文，解读了日本携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1100亿美元亚洲基建资助计划的动机。文章认为，这一计划表面上讲，是帮助亚洲各国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并“区别于亚投行”。但是实际上，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日本国内要求加入亚投行呼声所带来的压力，体现日本的经济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上向美国表明立场，以体现日本作为美国同盟国的价值。文章评论说：“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以来，日本嘴上说不在意，但背后却十分在乎。日本拿出1100亿美元，超过亚投行所承诺的100亿美元，试图压过亚投行，但这种做法恐怕会损人不利己，不仅会使经济收益受阻，国际形象也会受损。”“日本的这一做法也印证了一点，在政治和军事上，日本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在经济上，日本却要被中国牵着鼻子走。”文章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对其侵华罪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和慰安妇等问题的态度，是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现实问题上，钓鱼岛争端使得两国改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日本也企图在南海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联手来制衡中国。”“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也日益频繁，中国前脚刚到非洲进行访问，日本后脚就跟进。中国刚启动亚投行，日本就宣布将通过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在亚洲范围内投入1100亿美元。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日本投入1100亿美元，如果是为了对抗亚投行，未必是个最优选择。”

在经济意义方面，日本政府认为没有什么紧迫感和特别需要。日本商界和经济界强烈呼吁加入亚投行，他们指出如果不加入亚投行，日本企业在亚投行工程招标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今年4月，日本公布了路透社的一份调查数据：在接受访问的250家大中型日本企业中，有72％的企业表示，如果亚投行的治理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无法加入亚投行；25％的企业认为日本无须加入亚投行；4％的企业希望日本无条件加入亚投行。不过84％的企业认为，即使日本决定不加入亚投行，它们也处于劣势，因为在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商品与工程合同中，日本企业仅获得了0.5％的份额，远远低于印度企业的23.7％、中国企业的20％。调查数据的最终结论与日本政府的政策高度一致，即认为“目前的区域开发援助项目对日本的实际经济利益影响实在有限，日本企业对于要加入亚投行的意愿，并非如媒体所言的那般强烈。日本其实并没有参与亚投行的紧迫感”。

在欧洲国家对待亚投行的态度上，美国许多智库也不忘指指点点，甚至有明显挑拔离间的成分。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在其报告中认为，通过倡议建立亚投行等措施，中国至少在五个方面对美国在欧洲的特权地位、对跨大西洋联盟构成威胁。第一，中国已经开始质疑美国和英国之间特殊关系的稳定性，并且在诱惑英国（随后就将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情况下考验美国在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影响力。这四个国家已经开始对美国所发起的运动感到反感，美国的这场运动是联合其他国家抵制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者——亚投行，而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持有最大的股份。奥巴马总统所发起的防止美国盟友加入亚投行的运动百害而无一利。亚洲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但是，面对来自美国华盛顿方面的强烈阻挠，中国引诱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加入亚投行的举动已经向美国暗示了美国政府在欧洲各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第二，鉴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吸引力，欧洲的核心国德国有可能远离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好伙伴，这会对跨大西洋各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契约构成威胁。欧盟出口中国的将近一半的货物是由德国制造的，相对于俄罗斯从德国进口的货物中得到的收益，中国已经从德国出口的货物中收获了将近两倍的效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这样密切的经济关系制约着德国政府就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德国与中国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关系同样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取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德国与中国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会面时，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官员们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

第三，中国贸易和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使欧盟各国展开了对中国贸易和资本的争夺，也已经测验出了欧盟的局限性，这种竞争导致欧盟成员国相互对抗。近年来，来自中国的一股资本力量已经向欧洲海岸涌来，将来自伦敦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了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并且将资金投入到了欧洲的核心地区以及欧洲南部和东部较贫困的地区。中国人口的购买力催生了新的政治团体，中国与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年度峰会于每年12月份在塞尔维亚举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避讳使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根据自身目标与欧洲各国进行合作来为欧洲各国提供市场准入和资金投资。

第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已经开始宣传“闪电战”。这次“闪电战”将欧洲人反法西斯的记忆与北京方面声称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传统联系起来。日本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在与北约和欧盟的合作伙伴关系中享有特权……中国政府现在就像是机智地在日本与西方友国之间插了一个楔子。哪一方都不能得罪它。

第五，对于那些敢于接见达赖喇嘛和其他政治异见人士的欧洲国家，中国政府一度拒绝与它们进行商业和外交接触。中国的这种强势态度也使得欧洲领导人在最近的交谈会上不敢公开为香港市民的权利说话。事实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更自由、可靠和透明的合作伙伴将会给欧洲各国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欧洲领导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摒弃自身原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更加尊重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最后，报告在结论中认为：“面对中国与欧洲不断增强的联系，美国政府需要做的可能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跨大西洋各国进行合作，从而更好地影响中国。”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参与创造世界的中国（北京）模式》报告中认为：“美国最重要的四个欧洲盟友决定成为中国领导的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一次外交挫折，而且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冲击。目前，由美国主导的这一国际秩序正摇摇欲坠，将被一种多边机构相互竞争的散乱体系取代，而在这些多边机构中，中国和美国为争夺主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报告认为：“当全球权力分配发生急剧变化时，国际合作的领导主体和体制结构也会跟着改变。自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最前面的是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目前，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产量占全球经济产量的20％，而在15年前只占8％。21世纪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美国的11％，而目前在购买力平价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权力不仅仅向金砖国家转移。高盛集团（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定义出‘新十一国’，其中包括韩国、墨西哥、土耳其以及印度尼西亚。高盛集团预测，这些国家将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七国集团的对手。”报告还指出：“可以预见的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摒弃了布雷顿森林机构，并创建了新的场所实现它们国家的目标。亚投行则是此类场所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代表。”

报告认为，亚投行“开局很成功，这意味着美国在这场游戏中没有实现垄断，也意味着国际合作的重心正在从西方转移至亚洲。这还揭示了支撑着自1945年以来形成的多边体系的西方联盟正在瓦解。本周有关亚投行的事态发展对美国来说是敲响了警钟。如果美国不愿或者不能振兴它自己成立的机构来容纳新成员，其他国家将建立自己的新机构”。

美国的另外一家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则以《中国分裂西方》为题发表报告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财政部部长于3月17日在柏林宣布，他们将会接受中国的邀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他们这样的做法很明显已经与美国背道而驰。现在美国华盛顿方面充满了怒火”，“英国卡梅伦政府3月12日宣布，英国将加入亚投行，英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主要西方国家。卡梅伦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对抗美国，也不是要带来一个新的金融机构与现有组织抗衡。卡梅伦此举旨在破坏德国对于中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年中，德国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在整个欧盟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欧盟和中国贸易总额的40％，为法国与中国贸易额的4倍，英国与中国贸易额的3倍。其他25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更是落后于这些国家。虽然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存在很大的赤字，但是德国的财政赤字却很低。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并且每年都会举行联合内阁会议，这意味着双方每年都会有许多的部长陪同政府首脑参加这样的峰会。尽管有明显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是中德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彼此认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将有利于欧盟的所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借助德国这一渠道将会给双方带来政治上的理解，这可能有助于预防或化解摩擦。我们可以理性地预测到，这些相互理解将会反映在欧盟对华政策之中，但它似乎带有明显的风险”，“‘中国可能会将德国视为外交重点，以在欧洲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这可能已经被间接证明是真的，卡梅伦为赶超中德关系所做的努力，可能会使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不管卡梅伦的逻辑是什么，这些事务都会涉及西方国家与亚洲新兴力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事务对美国、德国、法国来说都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制造的时间压力下，欧盟各国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目前它们还没有深入地讨论大西洋的发展情况，也没有对七国集团进行深入评估，更没有公开地讨论金融以及商业大国的发展情况。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混乱，欧盟各国、七国集团以及跨大西洋各国之间更深层次的摩擦和冲突是可以提前预见的。‘各个击破’是中国中央政府不久前掌握的一门艺术”。

相较于美国智库对欧盟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指指点点和杞人忧天，欧盟和欧洲国家的舆论则显得相当冷静、务实。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在题为《英国在加入亚投行方面展现领导力以及清晰的战略》的报告中指出，“2015年3月16日，英国决定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这表明英国有着清晰的发展战略，并且明确意识到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增加国家利益，而不是安抚英国的其他盟友；第二，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未定状态，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显示了英国的实用主义策略”。

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对中国的体制存在错误判断。记性好的人还能够回忆起英国在北京奥运会前后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政策的文件。现在很难找到这些文件了，因为英国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很明智地将它从其主要的网站上删掉了。但是，该文件列举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此类目标中大多数都暗示了英国的使命是帮助拯救中国，如帮助中国制定内部的法律和进行政治改革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打断了英国的这一议程，英国忙于拯救本国经济，无暇深入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在随后的几年里，至少从英方的角度来看，由英国主导的中英关系属于不切实际的期望。英国似乎严重误判了其在中国事务上的影响力，仍然沉浸在已经不存在的历史角色中，希望能在中国的一些问题上发挥影响力，如很久之前的香港问题等。2010年以后使英国与中国关系倒退的事件反复发生。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2年与达赖喇嘛会面，英国官员没有能力处理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谋杀的事件等。这看起来不像是战略外交或务实外交，而更像是接连不断的危机管理”。报告指出，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这一决定显然出自英国的财政部。这表明，如果你要寻找英国与中国关系中的一致性，那就从财政部下手，而不该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亲美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无视美国的反对，授权英国加入亚投行，体现了维持英国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前，华盛顿和伦敦之间似乎没有举行任何会谈，所以美国官员对英国的此项决定大为吃惊。这一决定也表现出英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英国很少违背美国的意志，但是加入亚投行的理由过于强大，英国无法拒绝。事实证明英国的决定是对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很快也决定要加入亚投行，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很有可能做出同样的决定”。

报告认为，在亚投行问题上，“伦敦的观点和做法是正确的：当你可以成为银行的一部分而且能够确保它会根据你自己所理解的国际准则发展时，为什么要选择坐在场外呢？美国反对建立这样一个银行，因为中国在该银行中的主导作用令美国感到不快。甚至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Jack Lew）于3月18日在华盛顿承认，美国必须接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更加显著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个政治上最容易把握的空间中扩大视野，那么在处理其他问题时还有什么希望？美国这次流露出的态度太过明显。英国绕开美国自己做出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应该从伦敦的角度决定自己的对华政策，而不是从华盛顿的角度”。

报告对英国在亚投行中的作用寄予了很高期望，指出“英国必须坚定地支持这一机构，并且必须证明它能够在这一机构中发挥影响力。英国政府现在可以依赖在中国事务上更加开明的顾问们。一位新的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刚刚被派驻到北京。2014年之前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但在2015年，两国的关系看上去好了很多。希望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能够带来一个新的、更加成功的时代”。

查塔姆研究所的另外一份报告——《亚投行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则谈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指责英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从而将困扰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多年的一系列问题置于聚光灯之下：谁在治理全球经济？谁在设定并管理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这些规则应该由多国共同来制定吗？”“美国向其他国家宣传加入中国领导的新银行存在很大的风险，这是最好的立场吗？”报告指出，“多年来，许多国家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体系，希望该组织给予其他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到目前为止，这些呼吁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被视为延伸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棋子。事实上，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例如，现在将近一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但这两个组织依然听从美国的指示”。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催化剂和转折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对管理世界经济很关键，特别是在治理经济混乱和金融不稳定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应该为设立新的多边机构（如亚投行和其他区域性组织）提供有利的环境，为新的全球治理设定规则”。

也正是由于英国智库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的强烈呼吁，英国的媒体也几乎是一边倒地对英国加入亚投行予以肯定。英国FT中文网在2015年6月17日的报道中说，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发表声明，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这“让很多评论员深感惊讶”，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身处全球供应网络中的国家响应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贸易往来的倡议也在情理之中”。报道还套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名言指出，“政治与经济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密不可分；一面受损，另一面不可能完好无损。亚投行对欧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颇具裨益”。

报道还深远地指出，“欧盟国家的行为都是经过战略考虑的结果，它们希望可以参与银行规则的制定，而非仅仅作为中国主导机构的旁观者。中国乐于看到这样的发展，因为中国希望获取欧洲发展项目融资，以及获得如何确保高环保标准的相关经验知识”，同时报道还认为“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将会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以及贸易往来，是中国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方式”。同时，报道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些计划都具有包容、民主与一视同仁的特性”，“这对于欧亚大陆来说显然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大有裨益，因为中国和欧盟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伙伴”。

面对美国的指责和刁难，报道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虽然美国不欢迎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但这并不会使欧洲牺牲其在亚洲的核心经济利益迁就美国，毕竟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区域。”报道还援引了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如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人对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趋势与针对亚投行的公共外交的批评言论，认为“20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美国曾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撤去它们部署在埃及的军队。如今，这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美国能够迫使欧洲国家听从其意见而调整相应的外交行为。目前，欧盟正在加速其内部政治与安全协作，而中国可能会对这一努力大有帮助”，“强大的欧盟会为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这样的国际体系更为平衡，因此也更为安全”。同时，“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就一直呼吁建立民主、包容的全球秩序，尊重所有民族政治传统、习俗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直接与该地区进行发展合作。欧洲既是西方力量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

对于亚投行的成立，英国舆论认为，“中国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包容且民主的全球秩序，通过亚投行这一倡议就可以看出。中国作为最大的注资国并没有否决权，且亚投行的议事模式将通过成员国之间公开透明的谈判确立。欧洲似乎相信中国的诚意，这为中国对包容性世界秩序的追求增添了可信度。支持良好的全球治理、政治秩序以及战略稳定都是非常有益的行为。通过这些努力，大国能够和平地吸引国家，并促进全球秩序向更为和谐、更为包容的方向发展”。

德国智库和媒体则认为亚投行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2015年6月30日《柏林报》刊发了《中国版的世界银行》的文章，其中指出“中国政府最近几天接连迎来金融政策方面的重大胜利，而亚投行协定的签署无疑是其中之一”，文章认为，“习近平创立亚投行，主要是因为对现有国际金融援助机构的失望。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不能够与时俱进。新兴工业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它们在这些机构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影响力。美国坚决反对给予这些国家更多的表决权”。《南德意志报》则认为，亚投行具有历史性意义，“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么2015年6月29日亚投行协议签署的日子，可以作为里程碑载入史册”。

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在亚投行问题上，也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智库发展政策中心的研究报告《欢迎中国的亚投行倡议》指出：据亚太经合组织估计，在接下来的20年里，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将需要约50万亿美元。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研究院院长首席顾问比斯瓦·巴塔查里亚（Biswa N.Bhattacharyay）博士估计，2010～2020年，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将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因此，报告认为：“所有亚太国家政府都应该支持建立亚投行，并且应该抓住机会加入。其实，就亚投行的财力而言，这些国家的参与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可以选择自己独立经营亚投行或利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但是，更多国家的参与可以确保亚投行为急需资金的基础设施项目迅速扩大其贷款融资的规模，确保高质量项目的快速准备和有效执行。”报告不无遗憾地指出：“美国本应该看到新银行将有助于填补亚洲各国基础设施的巨大差距这一前景。但是，从反馈的消息来看，美国却是在阻止他国加入亚投行。对美国来说，此时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还不算太晚。澳大利亚可以帮助美国认识到，新的银行可以为其‘重返亚太’提供机会。”

澳大利亚另外一家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加入亚投行》的报告中自我发问：“中国已经公布邀请其他各国加入该行的文件，其中就有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应该加入亚投行吗？”报告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应该把该银行视为对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银行的威胁，而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机会。正如我以前强调的那样，中国参与了开发银行（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发展网络。毫无疑问，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一样，亚投行是中国试图在全球金融机构的治理和运营中拥有更多话语权的尝试。中国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缓慢改革步伐感到沮丧。澳大利亚可以谨慎地静观亚投行的发展。但正如我们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发展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尽早加入能够更容易地参与机构调整。”

在关于否决权的问题上，该智库的报告认为：“出资最多的国家想要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在这方面的欲望不应该被视为固有问题。”报告还认为：“该银行最初将专注于亚洲，但之后可能延伸到太平洋岛屿地区。澳大利亚在确保基础设施项目合理运行以及外部债务不会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方面存在利益。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很符合澳大利亚政府的经济外交议程。”

同时，报告也很客观地回答了澳大利亚国内的某些疑虑和担心，指出“无论澳大利亚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否加入，中国将继续推进该银行的建设进程。根据我们与中国共事的经验，加入该银行会让我们有更大的影响力”，而“现在就决定加入亚投行，将使澳大利亚在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俄罗斯智库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态度与其政府基本上保持了一致。俄罗斯智库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发表的《是时候认真对待亚洲的区域机构建设了》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区域合作的问题，如区域机构在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地区中应该承担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组工作变得更加连贯？通过巩固自己来帮助塑造一个新兴的区域秩序，从而确保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否可能？对于这些问题，报告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亚洲的区域机构在制度构建上是非常薄弱落后的。亚洲国家一直以来既没有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改变或重塑的能力”，“如果美国和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的管理方面给予了北京更大的份额，那么亚投行的困境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该智库在《正确的秩序》报告中，沿用上篇报告的逻辑继续说：“中国提出建设亚投行……标志着70年前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全球经济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制度挑战。中国提出这项措施的用意很明确。近几年发达国家已经破坏了它们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利益相关者的信誉，而且它们并没有完全适应新兴大国的崛起。”在另外一篇报告中，该智库指出，“亚投行的创立为现有国际金融管理以及全球开发政策注入了新活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新兴的亚投行已经给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例如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增添了许多忧虑。如果要确保这些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能够继续维持其地位，那么采取一系列大胆创新的计划将会显得很有必要”。该智库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后，不无讽刺地评论说：“上周，英国加入了亚投行，比起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英国更注重其商业利益和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动力源于它渴望与亚洲的经济合作伙伴进行良好的沟通。而且，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傲慢态度对英国来说也起到了反作用。”

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在分析了亚投行今后在发展中将会面临的问题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期望：“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中国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它可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使国际经济秩序‘民主化’，使中国的投资组合多样化，同时也能促进出口，提升中国领导人的威望。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观察家，都应该对亚投行有一个更为现实的评估。”

在美国盟友纷纷加入亚投行后，美国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为此，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指出：“美国的欧洲、中东和亚洲盟友无视美国对其加入亚投行的警告，纷纷打破美国的束缚，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这一机构可能会成为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据《金融时报》报道，当英国于一周前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时，奥巴马政府严厉斥责了‘伦敦几乎没有咨询美国’就决定加入亚投行的行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紧随英国之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现有成员国27个，瑞士、卢森堡、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准备加入。有分析人士说，欧洲支持中国主导的国际银行，标志着欧洲对奥巴马领导下的全球舞台逐渐失去了信心。‘欧洲人对美国的领导失去信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愿意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中东的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曼等也签署了加入亚投行的协议。其他分析人士称，美国对其盟友施压以抵制亚投行的行为并不妥当。戴维·悉尼是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员同时也是美国国务院前高级官员，他指出，‘美国的政治思想是，如果我们不是主角，我们就不应该成为亚投行的一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报告还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说：“事实是该地区没有人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有敌对情绪。华盛顿方面正在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的盟友正在犹豫是否要加入这一以美国为主导的组织，因为它并未包括拥有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事实上，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2014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奥巴马总统称中国总是“搭便车”，即中国没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现在，当中国朝这个方向努力时，奥巴马又试图予以抵制，但失败了。报告还援引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的话说：“如果我还在世界银行，我会试图与亚投行成为合作伙伴。”

对于亚投行的发展前景，该智库在《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和亚投行前景如何？》的报告中写道：“2014年10月，中国宣布创立亚投行，法定资本设为1000亿美元，这预示着国际金融体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希望利用这一计划来加强其与亚投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在国际上存在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不足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因此，有人指出这也是新丝绸之路发展的障碍。这一判断绝不新鲜，新丝绸之路应该采取一些金融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从2014年下半年起，新丝绸之路的声望越来越高。新丝绸之路项目的实施至少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推动中国建筑业的国际化，鼓励出口，降低供应链风险，吸引国内投资。”

报告认为，成立亚投行对欧洲也有重要影响，“新丝绸之路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将对欧洲的经济、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本质产生影响，其中，对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是最明显的。该项目的实施可以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欧洲企业创造多重机会，并降低消费者的成本。这些机会的主要受益者是建设、运输和物流公司，它们将有机会获得新基础设施的合同”。报告在结论中指出，“新丝绸之路是具有潜力的项目，它表明中国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并不是一味唱赞歌，它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警示性的思考。如在《亚投行，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中国大获全胜？》的报告中，该智库既表示，“尽管美国反对各国加入亚投行，但是许多国家对亚投行的热情回应令世界大为震惊。许多国家把中国主导的银行看作是新国际金融秩序的开始以及中国的胜利”，同时也表示“亚投行并非是一个全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尽管这个新银行以及中国参与的其他金融机构促进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改革，但是它们依然与这个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必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公开批评英国政府没有与美国磋商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国家蜂拥而至申请加入亚投行，包括大多数美国的盟友，如德国、法国、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美国在外交上的孤立使美国对新银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没有之前那么强烈地反对亚投行了。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评论道：‘过去的这个月将会被人们记住，这是美国失去其全球经济体系主导地位的时刻。'”

报告指出，亚投行的建立，是因为“各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吁很早就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当时不稳定的汇率制度，法国和美国的财政官员呼吁召开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虽然旧体系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病，但由于改革缺乏动力，新体系并没有形成……二十国集团（G20）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场所，但它在危机治理方面并没有发挥出人们预想中的作用”，“今天，中国发起创建了亚投行，并会在之前设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会意味着新国际金融秩序的开始和一个真正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开始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可能通过一个单一的事件来建立。亚投行的建立似乎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但是，这仅仅是中国在最近十多年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一个最新事件”，“最近设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都是中国主导的区域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设立的背后通常体现了亚洲国家的一些常见的想法：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和抱怨，希望通过互助实现本国发展，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想法大都来自中国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也反映了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应对表现的失望”，“亚投行和其他新的金融机构的建立对现有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亚投行和中国对外金融政策的其他新举措，并非旨在推翻现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报告认为：“从表面来看，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对抗美国的一大胜利。尽管美国不断反对，但仍有许多国家加入了这个新银行。”“对美国来说，这是外交上的一大惨败，这也使美国许多政府官员感到尴尬。这也表明了美国在世界各国尤其在其盟友中的影响力日渐下降，凸显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失利。然而，这也不一定表明亚投行的成立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大获全胜。”报告指出：“亚投行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权力结构以及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表示不满。而美国也发现自身在其主导的世界中的影响力日益衰减，势必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这样的双重挑战和压力之下，亚投行要做到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任重而道远。

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对亚投行的关心程度要远远高于我国周边国家。新加坡最著名的智库之一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在其报告《亚投行：调整现状》中客观地指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其在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仅有4％的投票权，而美国则有18％……由于中国拥有的投票权份额很少，因此在这些机构的资金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影响力和话语权有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年10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筹建一个新的亚投行。”报告认为：“亚投行的运行框架和运行机制仍在制定之中，但毫无疑问成立这样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2010～2020年，亚洲国家需要8万亿美元来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平均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而当前，亚洲开发银行每年只能提供其所需资金总额的1.5％，大部分发展需求仍得不到满足。因此任何来自这一新银行的额外资金都会受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报告还注意到：“习近平的倡议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担忧，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它们担心这将使其失去在亚洲的部分权力和影响力。日本认为没有必要建立这一新银行。”报告指出：“东京和华盛顿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维持有着67个成员国的亚洲开发银行的现有权力结构——日本有15.7％的投票权，美国有15.6％，而中国只有6.5％。”“然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它们”，“中国在境外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和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基础设施贷款总额现在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此类贷款的总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多次支持非洲、东盟国家、中欧、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项目”，“中国及其银行被指控没有遵循良好的治理标准，并且在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时往往忽视了环境和社会问题，在中国国内的项目建设中也常常存在类似的问题。然而，中国正在快速学习，努力在国内和国外纠正这些问题”。

新加坡智库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认为，在新时期，亚太地区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具体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广泛的区域连接方面。中国提出的“是一个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银行的倡议。有别于传统银行（比如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模式，亚投行把重点放在公私联合投资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的重点将放在公路、铁路、航空以及通信等方面，以此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并增加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及其他交流。中国这些倡议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让人印象深刻”。该智库还认为，面对亚太地区的新格局，美国应该改变敌视中国的观念。在其《在亚太地区保持领导地位：为什么美国应当与中国共事》的报告中，该智库阐述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观点，值得读者一阅。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布的《重建亚太地区的金融体系》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建立新金融机构的原因，描述了亚投行建立的过程，剖析了亚洲金融和投资治理模式发生的变化，阐述了亚投行对中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的影响等，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改革已宣告失败。这促使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了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并指出“为了最大地发挥出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需要认识到区域贸易和投资在有效分配世界经济资源上的功能和作用”。

针对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报告认为，日本应该通过加入亚投行来影响中国。报告指出一位日本前高级外交官曾说，“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小丑”，此话暗指亚投行将由于较差的业绩和无利可图的项目而失败。但是该报告反驳说，“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需要意识到其不具备任何政治手段来阻止这一新银行的成立”，“日本对是否加入亚投行持保留意见，部分原因是这一做法有可能降低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而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总是来自日本的财务省和日本银行，且日本和美国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由于未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声音，从长远看这些机构有可能被边缘化”。

报告认为，“日本参与亚投行不仅不会阻碍自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发展，反而可以利用亚投行的信息和资源促进自身的发展”，因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2010～202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将达到8万亿美元，远远超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能力。亚投行的成立表明中国终于在积极地做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报告在结论中认为：“中日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恶化。抛开历史和领土问题不谈，亚投行为这两个最大的亚洲国家在经济领域进行合作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也发表了《日本不能错过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机会》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分析了日本对亚投行的反应和看法，指出了日本观点的不足之处，阐述了日本加入亚投行可能对自身以其及其他国家产生的有利影响，同时结合日本国内的看法，提出了一些值得日本思考的建议。报告认为：“对于安倍晋三政府而言，问题不在于日本是否应该加入亚投行，而在于日本能否承担起拒绝加入其中的代价。现实主义者认为成立亚投行是对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挑战，并且认为亚投行是中国增强其外交和政治影响力的权力游戏，而这会牺牲日本和美国的利益。现实主义者对亚投行的看法只会使日本远离其所处的地区，并且变得更加孤立。”报告认为，“加入亚投行对日本而言有两大益处。首先，亚投行为日本和中国建立区域性合作组织提供了机会，它有可能成为这一未来机构的模版。亚投行应该被看作是增强日本和中国合作关系并且提高两国战略关系的平台，而不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零和游戏。不仅如此，当日本同中国合作时，东盟也将会有更好和更稳定的发展。此外，亚投行为日本参与东盟事务提供了又一个平台，从而增强其对东盟国家的持续关注。这也将使东盟可以回避可能面临的一个敏感和尴尬的问题，即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中做出选择”，“日本是唯一没有加入亚投行的东亚峰会成员国，这一发展态势并不符合日本的区域形象和地位。从某种角度看，日本领导层必须考虑拒绝加入亚投行是否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今天对美国的忠诚在明天可能成为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因此，“无论是从日本领导层的鸽派还是鹰派的角度看，加入亚投行都符合日本的最大利益。如果日本鹰派的目标是遏制，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亚投行内部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另外，温和对待中国将为日本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和改善双边关系提供一个绝好机会”。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的《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将日本推向了十字路口》也认为，“日本在亚投行事务上的行为已经僵化，因为首相安倍晋三反对中国的正面政策已经使之更加依赖美国。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对于安倍政府而言是敲响了警钟，因为日本政府至今仍未意识到该地区和世界战略平衡迅速转移所造成的全面影响”，“现在欧洲主要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更加凸显出日本正在错过机会这一事实”，“幸运的是，日本有历史先例可循。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主席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并且迅速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转向正常化，在这一方面比美国早七年。田中先生的决定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现在，亚投行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首相安倍会成为下一个田中角荣吗？”

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还注意到了亚投行对东盟国家的影响，认为东南亚国家尚没有完全理解亚投行的战略意义，盲目跟风加入，反而在事后显得有些茫然。其发表的《亚投行让东南亚国家不知所措》的研究报告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东盟各成员国并不具备足够的基础设施，因此，这些国家欢迎亚投行提供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东南亚国家对亚投行在该地区的作用，主要有三大期待：第一，这些国家期望亚投行能够把东南亚地区视作基础设施融资以及行业紧缺公共货物供应的一个大市场；第二，这些国家期望亚投行成为一个知识库，能够给东南亚地区提供紧缺的知识科技援助，从而更好地帮助东南亚国家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第三，这些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利用亚投行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可见，东盟国家在对投资保持热切期待的同时，却又担心“亚投行或将成为中国扩大其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工具”，“虽然亚投行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是一个多边机构，但是东南亚国家的贷款者担心中国可能将其作为纯粹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期望与担忧之间的巨大差异与鸿沟，可能会令东盟国家在与亚投行合作时首鼠两端。

作为区域内大国，印度对亚投行的关注力度在世界各国中是最为强烈者之一。印度智库在亚投行问题上，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的战略出发点和目标，以及印度在这个项目中会失去什么，印度应该怎样在竞争与合作中维护自身利益。印度知名智库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在《中国与亚投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吗？》的报告中说，“亚投行近日在北京成立，并且将于2015年开始运行。中国在这一机构中即将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惊动了世界其他大国。亚投行是由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在亚洲寻求一个更加平等和平衡的发展模式”，“印度之所以加入是因为其想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

报告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一直受到外界质疑。在外交政策议程方面，建立亚投行是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并最终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重要步骤。这是中国面对由美国和日本引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做出的选择，并且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回应”。

报告认为，“亚洲国家正在快速发展，到2030年其经济总量将占到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据亚洲开发银行透露，在未来十年中，亚洲国家将需要8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础建设投资，以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现有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满足基础设施需求的专业知识。相反，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也有足够的资金。亚投行可以为‘亚洲世纪’提供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报告认为，“与‘华盛顿共识’不同，该银行将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投资。其首次提出的项目是‘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者都旨在促进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该地区的联系。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和沿线国家有利，并且将促进整个地区的发展。这些举措标志着中国作为领导者的新时代的开始，并将加强其作为区域领导者的地位”。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已经设立了一个基础设施对话机制，例如确定投资项目或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它一直回避该地区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融资这一核心问题，而往往将这一问题抛给了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通过建立亚投行，中国一方面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基础设施议程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把注意力从亚太经合组织转向了新制度方面”。南亚分析集团的报告认为，“亚投行将是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又一个里程碑。在其未能在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话语权之后，中国将在这一银行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亚投行也将面临资源危机，因为这些机构的资金太少，而且很难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难以有效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到2020年，亚洲地区将需要8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仅印度的基础设施部门就需要1万亿美元”。同时，“只有确保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控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借贷和其他业务活动，这样的金融机构才能够在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新型多边金融构架》中表示，“中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构架即将出台，该银行的选举结构基于成员国的购买力平价（PPP）以及国内生产总值（GDP）。如果这样的话，印度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将会成为第二大股东。今后，如果印度表现得足够出色的话，它就有机会操控机构的形成与运作”。“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公正的管理标准、消极的援助政策以及对当地决策的不合理干预，曾经令广大发展中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准备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时，这些国家希望曾经的悲剧不会重演”。报告指出，“亚投行对于印度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亚投行在跨境基础设施项目中采用股权制，那么将会产生地缘政治影响”，“现在，印度将团结亚投行以及新生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获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此，“印度应当坚决捍卫股权平等”，“莫迪必须巩固印度在亚投行的地位，并且预计在2015年，印度将在亚投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管理角色。印度的目标是在亚投行成为具有相应表决权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印度智库地面战争研究中心在其报告中对亚投行看法似乎比较矛盾。报告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半中，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方针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相关机构，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银行），旨在追求它的宏观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担心的是，中国资助和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将通过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这一区域是巴印两国之间有争议的敏感地区。即使印度反对或者不参与这一项目，中国的倡议仍会继续。印度洋地区的其他国家都将中国的投资当作它们国内基础设施发展的机会，认为可以促进它们经济的发展并且增加国内就业。退出这一项目将降低印度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在报告中，该智库建议“参与这一项目将使印度得到更好的发展，通过有效地利用这一倡议提供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印度的收益将大大增加”。

以上是对本书收录的国外智库主要观点的一些概括性总结。此外，为便于读者开展研究，本书还收录了巴基斯坦、以色列、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等国智库的一些研究报告摘要，其观点对研究亚投行也具有较强的参阅价值。但限于篇幅，笔者难以再逐一进行辑录整理，敬请读者谅解。

本书是我们全球涉华智库研究的初步成果，试图兼容并蓄，为亚投行的研究做些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积累，在智库和智库成果的选择上，我们未必都做到了权威，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在随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和提高。

最后，再次感谢我的工作团队，景峰同志带领队员们冲锋不止、加班不止，不计报酬、不计辛苦地以顽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完成了所有的前期翻译和校对工作。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的祝得彬主任和张苏琴等编辑，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该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面世。再次向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致敬。

信笔由缰、码字为序，报国之心、以此为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王灵桂

2015年8月2日午夜 于香山麓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