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天津报刊

《新天津报》（《新天津晚报》）

《新天津报》与《新天津晚报》创办人为刘髯公。

刘髯公生于1893年，本名仲儒，津郊武清县人，信奉伊斯兰教。早年曾进军界，后至津城，于法租界巡捕房任职。1924年，他在津创办《新天津报》，特聘当时报界名人薛月楼为主笔，上海《申报》驻津记者朱晓芙为编辑主任，段桐坡为经理，社址选在法租界二十四号路马家楼（今长春道与山东路交会处）。他由于长年在法租界，故对法国报业熟稔，知晓法国新闻纸常以篇幅小、版面多而取胜。因此，《新天津报》一创刊，他便决定出版四开四版小报四小张，计版。

随后，刘髯公又于1928年在《新天津报》基础上，再办《新天津晚报》。为了进一步扩大销路，他聘请评书艺人口授剑侠评书，并派专人记录整理成篇，于《新天津晚报》连载，次日再编入《新天津报》重登一遍。此举颇能吸引当时的市民读者，使得两报销路颇旺。在民国武侠小说中名声颇响之《三侠剑》《雍正剑侠图》等评书体剑侠小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的。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武侠小说，毋如称之曰评书脚本。

刘髯公不惜代价于报端连载评书可谓颇具只眼。当时的北方各报，通俗小说连载已成时尚，但人们多将目光投向张恨水、陈慎言、赵焕亭等诸名家。刘髯公却不随时俗，另辟他径。他依据日本留学生意见，仿照日本通俗报纸重视民间口头文学的办法，决定刊发评书连载。他首先选中的便是在书场演出中业务火爆且情节跌宕、悬念丛生的《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在征得演述者同意后，他便指定报社记者崔笑我去书场记录。崔氏很快便与艺人谈妥，每月以百元之酬付给演说者。就这样，剑侠评书《三侠剑》便以武侠小说的形式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新天津晚报》与《新天津报》上连载了。此举使当时两报受益甚大，发行份数扶摇直上，成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孜孜乐读的两张畅销报。

《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的连载版式都是先排成三十二开书版，每天在晚报与日报重复刊出一千字后，其版不拆，再原封不动印成单行本，每册四五百页，用灰色粗纸做封面，书名只是几个隶体字。印刷虽然粗糙，但销量颇大，由此亦可窥见刘髯公经营报纸之心计。

继《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后，《新天津报》还曾连载过《江湖故事纪》《明英烈传》《大宋八义》等。其连载方式与成书经过均与《三侠剑》同出一辙。其中顾桐峻所演述之《大宋八义》颇值一记。20世纪30年代《新天津报》连载由顾氏口述、金占英记录的评书《大宋八义》，使《新天津报》达到自创刊以来的最高发行份数。顾桐峻于1935年病故时，新天津报社承办其丧，并对其家属长期抚恤，可见该书给当时《新天津报》带来的收益。

《新天津报》由于连载评书大获其利。当时报社除正常出版业务外，尚招聘了几位在日本学新闻的留学生，开办新闻函授学校，以造就编写人才。大量新员工的进入及日益发达的报社业务使当年草创时期的旧址马家楼已不相适应，刘髯公遂于1935年将报社迁至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购置了宽敞华丽的厂房与最新的印刷设备，并拥有100余人的印刷厂，数十人的编辑队伍，除出版日报与晚报外，尚办有《新天津月报》及《文艺报》等副牌报纸。这一切，使《新天津报》成为当时天津小型报纸中最有影响最有气势的一家，其气派几乎压倒同在一条马路上的《益世报》。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战爆发，天津于1937年7月30日陷入日军之手。沦陷之初，鉴于《新天津报》在津城市民中影响甚大，日伪多次威胁利诱刘髯公出任伪职，但他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不仅坚决不与日方合作，而且不肯发表日方供稿。为此，他整日在报馆深居简出，拒绝同日方接触。刘髯公慷慨好义，天津沦陷后，大批难民逃到意租界，当他看到难民夜宿街头时，立刻与仪品房产公司协商筹房，并向天津富商常铸久、雍剑秋等募捐。一日，他在为解救难民而奔走时，于万国桥（今解放桥）被日方捕获。日本人欲说服他附逆，并许以维持会负责人。刘氏非但不合作，还破口大骂。日本人盛怒之下，打断其腿，投入死牢。刘氏家眷四处奔走，最后以报纸附逆为条件，讨刘生还。刘归后仍大骂日本人不绝于口，并要迁报社于法租界，不久便气病而亡。

刘髯公死后，报社曾一度由其弟刘谦儒、刘渤海主持。这期间，虽然报上仍在刊出由评书艺人周坪镇讲述（刘子清校正）的《五女七贞》、顾桐峻讲述（是时顾已病故，由其师兄岳桐春代为供稿，刘子清校正）的《于公案》等剑侠小说及洛蒂所作《春潮飞沫》等社会小说，但报纸已接受日军报道部的管辖，为日伪政权做宣传，经常出现“反共救国大会隆重典礼盛况”“首都耆宿名流发出反共救国通电”“东洋文化协会中国总支社津本支局扩大范围”“日语讲习班免费教授男女兼收”等文字，故而引发读者反感与抵制，发行量急速下降，加之报社内部经营不善，报社业务每况愈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在天津抗战初期参与创编秘密油印抗战小报《高仲明纪事报》的《大公报》外勤记者林墨农，鼓动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将《新天津报》接管，改组为军界所办的《新时报》继续出版。《新天津报》这张历经了天津沦陷前后全过程并出刊长达21年之久的“著名小报”，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

《三津报》

评书艺术在清末民初的天津有着较强实力。虽然北方评书发祥于北京，在清初便已初具规模，但它的鼎盛时期在天津。天津作为水陆码头交通要冲，北京演员出京，上东北下江南，均以天津为首站。加之民初天津观众成份复杂，既有前朝遗老、商业大贾，又有各种手工业者及贩夫走卒。他们的欣赏水平与文化层次参差各异，所以对各种内容之书目均能接受。因此，辛亥革命前后，大批的北京评书艺人流落天津，卖艺为生。当时天津人口不及现今五分之一，但书场和评书的茶园菜馆就有一百六七十处，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在书目方面，这一时期天津书场基本还是清官剑侠的天下，经常搬演者无非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彭公案》《水庆升平》等侠义书。但即使这些评书热闹非凡，观众久听也要生厌，如无新作势必无法维持。就在这时，老一辈评书艺人王致久忽有所悟，见上述老书无法叫座，便与师弟英致长等人掠《彭公案》《施公案》等书枝节，编纂成一部新书，这便是《三侠剑》。与此同时，他们又以《大宋八义》《于公案》等书枝节为题材，再编出了当时另一部剑侠新书《雍正剑侠图》。虽然这两部书在当时一经上演，便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但真正使其免遭湮没并“发扬光大”者，则是王致久的两位高徒——张杰鑫与常杰淼。前者将《三侠剑》去芜存菁，重加整理，长年搬演于书坛；后者使《雍正剑侠图》重新结构，以情节更趋合理而吸引大批书场听众。

1928年，报人刘髯公在1924年创办《新天津报》基础上，再办《新天津晚报》。为扩大两报销路，他独创了以剑侠评书代替武侠小说的报纸小说连载模式。在剑侠评书的书目选择上，他慧眼独具地看上了《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三侠剑》刊出时，张杰鑫已死，口述者实际是其徒辈蒋轸庭。蒋氏生于1902年，自幼家境贫寒，20世纪20年代拜常杰淼为师学说评书，常演书目便是《三侠剑》与《雍正剑侠图》。当张、常二人故去后，在当时天津，能将这两部评书说得出神入化并深得乃师衣钵者，便非他莫属。《三侠剑》虽系由他口述，但刊出时，为了招徕读者，仍署张杰鑫作，另标刘子清、孙云桥校正。此书连载18年而不衰，后由新天津报社出版单行本至37集而未终。此后，大约到了1930年，刘髯公又同时于报上以技击小说的名目推出了《雍正剑侠图》。是时常杰淼亦故，仍由其徒蒋轸庭口述，亦以常氏之名刊出。此书亦在连载10余年后，由新天津报社出版单行本，近40集而未终。

《新天津报》与《新天津晚报》因连载剑侠评书《三侠剑》《雍正剑侠图》而销路激增，大获其利，这让两部书的实际讲述者蒋轸庭受到启发。1935年，他在友人的建议下，仿照《新天津报》连载剑侠评书的模式，于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与其弟自办了一张名为《三津报》的报纸，专门刊载评书体剑侠小说，借以吸引读者以谋其利。在聘任赵子扬为经理后，自任社长的蒋轸庭亲自编创剑侠评书《胜英出世》 《金刀会七义》等，以补叙《三侠剑》中“明清八义”故事。这些书于《三津报》连载不久，便于1937年初由天津文义印刷局出版单行本，当时署名为思瑛馆主口述，戴蓬仙校阅，并于1938年与1939年两次再版，其发行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蒋轸庭另著有武侠小说《龙图大侠》，亦于《三津报》连载。

《三津报》虽以专门刊载评书体小说得以畅销，但这一时期刘云若与还珠楼主等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新一代通俗小说作家已于津沽崛起，正如白日中天。读者对评书体小说渐感陈旧乏味，时间不长，《三津报》的销路便日渐式微，报馆遂处于勉强维持阶段。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责令天津各报重新登记，并派日本特务竹内以顾问名义，督促伪市公署的新闻管理所对各报进行审查，以不登国民政府消息和抗日言论为条件，批准尚能出版的报纸共有24家，此时《三津报》尚在名目。但仅一月后，当日军决定将《庸报》作为“北支派遣军机关报”，承担“圣战”宣传任务时，再次对天津报纸加强“统治”，在原有24家报纸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审查登记，结果只允许除《庸报》外的7家报纸继续出版，《三津报》便在这次的审查登记中被取缔了。报馆关门后，蒋轸庭在1938年初还将自己编著的侠义小说《大明湖海英雄传》放到当时尚存的《国强报》上连载，虽然尚能吸引一部分市民的眼球，但很快便随着《国强报》的关门而被“腰斩”了。此后，他便重操旧业，继续以说评书为生。这时期他长演书目除《三侠剑》《雍正剑侠图》外，尚有根据戴遇庵掌故小说《沽上英雄谱》改编的现实题材评书《混混儿论》。新中国成立后，蒋轸庭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入天津市红桥区曲艺团，任评书演员，于1970年病故。

《天风报》

1929年12月19日，天津《北洋画报》刊有一则消息：“津门名记者沙大风集资创办《大风报》，社址择定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五十五号第四户。拟于明年一月一日起，按日出版，现在筹备业已大致就绪。”然而九天后，《北洋画报》又讯：“《大风报》本定五号出版，现又改名《天风报》。”但到了1930年1月底，该报仍未出版，直至当年2月18日，《北洋画报》方才揭开谜底：“《天风报》筹备多日，因未得日租界当局批准，故迟未出版。现经方药雨君斡旋，已被允许立案，出版期闻决定廿日云。”两天后，也即1930年2月20日，该报才面世。当市民拿到这张四开四版的小报时，却是大失所望。历经此前更名并数度延期折腾的《天风报》，于当时天津众多小报中，丝毫没有特别之处。其一版为并无自己特色的国内及本埠新闻；二、三版连拼为“黑旋风”副刊，版面四周为广告所环绕；四版上半部为小说连载，下半部为戏曲电影广告。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其格局均未出当时天津街头小报之右。故而，其创刊伊始，便遭遇发行低谷，这让该报主人沙大风颇为心焦。

沙大风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北报界与戏曲界的风云人物。他大约生于1898年，原籍浙江镇海，字游天，号晚谭余室、沙氏乐府。20世纪20年代初移居天津后，便迷上了京剧，曾历任几家小报主笔。1926年进入刚刚创办的天津《北洋画报》社，主办“戏剧专刊”，率先提出梅、尚、程、荀为“四大名旦”的称谓。1928年沙大风辞别“北洋”，进入刚刚创办一年的天津《商报》，后因与该报主人王镂冰龌龊，便暗思自办一报。1929年底，他得到天津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经理黄文谦及京剧名旦荀慧生之资助，便于1930年2月20日办起了自己的小报《天风报》。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历经改名延期“折腾”的《天风报》“出师不利”，第一炮便未打响。沙大风很快便明白过来，这是报纸上小说连载失败造成的结果。在民国天津众多报刊中，各色小说的连载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栏目。一张报纸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其所连载小说的质量。沙大风创办《天风报》的初始目的，除了想自己有个买卖当老板外，其更大的野心则是想有个自己的阵地去评判他最喜欢的京剧。创刊伊始，他对报纸上的小说连载并未上心，只是仓促地拉来有名无实的求幸福斋主（何海鸣）等人的小说充数而已。因此，当他此刻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后，他迅速地进行了小说连载作者的调整。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报纸那样上北平去拉张恨水、李熏风、耿小的等名家之作，而是慧眼独具地选中了在《北洋画报》与《商报》即为同事，如今又被他拉来同办《天风报》副刊“黑旋风”的文学青年刘云若。当沙大风将更换小说连载作者的想法说与刘云若并约其撰写长篇小说连载时，本就对此跃跃欲试，想在长篇通俗小说创作方面一显身手的刘云若欣然允诺。

1930年4月，一部名为《春风回梦记》的长篇社会言情小说悄然在《天风报》上开篇，其作者正是刘云若。很快，此书便风靡津城，妇孺皆知，人们争相买报阅读，并在平津一带掀起了一股刘云若热。《天风报》也正是凭借此书，一转颓势，发行份数扶摇直上。对此，沙大风10年后曾有如下回忆：“天风因春风而风行，春风因天风而益彰”。而刘云若正是以此为契机，一发而不可收，终成一代社会言情小说大师。

“春风”的“风行”使刘云若的名气直逼北方言情小说霸主张恨水，约稿者纷至沓来，1931年5月，他便辞去《天风报》之职，归家专以小说写作为职业。接替刘云若出任《天风报》副刊编辑者为“老名士”何海鸣。何氏进入《天风报》后，为了获利他将自己说教味甚浓的多部小说搬到该报连载，从而引起读者极大反感，纷纷致函报社，要求“腰斩”。何氏此等做法，不但将《天风报》上的小说连载搞得江河日下，而且报纸因刘云若《春风回梦记》而积攒的高额发行量也将被损失殆尽。面对此等窘况，沙大风急忙辞掉何海鸣，从北平约来报界名人唐鲁孙救场。唐鲁孙果然不负所望，很快便约到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处女作《蜀山剑侠传》。1932年7月3日，《蜀山剑侠传》如期出现在《天风报》的版面上。开始反响平平，但时间不长，此书便引起轰动，并迅速走出天津，风靡华北，影响全国。还珠楼主也因此书一举成名，终成民国时期领袖群伦的武侠小说巨擘。而《天风报》凭借《蜀山剑侠传》的数年连载也得以行销南北，其高额发行量一直维持到天津沦陷。

天津沦陷后的1937年8月，日伪特务机关对天津报纸进行了两轮重新审查登记。在这两次审查登记中，《天风报》因新闻无特色又没有社论与言论，只是以小说连载和戏曲、曲艺的花边新闻取悦读者，故而均能涉险过关，得以继续出版。这一时期，支撑其版面的，主要是刘云若的《情海归帆》、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长篇通俗小说连载。1939年，在日伪特务机关不断逼迫报纸刊登“圣战”新闻的压力下，报馆主人沙大风无奈只得将《天风报》易名为《新天津画报》，以大量刊载图片去搪塞日伪的骚扰。

至此，因连载刘云若与还珠楼主的通俗小说，而名噪大江南北达7年之久的《天风报》，便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在沦陷的天津又存在6年的其替身《新天津画报》。

《新天津画报》

在民国时期的天津，以“新天津”为前缀冠名的报纸有4家，即《新天津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月报》《新天津画报》。其中前3家，均为民国天津著名报人刘髯公所创办。而第4家，其主人虽非刘氏，但其也渊源有自，并非凭空而出。

《新天津画报》的前身，是天津沦陷前推出民国著名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刘云若与著名神魔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的《天风报》，其主办人为民国报界与戏曲界风云人物沙大风。

1937年8月，天津陷入日军之手后，日伪特务机关为加强新闻“统治”，对战前天津报刊和新闻通讯社进行了两次审查登记。在大量报刊和通讯社遭遇取缔的背景下，创刊于1930年的《天风报》，虽因既没社论也没言论，内容以刊登通俗小说为主，而得以幸免，但频遭伪市公署新闻管理所的“谈话”，屡次逼迫其刊登“挽救中国免于赤化”的“圣战”内容。无奈之下，沙大风只得求助北平《一四七画报》社经理朱复初，由朱出面向驻津日军报道部部长山家少佐疏通斡旋，最终以报纸刊登日方图片并易名为《新天津画报》为条件，获得照常配给印报用纸，得以继续出版。说是画报，其实只是在一版增添了几张照片而已，报纸其他版面均与原《天风报》无异。二版仍是副刊“黑旋风”，而且连版头图案也仍袭其旧。三版也还是戏曲、曲艺的花边新闻。变化稍大的是四版，在原来《天风报》只连载两三部通俗小说的基础上，增添为五部之多，这也是报纸为了扩大销路，满足不同读者阅读兴趣所采取的无奈之举。

对此，刘云若当年曾有过如下回忆：“这小说（指《旧巷斜阳》）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纸，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 ‘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但是和我有十年友谊的《天风报》却改为画报，社长沙大风先生奋力振作，把四篇中断的稿，全行移到 ‘天风’。我认为无此先例，无此情理，而且四篇之中，有两篇我自己也认为无须续撰，只《旧巷斜阳》《续小扬州志》还有完成价值。但是我在 ‘天风’原写着一篇《情海归帆》，一报之上，刊载一人的三篇作品，虽或有吸收之效，总觉不妥，就劝大风任选一篇去，和《情海归帆》配对。我的意思，认为《小扬州志》因有前集行世，较受读者注意，而且《旧巷斜阳》在当时初起炉灶，主角璞玉尚未崭露头角，而《小扬州志》中的主角，却写得悲惨深刻，布局也颇费过心思，所以主张他用《小扬州志》。哪知大风经考虑商量，过两天再来，竟选择了《旧巷斜阳》。”由此可见，易名后的《新天津画报》对小说连载的需求之大，对名家作品渴求之甚。

沙大风可谓慧眼。如果说他当年大胆推出既无业绩又无经验的文学青年刘云若与还珠楼主后，虽获得意外惊喜，但那尚属仓促救场的无奈之举的话，那么他此次选中《旧巷斜阳》，则是对作者的绝对知人善任和对该书的十足把握。因为就在此书连载不久，读者便被吊足了胃口，随后便在舆论圈中掀起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平津的有关妇女命运的大讨论。对此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近年曾说过一段“实话实说”: “多年来人们要我谈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我都避重就轻，只说在战争时期写快板，解放后进文学讲习所进修，认真学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等等。这也是实话，但避开了最初引起我文学兴趣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不是怕露丑，是怕无意之中犯了忌。前些年对通俗文学是另眼相看的。现在可以坦白：我出身既低微，文学趣味也不高雅，最先使我入迷的小说之一是 ‘社会言情’小说，是刘云若先生的作品《旧巷斜阳》。”

继《旧巷斜阳》之后，《新天津画报》此时期还连载了天津通俗小说名家戴遇庵的社会小说《爱情箭弓》、赵焕亭的武侠小说《白莲剑影记》、月明楼主的言情小说《硬性男儿》等。

在沦陷的天津，《新天津画报》因连载了众多通俗小说而取悦了大批读者。这其中，虽然作品思想意识与艺术成就参差不齐，它在扶持和积聚民国天津通俗小说作家与作品方面，却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对我们今天回眸去审阅天津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既起到了文本作用也起到了认识作用。

1945年初，日伪再次对天津报刊进行消减整合，《新天津画报》被迫停刊。

在民国天津的各色报刊中，先以《天风报》之名创刊，后以《新天津画报》之名终刊的这张貌不出众的民间小报，无论是言论还是新闻，均难以称道，甚至微不足道。但它能在民国时期天津以数以十计的报刊中脱颖而出，至今还被人们提及并不时被写进各种文学史及研究著作中，实在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传播载体，在其存在的十五年中，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市民文学的原貌。尤其是，它慧眼独具地推出了民国通俗小说中两个重要门类（社会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的两位领袖群伦的人物——刘云若与还珠楼主。

《国强报》

《国强报》在民国时期的天津属于存在时间较长的报纸，而且在当时津沽报林中，它还是一张内部组织比较健全，销路也较稳定的四开八版小型日报。

1918年，《国强报》创刊于天津南市荣吉街天一坊饭馆隔壁，其发行人署名为杨绍林。是时，杨绍林尚在青年，报社实际业务是由其父亲和兄长主持。该报初创时期正值北洋军阀混战之际，政局极端不稳，人们急于了解时局，渴望新闻。面对民间小型报纸没有专电专讯的弱势，《国强报》却能利用其他大报新闻，经过巧妙编造剪裁，居然形成了自己独家的“本报专电”“本报讯”。凭借此等山寨“新闻”，这张小报竟然能够每天销出四五千份，这在当年报业也可算是一道奇特景观了。1928年，随着北洋政府垮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着政局趋于稳定，此时读者对时局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弱，如果再用过去瞒天过海的编造“新闻”方式去蒙骗读者，显然已不合时宜。好在此时杨绍林已逐渐成熟起来，在报纸迎来创刊10周年之际，他经过仔细调研反复思考，最终决定不在时事新闻上与其他报刊竞争，而是独辟蹊径地向副刊方向发展。为此他聘请到了当时的青年作家沈哀鹃主持文艺副刊，另聘两位报业老手卢粹言、郭半梅做协助。

当年沈哀鹃年方23岁，经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思想新潮，文笔清新。在他的主持下，《国强报》的副刊办得虎虎有生气，其内容举凡小说、诗歌、电影、戏曲、话剧、杂文、小品、掌故、游记、随笔等，无所不包，不但样式齐全，而且文章清丽。其中尤以电影、话剧这两门新兴的艺术形式深受市民读者喜爱，报纸所传递出的有关这两种新艺术形式的新闻、介绍、赏析、花絮等，一时间成了津城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国强报》凭借文化副刊的独特优势，很快便在当时天津众多的报刊中异军突起，再度勃兴。沈哀鹃在将《国强报》副刊办得风生水起的同时，他又考入了“天津影片公司”，随后又在“渤海影片公司”兼职，并参与主演了天津史上第一部故事片《大皮包》的拍摄。此番从影经历，让沈哀鹃立刻对电影这门新兴艺术欲罢不能。1933年，他得到机会，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在发现他所编报纸副刊上的电影内容后，对这个年轻人的电影才能产生了兴趣，邀其南下担任《联华画报》编辑。对此沈哀鹃欣然接受，很快他便辞掉《国强报》旧职，只身赴沪履新去了。一年后，他又转行做了电影编导，并为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沈浮”。在经过多年磨砺后，电影编导“沈浮”这个名字伴随着《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经典故事片，走进了千家万户，他也最终迈入了国内一流导演的行列。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他早年在《国强报》的历练是密不可分的。

《国强报》失去沈哀鹃后，其老板杨绍林又聘报界同人袁无为担任副刊编辑，仍让卢粹言、郭半梅二人做辅助。但令杨绍林失望的是，袁无为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编辑组稿能力，均在沈哀鹃之下。作为市井无聊之辈，袁无为兴趣低下，品斯下矣。时间不长，他便将报纸副刊编成了黄色园地。这为杨绍林所不容，很快便将其解雇。袁无为走后，杨绍林未再聘用新人，而是让卢粹言、郭半梅二人接编副刊。卢、郭二人虽然吸取袁无为教训，仍走沈哀鹃老路，但由于功力所限，始终未能出新出彩。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日伪特务机关为控制喉舌，多次对战前天津报刊进行登记消减。《国强报》虽在初期的两次审查中勉强过关，但报纸的面貌已乏善可陈。报纸仍然在出四开八版，也还是以副刊内容为主打，然而支撑版面的文章却实实在在地沦为了街头小报的文字。翻开这一时期的报纸，我们看到的大多为《侯门一入深如海》《艺女箴规》《北里名花湘云二娘》《蒙面飞盗》等内容。唯一能够招徕读者的，还是小说连载版面，每日排日而登的评书艺人蒋轸庭编著的侠义小说《大明湖海英雄传》、郑证因的技击小说《双凤歼仇》等，虽然内容陈旧，文笔欠佳，但由于故事曲折神奇，内容险象环生，还是能够吸引部分市民读者的眼球。然而即使如此，在日伪高压政策下，报纸的颓势已然形成，几部好看的通俗小说连载亦无法挽回报纸之末路。1938年年底，在日伪的又一轮登记审查中，在民国天津小报丛林中沉浮长达20年之久的《国强报》停办。

《评报》（《平报》）

《评报》于1923年在天津创刊，其创办人为开办药厂的回民刘霁岚。

刘氏1895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县一个祖传中医世家。其父刘秉毅精通医术，手头掌握一批灵验的祖传秘方，并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儿科名药“保赤一粒金”和外擦药“濯毒洗血镜”。两药推出，由于疗效显著，销路颇广。凭借这两种秘方药，刘秉毅于民初举家迁居天津，于河东于厂大街定居，并在此开办一家“中西大药房”，专门售卖上述两药。等到刘霁岚成人接管药房后，他又在上述两药基础上，增售自家新研制的成药“宁坤膏”和“仙丹”。为扩大药品知名度，刘霁岚又自办一印刷厂，专门印制药品小广告。不久，他又与友人合作开办了育人堂药店和泰兴银楼、同和福化学染料厂、东天仙戏院等。这一切，在让刘霁岚获利颇丰，赚了大钱的同时，也让他有了新的想法——自己办一张报纸。刘霁岚认为，办报一方面可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势力有话语权，不受人欺负；另一方面可以将自家买卖在报上大登广告，省去在其他报纸、电台登广告的大额资金。

1923年，他在南市荣业大街租下房屋，筹建报馆，由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他给报纸取名《评报》，意为“评论”时事“公平”舆论。由于此前开办的几桩买卖已为他带来丰厚利润，故而报纸开办初期，他不计赔赚，只为提高报纸知名度和刊登自家买卖的广告。实际上这一时期他是以药养报，以报卖药。因为资金雄厚，报馆筹备期间，他便购置了8页、16页印刷机和万能铸字炉、全副铅字架。由于不懂报纸，他在用人方面，也是多多益善。首先他先聘用高辑五编发要闻和本埠新闻。高本是籍籍无名之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编的新闻版面大多依靠各通讯社供稿，基本上没有自家独采稿件，故而内容老旧，难有新意，极不为读者所重。刘霁岚见报纸新闻难以叫座，遂又花重金打造副刊。其所聘副刊编辑在当年可谓均是行家里手，其一为徐雅松，此人用“城北徐公”的笔名为报纸写的大量杂文、随笔、小品及风土人情类稿件，颇受市民读者喜爱，在当年有颇高知名度；其二为李吟梅，此人善写影评、剧评类文字，内容颇与报纸的名字相吻，作为当年的新兴艺术，电影与话剧本就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号召力，加上李的文字形象生动，时效性又强，故而在市民读者中影响极大；其三为辛曲厂（即庵字），他原是小学语文教员，因爱好写作投稿，被刘霁岚看中，招致麾下，其主持的副刊“平政院”，专以小型政论文字为主，风趣辛辣，有的放矢，常能发出他人难言之语，也深受市民读者欢迎。此外，当年几家小报副刊的名编辑兼知名掌故小说作家李燃犀（笔名大粱酒徒）也常来报馆“客串”并写稿，更增加了报纸副刊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凭靠这“人才济济”的副刊部，一时间，报纸吸引了沽上众多读者的眼球，报纸发行份数一下子达到二三万份。

随着报纸知名度的不断抬升，刘霁岚已不满足于报馆屈居穷人杂居的南市。1926年，他将报馆迁往法租界二十四号路（今长春道）。在巩固副刊优势的同时，刘霁岚又加大新闻力度，除增加新闻编辑人员外，还频频发出自己的声音。此时国内军阀混战正酣，《评报》为了迎合读者厌战心理，不断著文抨击各路军阀，此举颇得民心，报纸发行份数再次升高，一度曾达到四五万份。然而乐极生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报纸因连续刊登评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引起高层关注，国民党当局责令天津市党部追究查处。刘霁岚通过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宣传科科长王濯源的斡旋，将《评报》改名为《平报》化解了危机。

《评报》易名《平报》后，无论是报纸风格，还是刊发稿件，均一仍其旧，没有丝毫变化。此时期，为了减少法租界工部局的不断干扰，刘霁岚再次将报馆迁移，搬至意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同时为加强报纸竞争力，刘霁岚又增聘编辑王宝珍、张文通等数人，使得报馆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不久，他又将经营多年的“中西大药房”扩建成“中西药厂”，依靠自家报纸的宣传力度，极力推广自家药厂生产的药品，卖药所获厚利再反过来支撑报纸出版，由此形成产品与报纸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1937年7月30日，天津一夜之间沦入日军魔掌。作为有骨气的中国人，刘霁岚坚决不肯让报纸成为日本人侵华的喉舌，在日伪多次威逼利诱下，刘霁岚毅然关掉报馆，宣布报纸自动停刊。至此，在天津经营了14年且颇有成就的《评报》（《平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天声报》

《天声报》创刊于1938年初，为四开四版日报。创办人为日本籍台湾人谢天惠（又名谢龙阁），此人在当年天津民间大大有名。天津沦陷前的1931年11月，驻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策划的以流氓、混混儿为主要成员的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他便是直接指挥者。由他组班的《天声报》管理层可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班底。其所聘社长吴宁靖（又名吴霖青）在天津沦陷前就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雇用人员，天津沦陷后他又出任敌伪塘大警察署署长。报社经理杜虚生（笔名杜鹃）虽常年混迹于新闻圈，但也和日伪关系密切。他们将办报地点设在战前报馆集中的南市荣吉大街中段，编辑经营人员几乎全部来自此刻已暂时停刊的毗邻中南报社，计有崔笑我、李山野、张吉人（笔名天相）、王新民（又名王玲）、张瑞亭（又名张恺）、尤中弋、孙焕诚、缪损、林之瑜等。

《天声报》一、四版为要闻及本埠新闻，要闻主要来自“中华社”和“北京特讯”，本埠新闻则以记者直接采访沦陷后的天津社会各角落为特色，内容充满了粉饰日伪占领下的“歌舞升平”；二版名为“家庭版”，内容多为服饰、求职、饮食、教育类的小短文；三版为副刊“乐园”，直接模仿天津老牌小报《天风报》副刊“黑旋风”，以各类戏曲、曲艺讯息为主。此外，长篇通俗小说连载是其强项，除大牌名家刘云若、郑证因的长篇外，尚有李山野的社会小说《红豆相思记》、王曰叟的武侠小说《粉牡丹》、徐剑胆的社会小说《风流大夫》、陈怡侠的武侠小说《雍正歼侠记》（模仿《新天津报》的《雍正剑侠图》）等连载。

据老报人王木回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各报只留下日寇直接办的天津《华北新报》外，其余大小报纸一律停刊。《天声报》因有日本特务机关的背景，日报停刊后改出《天声半月刊》，由李山野、张恺二人继任编辑，并约高扬、王孑民等撰写戏剧曲艺方面的特稿。每期封面还有北京名画家于非暗、齐白石等人的作品。1945年3～4月间，《天声半月刊》停刊。

《中南报》

《中南报》创刊于1930年2月，1937年8月天津沦陷后，曾短暂停刊，但很快恢复。然而当天津度过8年抗战期，于1945年8月光复后，又继续出版了近4年之久，直至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才停刊。

一张小报能够在天津经历了国民政府、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三个不同时期，而且在每个时期都能出报发声，此种现象在整个民国天津报刊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1930年2月，当《中南报》在天津悄然推出时，其版面分工明确的目的性与排版印刷的规范性，让它甫一面世，便受到业内外关注。该报社长张幼丹是当时天津报业名人，此前他辅佐刘孟扬经营天津《晨、午、晚报》，便将副刊办得风生水起，栏目繁多，诸如刘钟望所编“家常便饭”、张鹤琴所编“歌场舞榭”等副刊专版，均受到市民读者的欢迎。而李燃犀（大粱酒徒）写的“诗的新闻”、戴愚庵（娱园老人）写的“什锦火锅”“杏仁豆腐”、刘钟望写的“大碗热诗草”、潘鉴尘写的“西洋景歌词”等小品文专栏，则是既接地气又通俗易懂。尤其是张幼丹主持连载的，高新民以当时社会新闻为素材创作的通俗小说《南皮双烈女》《杨三姐告状》《笑而观》《眼前报》《银针计》《春华茂》等，更是牢牢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使得《晨、午、晚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名噪津沽，受到时人瞩目。

1930年初，张幼丹脱离《晨、午、晚报》，去主持刚刚创刊的《中南报》社务，他将社址选在当时报业集中的南市荣业大街（报纸标识为“本馆开设天津市南市大舞台东”），特聘也是当年天津报界名人李醒我任总编辑。为使报纸区别于其他小报，故意将版式做成整齐划一的上中下通栏，并且舍弃当时所有小报内文均用小六号字的行规，大胆采用大五号字排版，使得全报版面疏朗有序，清晰易读。其一版为时政和市内外新闻；二版为杨心主持的“游艺园”；三版为李醒我主编的“新世界”；四版较为特殊，四四方方地分成四块，每天分别刊有四部通俗小说的连载，而且每部小说均以三字取名，在当时较出名者有晓虹的《摩登女》、怡侠的《奇侠传》、萤光的《黄天霸》、锡璜的《彭公案》等。

天津沦陷前夕，张幼丹离开报社，与李燃犀同办另一张名为《晓报》的小报，报馆遂由李醒我接替主持。日军占领天津后，《中南报》在日伪的层层审查中，曾一度停刊，其编辑与经营人员大部分去了创刊不久与之毗邻的天声报馆。在更换报社主人为台湾人李枕流后，《中南报》经日伪当局批准得以复刊，其内容除了增加部分日军“占领”消息及有关日本风土人情的宣传外，报纸规格面貌均一仍其旧。据当年报人杨春霖追忆：“李是日本特务机关的 ‘嘱托’，自称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山家少佐的朋友。在此前已自办一家《大北报》，为所谓 ‘中日提携’、‘大东亚圣战’作反动宣传，并以报纸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中南报》由他主持，也成为汉奸报纸。”这一时期，由于日伪特务机关对天津报纸审查极严，大量报刊惨遭取缔，故而天津沦陷区作家发表作品的报刊极少。《中南报》依靠战前积攒的人脉与名气，很快便将当年天津文坛大腕刘云若、何海鸣、戴愚庵、李山野、吴秋尘、李燃犀等人的通俗小说拉到报上连载，成为此时期该报还能吸引读者的不多亮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张幼丹又重回报社主持社务。他审时度势，很快便攀上国民党天津区接收专员、中统特务王连珂，使得《中南报》非但没被作为敌伪产业予以取缔，反而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中统组织暗中支撑的一张“街头小报”，而且张幼丹还成为当时天津报业最高组织——报业公会的理事。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不久，《中南报》自动停刊。

《游艺画刊》

在沦陷前的天津，能够坚持正常出版的画报有6家，计有《北洋画报》《中华画报》《商报画报》《风月画报》《玲珑画报》《东方画报》。但在1938年8月日军占领天津时，由于日伪对天津战前报刊进行了多次检查登记，这6家画报均先后停刊了。迨至1940年前后，随着华北抗日烽火的蔓延，驻津日军纷纷抽调前线，疲于应对，此时期他们对天津的新闻管制稍有松懈。就在此等背景下，1940年4月15日，一本以评介戏曲曲艺为主要内容的画报在天津问世了，这就是在当年为华北沦陷区的市民带来些许休闲的文娱画报《游艺画刊》。

《游艺画刊》的创办人为潘侠风。他1914年出生于北京通县一个殷实之家，自幼喜爱京剧，上中学时便向“富连成”科班“连”字辈花脸骆连翔学唱花脸，唱念做打均精。中学毕业后，便投身戏曲界，在北京与友人合办《国风画报》等戏曲报刊，对戏曲曲艺各类知识均极熟稔，在当年报刊业，有戏曲“南张北潘”之称。“南张”是指在上海创办《戏剧旬刊》的张古愚；“北潘”则是指在天津创办《游艺画刊》的潘侠风。

戏曲曲艺艺术在天津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自清代中叶开始，它便是天津市民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抗战开始后，迫于北平沦陷后的政治压力，大批京剧、曲艺艺人走出京城，流落到此时虽也陷入日军之手，但表面上尚“歌舞升平”的天津，摆擂献艺。一时间，天津的戏曲曲艺艺术空前“繁荣”。这一方面锻炼了演员们的舞台实践；另一方面则也提高了天津观众赏艺水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潘侠风来到天津，在租下当时天津法租界五～六号路之间的荣兴里三楼三十号为安身之地后，便打通各种关节，在天津特别一区墙子河路四号开设了“天津游艺画刊社”，并于1940年4月15日推出了《游艺画刊》。

《游艺画刊》创办初期，潘侠风巧妙地与日伪特务机关周旋。当时日伪新闻审查机构要求凡是在津创办的报刊，均要刊登“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一类内容，潘侠风则以办的是戏剧报刊，搁不下政治内容为借口，硬是不登。当最终惹恼审查人员后，他又托人送礼讲情，周旋一番后，他还是不登。就这样，他边办刊边周旋，硬是楞挺了两年，直至日伪以关闭刊社为要挟后，他才拿出两个页码去登一些“新闻”。《游艺画刊》是一本不算封面封底共三十页的十六开小册子。别看页码不多，有关戏曲曲艺的栏目却是齐全。在其所列的诸个栏目中，“小画报”刊登的全是严少朋、童芷苓、梁小鸾等当时炙手可热艺人的便装肖像及演出照；“戏剧论坛”则是何怪石《戏剧杂谈》、张聊公《歌场杂记》、姚灵犀《观剧忆旧》等的天下；“戏剧问答”登的均是戏曲曲艺知识；“梨园隽闻”除连载了戏曲小说《梨园恨史续集——可怜的芸娘》外，更多的是梨园掌故；“旧剧词谱”是带五线谱的京剧名段词曲谱；“春明菊圃”登的是北平艺人的各色新闻，最新奇的是每期都有一个艺人的演出收入；“沽上歌坛”报道的均为天津演艺界的近况；“银坛报道”为当时时髦艺术电影的综合新闻；“什锦杂耍”是各类曲艺信息及评价。从以上栏目可以清晰发现，这是一本以京剧为主要内容的杂志，也正因此，潘侠风特意在版权页上打出“戏剧顾问：李洪春、田瑞庭”的招牌。

为便于收藏，潘侠风还仿照当时新文学期刊的做法，将每半月出版一期的杂志分卷分期出版，每半年为一卷，每一卷为十二期，开本统一，风格一致，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在当时国内各类期刊中，可谓质量“尚高一筹”者。

1943年秋，天津的日伪特务机关再次对天津报刊进行登记整合，《游艺画刊》便在这次登记中被“整合”休刊了。

《立言画刊》之“天津专页”

《立言画刊》创办于1938年10月，系由北平《立言报》改组而来，大十六开本，系综合性的文化杂志，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杂志即行停刊。该杂志为周刊，每星期六出版，共出356期。

自1939年4月第24期《立言画刊》起辟有“天津专页”，专门刊载天津籍作家的作品，包括青年作者的文艺作品，也包括有关天津的历史、风物及风俗掌故。天津沦陷后，天津籍作家们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阵地。北平的《立言画报》则为天津籍作家开辟了“天津专页”，这不啻为天津作家另外一方舞台。

关于创办“天津专页”的背景。据史料载，1939年，天津《银线画报》停刊之后，编辑们因为该报撰稿的作家们抑郁无聊，“遂集力于斯，为文会之园地”。这个专页由王伯龙先生发起，当时参加者有窦宗淦、冯朋弟、郑梦塘、招司、王朱、郑桐六人。参与者们“无不奋发，精益求精，冀顽石生芝，亦不负同人心血之灌溉”。每至周六，“伯龙府中弦歌相应，发刊以来，备承读者奖掖”。欣幸之余，又出刊“漫画专页”，由“天津专页”撰稿人冯朋弟主编，与“天津专页”每周轮流发刊。当年夏天天津大水期间，同人流离失所，“天津专页”被迫顺延一期，之后得以复刊，并发“水灾专页”，以报告同人目击之水灾惨状。《天津专页》创刊一年之后，“宗淦、梦塘先后离津，郑桐因公务未暇兼顾，所剩者仅伯龙、朋弟、招司、王朱四人耳”。后来，又接纳了李草荫、杨承伯、苏铭林、银朱、黄冠廉等作家、漫画家加入作者阵容，“此颓败之专页，为之一振”。

《博陵报》

《博陵报》初创时称《博陵日报》。创刊于1934年，创办人叫刘震中，刘为河北省深县人，是20世纪30年代天津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位小说作家。总编辑杨春霖，亦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报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为天津市政协文史委提供多篇新闻界史料。

七七事变后，为回避“日”字，更名为《博陵报》，并把社址由最初的河北月纬路五马路交口，迁往黄纬路四马路交口处。抗战胜利后，《博陵报》于当年11月在南马路旧县署街复刊。天津解放后一度停刊，1949年2月，经军管会批准复刊，但第二年因故停刊。

《博陵报》为四开小报。一版为要闻版。主要采用国民党中央电讯社及北京国闻社新闻稿。本市新闻除由大陆通讯社、国风通讯社提供外，另由外勤记者张化南、刘旭初通过采访提供。二版为副刊，取名《饮冰室》，由刘墨村主编，后改为《董晰香》。三版为游艺版，取名《娱乐园》，内容包括戏剧、电影及伶人动态和剧评。四版为外地新闻和小说连载，新闻主要是由山东、河北两省所设三十余个分社提供；连载的小说有杨春霖的《雨后花残》、刘墨村的《侠隐记》。七七事变后，每天只出十六开版的“号外”。因刊发抗日言论，总编辑杨春霖曾两度被日本宪兵队传讯。后来，《博陵报》同意采用日本同盟社电讯稿，该报才得以恢复出版。但日本人加强了对新闻的控制。当时，报纸刊载的新闻，经“新闻检查所”检查后，认为没有问题的，才准许开印。如果有需要删除的内容，就需要修改或者更换。但《博陵报》从来不改不补，造成报纸上缺行或缺内容的“开天窗”现象，故引来日本人的忌恨，1938年底，该报被迫停刊。1945年11月，《博陵报》复刊，总编辑仍为杨春霖。复刊后的报纸刊有刘震中的《平寇录》，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抗日战争的辉煌战果。事后还出版单行本四集。

有意思的是，《博陵报》在创办之初，不参加报业公会的活动，也不受同业公会有关报纸发行价格的约束，并在报纸上刊发社论对报业公会进行攻击，从而引起了一场官司。后由增兴德饭庄经理张春荣（人称张八爷）出面协调，这场官司才算平息。从此，《博陵报》发行量被限制在两千份以内，并由同业公会派张公道入报社负责发行。

《大北报》

《大北报》创刊于1936年5月，地址在南市大舞台东路（今南市旅馆街北侧），是一张当时比较流行的四开小报，发行人李枕流（福建人，活跃在京津两地的报人，曾任《华北映画》《闽新日报》编辑），每天出刊两张。自1938年12月1日起，增出晚刊一张。

该报编辑阵容较之其他小报颇为强大。许多报界名人供职于该报。如要闻版编辑高剑秋，新闻版编辑高逸民，社会版编辑张吉人，问事版编辑李醒我，各地新闻版编辑丁素忍，京津广播版编辑宋雪农，文艺副刊版编辑王新民，京津游艺版编辑尤忠毅等。这其中张吉人、李醒我、王新民等均在多家报馆供职，王新民除编辑报纸外，还在《大北报》连载两部长篇小说，其一是《人海潮》，另一为《香闺泪》。

民国时期的天津小报纯属公营事业者居少，大部分为民营。小报为了生存，除适应形势需要外，自然要在服务读者及副刊的可读性上另外寻找一些卖点。因之，与其他小报一样，《大北报》的服务版及副刊版亦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大北报》每期刊载“经济”专栏，包括股票、货币（相当于现在的外汇）、面粉等市场行情，在通货膨胀日渐严重的形势下，对于民生及各商号生产经营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问事”专版，每期均有求医问药内容，由该报医药顾问解答读者难题。另设有求职栏目，由编辑介绍用人信息。“广播”专版，刊有京津两地的广播电台节目时刻表。尤其是它的“游艺”副刊，广泛介绍京津两地各大影院、戏院及演艺界的消息，内容丰富、及时，形式活泼。如在963号刊有《〈思亲焚稿〉与〈小拜年〉》的文章，介绍了京韵大鼓名家小彩舞（即骆玉笙）和河南坠子名家乔清秀在天津小梨园（劝业场对面泰康市场楼上）演出名曲《思亲焚稿》和《小拜年》时的盛况，为我们研究骆玉笙和乔清秀两位名家演艺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他如张寿臣的相声、赵小福的时调等内容亦非常珍贵。《大北报》的文艺版亦是非常有趣的。除每期有四部小说连载外，还经常刊载一些小品文、随笔之类的短文及散文诗。如《留恋残秋》，这篇仅三百字的小品文，以轻松之笔，描绘了“秋之神”与户外小溪交相呼应的景象，表现了作者希望挣脱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对世外桃源的憧憬。

1944年，日本人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除保留了《天津华北新报》作为日本人的喉舌外，其余报刊全部停办，《大北报》也在这次清理中停刊。

《妇女新都会画报》

《妇女新都会画报》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创办人尹伯梅。日本侵略者占据天津后，日伪当局对新闻报刊加以控制和严格限制，连续进行两次清理。只保留了几家报纸，大部分报纸被迫停止发行，被停刊的报纸就包括《新都会画报》。

1939年6月21日，经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新闻事业管理所许可，《妇女新都会画报》正式试办创刊（其实应当是复刊），社址在特别一区福州路二十六号。社长尹伯梅，编辑方竹筠。该画报是一份四开的彩色画报，创刊初期每期一张半，共计六个版面，后来变成四个版面，每周三、六各出版一期。每期价格为六分，每月四角八分。与创办于1940年4月的北京《新光杂志》属于姊妹报。

1942年1月5日起改为日刊，并更名为《天津妇女新都会日报》，设有总代销处。此外，其社址在天津特别一区唐山路恒德里二号，分社在北京西单二条八号。自称是“妇女界的威权，清闺中的良友，文学家的宝座，艺术者的璇宫”。“宗旨纯正，文图并茂，华北独一无二的妇女日报。”

1943年7月起改名为《妇女日报》，并自称为“新光杂志姊妹刊物”，标榜“代表妇女界的新闻纸，响应战时体制下的大革新”（后又有“中国妇女界代表新闻纸，中国妇女言论总机关”的广告词）。其特色是：“专载国际要闻战时确息，革新妇女生活宣扬美德。介绍正当娱乐针砭社会，暴露黄色新闻惩恶扬善。女子服务部解答姊妹们一切问题，副刊材料丰富智识总汇。”总社迁到天津法租界（当年改为兴亚三区）西开五十七号路十号，在北京新光杂志社设有分社，地址仍为北京西单二条八号。

第一版刊载京津沪名媛、名闺的大幅彩色照片，包括栾秀云、李英潘、朱增荣、柯晓岚、罗若兰等。头版还围绕妇女问题每期都要刊载一至两篇长文，如《社交公开与恋爱问题》《母职与妻职是否妨碍妇女职业》《职业妇女应具的条件》《应该怎样处理家庭》《怎样解决三角恋爱》《结婚需要有理智》《如何养育你的子女》《夫妻的礼貌》《妇女职业的检讨》《漫谈人生观问题》《孩子们的冬季流行病》等，涉及教育、社交、就业、恋爱、婚姻、家庭、穿着、人生观、夫妻关系、家庭育儿等问题的讨论文章。许多观点非常有趣，也有观念变革的味道。如《妇女职业琐谈》一文在讨论“看护”职业时，对“女招待”的认识就区别于传统认识。作者认为：“有人将看护和女招待女售货员相比，认为都是一种下贱的职业。这是他们观点上错误。其实女招待和女售货员的职业，何尝不正当？何尝下贱？一半是环境，逼着她们如此，一半是她们的一部分人不知自爱。以职业论职业，原不是如此的。”

第二版内容与第一版相同，只是文章篇幅短小，栏目众多，内容丰富。如设有《谈男人》专栏，由茉莉女士撰文，每句话都很睿智，都像一句格言警句，很类似于20世纪宣永光在《北洋画报》开设的“老宣妄谈”。每期有一则漫画，由著名漫画家窦尝淦绘制的《民间情歌》系列漫画，所配诗文别具一格。如一则内容为：“遇见大姐在道旁，手戴戒指白茫茫。郎问乖姐：‘你的戒指那儿来的？’姐说：‘一个戒指一个郎，家中还有一皮箱。'”有一篇《记述中国现代的女作家》的系列长文，介绍了包括著名作家丁玲、绿漪（苏梅）等在内的作家简况。《新都会画报》自第二期起，在第三版开始连载王朱的长篇故事漫画《阴阳河》。作者在《我为什么要画〈阴阳河〉》一文中说明，“这次画这题材的动机，是在读刘云若兄的一首打油诗之后，恍惚还记得两句：‘君不见旧剧阴阳河，多管闲事有阎罗。本来阎罗多管闲事，人家夫妻恩恩爱爱，那里晓得会惹起神鬼的嫉妒，而将人家的爱侣生生拆散，捉到阴间横受折磨。又将那个女的发给自己手下的鬼头去蹂躏。若不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以天地间的真爱来救助，却恐怕这是一天的惨一了！'”据王朱《告新读者》一文，张茂生和李桂莲是一对爱侣，因在中秋夜过度欢娱，为大阴影娘娘所嫉，嘱阎王使五鬼捉之。适张茂生远行，李桂莲思念成疾。王朱是天津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曾接手主办《银线画报》，结交了一大批文化界名人，20世纪40年代，曾在王伯龙主持的《立言画刊·天津专页》，发表漫画及文学作品。《阴阳河》文字简短，画面古朴，具有传统的山水画的味道。

第三版还开设文艺作品专栏，刊载作者的新诗。如有一首由差兰撰写的《新妇女》（刊于1939年12月9日第四十三期），饱含激情地歌颂了新女性的形象，希望女性们赶快醒来，冲破封建的牢笼，争得与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摆脱被统治被奴役的局面。但由于时代的限制，短短的一首诗也存在着反对抗战及媚日的内容，所以，这首诗在政治上是不足取的，也可以说是反动的。

“现社会的封建传统/像一座偌大的牢笼/把我们深锁着不能动/新的女性们：醒来吧/谁能做万代的仆从/谁能说地狱是天堂/谁能把欺骗当恩宠/谁能坐一世的牢笼/我们是建设新东亚的前锋/我们要和男子一同/卷起时代的暴风/暴风，我们要将它唤醒抗战的迷梦/暴风，我爱要将它造成女性的荣光/促进和平，东亚大同/新的女性们/勇敢向前冲/新的女性们/勇敢向前冲。”

在第四十期刊有另外一首翟均撰写的新诗——《旧日的梦》（刊于1939年12月16日）：则体现了青年人对命运的悲苦思索，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的惆怅。

燃烧起深心的狂热，沉淀了后顾的悲哀；挽着我媚惑的恋人，踏着那旅店的台阶。

兴奋地迈进了水晶的大厅，拥抱着走起唐戈（探戈）的舞步，琴音在紧随着我的心脏的跳动，灯光在羞笑着她脸上的红晕。

蹓过了楼梯再穿过了工廊，板开了通亮的电灯，扣起门旋在嗅吸着粉与肉香，时间与空间交响着卡通的旋律。

年华像流水样子的飞逝，光发倐忽间颁白（斑白）丝丝。昨日欢愉砌成了今日的惆怅，美人和梦一样的飙驰。

十字街头徜徉着象牙宫旧时伙伴，狐步与华尔滋仍像往昔的旋转与回律。舞伴燃烧着青年的火在徘徊，踟躅的人无聊地凝视着冷静的街砖。

第三版是游艺版，主要介绍名伶轶事、舞星新闻、电影信息及戏剧评论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经常有著名报人、戏剧评论家凌霄汉阁主（徐凌霄）的戏评专栏文章，如《时势造大王，大王造时势》，认为名角制也即明星制，是国剧之魔。名角越发达，国剧的前途越暗淡。观众之倾向名角，正是对国剧无认识，不受人尊重的反证。

第四版是戏剧和小说连载及大幅广告（如洋行、金店、饭店、绸缎庄、理发馆、照相馆及香水等与女性有关的广告）。

从创刊号开始，就连载了刘云若长篇小说《画梁换燕记》。第一回回目为：“妙手宝山来摸金有术，痴心春水绉惜玉无功。”故事以女主人公玉樱与韦竞华之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围绕自由恋爱对抗包办婚姻这个重大主题，通过竞华退婚、气死韦父、毛贡堂逼债、竞华与玉樱互表衷心等故事情节的描绘，肯定了青年对自由爱恋的大胆追求，痛斥了包办婚姻这种封建遗毒对人性的摧残，体现了作者人道主义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画梁换燕记》是一部难得的社会小说，它围绕自由恋爱和反对包办婚姻这个重大社会议题展开故事，在当时封建思想仍然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刘云若的这部小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对青年人的追求自由恋爱思潮的形成无疑具有超前的引导作用。

《银线画报》

《银线画报》由张圭颖和《益世报》副刊编辑刘一行于1935年创办。当时全国的电影业正处于上升期，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以上海为中心的各大影片公司制作了大量的包括故事片、纪录片在内的不同类型的影片。作为北方工商都会的天津，其影院之多、规模之大，上映影片之丰富，堪与平、沪比肩。在这个背景下，电影招贴画、电影海报、电影活页广告、电影期刊、电影画报等纷纷问世。作为天津第一家电影画报的《银线画报》的创办便是这一时期电影业繁荣的体现。

张圭颖是天津著名的老报人，原籍河北省冀县。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民报》《晶报》《大中时报》《醒狮半月刊》等报纸、杂志任编辑，1934年还曾担任《国货日报》总编辑。自1935年开始，与他人一起创办了《银线画报》。

《银线画报》创立之初，为六开型周报，由《益世报》代为印刷（彩墨）。内容包括影片介绍、影星生活、影坛轶事等。还包括话剧、京剧、评剧等艺界演出消息、动态等。稿源主要由各大影院、剧团提供。另外，漫画家冯朋弟、黄冠廉，摄影家郑桐等经常提供漫画和摄影作品在该画报刊登。尽管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图文并茂，但由于报业间竞争十分激烈，其销路并不看好，故创办不久即停刊。

1937年9月，张圭颖与大陆广告公司经理华延九合作，在金汤大马路菜市胡同，把已停刊的《银线画报》改为四开型小报复刊出版，由正文印刷局代印。每日1张（后改为2张半），每周另出1张六开型画报。这一时期的《银线画报》版面相当丰富，内容也多趣味性。设有电影版、戏剧版、文艺版等不同版面。编辑有吴云心、金息侯、王伯龙、冯朋弟、张聊公、刘炎臣等津门报界、文化界名人。尤其是刘云若、宫竹心、吴云心等名家的小说连载，以及冯朋弟的《老白薯》漫画，均为该报看点，很受读者欢迎。每当刘宝泉、金万昌、荣剑尘、林红玉等曲艺名家来津演出时，该报还要增出特刊，随票奉送。但好景不长，复刊后的《银线画报》不到一年，因日伪整顿报刊时被列为废刊而被迫停刊。

1940年，张圭颖买到了《大北三日刊》（即原《大北报》）的出版许可证，将《银线画报》以《华北银线三日刊》名义出版。由位于法租界的直隶印字馆代印，采用胶印彩纸印刷。这一时期，该报增设《青年园地》栏目，由杨鲍、招司、李木等人撰写文章，启发青年的爱国思想，很受青年读者欢迎。据1940年3月2日《立言画刊》载《北文坛新型读物——华北银线报出版》（副题：是新闻界的强心针，是文艺界的兴奋剂）一文：“在沉寂的华北文坛，突然地在悄悄的春寒里，发出一枝旺壮牙儿，来打破这消沉的空气，号称沙漠的天津，这芽儿是在沙漠中绽放开她的花儿了！这便是本月十一日（旧元旦）出版的华北银线报。事先我们没有看见什么宣传，而出版后却得到莫大的安慰，这是事实胜于雄辩。读者的目光是锐利的。这报纸是三日刊，四裁型。图文并重，内容包括文艺、电影、戏剧、跳舞、学校等。有王伯龙、江寄萍、冯贯一、许颖、萧钟纳、王朱、招司。翻译的有李木、王敏、宋昆、张汝翼。游艺有刘炎臣、徐溶孙、郑梦塘、王协欧。漫画有窦尝淦的民间情歌和朋弟的 ‘老白薯’。还有黄冠廉等作家多位。另有京方朋友多人，都是读者相当所喜欢读的。尤其妙绝而且空前的是旧小说家刘云若君本以善写社会言情著，现在来个反串武侠小说《峨嵋杂霸录》。刘君曾说这只是为银线做一回尝试，反之以写武侠著名的白羽先生，反串言情小说《外遇》。均出乎读者之怀想，而且每期有一个好的特写，期期不同，务使读者一新耳目，给一个新的刺激。主干是张圭颖，他曾主办过《银线画报》日刊，与周刊并行。已往的成绩，早已记忆在读者脑子里，这次张君仍本其一贯精神，努力前进，务使银线较已往更为进步，更为新颖。末了还是说：‘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报已出了五期了，京津两市均已遍销，这新型读物的内容，已经贡献给读者满意，是不可讳言的。'”

1945年，该报与北京《沙漠画报》合作出版，将报社迁至天津西开三经路义德里，并在北京东安市场及济南设有分社，以《银线画报》名义出版。这时因纸价飞涨，故该画报只出两版，形式上相当于电影广告。内容除电影、戏曲外，还设有小说连载栏目，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有趣的是，该报第608期还刊载北平沙漠书店有关张爱玲散文集《传奇》一书的发行广告。可见，正在上海走红的作家张爱玲，在北方也同样受到读者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银线画报》社还出版了银线丛书，取名《银燕》，十六开本，每期十二页，封面为彩色，内容取自《银线画报》，每页均有数幅艺人、影星照片，共出版十余期。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销路不畅，《银线画报》停刊，“银线丛书”亦随之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