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产业组织理论

（一）罗斯托的主导产业理论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研究了西欧、北美的发展过程，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阶段分为6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主导产业是农业）、起飞前提阶段（主导产业是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起飞阶段（主导产业是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工业、交通、商业和服务业等）、成熟阶段（主导产业是新兴产业）、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主导产业是耐用品消费和服务业）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产业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文教、医疗等产业），经济阶段的演进就是以主导产业交替为特征的[117]。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农业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从“主角”到“配角”[108]。总体上讲农业的发展进程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其他产业服务的，农业起到的是基础性作用。他指出任何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要立足于本国经济现状，不能超越经济成长阶段，而只能从较低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顺序发展。这一理论被称为“主导产业理论”[113]。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演进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我国已进入起飞阶段，虽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农业仍然非常重要，农业中的主导产业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我国传统农业的优势，不能丢弃。相反，应在高科技高装备的支持下，充分发挥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农业优势，全面发展当代农业，促进我国农业的产业升级换代，使农业焕发出新时代的异彩。

（二）农业区位理论（或农业布局理论）

1826年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约翰·冯·杜能（J. H. Thunne）根据资本主义农业与市场的关系，探索了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在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及国民经济关系》中提出了，孤立国农业圈层理论的农业区位论，阐明了农业区位理论的中心思想，即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依赖于其经济状况，其中特别取决于它到农产品消费地的距离[120]。他认为，在选择农业布局的问题上，并不是由自然条件完全决定的，适合种什么样的作物还受到诸如运输、市场等因素的制约。按照杜能的理论，农业布局应该是同心圆，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农作区（集约农业）—林业区（较集约）—谷物轮作区（比较集约）—谷草轮作区（较粗放）—三圃轮作区（粗放）—畜牧区（极粗放），该理论为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农业区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121]。划分农业区位的依据是：生产地距市场的远近、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农产品生产成本。一般来说，农业生产基地距市场的远近，决定了运费的多少，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距市场近的比距市场远的农业生产更有利。按照运费大小和收益等情况来确定某种农业类型的适宜范围，这是杜能农业区位理论的中心思想。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尽管受到交通运输不发达、传统农业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限制，但对农业生产基地布局、农业高新技术项目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122]。总而言之，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市场和运输、劳动力、外部规模经济性（或称集聚效应）、资本、科学技术、政府政策。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跨度很大，自然条件多种多样，地理条件极为复杂，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农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区域多样化的优势。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大幅上升，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同时，出现了社会问题，这种“压缩型的工业化”引发了一系列国家治理危机[123]，诸如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气候变暖和资源短缺。大量施用农药化肥，不但使土地日益贫瘠，而且使农作物病虫害变本加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滥垦滥伐造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大，沙尘暴漫卷我国北方的乡村和城市[124]。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可持续发展也逐步提上了议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必须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即形成能满足当代和后代人需求的粮食生产能力[114]。

由于农业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对自然条件，尤其是生态条件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今天，不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结构，绝不会是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掠夺式发展道路已经被世人所抛弃，评判农业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同样应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评判标准[125]。因此，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仅注重保护环境，而且将资源、产品、环境、效益、结构视为一体，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现代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以及“生产要发展，生活要提高，生态要改善”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