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水电站兴建的社会思潮

2.2.1 洋务运动与中体西用

19世纪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前，中国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工商”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阶层等级序列的末端，清政府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的发端所带来的变化。就像布罗代尔指出的那样，“中国店铺和流动商贩数目繁多，生生不息，但是缺少了高级机件——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个中原因或者是政府反对这些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或者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流通对于中国来说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动脉与静脉了。这些原因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的重大原因”。其实，中国在15、16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晋商、徽商、浙商等大的商人集团和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末，滇商因做缅甸的玉石生意不断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但这些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封建专制皇权对工商业的打压，未能茁壮成长。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政府严格约束商人的办法有：控制其行会，管制贸易，对朝廷和政府所消费的大批商品和分配实行国家垄断，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有时政府甚至扩大到对盐和铁一类全民的必需品实行专卖”。由于没有像西方的市民社会那样的力量来与封建专制力量博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徘徊在低级阶段，还不能成长为工业革命的力量，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19时期中期，清政府面临外患内忧，外患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不断输出资本；内忧是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在外患内忧的刺激下，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中比较开明的官僚推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内容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社会改革运动，以奕、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洋务派对中国自身和西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不再认为西方世界和中国是传统的“夷夏”关系，中国不再是统令四夷而位于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而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而且发展不如西方各国。为了“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交通电讯、工矿企业，创办新式学堂，筹划海防，并且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洋务运动加快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体制转变的过程。

洋务运动的文化观念和技术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所谓的“中学为体”，就是要以中国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根本，“西学为用”是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为工具；“中学”和“西学”二者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价值范畴和工具范畴的关系，是“体”与“用”、“道”和“器”、“本”与“末”的关系。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他并没有提出“中体西用”，但已经有了类似的理念；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种“主辅”说被看作中体西用的雏形；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考察西学的基础上，将“中体西用”的内涵扩大，他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郑观应在《道器》一书中认为中学和西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他主张：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恭维我皇上天宜聪明，宅中御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宪章王道，抚辑列邦，总揽政教之权衡，博采泰西之技艺，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商务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建黄极于黄农虞夏，责臣工以援契皋夔。由强歧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

郑观应主张的是坚持中国“道”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器”。郑观应所认为的道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器”乃是主张效法西方的教育、科技、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应该说，中国的“士”的集体潜意识无疑深藏在“道”之论中，希望以道辅之器而兴国。但无疑在郑观应论述“道”和“器”的思想中又充满着矛盾，既要“守尧舜文武之法”，又要“博采泰西之技艺”，但又害怕“器”输入后，西学会逐渐取代中学，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洋务派普遍的矛盾心态，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指出：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彼所翻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

“中体西用”所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在外患内忧的社会危机之中，士大夫想在坚守儒家道统和法统基础之上通过博采西方之长达到变革中国社会和实现强国的理想。虽然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洋务派想依靠文化和技术变革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危机，但是“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技术理念，在当时外有西方列强的军舰和资本的入侵，内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禁锢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促进了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这种兼顾中西的思想其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的精神。

这种“中体西用”的新文化观念和技术理念在近代中国掀起了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社会思潮，不仅影响到东南沿海地区，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还逐渐通过通商口岸影响到地处边疆的云南。洋务派在云南先从办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大到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选送学生出国留学等。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云南机器局，这被认为是云南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潮影响了云南铜业的发展，铜和银是清朝主要的货币，而滇铜当时地位很高，为全国提供了主要的原材料，《清史稿·食货·矿政》中指出：“百余年来，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记，而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光绪三年（1877年）支持洋务运动的云贵总督刘长佑向清政府建策：“今拟参用西洋采矿机器以助人力之不足，并延雇熟习矿路之洋匠以补中法之未备。”清政府当时没有采纳刘长佑的上奏，但是这种冶铜的思想还是影响了传统的云南矿业。1883年洋务派创办了云南矿务招商局，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主要经营东川铜矿、个旧锡矿、会泽铅锌矿等，其中在东川铜矿引进外国设备，聘用日本工程师，采用机器生产。除机器局之外，洋务派还在云南创办了制革厂、造币厂等近代企业。1885年在云南设立有线电报局，1886年，昆明到蒙自的电报线路开通，此后逐步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滇南、滇东、滇西三条线，还与川、贵、桂等省电报线路相连，并且国际电报线路直通越南和缅甸。近代邮电业的发展促进了云南与外部世界的信息联系和交换。而且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近代企业也为云南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开了先河，尤其是洋务派对儒家思想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技术进行文化整合的“中体西用”思想，为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自办提供了可鉴范式。

2.2.2 辛亥革命与天下为公

洋务运动后，西学日益在中国传播，国人意识到“泱泱大国”的落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并没有将中国带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孙中山等人发动了辛亥革命，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云南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根据地之一。1908年滇越铁路云南河口站正在建设，4月30日黄兴领导同盟会会员以河口车站为中心发动河口起义，起义的主力是修建滇越铁路的工人，云南商人支援河口起义1700银圆。河口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为武昌起义和重九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1905年云南留日学生吕志伊、李根源、赵伸、罗佩金、唐继尧等人成立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并创办《云南》杂志，杂志向国内同胞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此外辛亥革命前夕，云南创办的进步刊物《云南公报》《云南日报》《云南旬报》《滇报》《星期报》等向云南人民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民族革命思想，云南同盟会员还成立了“滇学会”“公学会”“敢死会”等革命团体。1908年“滇学会”的领导人杨振鸿领导景颇族、汉族、傣族、傈僳族等云南各族人民发动永昌起义，因清军力量强大，永昌起义失败，杨振鸿因在起义前后奔波和劳累过度而去世，时年35岁。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前后，云南陆军讲武堂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近代中国的“革命熔炉”，缘于“清朝新政”，洋务运动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结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为了稳固大清帝国的江山，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变法命令，这就是“清朝新政”。清朝新政以洋务派刘坤一、张之洞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核心纲领，并以洋务派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主导进行新政，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清朝新政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新政在经济方面就是颁布一系列新政策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许可成立“商会组织”；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科举制、派遣留学生和开办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等；在军事方面，训练新军、开办军事学堂和培养军事人才，相继开设（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南京）南洋陆军讲武堂、（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等军事学堂，其中云南陆军讲武堂规模最大、影响深远，远播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的策源地。

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1907年，于1938年结束，共招收22期学生，培养军事人才9000多名。讲武堂的教官都是留日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范石生、杨杰、朱培德、张开儒、赵康时、何应钦、罗配金、李烈钧、唐继尧等曾任讲武堂教官，和同盟会会员来往紧密的蔡锷也担任了讲武堂的教官。讲武堂打破地理区域，除了招收国内学生，还招收了很多缅甸、越南和朝鲜等外国学生，这些外国学生成为二战前后东南亚国家革命的重要人物，韩国开国总理李范奭、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武海秋、朝鲜原最高人民议会常委会委员长崔庸健等四国领导人当时都是讲武堂的学生。讲武堂不仅影响了亚洲国家的革命进程，而且为国内培养了叶剑英、朱德、龙云、卢汉、李根源、李烈钧、周保中、赵又新等300多名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杰出将领。除此之外，讲武堂还对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924年成立黄埔军校时，孙中山邀云南陆军讲武堂援建，黄埔军校的步兵、骑兵、工兵、炮兵四大学科的教官和队官大部分是从云南陆军讲武堂调来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材也被带到了黄埔军校，用“讲武精神”训练黄埔学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李烈钧还向孙中山极力推荐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从这种意义上讲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黄埔军校的人才和思想的发源地。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当时学科设置合理，设置了文理科，还聘用日本陆军上校和中校教授兵学，因材施教，制度严格。因为中国教官中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积极宣传“民族、民权、民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并在学生中间发展同盟会会员，朱德就是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前，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许多教官是云南新军的领导骨干，这里成了当时民主革命的思想阵地。

辛亥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主张是以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为根本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基础，孙中山一生题词最多的就是“天下为公”四字，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文化，后来将它融入三民主义的思想内核。“天下为公”的思想最早记载于先秦时期儒家的《礼记·礼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此以后“天下为公”的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洪秀全以“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为基础建立太平天国，他在《天朝田亩制度》的纲领中提出：

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必为己。是故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康有为发展了洪秀全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在他的《大同书》中建构了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之川地皆为公有。”不同于洪秀全构想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大同社会”，康有为倡导工业化的“大同社会”，他论述道：

故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太平之世，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待工亦最厚。

康有为的天下为公理想中融合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和佛家的救世情怀，还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要素，他通过“君主立宪”的政治道路实践他天下为公的理想，尽管最后只能是乌托邦，但也为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形成提供了资源。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形成于1904年，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

孙中山在构建他的三民主义时就以天下为公的思想为道德准则，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外患内忧，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应放下个人的利益，以集体利益为重，人人“天下为公”：“救国即是救破舟一样，当舟沉之时，不图共力而补救，徒顾个人铺盖行李，俄而舟已沉矣，生命已矣具（俱）亡，又何有于铺盖行李？……但我国人多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不知国与己身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孙中山要用传统的道德唤醒国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识也应该唤醒他”，固有的道德重点是指“天下为公”的美德。他主张中国人都发扬这种“天下为公”的传统美德，自觉地为国家和千万之人造福，换取民族大义，早日促成中国的独立和富强。

人人对于国家社会，当视为我个人与他人组织而成。凡国家社会之事，即我分内事。有时凡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即牺牲一己之利益，为之而不惜，然后国家社会乃能日臻于进步。

孙中山将“天下为公”的传统道德思想融合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详细地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用。”以天下为公思想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念构造。而且，孙中山也想像康有为那样博取西方工业文明的思想要素，探索大同社会的工业化道路，他提倡中国进行工业革命：

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辘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

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所构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工业文明发达的社会，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精神复兴中华的理想路径。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的是，他不仅进行理想建构，还身体力行。他毕生都在提倡天下为公。他的思想经同盟会的报刊传布，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革命思潮。云南是当时辛亥革命思想较早的传播地之一，当时云南的同盟会会员创办的《云南》《云南公报》《云南日报》《云南旬报》《滇报》《星期报》都积极地宣传以天下为公思想为核心的三民主义；除了革命报刊，云南陆军讲武堂是较早传播天下为公思想的革命阵地，而且以讲武堂的师生为主力，蔡锷领导的云南辛亥起义军为了救亡图存，用浴血奋战书写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蔡锷还在推翻清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后，在民主革命政权中实行的社会改革中将“天下为公”的思想付诸实践。

辛亥革命中云南的腾越、昆明和临安三次起义，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都是革命的主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昆明的“重九起义”。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在全国爆发，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师生和云南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1911年10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的九月初九，云南讲武堂教官蔡锷和唐继尧以讲武堂的师生为主力领导发动了昆明起义，历史上称之为“重九起义”。昆明起义战斗非常激烈，“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很多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在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但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重九起义的胜利。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讲武堂师生成为新政府中的骨干，巩固革命新政权。蔡锷任都督后，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行改革，在经济上振兴民族实业，实行禁烟政策，整顿盐务、矿务等，开办工厂并开拓市场，发展铁路、公路、航运和邮政等公用事业；在财政上，节俭开支，蔡锷曾经几次带头减薪；在政治上建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在人事上，唯才是举，不准贪污受贿，不能请客送礼，撤掉腐败的地方官吏，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和知识化；在教育上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公派留学生，推行军事和国民教育；尤其在民族政策方面，推行多民族共和政策，实行将“汉、回、蒙古、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的政策。蔡锷在云南实行的改革是以“民主共和精神”为指导，他主张军人不加入政党，他一生没有参加过同盟会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却拥护和实践着“民主共和精神”，实践着“天下为公”的思想。在云南进行改革的同时，蔡锷还派滇军支援四川、贵州、西藏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护新生的共和政权。1915年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蔡锷誓言“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率领以讲武堂师生为核心的滇军发动了护国运动，此项运动被称为“护国首义”，昆明“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云南各地百姓都拥护护国运动，商店、学校和机关等纷纷贴出“拥护民主共和”的标语，许多百姓自动捐款捐物，青年踊跃参军，在百姓的支持和全国各地的声援下，护国运动取得了胜利，护国运动使得帝制永绝于中国。蔡锷领导的辛亥重九起义、在云南实行的改革、发起的护国运动，还有“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的誓言将“天下为公”思想具体化，他身体力行的实践和对“天下为公”思想在云南的道路探索，重新塑造了近代云南陆军的人格和重建了他们的道德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第一座水电站没有建在发达的东南沿海而建设在偏远的云南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