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春运与出口：来自中国产业地理的故事

情景：2011年1月27日，星期四，农历庚寅年腊月廿四（小年），南京火车站售票大厅。等候买票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龙，延伸到外面凛冽的寒风中。售票大厅的显示屏上显示，开往东北、西安、郑州、重庆、成都、武汉、南昌等方向的车票早已售罄，包括站票也所剩无几，尽管如此，背着大包小包行李辛苦了一年的打工者依然排着队，希望自己的运气足够好，可以买到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笔者经历）

新闻：海关总署10日公布2010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6亿美元，比上一年同期（下同）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3亿美元，增长38.7%；贸易顺差为1831亿美元，减少6.4%。与此同时，我国贸易顺差与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从2008年的11.6%降至2009年的8.9%, 2010年进一步降低至6.2%，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海关总署网站2011年1月10日）。

 

笔者经历的情景反映的是中国的春运，新闻报道中的数字反映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运行情况。此两者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日渐为世人所熟知的。春运的背后是中国产业地理特别是制造业地理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大多数产业往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进出口贸易的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趋势在最近开始逆转，对外贸易朝更平衡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在《地理和贸易》一书中阐释了企业和产业的贸易行为与其空间区位的关系。在中国语境下，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产业的地理分布也与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改革，是为了市场化；开放，就是融入全球化，中国目前的经济地理是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的。对外贸易是一国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对外开放（包括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使得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大部分产业往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进出口贸易的地理优势，再依托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惠的政策等优势，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也在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汇集，大量工业制成品在这里被生产出来，并出口到世界各地。每年到了春节，这些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劳动者都要回到老家团聚，春运便由此而生；同时，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出口到了世界各地，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出口国。图1-1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产业地理和对外开放背景下的春运与我国的出口贸易。

1．春运

春运，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有规律的人口迁徙，每年大约有1.5亿农民工在春节期间穿梭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这个伴随改革开放而生的新词语，折射了中国产业地理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了巨大的变迁。1978年，东部十省市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为41.8%，到2008年上升为57.9%；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目前大约有超过9/10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由城镇经济创造；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圈面积只占全国的3.4%，却创造了全国38.6%的GDP、70.3%的货物出口，吸引了55.9%的外资。中国的经济地理是不平衡的，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和城市群化的特征。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幅奇特的中国经济地图？当然是改革开放。国内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对外的开放融入了外部的市场，东部地区凭借先发的政策优势和沿海的贸易便利，吸引了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和来自国外的投资，劳动与资本的融合迅速变成强大的产出能力，在集聚效应、劳动流动、比较优势、专业化和对外贸易等市场力量下，中国的产业地理由此形成。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都可以解释这些“故事”的逻辑：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中低端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源于中国相对较低的普通劳动力成本；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内贸易，这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基础；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集聚的规模效应以及生产要素（包括人口）的自由流动会促进经济活动向东部集中。在多种外生和内生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三大城市圈，集聚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因此而产生的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劳动者微薄的工资、严格的户籍政策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使得这些劳动者无法真正在这些地区长久安居，于是，在中国传统的重大节日——春节，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进行地区流转，形成春运。

从2004年起，与春运后期相伴随的常常是“民工荒”。2011年春天，“民工荒”不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而且中西部地区也开始显现。由“民工荒”引发农民的“涨薪潮”从2010年开始在珠三角出现，并此后延伸到全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工潮”到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再到近几年全国的“民工荒+涨薪潮”，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低端劳动力已经由无限供给转为相对稀缺，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产业本身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产业空间结构上，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区域开发政策适时的出台（如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以及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进一步完善，许多制造业产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制造业份额持续上升的趋势开始被逆转，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一些工业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如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地，承接了大量来自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这使得中西部地区也对劳动力产生了庞大的需求，于是，“民工荒”不仅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这些劳动力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二是在产业产品结构上，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仍停留在低端加工制造业方面，“民工荒”浪潮下企业最稀缺的多是只需具有简单技能的“普工”，许多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产业，仍主要从事低端加工制造，多以代工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的特征，金融危机期间，外需恶化，订单减少，企业纷纷减产和倒闭，经济复苏时，外需回暖，国外订单增多，用工需求激增，但需求最大的还是普通低端技能的工人，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还是代工性质的加工品，而非拥有自主品牌或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产业的产品被锁定在价值链最低端，带动了对劳动力的最大需求的也是在“普工”，这加剧了对农民工的需求，是“民工荒”形成的重要原因。

2．出口贸易

毫无疑问，在海运时代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便利条件，这些地区的大量产业都是出口导向型的，进出口贸易是产业在东南沿海地区集聚的重要动因。历年的数据表明，东部沿海省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远高于中西部省区，超过75%的进出口贸易发生在东部省市。需要指出的是，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东部投资设厂，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进行出口商品的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出口贸易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日渐深入地融入世界，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因出口的巨大贸易顺差而不断引发贸易摩擦。

“富士康”等加工型生产企业和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制造了大量GDP和“民工荒”的同时，更给中国贡献了大量的贸易出口，使得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的生产体系中。出口贸易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中国基于自身比较优势获得福利提升的最佳途径。但与此同时，大量的贸易出口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高额的外汇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还要为此不断忍受国际社会强加的“全球贸易失衡罪魁祸首”的“恶名”。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引起物价上涨。规模庞大的贸易出口其实也体现了疲软的内需，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收入低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收入差距过大恐怕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解释收入差距，从空间上讲，就是地区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可以几乎等同于地区发展差距，而地区发展差距正是产业地理的一个福利后果表现。因此，产业地理会影响地区收入差距，这又会导致国内消费不足，不得不依赖于贸易出口，即产业地理本身也会影响到贸易出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国内的市场需求会逐渐增大；虽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贸易出口对中国都很重要，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不能完全依赖对欧美的出口。作为今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中国必须尽量在保证强大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充分应用和发展自己庞大的购买力与强劲的国内市场。

春运和贸易出口背后的“故事”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反映的是贸易开放对中国产业地理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经济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上面的故事有所关联，我们大致可以整理出这些故事背后的几个关键词：对外贸易、产业地理、产业结构、地区差距。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产业地理所表现出的地区差距正日益损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初衷，更是直接挑战社会稳定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本书将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和阐释中国产业地理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探索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空间结构变迁的逻辑；目前已有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该主题的研究还很少，且不够深入，笔者期待能在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框架下取得一些增量的成果，并形成一些可行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