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地区差距

相对于贸易与城市的产业地理，有关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地区差距方面的研究更为丰富，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也比较集中，主要是对北美和欧洲的经验研究。早期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来自Hanson（1996），他以纺织服装业为例研究了墨西哥对外贸易制度变革对工业区位变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墨西哥一直采取进口替代来发展工业的传统策略。这形成了墨西哥的内向型经济，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1986年前后，墨西哥先后加入GATT和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化程度加快，特别是同美国贸易的成本大幅下降，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分散，迁向北部地区。显而易见，墨西哥工业的这种分散式迁移，主要是相对其国内市场而言，美国的市场更加重要了。但是，Hanson认为，除了地理位置外，还涉及其他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贸易自由化都会使工业变得更加分散，原因是集聚的重要力量来自前向关联（接近投入品市场）和后向关联（接近消费者市场），一旦贸易自由化，经济转为外向型，这些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一个厂商能从国外市场得到大部分投入品，并且将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将企业建在国内的中心地区了，因为此时集聚在中心的成本大于关联效应带来的收益。同时，Hanson还发现，不同产业的区位变化模式是不一样的，某些产业部门（如纺织服装业）受益于贸易自由化和地理位置上靠近美国，而其他产业变化不大，证据也表明，区域的专业化程度也会得到加强。Hanson（1998a）的后续研究还证实了产业的分布对墨西哥不同区域的福利效应也是很明显的：越靠近墨西哥城和墨西哥—美国边界的工业集聚区，相对工资就越高，墨西哥因此形成了新的制造业的空间结构和地区差距。由此得出：贸易自由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在国内集聚（也可能形成新的集聚），使得要产业在国内的分布趋向贸易更便利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而Krugman（1991b）通过欧盟和美国的情况对比，认为贸易开放能促进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他考察了当时欧盟与美国的制造业空间分布情况，运用欧盟和美国的两位数代码行业就业统计数据，构造了地区/国家差异指数。注1Krugman将1977年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与1985年欧盟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相比较，发现欧盟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程度弱于美国各地区间的专业化程度，地区/国家差异指数表明，美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分工明显高于欧盟，各地区的收入差距也明显小于欧盟各成员国。在解释原因时，Krugman认为，欧盟各国内部市场虽然逐步统一，但相比美国而言，仍存在明显的贸易障碍——国界通常会阻碍贸易和要素流动，显而易见，国界这样一个天然的贸易屏障以及各国保守的贸易政策阻碍了区域内部产业分工与集聚，降低了产业专业化水平，增大了地区差距，进而影响了地区内部的经济地理。

注1：具体而言，用Si代表某一地区/国家行业i在所有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用“∗”标志代表另一地区/国家行业i在所有制造业就业中的份额，指数计算方法为：。假设两个地区/国家有相同的行业结构，也就是说，对所有i，行业就业份额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指数就为0；如果两个地区/国家的行业结构毫不相干，指数为2，因为每个地区/国家的所有份额都相加。因此，这个指数可以大致定量衡量结构差异，并进而衡量地区/国家分工及其程度。

主要包括贸易开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既然对制造业空间分布不确定，那么其对区域内成员国的福利影响也就不确定。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研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产业集聚地区的福利水平会得到改善。因此，不同的地区对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生产中一开始就有优势的地区将产业从初始条件不利的地区吸引过来，形成“中心”。这会引起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竞争，小国或落后地区会对经济一体化感到恐惧，担心它们的产业会被相邻较大地区“中心”吸引过去，自己成为“外围”。中心—外围模型中，如果贸易成本很低，规模经济足够大，那么在国民经济中可以自由流动的产业份额就较大，结果将会形成一个集聚的中心；反之，制造业的生产就可能平均分布，所以，国家或地区可充分使用贸易保护或其他政策来确保他们得到“中心”，或至少避免他们原有的“中心”被他国或地区夺走（Krugman, 1991b）。这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依据。

当然，上述论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促使有些地方成为制造业的中心，而其他地方成为农业的外围；成为“中心”的地区，不可流动要素获益，而其他地区的不可流动要素受损（因为他们不得不进口所有制成品）。然而，当贸易成本进一步下降，两地区的福利不仅会上升，而且会趋同：当运输成本为0时，区位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对外围地区而言，经济一体化与福利之间有一种U形关系，充分的一体化是好事，但迈向一体化的初期可能会造成伤害（Krugman, 1991b; Puga, 1998）。为保证自己的福利水平，更多的做法是，某落后地区可能开始征收临时性关税，确保本地区是中心，一旦取得制造业决定性的领先，该地区就会取消关税，并向其他地区游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这也成为保护幼稚产业论和落后国家初期实行进口替代策略的强有力依据。现实中这样的做法也的确帮助很多国家重返中心，并成为自由贸易的倡议者。正是因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区域内国家影响的复杂性，使得现实经济社会中，各国对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千差万别：东欧和南欧的国家拼命想加入欧盟，墨西哥正享受着NAFTA带来的经济增长，东盟的“低度一体化”进展缓慢，而东亚经济一体化却面临诸多困境。

同时，很多实证研究也都发现了另一个曾经发生在墨西哥的事实：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也能通过接受投资和产品出口增加本国的产品份额，但这会改变国内的产业地理，并导致本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例如国内产业布局呈现集聚，国内不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等。Esteban（2010）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过去10多年间欧洲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的不平等性在增长，同时，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性在下降。如果欧洲的工资结构反映的是在当地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小于国家内部的工资差距，那么更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可能加剧目前的趋势，即外围国家在平均工资追赶中心国家的同时，外围国家内部贫穷的地区却更加落后。Puga（1999）在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范剑勇（2004）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拉美10国内部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Krugman和Livas（1996）利用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更为严谨的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一个两国三地区的理论模型，说明国际贸易还会通过一些更深层次的作用机制，来改变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产生集聚。模型虽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解析解来表示这些变化对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直觉告诉人们，贸易能带来许多收益（模型的数据模拟的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拥塞成本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函数图形是凸的。所以更均匀的人口分布可能会提升经济福利水平。同时，产业集聚使厂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它最终会带来真实收入的增加和地区发展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