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业地理:从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艾萨德(Isard)就宣称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是“同一硬币的两面”。1956年,沃尔特·艾萨德出版了《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将前人的模型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俄林(Ohlin)也强调产业区位论与贸易理论应该结合起来解释产业区位和区际贸易模式。1933年,俄林在《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认为“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俄林,2000)。克鲁格曼曾提出“大约一年前,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国际经济学家,在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我所思考和写作的都是和经济地理有关,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克鲁格曼,2000)。对产业地理的理论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要素禀赋的区域差异,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效应,而新经济地理学则突出规模收益递增、需求联系效应和成本联系效应以及积累循环机制等。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同质产品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传统经济学主流研究框架下,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区位取决于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源于资本、技术、资源禀赋等的空间分布,产业空间分布取决于这些要素的集聚与分散程度,主导性区位模式是产业间专业化分工(俄林,2000)。如果没有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差异,产业将在空间上均衡分布。此外,由于新古典贸易模型假定不存在贸易成本,所以,需求并不影响产业区位。但新古典贸易理论不能解释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类似的区域产业分工,也不能解释产业内分工和贸易。

新贸易理论在垄断竞争市场和差异化产品的假设下,强调即使不存在资源和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也能够促进产业的地理集聚和国际贸易(Krugman, 1980)。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企业集中在少数区位;为减少交通成本,企业集中在市场通达性最好的区位。而规模经济的实现与产品的市场需求紧密相关,“市场规模效应”决定产业区位。当企业面临严重贸易障碍时,产业活动将较为分散;随着贸易成本降低,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活动将接近消费者市场。总之,在一体化市场的环境下,规模效益递增产业会更趋于集中。

假设资源禀赋和技术不存在空间差异,但劳动力可以迁移,新经济地理模型将产业区位完全内生化,产业地理的集聚取决于交通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91a)。除规模经济的作用外,产业间的需求联系促使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生产者接近产品采购商(即后向关联),而运输成本联系促使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消费者在空间上接近其供应商(即前向关联),产生一个自我积累的集聚过程,推动产业空间分布沿着一定路径发展,最终达到一种区位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取决于产业最初的空间分布和产业特性(Venables, 1996)。产业空间集中与贸易成本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中间水平的贸易成本将会导致最集中的产业分布。此外,新经济地理还发现了一些可能导致产业分散的因素,如要素成本差异、最终需求的不可移动性、集聚不经济以及低工资等。

总之,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外在“先天比较优势”(first nature advantages)对产业地理的影响,认定要素供给决定产业区位;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模型则发现了内生的“后天优势”(second nature advantages)可促进产业的地理集中,产品需求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同样的研究框架,只是一个强调国际间的商品流动,一个侧重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结论都归结于产业的地理结构。显然,现实中的产业空间格局应该是“先天”和“后天”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正是对外贸易、产业联系以及要素流动组成了“后天”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