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新平庸”，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切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形成背景是，世界经济的持续深度调整与国内经济日益急迫的转型需求相叠加，旧有的发展红利正逐渐衰退乃至丧失，新的驱动力尚未成型。笔者认为，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正日益呈现增速换挡、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的三大“新常态”。

一是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成为常态。由于规模的增大及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将不会是常态，开始进入年均6%～8%的中高速增长“换档期”，这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对此应“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与此同时，约占每年新增劳动力供应一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庞大，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将长期存在。

二是结构优化升级和调整阵痛相伴而行成为常态。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地区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区域间协调发展、协同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居民收入名义增速将快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有所缩小；需求结构中消费和民间投资占比有所提升，二者将逐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当然，与结构优化相伴随的还有多种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如产能过剩、风险暴露等。

三是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成为常态。面对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的重大挑战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处于孕育期的重大机遇，中国正努力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创新驱动将为经济发展、转型和升级提供根本动力。

可以预见，在这三大“新常态”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将呈现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大致来看，以下七个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第一，新常态下内外联动、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全新的战略构想和战略举措的提出和实施，为传统区域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赋予了全新的内涵，集中反映了内外联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想。上述战略从点到线再到面，从陆上到海上再到海外，从沿海到内陆再到沿边，大开大阖，但形散神不散，实质上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以“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外部协同与内部协同并重”理念为统领，打破单纯的行政区划甚至国界限制，把区域经济规划扩大到跨市跨省乃至跨国，力图使生产要素在一个摆脱行政区划束缚的、更大的区间进行流动和组合。

第二，新常态下物价水平的变动态势。毫无疑问，短期而言，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结构性通缩迹象仍在加剧，特别是工业品通缩已经持续长达五十多个月。中长期推升物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而言，劳动力成本缓慢爬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渐次展开、前期国内货币的天量投放、城镇化战略快速推进、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因素，都将使物价总体上呈逐步走高之势。国际因素主要是国际流动性泛滥的滞后影响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温和复苏。

第三，新常态下体制改革的难点、重点。当前，一些主要的改革领域所遇到的阻力或风险，和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交织在一起，使得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尤其艰巨。因此，未来如何平衡促改革和稳增长的关系是关键。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考虑每项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统筹安排各项改革的节奏、力度、顺序及其彼此间的配合，对经济具有扩张性的改革措施先行，对经济具有紧缩性的改革措施缓行，尽量减少和缓和改革对宏观经济的短期不利冲击。

第四，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当前国内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通过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引入外部动力，有助于打破当前国内改革步伐趋缓的局面。未来我国对外开放还有广阔的空间，开放的制度红利仍是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第五，新常态下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各类隐性及显性风险。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企业经营困难；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和影子银行快速扩张所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不断提高，流动性错配严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还未建立，房地产市场风险如何平稳化解、房地产去库存进度如何尚存变数；国际经济环境及政策变化、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外投资壁垒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除了上述市场普遍关注的显性风险源外，2015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各项改革滞后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风险，国内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及其后续负面影响，美国加息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逆转、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及国际政策协调风险，长期被排除在TPP之外的风险，国际大宗商品陷入中长期低迷的风险等，这些潜在的风险是否会持续暴露，成为各方的担忧所在，也给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第六，新常态下以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发展为核心和统领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估。从可持续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基本内涵出发，要求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统领，把“绿色化”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道路和基本途径，实现“绿色化”生产、“绿色化”消费和“绿色化”思维。未来在中国特色的总体道路中，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举措，全面融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过程中，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全面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第七，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理念和思路的转变与创新。宏观调控应坚持“中线思维，区间管理”，对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分别设置过热和过冷的区间预警指标，每年所确定的经济运行预期目标应该被看作是调控的中线，而非“底线”或“下限”，并在每一个年度进行适当微调。只要经济在目标区间内运行，没有触及“上限”和“下限”，就应保持政策稳定，保持战略定力，不应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提高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这样围绕中线进行调控，会给市场主体更加明确的预期，会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富弹性，使调控更加主动灵活，上下都有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