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与改善：消费引擎初步启动，再平衡任重道远

一 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投资率始终偏高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并持续走低。20世纪70～80年代，最终消费率长期在62%～68%的区间波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61%；从2001年至今，消费率一直处于62%以下，2007～2014年连续8年在52%以下，其中，2010年创历史最低水平为49.1%，大大低于7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总体来讲，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4年的51.2%，平均每年下降0.3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呈现持续走低的态势。只是在最近几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经过长时间持续走低后才略有探底企稳之势，2011～2014年分别为50.2%、50.8%、51.0%、51.2%。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率，则始终偏高并持续攀升，1978～1990年平均为35.77%, 1991～2000年平均为37.6%, 2001～2014年平均为42.57%。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逐步升温，投资率上升较快，2008～2014年平均为45.86%, 2011年达到47.33%的历史高位，2012～2014年分别为46.45%、46.49%、46.04%。

二 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大多数时间明显快于最终消费增速和经济增长速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但其增速明显慢于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且两者增速之差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直接导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即投资率始终偏高并持续攀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即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并持续走低。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至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和最终消费增速仍明显慢于资本形成总额增速，投资、消费的结构扭曲仍在持续。自2011年起这一情况开始有所改善：2011年和2012年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均低于同期最终消费增速和经济增速，但2013年又出现反弹。

三 消费需求不足还表现为消费结构不均衡

一是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率偏高，居民消费率偏低。在最终消费支出中，30多年来，政府消费比率始终保持在13%～17%的水平上，而居民消费率则相应从最高54%左右下降到最低36%左右，目前仍在38%左右的低位徘徊。二是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较大。居民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较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下降。近十多年来，城镇居民消费率从18%左右逐步上升到30%左右，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从30%左右快速下滑到8%左右。从2013年居民消费水平看，按当年价格计算，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5倍左右，远远高于2000年时的2倍左右，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1倍多。

四 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整体高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长期以来，我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8%左右，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7年的14.6%急速增加到2003年的69.6%, 2009年由于应对金融危机，贡献率更是达到创纪录的87.1%, 2014年仍高达46.7%。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99年的87.1%下降到2008年的44.7%，金融危机后有所回升，但2014年也仅有51.6%。最近几年，两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交错领先之势。

五 中国消费率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消费增速低于GDP增速，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

世界各国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总量与结构、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其最终消费率水平高低不一，但各个国家在最终消费率的变动上又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总体上稳中趋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及不同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基本在75%～80%的范围内小幅波动，低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更是基本维持在80%的高水平，美国的最终消费率也在80%左右。中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即便在经济条件较为相近的金砖国家当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偏低。比如，巴西和印度的消费率都接近60%，远高于中国。二是世界各国最终消费增长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呈现出稳中趋高的走势。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1991～2007年，无论是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其消费增长均高于经济增长。世界年均消费增长率为4.3%，而年均GDP增长率为3.7%，反映出消费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的趋势。

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1倍以上，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的投资率比一些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的投资率也要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韩国基本在37%以内。

将我国最终消费率与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变动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最终消费率居于世界较低水平，明显偏离了世界最终消费率变化的一般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最终消费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二是我国最终消费率既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中低收入国家，大体来看，低于高收入国家10～20个百分点，低于低收入国家15～22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8～18个百分点。三是我国消费增速低于GDP增速，不同于世界消费与GDP增长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的趋势。总之，我国最终消费率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标准结构，反映出我国内需不足、消费增长缓慢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六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和结构扭曲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投资与消费比例的长期失衡可能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加剧宏观经济波动。投资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最终需求”，其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没有和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进一步加剧生产能力过剩，进而引发新的通货紧缩，严重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其次，投资率不断攀升而消费率持续走低将加剧我国经济运行的金融风险。投资的过快增长不仅可能导致部分行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也可能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的行业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必然导致一些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从而形成新的银行呆坏账；而投资效率的下降会导致企业还债能力的下降，进一步增加我国的金融风险。

再次，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还会加大我国城镇的就业压力，使城镇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并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增长。近年来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及资金密集型产业，但这些产业的投资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而对创造就业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从三大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较高的投资率将使我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逐步上升，而较低的消费率却易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而第三产业对新增就业岗位的贡献却远远大于第二产业的贡献。反之亦然。

最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使中国发展经济的资源环境宏观成本被严重低估。高投入、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加重了我国大气、土地、水污染和能源、原材料的供给压力。

过去30多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用净出口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快的增长。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连续几年出口受到抑制，导致国内经济出现下行趋势。2009年起，我国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行把经济增速拉了起来，形成“V”形反转，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反倒是又出现了资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快速攀升，之后又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进而打压了经济增长，经济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二次探底风险大增，经济大起大落的痼疾始终得不到根治。在“十二五”时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可喜的是，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有了缓慢和微弱的改善：尽管消费的增幅有所回落，但是投资回落得更快。需求结构开始出现进一步改善的迹象，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是多年来宏观调控的期盼效果，来之不易。

七 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的原因

目前我国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究其原因，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关系的处理上，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具体来看，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变动和调整。二是收入增长缓慢、收入预期下降。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相比，长期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速相对过快，企业利润增速相对过快，社会财富和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持续恶化。三是收入差距的加大制约了我国消费率的增长。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造成的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垄断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收入差距直接导致消费差距过大，中低收入居民大部分余钱难以形成有效购买力。四是汽车、商品房对消费品市场的带动作用减弱。五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使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认同增强，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如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仍使不少居民谨慎消费，住房、医疗、养老教育费用持续高企，使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更为谨慎，大大压缩了可能的消费空间。六是我国投融资体制不健全，对地方政府考核不科学。投融资体制的不健全、投资微观机制的预算“软约束”，以及对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的不科学，重增长、轻发展，以致许多地方政府把GDP增长率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使地方政府普遍存在投资冲动，其结果必然是消费和投资的失衡。

当然，对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需要客观、动态地看。我们认为，较高的投资率也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来维持，这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考虑：一是我国目前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发展较快的阶段，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对外需依赖程度的下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只有维持较高水平才能使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三是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中国较高的储蓄率要求较高的投资率来支撑。四是高投资率可为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夯实基础。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在短期内消费结构还难以明显升级的情况下，稳投资仍是稳增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