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长扫静无苔，
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
两山排闼送青来。』
离开城市的钢筋混凝土，
一路去寻找遗失的田园牧歌。
那些村落，
兀自春华秋实，
那么慢，
那么美。
【大岭村】
岭南水乡拾遗
撰文：许伟明 摄影：许伟明
一
估计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广州就是一个庞大的城市，这里已很少有乡村的迹象了。事实也是如此，广州是中国第三城，城市化率已达87%之高。但城市并不是广州的全部，广州的不少地方仍然保留着乡村的形态与外貌。
番禺区大岭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村外是一条车辆快速来往的主干道，两边是成排的厂房。从主干道拐进村路，便迅速摆脱城市的繁忙，进入一个宁静安逸的乡村世界。
村里有一条叫“玉带河”的小河涌，以大体的自东向西的走势贯穿全村，中间也有几个弯折，村子的民居主要分布在玉带河的东北侧。再往北是一座名叫菩山的小山，以前大岭村也曾叫“菩山村”。在珠三角平原，平地易寻、小山难得，大岭村背靠菩山，面朝玉带河西南侧的鱼塘，在自然与人力的共同作用下，拥有了背山面水的好风水。
玉带河绕过菩山，与鱼塘相接连，最终又和珠江的某条支流相通接入珠江狮子洋。如果珠江是一条大动脉的话，那么玉带河就只是无数的毛细血管中的一小条。尽管不起眼，但它把大岭村接入珠江水系，滋养着大片的阡陌水巷。
如同玉带河之于珠江，大岭村对于偌大的广州而言，也几乎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村子约3平方公里，2400人左右，深藏在珠江支支汊汊的角落里，过往的车辆很容易对大岭村视而不见。但大岭村有一份独有的精神和雅致。
在到达大岭村之前，我想象中的大岭村应该是古香古色的模样：黑瓦屋顶，锅耳山墙，青砖石板，小巷人家。但这或许是几十年前的大岭村，现在的大岭村，其实古建筑的比重并不大。全村目前保留较为完好的岭南风格建筑群约9000平方米，包括祠堂和老宅，散落在村落的不同位置。
但大岭村并没有因为新旧杂处而失去了味道，相反，整个村落依然保留原有的空间格局，遵循一种既定的风水导向。村子以一条古街为主轴，旁生里巷，形成“鱼骨状”的街巷格局，村落肌理清晰，格局了然。
祠堂的边上就是朴素的民居，古宅和新屋为邻，新旧建筑和谐相处，甚至中西元素也能比邻而居。明清的蚝壳墙，硕大的生蚝壳码放得整整齐齐，虽已历尽数百年风雨侵蚀，但依然坚硬结实。村民的电动车在村巷中悄然经过，又悄然消失于巷子深处，村子静悄悄的，像是交给了外人。
正逢雨季，一会儿骄阳一会儿急雨。雨中的老树在轻轻飘摇，古巷的屋檐垂下雨水，渗入巷子中的石缝。继而又是一阵骄阳，水汽升腾发散，地表积水很快被晒干。蝉鸣从某处骤然响起，继而全村到处皆闻蝉声。墙角青苔铺浅绿，院内古树出墙来。抬头一看，叶子尖还挂着点点水珠，折射着被过滤的夏意。
沿着玉带河，从村口开始一路行走，最先经过始建于宋代的陈氏大宗祠，然后河边道路开始收窄仅供步行。之后就来到“朝议第”，这是一个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私宅庭园，是南阳府知府陈仲良于1847年修建的，门口匾额为清朝广州将军、两广总督耆英所题。
走过了朝议第，玉带河开始右拐，前行十来米又一次左拐，继而来到文昌塔和康熙年间的龙津桥，继续往下走，又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显宗祠。
这一路的建筑，起于宋祠堂，落于明祠堂，时间横跨宋、明、清、民国和现代。大岭村保留的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老建筑多达112处，以民居为主，其中具有代表性、保存较好的21处建筑被推荐为历史建筑，91处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被推荐为传统风貌建筑。祠堂、民居、石桥、古塔、门楼、牌坊、麻石巷、古树、蚝壳墙等，组成一篇凝练的建筑乐章。
村北口还有一座“贞寿之门”，为四柱三门三楼的石牌坊，为表彰陈华达之妻蔡氏、妾冼氏二人守节教子成人，同时寿享百龄而立。据楹联中的记述，这四个字是光绪皇帝的御笔题书。
不同时代和形式的建筑和谐相处，让村子仍被某种安宁气氛所笼罩。大岭村在2007年入选第三批国家历史名村，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二
中国传统讲究风水，从屋宇设计到村落布局，甚至到城市营造，都离不开对风水的追求。当然，此中的风水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没有科学依据的迷信，相反，在很多时候对于风水的追求，其实是在追求人与山水等自然要素相处的最佳方式。
大岭村也讲究风水。在广东乃至全国，多数村落的建设都会遵循山川形胜，像布置精巧的摆盘一样。所以经常能见到广东一些传统村落背靠小山，面朝大面积的风水塘。有一些乡村，还因为对风水的追求而形成了八卦或棋盘的建筑格局。
在那么多的古村落中，大岭村显然不是最能够体现风水文化的村落，但在风水营造手段的丰富性上，大岭村则是一个典型。风水学讲究“山管丁、水管财”，大岭村依山傍水，菩山和玉带河共同组成了大岭村的自然基底，成就了“蛎江涌头，半月古村”的格局。
玉带河是大岭村风水格局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看起来并不是一条自然河流，更像是出于风水考虑而有意挖凿的小河涌。由于人们认为水流会汇集财富和福气，也会带走它们，因而在很多河流的下游，人们会建一些桥梁以“拦住”财气福气，最典型的莫过于湘黔侗寨所建的风雨桥。
大岭村的玉带河因为有了几个弯，流速缓和，所以水流变得安详顺气，但又不是淤塞的死水，这很符合好风水中对水的设想。而龙津桥、接龙桥两座石桥又起到了人们所认为的聚财和留财的作用。
其中，龙津桥建于清康熙年间，也是番禺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之一，由红色沙砾岩砌成，一墩两孔。桥面两侧各有16条望柱，15方栏板，刻着卷草和暗八仙法器图案，在北侧西端一方栏板上镌有一西洋人捧盘跪献的图案，洋人入像是当时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乡土建筑中的反映。
菩山位于村子北面，是地理和心理上的靠山。出于依山傍水的考虑，玉带河的南侧没有建筑，而是保留下来成为大片的荷塘。这些荷塘既有观赏游憩的价值——夏天的时候荷花绽放，塘鱼悠游自在，平添了几分闲适——也是整个村子的风水塘。
在村里的西北边，是一座名叫“大魁阁塔”的古塔，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当地人称其为文昌塔，其实也是一座风水塔。根据介绍，之所以在西北建塔，是因为人们认为村西北角太虚，建文昌阁可以催官。因此，大魁阁塔除“风水攸关”外，主要是供奉、祭祀文昌帝君，祈求文运昌盛、科举成功。
大岭村也着实文运昌盛，科举人才辈出。据《陈氏族谱》记载，大岭村仅清代就出了1位探花、34位进士和53位举人，九品以上官员有100多人。这些人的碑刻，世代宣扬着科举入仕带来的家族荣耀。
三
大岭村是番禺建村最古老的村落之一，最早来到大岭村开村的是许姓。大岭村许姓原籍浙江绍兴，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经南雄移居大岭村。到南宋绍兴年间，陈氏始祖陈遗庆为避战乱，由南雄珠玑巷辗转迁徙至大岭村，后陈氏发展成此地最大的姓氏。
现在大岭村内，陈氏家族地位显著，宗祠的位置和规模都很显眼。陈氏大宗祠“柳源堂”建于南宋时期。到了明嘉靖年间，陈氏第九代又建了一座规模更为庞大的“显宗祠”。看守祠堂的老者告诉我，“显”取自《三字经》内的“扬名声，显父母”，“显宗”就是敬重彰显祖宗的意思。
“显宗祠”占地1632平方米，为三进两天井的院落结构，头门四层莲花斗拱，山墙有砖雕，梁柱以木雕装饰。它的建筑雕刻具有鲜明的岭南地方特色，檐枋雕龙、鳌鱼及缠枝花图案中穿插有三鲤鱼、鳗鱼、麻虾、青蟹等。据介绍，这种鱼、虾、蟹入祠堂图案乃珠三角地区首见，是珠三角饮食文化的投射与反映。和第一代宗祠的朴实相比，显宗祠的雕梁画栋、精雕细琢更为惊艳，这也体现了陈家一族自宋以来的繁衍和昌盛。
陈氏人口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伴随的是许氏相对地位的下降，从许氏宗祠只是隐藏在一条小巷深处便可见一斑。事实上，从北方来到南方的移民，因为到来时间不同，势必会有一个冲突、融合的过程，并最终成为一个共生的群体，这在大岭村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大岭村还曾在历史上订立过“和平契约”，这个也颇为罕见。
在陈氏大宗祠广场东侧，立着一块陈、许二姓历代太祖遗留的禁约石碑，禁止两姓后人将村内的房屋、地产、水塘、墓地乃至砖瓦木石等变卖给外乡人，如果实在因为穷困至极需要变卖家产，“则由乡中太祖或各会公箱集资承受”，“如有不肖子侄私自与外乡人订价变卖者，查出定即革胙出族，罪及儿孙，永不能复”。
从禁约的内容来看，在维护村内产业的角度上，陈、许两族的立场是一致的。通过禁止外乡人在村内购买产业，杜绝了村内资源的分化和社会关系的瓦解，维护了族内资产和宗族关系的稳定性，在农耕时代无疑有助于村落的安定和子孙的长远发展。
乃至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在宗族文化的作用下，大岭村也尚未被打散。对祖宗的尊敬和对传统习俗的遵从，成为一种坚韧的纽带，让这个村子在社会变迁中稳稳地安放着。
【自力村】
战斗的开平碉楼
撰文：许伟明 摄影：许伟明
一
马邦德和夫人坐着马拉的火车赴任县长，一路上吃着火锅、唱着小曲。火车被几名彪悍土匪生生劫持，土匪头目张牧之进了鹅城充当县长，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家的碉楼虽然坚固，却没能扛住土匪的进攻。
几年前，姜文导演的电影《让子弹飞》展现了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硝烟与动荡，其中很多镜头取自开平塘口镇自力村等处的碉楼。黄四郎的住宅就是村子里的铭石楼，它是开平最豪华的碉楼之一。
铭石楼有六层高，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是戒备森严的塔楼，第五层开始呈现从容的姿态，前部分布着罗马式廊柱，第六层为天台，中间是一个由五根罗马柱托起的中式亭阁。在整个自力村，类似的碉楼有好几座，它们和村内一层高的、人形山墙的、院落式布局的古代房屋形成巨大的反差。
这些碉楼曾经的拥有者，他们对不安全感的巨大焦虑和对显赫财富的张扬，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坚守和对西式元素的实用态度，也是一样的鲜明。碉楼就像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中和洋、古和今、传统和现代、生活和战斗，都被融为一体了。
在铭石楼内，一名穿着旗袍的女游客正侧坐在老式沙发上，扭身对着手机镜头，或许她正在回味阮玲玉、周璇的民国式优雅。而我也很好奇，当年在这碉楼里生活的女子们，又有怎样的民国范儿。
铭石楼的主人是名叫方润文的美国华侨，楼内至今挂着他和三位太太的大照片。他戴着眼镜，穿西装，打着领带，那是已经远去的儒雅风流。绝大多数的资料只是粗略地记载，他的祖父和父母早早地到美国谋生，后来他也跟随父辈出洋到美国芝加哥，先在餐馆、洗衣馆打工，后来靠经营杂货铺发家致富，在1925回乡建起了这座碉楼。
而他的三位太太的照片，也透露着一种今天罕有的优雅从容。可惜的是，关于碉楼的记录很多，而对碉楼内的生活记录却非常有限。我更好奇，当外界风雨飘摇、土匪横行时，在这个碉楼内生活的女人们又该如何保持从容呢？
在铭石楼内，意大利的地板砖，东洋风格的天花板，来自西洋的电话、打字机、黑胶唱片机，葡萄酒箱上的英文的芝加哥字样，旅行用的皮箱子，乡间常见的藤编篮子，那时候还很罕见的彩色玻璃，墙壁上的壁炉，老式的衣柜，新式的沙发，木头雕刻中出现的梅兰竹菊，中文的地契，西文的黑白报纸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穿越时空的生活场景，然后又被牢牢地锁在了一个看似坚硬的外壳之内。
二
在方润文前去美国芝加哥打拼时，他的江门老乡们已在美国奋斗了大半个世纪。1854年，开平红巾军起义失败，一部分参与者逃往港澳，漂到南洋、北美等地做劳工。令人吃惊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旧金山的淘金热潮中，就已有了江门人的身影。而19世纪下半叶在北美修铁路的大量华工中，有很大比例来自开平。
早在16世纪中叶就有开平人乘着木帆船出海到南洋谋生，这个走出去的传统也流传了下来。清末之后，战乱频仍，土匪猖獗，很多人在当地难以生存，加上当地经济相较广府落后不少，当地人于是更大规模地到海外谋生。
就这样，开平的农村，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被“世界时间”远远甩在后面的地方，和世界的前沿接上了轨道，并且还是以被当成“猪仔”远洋贩卖的残酷方式开始的。
彼时美国正上演大国崛起的历史剧，繁荣与发展主导着美国，而开平的华人华侨们似乎也学会了美式的实用主义与乐观主义，他们也似乎更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给远在中国的家人提供生活的保障。他们中有很多人还通过资助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间接地参与了彼时中国社会的变革。
那些最终能够在故乡建起碉楼的华人华侨，大多属于幸运者。他们的祖辈没有在前去北美的船中死去，而是在异国他乡艰难地站稳了脚跟，通过经营小本生意一点一点地累积财富，并将这些财富带回故乡，建成一栋栋乡间的碉楼。
因而这些坚固的、堡垒式的碉楼，并不是住宅那么简单，更是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奋斗者在故乡抛下的一根船锚，深深地扎进了开平大地的深处，他们或许试图倚靠建筑的坚固和耐用，求得当下和未来的安稳。
到如今，开平已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同胞总计约有75万人，分布于68个国家和地区，并以旅居北美的最多。全市人口中约有2/3为侨眷及港、澳、台同胞亲属。
有趣的是，广东很多地方都是侨乡，地处粤东的梅州、潮汕都是有名的侨乡，那些地方的华侨奋斗故事几乎也是一个个翻版的方润文的故事，但碉楼和其他侨乡的房子完全不同。梅州、潮汕的华侨建筑也讲究中西合璧，但还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有的格局与特征，而开平碉楼则是一种中西结合后的全新建筑形态，它凸显了房主的个性，放弃了老式房子的低矮和“被动挨打”的姿态，用高大和主动出击来宣扬战斗的精神。
在开平乡村，人们看到的是大量各不相同的碉楼或碉楼群，它们有的独立护卫着村落，有的像自力村、马将龙村那样三五成群，有的像立园那样融入一个奢华的园林当中，或者像赤坎古镇那样成为小镇骑楼街巷中的最高建筑。
这种重复中的变化，就像梁思成曾写到的：“翻开一部世界史，凡是较优秀的个体建筑或者组群，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广场，往往都以建筑物形象重复与变化的统一而取胜。说是千篇一律，却又千变万化。”
七月下旬，开平乡间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成，田间只留下点点的稻茬，却仍然散发着一股刚收割的稻香味。农耕的节奏在某种程度上还主导着开平乡村的四季。而在稻田中的碉楼，像一种陌生神奇的存在，这种充满内在反差的乡村图景，想必在整个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三
电影讲述的终归只是故事，《让子弹飞》既有大量的虚构，也道出了很多事实。事实上，开平历史上的真实故事，其精彩程度不逊于电影。
在明朝之后，开平因位于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地之间，为“四不管”之地，土匪猖獗，社会治安混乱。
明末崇祯十七年，社会动荡，盗匪常常袭扰百姓，为保护村民的安全，一个叫井头里村的地方兴建了一座瑞云楼。这座楼非常坚固，砖木结构，高3层，有防洪和防盗两项功能，一有洪水暴发或贼寇侵扰，本村和邻村村民就到瑞云楼躲避。
瑞云楼今天已无迹可寻，它是早期碉楼的雏形，但它当时并没有带来一番跟风潮，时间切换到清代后，顺治在开平设县，取名“开平”，便是希望从此太平。建县之后，管制加强了，劫匪逐渐收敛，果然迎来了太平，因而清朝期间建的碉楼并不多。
真正大规模建起碉楼的阶段是民国。清末民初，开平重归动荡，匪患再次兴起。开平一带华侨众多，侨眷、归侨生活较优裕，引来土匪集结。当时县内较大的土匪有张韶、朱炳、胡南、候晚、谭钦、吴金发、张沾、黄保诸等，他们四处劫掠，制造惨案无数。
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当时匪患的猖獗。1912～1930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约有71宗，有百余人丧命，210余头牛被掳走，其他财物损失无数。1912～1926年，土匪劫学校达8次，掳教师、学生百余人。类似《让子弹飞》里马匪劫持县长一样，土匪也曾3次攻陷开平县城，县长朱建章都曾被掳走。
在1912年，开平就有了真正用于抗击匪徒的碉楼。赤坎镇腾蛟村姓司徒的人们为防盗贼建了“南楼”，这座楼共7层，高19米，每层都设有机枪和探照灯，但占地面积只有39平方米，更像是一座瘦高的堡垒。同年，塘口镇以敬村建了一座“中山楼”，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取的名字。
碉楼坚固，加设机枪之后，变得可攻可守了。而且在平原地区，站在五六层高的碉楼上就可以望得很远，因而碉楼还具有了瞭望敌情的功能。但一开始效仿南楼、中山楼的做法并不多，碉楼在开平的大规模兴建和一次特别的胜利有关系。
1922年12月，开平中学的校长和师生共17人被一众土匪劫走。土匪途径赤坎地区时，周边乡团在英村碉楼“宏裔楼”探照灯的掩射下，及时截击，救回被劫师生。《开平县志》这么记载：“乡团堵截擒谭钦及匪徒十一人，置于法，人心大快。”
经此一战，碉楼防匪击匪的功能被充分验证，经过海外报纸报道后，海外华侨也深受鼓舞，认为终于有了一个守卫侨眷的有效办法。因此，他们纷纷在海外节衣缩食，请人设计好图纸，并带回家乡建造。
另一个促进碉楼兴起的因素是水患。开平地处潭江流域，两岸多属平原，地势较低，是许多条支流的汇合地带，集雨面太大了，再加上河道弯曲、河床淤浅，每遇暴雨，很容易遭受洪涝灾害。原本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很容易在水灾中被浸垮，后来兴起的石碉楼、混凝土碉楼等，则能够在水患中屹立不倒。1884年，潭江大涝，附近多地房屋被淹，但开平赤坎三门里村民因及时登上碉楼而全部脱险。
可见，开平碉楼的建设源自社会和自然的两方面压力。一时间，许多碉楼在开平的乡村大地上生长起来。这些碉楼往往成群出现，组成防守的矩阵，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模样。
开平碉楼最多时达3000多座，据统计，2007年开平有1833座碉楼。当年，开平碉楼与古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
【长岐村】
古朴秀美的“山水城堡”
撰文：许伟明 摄影：许伟明
一
卢健志在前面带路，走上村子的青石台阶，腰间挂的一串钥匙跟着晃动。有时我们路过某座老房子，他会讲一讲屋主的故事，讲房子内轻易看不出的玄机。有时遇到一个还在村子居住的老人，他也会讲讲这个老人的故事。
那是2008年8月时的情景，长岐村刚被广东省文联和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认定为全省首批27个古村落之一，也是佛山市唯一入选的村落。当时我正好在佛山日报社工作，在这一消息公布后不久，我就去走访了长岐村。
这是一座位于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的古村落，始建于明代，现存建筑最早建于清朝初年。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村落依然保存得极为完整，里巷的肌理脉络清晰可见。路上发滑的石板，建筑中触感生涩的青砖，都镌刻着时间的味道。
卢健志是村主任，也像是村子的头号导游，他熟悉村子的情况，推开某一扇木门，讲述空房子的往昔和今日，然后又熟练地关上。每一座房子，每家每户，都有故事。当时村里还没有开发旅游业，作为村主任，卢健志希望旅游业能够尽快发展起来。
村子背靠一座小山，村里人将它称作文笔山，寄望文人辈出，尽管村里历史上的科举硕果很罕见。村子沿着文笔山的山势缓缓而上，我们先是沿着台阶走上村子的高处，随后在没有台阶的地方继续走土路，最后我们来到后山某个高处，俯瞰村落，在暗红色的屋顶群中，锅耳墙起起伏伏。难得的是，古村保护完整，其间没有任何现代建筑的夹杂。
从高处来看，村子的格局就很了然了。长岐村正面遥望芦苞涌，两个名为鱿鱼岗、柴枝岗的山岗立在村庄正面远远的地方，中间隔着从中穿行而过的九曲河。
村前有两口大池塘，引入北江水。池塘将新村和老村隔开，新老村之间的交通只好依靠仅有的两条塘堤路。整个古村依山面水，尽收风水之好，也体现出岭南传统村落建筑布局的特点。
文笔山原本没有现在这么高。卢健志说，在挖掘村前两口水塘时，泥土没别的地方倾倒，就都往后面的文笔顶山上堆放，因为工程量大，竟使山顶增高不少。这后山是打那以后才叫“文笔山”的，且在客观上和两口池塘保护了村庄安全。
九年之后，我再一次来到长岐村，这一回并没有卢健志的带路，记忆和实景重叠，其间的不同还是让人感慨。村子最大的变化是，道路、指示牌等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原本破落的灰塑也得以修补，还有我们爬上的后山，原本是一片密林，现在人们在其间开了路，修建了一座可以俯瞰全村的亭子。
二
珠三角很多保留下来的古村落，往往是一姓独大，并以科举功名世代累积，进而成为一地望族。但长岐村并不是如此，它的姓氏很多，来源各异，在古村内不同姓氏的祠堂就有好几座，我很惊讶于不同的族群如何保持长久的和睦。
卢氏来自广州白云区神山镇，黄氏和钟氏来自广州市花都区。明朝末年开始，八个姓氏族人陆续在长岐村聚集形成村落。几百年来，几大姓氏共同生产、生活，各自组织宗族活动，和睦相处。目前，全村居民仅1200多人，且大多属于开村的卢、黄、何、钟四大宗族以及陈、徐宗族。
不同姓氏来到长岐村的时间有先有后，以前在古村内还有一座岐山古庙，这座庙是长岐村的真正渊源，相当于村里的祖庙。据说长岐村一开始建村的时候就叫“岐山”，但由于忌讳古庙名字被重复，因而村名后来改成“长岐”，表示“长期居住在岐山”，可惜那座古庙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修水利大潮中被拆了。
建于明末清初的钟氏、黄氏、卢氏等宗祠虽经历代修缮仍保持较好的原貌，石雕、灰雕、壁画俱全。卢健志说，这些宗祠都已多次翻修，但未破坏原貌。卢氏宗祠，位于古村的东边，三进两院的格局，里头的壁画和雕刻保存完好。
那些建于明清时代的老房子，现存年代最久的也有三百多年历史，虽然有些因为没有人居住经不起风雨侵蚀已成残垣断壁，但大部分的原貌得到完整呈现。百来间古屋由青石铺成的古巷交错相连，门框上方或瓦顶的檐雕依然活灵活现。
古屋内部的主要格局是一厅四室，另外还有一厕一天井和一条暗道。住宅看起来有些像北方的四合院，但面积较为狭小，而且一般是前辈居住在前房，后辈住在后房，寓意要继后。
长岐古村就处在大池塘和文笔山的包围之中，池塘和文笔山共同筑成古村的外层保护。由于水塘中只有两条塘堤通往外界，而文笔顶山上林子枝繁叶茂、竹子长得密密麻麻，像是一幅天然的屏障。
在新中国成立前，人们“每个晚上都把塘堤上的门关上，基本上整个村子就安全了”。在心理和地理上，长岐村人一直和外界“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古村落基本上是个独立的小城堡。
老村的内层保护更为严密，整个古村只设有三个大门，以前每晚都要将这三个出入口的闸门放下，并有更夫巡守，所以村里一直没有盗贼。当年的闸门在“破四旧”中被破坏了，但从门框下方6个边长约10厘米的方形石孔中，可以想见当年守卫的森严。
村里每一座古宅，都有一条暗道一般通往外边，平时作为下水道之用，并堆放几块砖头。据说其用途在于，若不小心哪家人遭遇暴徒强闯，便可推开砖头穿过暗道逃到邻家躲避。卢健志说，有些屋子还有巷道通往文笔山顶，以供关键时刻的自救之用。
三
古村落和水塘之间有50多米宽的空地，成为村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四棵冠围10米左右的大榕树盘根错节，大榕树投下大片的阴影，夏季时成为纳凉理想地，村民在其间摆个小摊卖些土特产，或者下棋、打扑克、闲聊。
长岐古村在“破四旧”时遭到严重伤害。卢健志说，很多以前有的闸门、雕刻、神像和民间风俗，在那个时期都遭到了破坏。但和其他地方相比而言，长岐村在“文革”期间遭受的破坏并不多，尤其是那些祠堂、民居中的壁画、雕刻都躲过了破“四旧”的劫难，这离不开当时村民们的保护。
当时，祠堂被用来充当粮仓，丰收时间，粮食堆满祠堂，也“遮盖”了壁画。在“破四旧”运动中，敬畏祖先的村民以石灰水、灰浆涂抹壁画和雕刻。直到改革开放后，村民用清水抹去石灰，壁画、砖雕得以重见天日。
据说，曾有一支红卫兵拆除队伍来到卢氏祠堂，准备拆祠堂的壁画，数百名村民闻讯赶来保护，最终拆除队伍知难而退。
长岐人口不少，20世纪70年代最多的时候近1600人，改革开放后，村民经济条件逐渐改善，子女较多的人家希望新建房屋。但每户人家仅有一两间房，不可能破坏整套房屋结构而拆旧建新。1987年，经过商议，村民决定在旧村对面划出宅基地建设新村。
现在，在古村中居住的村民不到300人，大部分村民已迁入新村。建于清代的旧村古屋，因此得以保存下来。目前旧村内已较少有居民居住，每条巷子仅有几户人家，从而完整地保存了古村风貌。
如今，在每条巷子待上十多分钟，才能偶尔见到一个深居简出的老人和几个来此玩耍的小孩。有一些空房子则用于做专门的展览室，那些没人收拾打理的房子往往残破得历害。
不时有外面的人来参观古村，特别是看卢氏宗祠，随着村落旅游的开发，进村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这地方还成为谢霆锋《十二道锋味》节目的取景地，目前在珠三角自驾乡村游中已小有名气。也有人向宗亲们募集资金，准备对宗祠进行进一步修复。
这里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也颇为有趣，村里老人说，村中要是有人家添了男丁，会到祠堂举行挂灯仪式。而每年逢端午节，就在芦苞涌中赛龙舟。逢九月九重阳节，则会组织千人宴。
那些青苔泛起的里巷，像是连接今日和过往的通道。借助这一座完整而久远的村子，村民对宗族和时间的感知得以接续到数百年之前。长岐村人是幸运的，他们将一整座古老的村庄保留了下来，他们的历史不曾断裂。
【上岳古村】
上岳村里的人心
撰文：余婷婷 摄影：余婷婷
一
在广州，诗书路与光孝寺只隔了一条街，古榕夹道，苍苍翠微。谚语云“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寺庙距今已逾千年。晚年，朱继贤从清远的上岳村移居诗书路，是时，南宋易主已成定局。
有那样的时刻，晚来寂静，独自凭栏，他翻阅自己的一生，亡国的耻辱、忍辱求生的内疚以及颠沛流离的前半生，都成了往事。那一刻，他也许理解了光孝寺里六祖辩经的偈语：不是风动，也非幡动，而是人的心在动。如果仁者的心不动，风也不动，幡也不动了。红尘一梦，家国一梦，他终于和自己达成和解。
朱继贤的父亲名朱文焕，为朱熹次子朱野的后裔。秉承家风，敏而好学的朱文焕官至大理寺评事。是时，文天祥任赣州知州，两人皆文韬武略。忠臣良将，却生不逢时，孱弱的南宋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苟且于临安。
梦还是醒了。德祐二年，忽必烈的铁骑踏破临安，宋恭宗被俘。是年5月，幼年益王赵昰于福州登基，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招揽人才，企图收复江南。朱文焕赢粮景从，带兵护驾。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岂能容他们偏安一隅。不久，元兵攻占福建，宋廷君臣经海道退守粤地。一路周折，颠沛流离，最好的归宿，也许便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撤退途中，朱文焕和儿子朱继贤领兵，抗元于英德北江地区，在大庙峡与蒙古骑兵血战，身负重伤，依旧擂鼓助威，最终兵败殉国。
“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这是朱熹立下的家训，朱继贤铭记于心。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他脑海中仅剩的念头，就是让父亲能死得体面一些，不至于曝尸荒野。乱战之中，他背起父亲，连夜逃往清远横石。岭南潮湿闷热，但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身体在一点点地冰冷下去，彻骨的寒冷。
横石勒竹坦山，环境清幽，虽不是风水宝地，但至少没有追兵，可以暂得喘息。头七之后，朱继贤亲手为父亲操办了简单的葬礼，筑庐 守 孝。三 年 孝 毕，江 山已经易主。那场崖门海战，发生在离朱继贤不远的新会。宋军战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末代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10万军民跳海殉国，尸体浮满了银洲湖。也许比死更难受的，是活着。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朱熹的教育根植于心，朱继贤转向自我，去寻找意义，从此守义不仕，先后购得潖江上、下岳田庄（今属佛冈龙山镇）作为栖隐之地，以耕读传家。
七百多年过去了，朱继贤的后人在此繁衍生息了30多代，他们苦心经营家园，形成十八里、百余户的规模。朱氏是名门之后，在建房时讲究气派、“高人一等”，于是在上岳村便采用锅耳山墙形式的建筑，由此产生锅耳楼。建筑均青砖到顶，山墙为耳形，屋檐耳边饰以精致的砖雕，于清朝达到鼎盛。
台风过境后的一天，我站在一户人家的楼顶，放眼望去，锅耳林立，那些雕梁画栋的民居多数已无人居住，斑驳沧桑，仍芳华难掩，瓦松迎风，沙沙作响。远处青山叠翠，时明时晦，水塘里夏荷生香，让人生出一些“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苍茫之感。
二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故得安定方所，国人置业是不吝成本的。上岳村依山而建，环水而设，前塘后山的布局，蕴含着藏风纳水的寓意，气势恢宏。
村民围屋而居，四面建有东岳楼、西岳楼、南岳楼、北岳楼。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上岳村十八个里，其中相连在一起的上归仁里、中归仁里、下归仁里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筑群，建于乾隆年间，在整个广东堪称翘楚。十八个门楼、十八口鱼塘分布在村中各里。上岳村先有村心里，以后再分支、发展到万兴里、龙井里等共十八里。
各里以稳固森严的围墙连成一体，围墙上没有窗户，只有枪眼。观察孔稀疏点缀其间，成为古村重要的防御屏障。同时各里又以独立的门楼区分，互不干预，自成一体。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俯仰之间，屋瓦坍颓，唯有青苔与瓦松，生机勃勃，而那些庄严的锅耳楼，依然保存着士族的遗风。
在元明清时代，百姓不可随意建造锅耳墙，拥有功名的人才有此资格。官位大小决定锅耳的高低，有的锅耳墙在额角上雕龙画凤，可见屋主当年的地位显赫。民间还有另一种说法，修锅耳墙可以保佑子孙当官，蕴含富贵吉祥、丰衣足食之意。锅耳墙又称为“鳌头墙”，有“独占鳌头”的寓意，朴山朱公祠屋顶上便设有鳌鱼雕塑，栩栩如生。
绿水绕村，名之“民安”，上上下下，终归仁里，隔几年秋收，便开仓救济贫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的思想根深蒂固，而身为朱熹后人尤甚。他们按照三纲五常的约定活着，心里总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也遵从着守正直而佩仁义，涵养、致知、力行的修心法则。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朱熹是第一个从个人命运的角度论述“修身”的人，之后，儒学开始走向内心，自我完成成为读书人的毕生追求。我们应该感谢朱熹，有意无意之间，他给后世的读书人在仕途追求之外，留了一条心灵的退路。
“名贤世泽，儒学家风”是朴山朱公祠上的门联，所谓的士族精神，有时候不过是一种自重，无论生于忧患之中还是处于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都要时刻保持气节。翻开《朱氏族谱》，在“先贤文公家训”中，有一句：“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这与“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不谋而合。
明清时期，村里建成了泗吉堂、育贤社学、上岳社学等学堂，民国时，又建普美学校。上岳朱氏家族从宋末至清代出秀才、贡生共29人。在上岳村后裔的子嗣中，还出了清朝末代榜眼朱汝珍。
斯人已逝，如今古村里已没有多少人居住了，能见到的只有少数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和大部分村民都在古村周边盖房居住。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古月照今宵，这些古屋、古巷、古井、古树，这些雕梁画栋、青砖黛瓦、残垣断壁、屋顶野草，仍让人追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三
西湖路流水井是一条广州旧城中保留得较好的清代宗族式书院小街。洁净的麻石街两旁，几座典雅老屋错落分布，老屋的头门镶嵌着“书院”“家塾”的石匾，明清时期，这一带曾坐落多座书院。其中一座有两百年历史的奎楼，院内柳绿花繁，亭亭如盖，原为考亭书院，也是朱家祠，为朱氏后人创建。
考亭书院的渊源可追溯至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书院的原址在福建建阳城西的溪山考亭玉枕峰山麓，为纪念先贤，朱氏后人在各地创办多所考亭书院。朱继贤开先河之后，不久其弟也携家眷南迁上岳村，朱氏其余支脉也不断移居岭南，兴办书院，传承儒门家风。
历史波谲云诡，王朝几度兴衰。在岭南开枝散叶的朱氏后人，始终坚守守正出奇，宁静致远。历史总是出奇的相似，斗转星移，至于近代，国运忧患再次与朱氏产生了关联。
1855年，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3年，内忧外患，国运渐衰。年届七旬的朱次琦两袖清风，辞官还乡，在南礼山下（今佛山南海）陈氏祖祠（即“礼山草堂”）讲学，从学者甚众。知天命的年龄，他只想做一点朴素的事。
老先生并不迂腐，主张学生不单学一门，而要融会贯通。他还时刻保持着对国事的关注，愤慨处常拍案而起。1876年，他迎来一生最骄傲的学生——康有为。乡试落榜后，康有为途径南海礼山草堂，拜读在朱次琦门下。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好像疲惫的旅人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睁开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
除了融释中国文化学术史的脉络之外，朱次琦常鼓励康有为独立思考，形成自我认知。囿于时代的困境，晚年的朱次琦并没有机会接触西学，但是他的治学理念，冥冥之中为后生指了路，也最终将康有为托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尽管康后来在学术界引起的头脑地震，已与老师的学说相去甚远，但他仍对恩师充满敬意。
1908年，康有为为恩师的文集作序时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高远深博，雄健正直……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
万木草堂藏匿在广州的深巷中，若非特意去寻，很难找到。青砖简瓦，天井清明，可以窥见朗朗乾坤。朱次琦作古10年之后，康有为公车上书，无果而终，举家迁往广州，创万木草堂讲学。这一年，新会的梁启超少年初成，已令人见之忘俗。他慕康有为之名，于万木草堂拜师，人生的窗户被打开了，梁启超拥抱新思想，自我革新，终立于古老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潮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曾以此为训，创《新民丛报》。其教育之思维，似曾相识，何尝不与朱子理论一脉相承，那些过去里，也藏着未来。
青苔覆盖了水塔，尘土覆盖了青苔，岁月被岁月所遮掩。朱氏后人到上岳，总要打一口井水，以慰乡愁。年华如果似水，为何不褪去？屋脊铮铮，风骨依旧，而人面何处，留着草木深深。归仁里，有一九旬老妪，每日摇着蒲扇坐在门前，姿态端庄，别有风骨。她家的厅堂里，供着父母的遗像。百年前的照片，仍可见仪态潇洒，眉目之间自成风流。
村前的水塘里，莲花亭亭，时有蜻蜓飞来，想起朱熹的词：“堂下水浮新绿，门前树长交枝。晚凉快写一篇诗，不说人间忧喜。”